新興金融資本家屬於新出現的富豪階層，鮮有責任感可言，而一直以來，正是這種責任意識制約著英國有產地主階級的權力。這類人純粹就是國際人物，或者說看上去很國際化，金錢是他們的語言……這些人的錢從何而來？似乎沒有人關心這個問題。反正，錢就擺在那裡，任由這些人花銷，任由這幫人用你能想到的最鋪張浪費的方式揮霍，因為是這些錢的新主人訂立的時尚標準……戰前的英國社會，富豪財閥變得越來越肆無忌憚，中產階級開始安於現狀，淪為依附。被剝奪了分享財富權利的看來只剩下了工人……中產階級……眼巴巴地看著這幫英格蘭的創造者們，眼神里帶著妒忌、畏懼和仇恨。
查爾斯·愛德華·蒙塔古1926年出版自傳性小說《不公》（iroughjustice/i），對1914年之前的那個時代所持看法相同。他在書中寫道：「那個讓人喜愛、叫人放心的英國社會看來正在崩潰，從社會頂層開始垮掉……老騎士們似乎和自己的馬兒鬧翻了，開始害怕起來，即使馬兒願意，也不敢靠近。搞懂馬兒要什麼，明白馬兒腦子裡慢慢轉著的友好想法，本是這些人的老本行，可是他們選擇了逃避……一直以來，舊有統治階級之所以有權擁有這樣的地位與頭銜，理由只有一個，就在於這個階級的成員有能力去愛護、去關心那些佃農、工人、僕人、水手還有列兵。這些人都是他們的同路人，跟了他們一輩子，一同幹農活、玩遊戲、養孩子，一起上戰場衝鋒陷陣、同生共死、不畏艱險。」蒙塔古的話雖然只是一種情感宣洩，並無實際意義，卻反映了當時的現狀——上流貴族和保守黨在竭盡全力抵抗自由黨1909年開始推行的基本社會改革。
好也罷、歹也罷，那個年代的政府和底下的官僚機構其實很難妨礙到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就算沒有護照，照樣可以出國旅行；你想兌換多少貨幣，就能兌換多少，沒有任何人會出面干涉或阻止。一個外國人不用經過任何程式，得到官方許可，就可以在倫敦找個房子住下來。雖然，自由黨從1905年上臺執政以來，在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翻了一番，達到2億英鎊，可這筆錢由1913年至1914年各類稅收得來，不及國民收入的8%。義務教育年齡達到13歲。英國公民年滿70便可享有一份微薄的退休金。1911年，勞合·喬治創立了最初的保險制度，用以照顧生病和失業人群。
即便如此，在20世紀的頭十年裡，英國工人實際上比1900年還要貧窮，不滿的情緒隨之而來。勞資爭議與停產罷工頻頻上演，煤礦業鬧得尤其厲害。1910年，海員和碼頭工人發起罷工，要求提供最低工資保障，改善工作待遇。運輸業同年也爆發罷工。伯蒙德塞糖果廠的女工一週只能掙到7至9先令，年輕女孩掙得更少，僅有3先令。女工們經過罷工爭取，周工資增加了1至4先令不等。1911年因罷工損失的工作日超過1000萬天——比比2011年140萬個工作日的資料就知道局勢有多嚴重。工人階級戰鬥精神如此之高，並非工會領導有方，而是來自階級底層。就連不少工會領導人當上僱主之後也被嚇了一跳。某位工會秘書曾經神情沮喪地向一位仲裁人訴苦，說自己也搞不明白這個國家到底發生了什麼：「每個人看上去都跟瘋了一樣。」
國家這隻大手究竟有多麼厲害，只有在動用武力鎮壓勞工階級造反的時候才讓人看得清楚。1910年，政府動用軍隊鎮壓羅達谷煤礦工人大罷工，輕騎兵和蘭開夏火槍兵被派往託納潘迪。時任內政大臣溫斯頓·丘吉爾緊急調遣騎兵分隊前往倫敦東區平亂，那裡聚集了成千上萬罷工的碼頭工人。有一回趕上鐵路工人大罷工，切斯特菲爾德市市長命令部隊開火，阻止罷工人群破壞市火車站。帶隊的軍官經過一番考慮，拒絕執行命令。
煤礦主是那個時代資本主義剝削最為殘酷無情的代表。1912年，工會提出要求，建議成年男子每班薪金5先令，男童2先令，這一提議後來被稱作「5+2」提案。煤礦主對此一口回絕。要知道在那個年代，倫敦酒商貝里兄弟的一打「凱歌」香檳賣96先令，一打1898年產的「聖喬治之夜」香檳酒也要賣到60先令。1912年因罷工損失的工作日超過3800萬個。當然，工人們的痛苦不難理解。1913年10月，聖亨尼德煤礦發生大爆炸，事故起因在於安全管理嚴重疏忽，最終439人遇難。時任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在下院發表講話時淚流滿面，呼籲罷工工人回到煤礦。阿斯奎斯的夫人瑪格特為人粗俗之極，不懂審時度勢卻又個性強勢，竟然打算與礦工領導人私下協商，解決爭端。礦工領袖拒絕了瑪格特的提議，瑪格特隨後憤怒地寫道：「我搞不懂為什麼要讓每個人都知道我們見過面、談過話。」1910至1914年，工會成員人數從270萬增加到將近400萬。大戰爆發之後的七個月內，英國共發生罷工937起，令國家蒙受沉重打擊。
不過，至少還有一件事情能在嚴重程度上和這場工業戰爭相提並論，那便是北愛爾蘭危機。這場危機在1912年至1914年間差點就讓這個聯合王國爆發內戰。愛爾蘭自治是阿斯奎斯付出的代價，藉以換取愛爾蘭議員通過自己提出的1909年預案——這份預案在當時引起各派激烈鬥爭，也為英國日後成為一個福利國家播下了種子。北愛爾蘭地區的新教徒此後拿起武器，堅決反抗，絕不甘心委身於一個天主教佔統治地位的國家，淪為少數派。北愛爾蘭新教徒拒絕接受議會通過的自治法案，贏得了保守黨及其領導人的支援。甚至準備採取暴力手段，反對法案推行。由於不少英國貴族在愛爾蘭擁有家產，這也讓這些貴族對阿斯奎斯萌生出一種特別的仇恨。
1914年3月，「克勒克兵變」爆發，一些陸軍軍官明確表示拒絕參與鎮壓北愛爾蘭叛亂，結果英國陸軍總參謀長、陸軍元帥約翰·弗倫奇爵士與陸軍部長傑克·西利上校雙雙引咎辭職。傑克·西利盛怒之下向總司令進言，指出凡是不願在北愛爾蘭服役的軍官都可以「消失」。時任陸軍部軍事行動處處長的少將亨利·威爾遜準男爵在日記裡興高采烈地寫道：「我們計程車兵挫敗了阿斯奎斯和他的那套鬼把戲。」英國首相無奈之下，只好臨時接任陸軍部長一職。
阿斯奎斯領導的那一批自由黨人組成了英國曆史上最才華橫溢的內閣領導，1914年名頭最響的大人物包括財政大臣勞合·喬治、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和理查德·哈爾登。哈爾登之前當過陸軍大臣，力主改革舊弊，後來當上了大法官。阿斯奎斯身為先前那個時代的親歷者，1864年目睹了五個謀殺犯的下場——這位首相當時雖然只有12歲，還是一個孩子，卻足以看懂眼前的一切——看著五具屍首吊在新門監獄外的絞刑架上晃來晃去，頭上蒙著白色頭罩。作為一位出身平凡中產階級的律師，「阿斯奎斯身上總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種羅馬式的矜持與拘謹，」阿斯奎斯傳記作者寫道，「每每有更加強烈的情感需要抒發，總會極力剋制。」喬治·丹傑菲爾德說得更加不留情面，直言阿斯奎斯這個人缺乏機智與熱情，雖然聰明過人，可執政期間處理英國面對的每一場危機，都沒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回應，「他這個人足智多謀，卻不夠細心，即便按照別人的計劃辦事，也能夠漂亮地臨機應變。身上帶著那麼一點點帝國主義的味道，一點點改革的色彩，一點點幽默感，而且作為自由黨政客當中最挑剔的一個，還有那麼一點點模稜兩可」。如果說丹傑菲爾德的這番評論有些冷嘲熱諷，那麼說阿斯奎斯到了1914年8月已經垂垂老矣，心力交瘁，肯定不會過分。
此時的英國政壇已經變得充滿火氣，做事往往不負責任。哈爾斯伯裡伯爵是一位經驗老到的保守派律師，對於「受到一個由社會黨人把持的內閣領導」大加斥責。一位託利黨議員在下院圖書館裡把一本規則手冊扔在溫斯頓·丘吉爾的面前，還扇了丘吉爾一耳光。北愛爾蘭暴亂之前還經常有人看見兩黨領袖同在一個房間休息，可是現在兩黨黨魁和追隨者們已經不再往來。瑪格特·阿斯奎斯曾經寫信抗議自己沒有接到邀請，參加寇松侯爵的五月舞會，這場舞會就連英王與王后都應邀到場。寇松在回信中用傲慢的語氣寫道：「我絕大部分朋友都對這樣的一屆政府持堅定的反對立場，如果邀請這屆政府首腦的妻子和女兒到場，哪怕是一次普通的社交聚會，我認為也是有失體統的。」
博納·勞是加拿大人，擁有蘇格蘭血統，1911年11月取代阿瑟·貝爾福成為託利黨旗手，打出北愛爾蘭這張「橙色底牌」，作為一招妙棋來鉗制自由黨人，不能不說用心險惡。1913年11月28日，這位「英王陛下的少數派反對黨」領導人向英軍發出公開號召，號召軍隊不要在北愛爾蘭地區強制推行地方自治。此舉既要贏得己黨和多數貴族的支援，又要同時避免引發英王責難，公然違憲，令人吃驚不小。北愛爾蘭統一黨成員當中的頭面人物當數律師出身的愛德華·卡爾森爵士。此人曾與奧斯卡·王爾德在法庭上針鋒相對，被人恰到好處地稱為「聰明的瘋子」。詹姆斯·克雷格上尉是反叛組織「北愛爾蘭人」的黨首，對此寫道：「就我個人所知，我敢保證有一種看法在國外到處流傳，認為德國和德國皇帝更願意看到約翰·雷德蒙德（和他的愛爾蘭自治黨）來治理這個國家。」
陸軍元帥羅伯茨伯爵是英國最具威望的老兵，他對1914年4月為新教徒叛亂分子提供槍炮一事表示公開支援，聲稱任何試圖脅迫北愛爾蘭就範的舉動都將「毀掉軍隊」。成千上萬人公然手持武器，走上貝爾法斯特街頭，傾聽卡爾森、克雷格和弗雷德里克·埃德溫·史密斯等人的講話，後者堪稱保守黨最具煽動性的代表人物。與此同時，英國政府卻束手無策。在愛爾蘭南部，好鬥的民族主義分子眼看卡爾森公然藐視議會，從中得到暗示，開始想方設法準備武器。英國陸軍對待強悍好戰的民族主義分子，遠不如對待北愛爾蘭人的過分之舉那麼寬容。1914年7月26日是星期天，英軍在都柏林的單身漢步道向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這些人據說參與了私運軍火——造成3死38傷。
如果說大英帝國在世人眼中象徵著富裕強大，那麼阿斯奎斯政府從來就是軟弱無能的代表。這屆政府最明顯的失敗之處就在於無力遏制業界的暴力行徑和北愛爾蘭的狂熱動亂。阿斯奎斯政府看上去甚至連女性爭取選舉權的運動都處理不好，這些運動沸沸揚揚，震耳欲聾。好事之徒在倫敦到處打砸窗戶，把酸水潑在高爾夫俱樂部的草地上，燒出標語來，還在獄中發起絕食鬥爭。1913年6月，艾米莉·戴維森在一場馬賽上被英王的賽馬撞倒，不治身亡。1914年頭七個月，就有107棟房屋遭到女性參政運動人士焚燒。
不過，阿斯奎斯的批評者們顯然忽略了一點，那便是沒有任何人能夠遏制或者壓制這股巨大的社會政治力量撼動英國。喬治·丹傑菲爾德寫道：「歷史上鮮有哪位首相在如此之短的時間裡頭，經歷如此之多的劫難。」愛爾蘭自治派著名領袖約翰·迪戎曾對英國作家威爾弗裡德·斯卡文·布朗特說過：「這個國家正在面臨革命的威脅。」國內衝突頻發，紛爭不斷，也讓國外輿論界感觸頗深。有人寫道：我們看到一個偉大的民主國家正在陷入衰敗與沒落。英國的兩大盟友法國和俄國對此深感失望，而那些將來的敵人，尤其是德國，則覺得簡直難以置信，試想一個國家如此動盪，軍隊本來規模就小，還因為派系不和四分五裂，這樣又怎能對歐洲大陸諸國構成威脅，動搖對手稱霸大陸的野心呢？
第二節作戰計劃
兩大敵對國家聯盟兵戎相見、一較高下，這是遲早的事情。不少歐洲人都在等著這一天的到來，只是各人期望的熱切程度有所不同罷了。在人們眼中，一場席捲歐洲的大陸戰爭不是不可想象的天方夜譚，反倒是國際局勢緊張的產物，不僅順理成章，而且也絕不會讓人無法忍受。歐洲諸國擁有2000萬常備軍和後備役部隊，各自已經制訂方案，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完成兵力部署。但凡打算參戰的國家都主張採取進攻態勢。英國陸軍1909年制定了《野戰勤務條例》。條例大部分由道葛拉斯·黑格伯爵起草，其中明文寫道：「要想取得戰役的決定性勝利，只有一個方法，那便是大力進攻。」1914年2月，俄國軍情部門向政府發去兩份來自德國的備忘錄。備忘錄中討論的是如何為兩線作戰做好輿論準備。義大利是三國同盟中最後一個加進來的，名義上得同德國和奧地利並肩作戰，這就意味著法國人在兵力分撥上不單要考慮如何迎戰德國人，還得想想怎樣保衛法國的東南邊境。不過，一旦戰爭真正開始，義大利到底會做何舉動，這一點別說歐洲列強沒有一個說得準，就連義大利人自己也說不清。看上去比較靠譜的說法應該是不管哪一方，只要能夠滿足義大利人擴張領土的野心，羅馬政府就會提供支援。
在德國，總參謀長赫爾穆特·馮·毛奇在1906年繼承了前任阿爾弗雷德·馮·施裡芬制訂的計劃。這項計劃要求發動大規模進攻，橫掃法國北部，包圍巴黎，擊潰法軍，然後掉頭向東，對付俄國。過去一個世紀，有關德國倘若在1914年開戰，勝算幾何的爭論核心就在於「施裡芬計劃」。德國領導層之所以對發動一場全面歐洲大戰充滿信心，依賴的完全就是施裡芬的計劃，或者說得更加準確一些，勝負成敗全都取決於毛奇如何將這一計劃付諸實踐。
德皇總喜歡裝出一副假樣子，讓人以為是他一個人在治理德國——某些時候的確是他一個人在管理這個國家。貝特曼·霍爾維格身為德皇任命的帝國宰相，屬於保守派裡的自由分子，在努力維繫日漸對立的帝國國會的同時，也在多多少少施加影響。不過，威廉二世統治下的德意志帝國最具影響力的人只有一個，那便是毛奇，此人手中掌握著歐洲最令人生畏的軍事機器。毛奇能夠成為將軍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他本是一個科學家，篤信上帝，喜歡拉大提琴，對《悲傷的尤里烏斯》這樣極其憂鬱的曲子百聽不厭。毛奇一生為人所津津樂道之處，一在於對妻子忠誠不渝，二在於對於來世、靈魂和神秘主義的東西極其痴迷，這也得到了妻子的支援和鼓勵。毛奇相信自己坐著普天之下最光榮的位置，自己和自己的軍隊從不聽命於政客，只效忠於德皇。
德意志帝國總參謀部堪稱德國最受人敬仰的機構，一切運作都在毛奇的指揮之下。帝國總參謀部下轄軍官625人，全部在位於柏林國王廣場的一棟大樓裡工作。毛奇和家人就住在樓內的一間公寓裡。大樓安保戒備森嚴。這裡見不到一個秘書或文員，一切檔案均由參謀人員起草。每天早上，待到清潔工離開，除伊萊扎·毛奇及其貼身侍女之外的任何女性都不得進入大樓。一旦新的動員計劃準備完畢，多餘的影印件都會被小心翼翼地銷燬乾淨。總參謀部對科技裝置並不仰仗：樓內見不到一輛汽車，即便是頗有勢力的鐵路科也只有一臺打字機。要想撥打緊急電話，得去走廊上唯一的一間電話亭。大樓內部不設餐廳。由於工作日工作時間長達12-14個小時，大部分參謀人員會將午餐裝在隨身攜帶的餐盒內，在各自的辦公桌前用餐。總參謀部的每一位成員都經過反覆教育，要把自己當成一個神聖精英組織中的一員，一絲不苟地嚴格遵守社交規則，比如說，任何人都不得進入社會主義分子經常光顧的酒吧。
毛奇本人一心想給人某種個人權威的印象，雖然這種印象很快被證明不過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卻對德國一步步走向戰爭產生了重要影響。毛奇為人極其聰明，頗有涵養，靠著和德皇的親密聯絡一步步晉升。毛奇的發跡之路還要從當年替叔叔「偉大的老毛奇」當人事行政參謀算起，後者可是1870-1871年擊敗法國的勝利英雄。德皇威廉二世發現自己與這位民族英雄的侄子意氣相投，深信老毛奇的軍事天賦一定能夠在下一代身上得到傳承。不過，任命毛奇為總參謀長的決定卻頗具爭議，事實上甚至引起了不小震動。以前教過毛奇的一位軍事教官寫道：「此人將來必生禍端。」威廉二世的選擇純粹出於他和毛奇的私人關係——他發現這位將軍是一位心儀的伴侶，侍奉床前，讓人愉悅。上下古今，此為成為寵臣的必要條件。毛奇雖然也讓人看到他有勝任軍官職務的能力，卻並未表現出明顯的軍事天賦，要麼換句話說，他並沒有多少機會展示自己的軍事天才。
讓人覺得諷刺的是老毛奇在1890年之後一改初衷，認為歐洲的命運從今往後應該通過外交渠道，而非在戰場上一較高下來決定。戰爭對於德國已經不再具有重要意義。不曾料想，他那位天資差了不止一截的侄兒從1906年開始，就口口聲聲說施裡芬兩翼合圍的構想讓人看到了希望，能夠確保德國征服歐洲。1913年2月毛奇向奧地利總參謀長康拉德·馮·赫岑多夫表示：「奧地利的國運並不取決於布格河，而在萊茵河。」他認為軍事氣球和機動車輛等新技術的出現，有助於自己對德軍實行高度集中的戰場控制，讓德軍變得更加強大，並且對此深信不疑。不過，其他一些高階軍官則要謹慎得多，卡爾·馮·埃內姆尤為如此。埃內姆曾經警告過，指揮調動將近300萬人的大軍並非易事，後備役裝備有限、訓練不足，在作戰上很有可能難以施展。埃內姆預測在對法國發動大規模快速進攻之後，德軍將逐步失去動能，難以繼續前進。他的預見不能不說頗有先見之明。
然而，在德國與俄法不可避免終有一戰這個問題上，毛奇即使不是一個狂熱分子，至少也是一個冥頑不化的宿命論者。1912年10月，已是64歲的毛奇說道：「要是戰爭終要來臨，我就希望能夠來得早一點，趁我還不太老，還能夠把事情處理妥當。」毛奇在向德皇的報告中透露自己有信心速戰速決、畢其功於一役，並且在1914年7月危機爆發之初重申了自己的觀點。這位總參謀長讓人最難以參透的一點就在於內心始終同時存在疑慮和擔心，一旦真正開戰，這些疑慮和擔心將以最劇烈的方式爆發出來。毛奇的理性告訴自己，大國之間一旦發生大戰，勢必曠日持久，無法輕易決出勝負。毛奇有一回對德皇說過：「下一場戰爭將是一場國家戰爭。不會僅憑一場決定性戰役就分出勝負，而將是一場讓人筋疲力盡的長期爭鬥，敵人不到所有的部隊被擊敗，是不會服輸的……這樣的戰爭我們即使贏得勝利，也將被消耗殆盡。」
可是，毛奇在1914年之前的所作所為卻與他這番謹小慎微的話語完全不符。毛奇預設歐洲終將爆發大戰，心態從容淡定，而諸如貝特曼和德皇在內的其他人則有時不免動搖。這位德意志帝國的最高指揮官最終在一種病態的念頭面前敗下陣來，這種病態是不少國家，不少時代高階將領共有的一種通病——這些人太希望向自己的政府和人民展示，自己花了那麼多人力物力打造而成的武裝部隊有足夠能力實現祖國和人民的願望。毛奇曾向馮·比洛親王說過這麼一番話——有人說這是一段名言，也有人認為這番話令人作嘔——「我從不缺少個人勇氣，卻缺少當機立斷的力量。我這個人就是顧慮太多，太過瞻前顧後，換句話說，我就是對自己的職位太過認真負責，缺少那種拋開一切危險不顧，該出手時就出手的能耐。」話雖如此，毛奇的舉動卻與其職業應有的自知之明背道而馳。他一心想為祖國贏得勝利，讓人看到自己配得上這份責任，因為在大部分同僚看來，他擔不起這個擔子。而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動員集中兵力；必須部署一支小規模牽制部隊拖住俄國人，然後趁機傾舉國之兵，以壓倒性的力量在四十天之內打敗法國，然後掉過頭來，揮師東進。
奧匈帝國的作戰計劃要更加靈活，要麼說得實在一點，其實就是一團亂麻，毫無章法。這是因為奧匈帝國無法確定究竟是與塞爾維亞單獨作戰——這是奧地利人一心希望看到的——還是在加利西亞邊境再開闢一條戰線，同俄國人和波蘭人打上一仗。1914年的歐洲舞臺上引人注目的奇怪角色其實不少，不過最受關注的當數康拉德·赫岑多夫。丘吉爾描述起此人來說道「這個軍官皮膚黝黑、個子不大、一臉病容、身形瘦削，苦行僧般不苟言笑的臉上長著一雙炯炯有神、表情豐富的眼睛」。很難想象還有誰比赫岑多夫更不適合自己扮演的角色：此人不僅毫無能力可言，還是一個極端的帝國擴張支援者，一心希望哈布斯堡王朝能夠把亞德里亞海、地中海東部、巴爾幹半島和北非統統收入囊中。赫岑多夫完美詮釋了老毛奇口中關於那一類最危險軍官的名言：這類人不僅沒有腦子，而且精力無限。赫岑多夫的妻子十多年前過世，他和母親同住在一套房子裡，不久前愛上了一位酒業大亨的妻子弗吉尼亞·馮·賴寧豪斯，簡直一見傾心、痴迷不已。赫岑多夫自信倘若有朝一日，領導奧地利贏得一場偉大的軍事勝利，那麼憑藉個人榮耀，就可以說服親愛的賴寧豪斯和老公離婚，與自己結為連理。赫岑多夫在寫給情人的信中袒露自己希望「能夠打上一仗，待到凱旋，就可以衝破我倆之間的一切障礙……名正言順地娶你做我最親愛的妻子」。
康拉德從1906年開始就在一直要求對塞爾維亞動武。從1913年1月1日到1914年6月1日這17個月裡頭，這位總參謀長總共26次敦促奧地利政府開戰。1914年情人節當天，康拉德致函毛奇，強調奧地利迫切需要「打破再一次套在頭上的包圍圈」。對於康拉德而言——其實應該是對於貝希托爾德來說——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無異於提供了一個發動戰爭的天賜良機。康拉德目睹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過去三年的地區戰爭中是如何被那一幫年輕強硬的巴爾幹國家弄得搖搖欲墜，一點一點失去領土的。他相信薩拉熱窩給了奧地利最後的機會，只要能夠打掉以塞爾維亞為首的斯拉夫國家的強勢威脅，就能夠避免落得和奧斯曼帝國的同樣下場。赫岑多夫為此說道：「（像我們哈布斯堡王朝這樣）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王朝和一支擁有輝煌過去的軍隊是不會就這樣甘心恥辱失敗的。」
奧地利外交大臣貝希托爾德1914年7月對康拉德的政策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戰爭，戰爭，還是戰爭。」這位外交大臣一心希望將1866年兵敗普魯士的恥辱洗刷乾淨，長吁短嘆道：「這令人噁心的和平，就這樣一直拖著拖著。」貝希托爾德如此強烈渴望軍事衝突的到來，讓他很少考慮過仗一旦真正打起來，到底該如何作戰這些實際問題。多年以來，奧地利的軍隊一直落後於鄰國，可以說已經爛得發黴。議會拒絕徵收更高的稅賦，這樣一來也就無法獲得更多財政預算，而相當一部分用得上的錢又被花在了海軍身上。儘管，奧地利本國的工廠也能夠製造出精良的武器，尤其是重型火炮和m95步槍，可是軍隊還是沒錢購買足夠的槍支彈藥。
奧匈帝國由好幾個不同的少數民族組成，各族之間經常因為矛盾爆發衝突。從1911年的資料來看，每1000名奧匈帝國士兵中有267個日耳曼人，233個匈牙利人，135個捷克人，85個波蘭人，81個烏克蘭人，67個克羅埃西亞和塞爾維亞人，45個羅馬尼亞人，38個斯洛伐克人，26個斯洛維尼亞人，還有14個是義大利人。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軍官團中日耳曼人佔到76.1%，奧地利人佔10.7%，捷克人為5.2%。就人口比例而言，日耳曼軍官的人數要比應該的比例多了三倍，匈牙利人只有一半，斯拉夫人更少，僅佔十分之一。正因為如此，奧地利軍隊只好按照殖民地軍隊的方法管理，指揮斯拉夫步兵衝鋒陷陣的當然是日耳曼軍官，就像英國軍官領著一幫印度人打仗一樣。在歐洲列強當中，奧地利是最沒有資格在戰場上耀武揚威的一個。康拉德只是簡單地想當然，以為只要俄國膽敢摻和進來，干涉塞爾維亞，那麼德國人就會出馬，好好教訓教訓俄國人。
柏林政府一直以來都在敦促維也納采取嚴厲措施，對塞爾維亞人嚴加管教。威廉二世和毛奇早在1912年就做出保證，要弗朗茨·斐迪南和康拉德相信「不管發生什麼情況，都可以完全依靠德國的支援」。這番話也被某些歷史學家戲稱為「第一號空頭支票」。柏林政府對於自己許下的承諾從不遮遮掩掩。同年11月28日，德國外交大臣阿爾弗雷德·馮·基德倫·韋克特在向帝國議會的報告中說道：「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只要奧地利受到脅迫，為了保全自身的強國地位，我們就必須和奧地利站在一起。」貝特曼·霍爾維格在12月2日重提了這番舊話，聲稱如果奧地利人因為捍衛在巴爾幹半島的合法權益，遭到俄國進攻，「那麼我們就將為保護我們在歐洲的地位而戰，捍衛我們自身的文化與安全」。
1912年12月8日，德皇與一幫軍事領袖在皇宮齊集一堂，召開會議——貝特曼與外交大臣哥特列布·馮·雅各因故未能出席。訊息一經傳出，此次會議立時成為老中青三代關注的焦點。威廉二世與帝國陸海兩軍的主要將領討論了哈爾登報告中所說英國堅決維護歐洲大陸勢力均衡的問題。雖然，此次會議並無記錄可查，但帝國海軍辦公廳主任格奧爾·穆勒在會後不久的日記中寫道：毛奇揚言「開戰一事，越快越好」。這位海軍上將隨後加了一番評論，寫道：「毛奇說出這樣的話，並沒有給出一個合理的結論。開戰的最後通牒到底是單獨送給俄國或者法國，還是兩家一起送呢，這會讓我們在戰爭爆發的時候站在正義的一方。」
另有三份材料可以證明穆勒所述屬實，其中包括薩克森州駐柏林軍事權代表的記敘。後者在11日寫給薩克森州陸軍大臣的信中寫道：「馮·毛奇閣下希望發動戰爭……另一方面，馮·提爾皮茨殿下希望如果真要打仗，最好就在一年之內開戰，因為屆時基爾運河和黑爾戈蘭島的潛艇基地都將完工。」繼12月8日會議之後，德國領導人商定對全國人民發動新聞攻勢，為同俄國開戰做好準備。不過，新聞攻勢最終並未落實。穆勒致函貝特曼，告訴了會議上做出的決定。誠然，有人對1912年的這次軍事會議到底起了什麼作用持懷疑態度，對費舍爾極盡抹黑德國的論調不置可否，並不認為是德國之後調整政策導向，才加快了全面歐洲戰爭的到來。即便如此，德國此後的所作所為表明柏林政府對於這樣一種結果可能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完全沒有感到絲毫困惑，著實令人吃驚。這個國家的領導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要趕在俄國1916年完成重整軍備之前發動戰爭，德國必將贏得勝利。穆勒感到有必要向德皇彙報，讓德皇知道有些高階軍官由於確信戰爭迫在眉睫，已經把存款股票兌換成了黃金。
貝特曼此後時不時地表現出搖擺不定的跡象。好比他在1913年6月就說過：「戰爭和挑釁的話語，還有永無休止的擴軍備戰，這些我已見得太多太多。現在正是時候，讓各個大國坐下來，為尋求和平好好努力。不然的話，局面肯定會變得不可收拾，這是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受到傷害。」話雖如此，這位帝國宰相卻在激起德國戰爭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貝特曼在和陸軍元帥威廉·馮·德·戈爾茨的談話中向這位老兵和軍人出身的知識分子透露，說自己在軍費問題上肯定能夠得到帝國議會的支援，想要多少，就能得到多少。戈爾茨回答說：「既然如此，那麼軍隊最好趕快把採購清單呈報上去。」「是的，」這位帝國宰相說道，「不過您如果開口要一大筆錢的話，就得讓別人看到您把這筆錢很快花出去——您得打仗！」戈爾茨高興地連連稱是。貝特曼先是習慣性地猶豫了一會兒，接著說道：「可是，即便是俾斯麥在1875年也沒有選擇先發制人。」貝特曼非常清楚那位鐵血宰相晚年極力敦促德國應該停止戰爭。戈爾茨不無嘲諷地說道：「俾斯麥之前已經打贏了三場戰爭，他說這樣的話當然輕鬆。」貝特曼是促使帝國國會通過1913年軍費開支的重要推手，這筆龐大的軍費開支將讓德意志帝國的軍事力量得到大大加強。
與此同時，從1912年12月召開軍事會議開始，直到1914年8月大戰爆發，這19個月內，對發動一場歐洲大決戰表現出強烈興趣的德國軍事將領可不止一位。毛奇只不過是其中最招人耳目的那個罷了。1914年5月，帝國陸軍軍需主任格奧爾·馮·瓦德西伯爵寫了一份備忘錄，表示自己一方面對於德國當下的戰略前景持樂觀態度，另一方面也對今後長期作戰感到憂慮：「德國完全沒有必要擔心在不久的將來遭到敵人進攻，但是……德國不僅找不到任何理由——不管這個理由是什麼——避免戰爭，而且，更重要的是，得在今天抓住機會，迅速贏得一場歐洲大戰的勝利，這個機會對於我們德國和三國同盟來說還是十分有利的。只是，情況很快就不會再像現在這樣。」還有大量歷史文獻證據證明德國領導人願意在1914年開戰，而不是像近些年提出來的那些假象所說的那樣無動於衷，等著接受其他情況。
協約三國和同盟三國倒是有一個共同之處，即三個盟友當中都只有兩家下定決心，共同作戰。這代表的不僅是一種善意的表示，也讓軍事合作成為可能——不過，軍事合作這種事情絕對談不上板上釘釘、有什麼保證可言——這種合作會比法俄之間的合作多那麼一點點，英國在這方面也會做得少那麼一點點。俄國人心裡清楚不管仗怎麼打，自己都得應對從波蘭發起的進攻，因為那個突出部無險可守，北西兩面都受到德國威脅，南面則容易遭到哈布斯堡帝國的進攻。在俄國人看來，動員之後能夠以多快的速度部署兵力，代表著能夠以多快的速度守住波蘭，而俄國的首要任務就在於保住邊境。
俄國人早在1900年就訂出了計劃，在東普魯士對德國發難的同時在加利西亞進攻奧匈帝國。俄國人雖然在1905年打過退堂鼓，可到了1912年還是重新回到了原先定好的計劃上，此後一直堅持不改。要知道，俄國人對於佔領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加利西亞一直頗有興趣，這樣一來，就可以在喀爾巴阡山地區贏得一條新的穩固的山區邊境。俄國人有兩個備選方案。第一個方案被稱為「g計劃」，旨在針對德國將大部分兵力部署東線做出應對，不過這一情況不大可能發生。另外一個方案被稱作「a計劃」，在1914年付諸實施。按照該計劃要求，兩個集團軍向東普魯士境內推進，作為進攻德國本土之前的必要步驟。與此同時，另外三個集團軍對奧地利人發起主要攻勢，把對手趕回喀爾巴阡山。
法國為了對付德國，打算實施自己的「第17號計劃」。該計劃雖然由霞飛最後完善，卻遠不如毛奇的安排那麼具體，要知道施裡芬甚至為大規模進攻法國該走哪條路線畫了草圖。反觀法國總參謀部，雖然也曾預想到了之後該如何深入德國，卻只是設計了針對德軍的軍事行動而已。「第17號計劃」主要針對的是如何解決邊境後方部隊集中時的後勤問題，絲毫沒有涉及作戰時間安排，也沒有制定明確的領地目標。比計劃本身更為重要的是精神與信念，法軍總參謀部將此視為救星，熱情飽滿地大力提倡。霞飛在制定的《1913年軍規》中明文寫道：「法國陸軍要回歸傳統，從今往後，只知進攻，別無二心。」「17號特工」是柏林政府在巴黎最好的情報來源。此人是個奧地利人，人稱施魯加·馮·塔斯滕菲爾德男爵，成日遊手好閒，在巴黎街頭的林蔭大道閒逛，手裡相當一部分情報都是靠著在社交沙龍里交際廝混得來的。「17號特工」向毛奇透露——這一回他的情報是正確的——霞飛打算將主攻方向集中在戰線中路的阿登山區。
這位法軍總參謀長其實是一個搞技術，而非玩謀略的人。由於總是一臉嚴肅，自打兒童時代便得了個綽號，叫作「霞飛老爹」。德國情報部門雖然對霞飛的評價是工作認真負責，卻判斷此人應變過於緩慢遲鈍，面對類似施裡芬側翼合圍這樣出人意料的先發進攻時無法有效應對。不過，法國政界人士對霞飛倒是頗為認可，這是因為霞飛與他的不少同輩不同，沒有政治私心。法國的政客們還發現霞飛為人直率，這放在法國政壇可算是件稀罕事。傳聞阿加迪爾危機爆發之際，時任法國領導人約瑟夫·卡約在這位總參謀長剛剛上任的時候，問過對方這樣一個問題：「將軍，人們說拿破崙只有覺得有七成把握打贏戰爭時才會開戰。我們現在有沒有七成把握？」霞飛的回答短小精煉：「沒有，總理先生。」
姑且不論這位總參謀長在1911年是否真的如此謹小慎微，他在此之後都變得越發自信。霞飛相信只要有了俄國的協同合作，法軍就有力量，更加重要的是有了鬥志去戰勝德國人。霞飛此舉可以說是犯下了一個1914年全歐洲所有軍人都會犯的錯誤——太過相信人的勇氣的力量，從而做出錯誤的決定。法國人將這種勇氣稱為「鬥志」——也就是膽量——和「幹勁」，軍事訓練中強調取勝的信念高於一切。法國陸軍雖然準備了大量75毫米快發野戰炮，卻對榴彈炮和重型火炮不聞不問，認為與進攻的作戰原則毫無關係。雖然，戰事發展最終會讓人看到75毫米火炮和「鬥志」並不能構建起有效的作戰體系，可回到1914年夏天，霞飛和絕大多數同僚卻以為僅憑這些就能夠構建起有效的作戰體系。
至於法國人對德國人作戰意圖的評估，法國軍情二局的情報官員們可以說嚴重低估了德軍的整體實力。法國人沒有料到毛奇會將後備役和常備軍部署在一起，還以為毛奇會調派22個師去對付俄國人，事實上毛奇只用了僅僅7個師。誠然，法國人準確預測到了德國人會嘗試兩翼合圍，卻由於錯誤地低估了敵人兵力，因此在地域範圍上做出了誤判。法國人原以為德國人只能從比利時的某個角上打進來，而非橫掃整個比利時。按照霞飛的估算，德軍如果集中在北部和南部，那麼毛奇的中路勢必成為薄弱之處，法軍在此推進，將有機可乘。在這一點上霞飛犯下了大錯。
法德指揮官都嚴重低估了對手的能力。雖說，作戰雙方精心制定的動員與部署計劃並不能成為1914年開戰的理由，可是如果兩軍將士能夠意識到自己在進攻作戰原則上存在根本缺陷，那麼這兩大強敵也許就不會那麼不顧一切地投入到戰爭中去了。所有國家在進行評估的時候無一例外地受到了日本人的重要影響，後者1905年面對俄國人的機關槍，最終贏得了進攻的勝利。每個國家得出的結論都認為日本人的勝利說明只要充分發揚精神鬥志，就能戰勝現代科技。
1914年初夏，熱情高漲的英國愛國人士正在翹首以盼6月的到來，他們將在這個月迎來滑鐵盧戰役勝利一百週年紀念。愛國人士打算利用這一紀念日好好慶祝一番，慶祝在過去一百年裡，英國軍隊再也沒有在西歐的土地上流血犧牲。話雖如此，英國人早就小心翼翼地制定好了應急方案，打算再一次在西歐的土地上揮灑熱血。英法兩軍的參謀官對話始於1906年，英國到了第二年還同俄國簽訂了協定。然而，當俄國人1912年看見一家英國造船廠開始為土耳其人建造兩艘戰列艦時，卻有理由懷疑自己的這位新盟友到底安的是何居心，要知道這兩艘戰列艦代表著對沙皇黑海統治地位的致命威脅。英國外交部面對來自聖彼得堡的質問，回答含糊不清，聲稱英國無權干涉私人商業合作。與此同時，還有一支英國海軍代表團在幫助土耳其人打造艦隊，而李曼·馮·桑德斯正在幫著訓練土耳其陸軍。
貝特曼·霍爾維格1908年有一次和勞合·喬治共進晚餐。這位宰相大人吃著吃著突然提高嗓門，連連擺手，痛斥敵人正在組成「鐵圈」，企圖包圍自己的國家：「你們英國和法國抱團，還跟俄國拉幫結派。不過，你們這樣做並不是因為互相喜歡對方，而是因為都討厭德國！」貝特曼此言差矣。英國之所以遵守協約，與其說是為了拉攏俄法做盟友，共同對付德國，倒不如說是為了讓英國自己減少一個敵人。人們看得越發清楚——至少百姓心裡明白——那個讓英國人民感到無比自豪的龐大帝國正在日漸成為經濟和戰略上的沉重負擔，而非財富的來源。俄國在中亞的實力，以及由此產生的「大博弈」，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與開支去應對。英國1898年與法國在上尼羅河流域的法紹達展開對抗，讓骨子裡藏著的妒忌與敵意又一次甦醒萌動。20世紀頭十年裡發生的這一切與其說是一場三國之間的攻守同盟，英國從中扮演著一個忠誠夥伴的角色，倒不如說是兩場平行發展的緩和好戲。
身在聖彼得堡的薩佐諾夫深知自己的國家和法國多麼需要英國的一臂之力。他在1913年12月31日的信中寫道：「兩軍交戰，勝負難料，本是兵家常事。更何況（法俄）兩國即便在戰場上贏得勝利，也很難給予德國人致命一擊。可是，一旦英國也加入進來，那麼這場爭鬥對於德國來說也許就在劫難逃了。」正因為如此，這位俄國外交大臣才會對倫敦「在政策上優柔寡斷、扭扭捏捏」感到憤怒不已，將這種姿態視為嚴重阻礙，無法威懾對手。不過，英國人對俄國由始至終不冷不熱。不少民主派強硬人士只要一想到自己的國家要和一個貴族統治的專制國家牽扯在一起，更加糟糕的是還要和這個專制國家手下的巴爾幹僕從交際往來，就感覺顏面掃地。回到巴黎，1914年7月危機即將爆發之際，《費加羅報》的拉蒙·雷庫裡看見英國大使弗朗西斯·伯迪子爵正要步入「奧賽碼頭」，於是趕緊上前採訪。伯迪在同僚當中外號「公牛」，正為歐洲局勢前途未卜感到憂心忡忡，答道：「你們相信俄國人嗎？我們可不信，一半以上的人都不信！」伯迪接著又說：「對於塞爾維亞人我也是這麼個看法。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英國一想到要摻和到塞爾維亞人和俄國人的扯皮當中去，就感覺不舒服。」不僅如此，不少英國人，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紀的英國人，不管打什麼仗，只要一想到和法國站在一起，頓時就沒了興致。回想1904年羅斯伯裡男爵的保守黨同僚對英法協約表示歡迎的時候，男爵就曾憤憤不平地說過這麼一段話：「你們統統錯了。這樣做意味著到了最後要同德國人開戰！」威靈頓公爵的侄孫女、老婦人朗茲伯勒1914年對作家奧斯伯特·西特維爾說道：「我怕的可不是德國人，而是法國人！」
不信是相互的。法國總統普因加萊之所以下定決心要跟俄國拉攏關係，成為軍事盟友，主要原因就在於擔心有朝一日，戰爭打響，英國人屆時恐怕不會和法國站在一起。法俄兩國倒是簽訂了雙邊協議，承諾在遭到攻擊時互相支援，可英國對於這樣關係緊密的拉幫結派毫無興趣，只是表示了一下良好意願，舉辦了幾輪陸海軍參謀人員的會談。關於可能對法派遣英國遠征軍的首次討論於1908年12月舉行。皇家防務委員會在1911年8月23日召開專門委員會會議，與會者包括阿斯奎斯和丘吉爾。會上花了很長時間討論歐洲一旦有事，英國可能被迫介入的問題。某位現代歷史學家指出，此次會議「為英德之間的軍事對抗定了方向」。這番話聽起來似乎有些不著邊際，因為沒有人比阿斯奎斯更加清楚，自己的黨派和議會是多麼不願做出承諾，捲進歐洲大陸的紛爭裡去。
首相在皇家防務委員會會議結束之後，語氣嚴肅地寫道：「一切和政策有關的問題都必須留待內閣定奪，向來如此，現在亦得如此。對這些問題做出預判，根本就不是陸海軍軍官應該插手的事情。」某位高階參謀官對此非常生氣——此人就是亨利·威爾遜——表達了自己的看法：「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達成任何一項和法國結盟的具體協定。政府極不情願授權總參謀部處理最終合作的事宜，可是除了這個，我們什麼也沒有幹。」威爾遜的怨氣看上去不無道理。外交部主任亞瑟·尼科爾森在1914年8月提醒外交大臣格雷注意：「您已經答應過（法國大使）康邦先生不止一回了，如果德國發動侵略，您會站在法國一邊。」格雷答道：「我是說過，不過康邦他什麼書面記錄也沒有」——這樣的回答足以讓人明白為什麼法國人總是指責英國人表裡不一、搞兩面派，這並非偏見，確有道理。
有位近年來專門研究「一戰」的歷史學家指出，阿斯奎斯領導之下的文職大臣和軍事將領們自從1911年開了那次會議之後，就「滿懷熱情地投入到制訂作戰計劃中去了」。英國人在接下來的幾年裡肯定採取了一些預防步驟，還制定出了應對方案，好比將牛津大學考試學校指定為醫院所用。話雖如此，可要把這些舉措視為「滿懷熱情」，似乎不大說得過去。英國在加入三國協約的過程中，與一切決策有關讓人感覺最不同尋常的一點就在於——這一點已經在1911年皇家防務委員會會議中有所體現——英國政府雖然一方面承認確有可能捲入歐洲大陸戰爭，另一方面卻打算只動用少得離譜的兵力去完成這樣的任務。按照溫斯頓·丘吉爾的回憶，他在19世紀80年代那會兒還是一名年輕的騎兵軍官，和同僚當時都明顯意識到就憑英國陸軍那一點微薄兵力，和歐洲大陸的對手比起來簡直無足輕重。「任你是如何好戰的陸軍軍官，還是動輒喊打喊殺的參謀人員……這些人哪怕處在最樂觀的階段，也不會相信我們小小的陸軍會被再次派往歐洲作戰」。15年過去了，雖然，哈爾登對英軍進行了體制改革，可這支軍隊按照歐洲大陸的標準來看依舊兵力薄弱。1913年《陸軍評估報告》對於一旦歐洲開戰，英國陸軍究竟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隻字不提。英國遠征軍之所以會被當作假定存在，原因就在於根本沒人說得清楚這支軍隊究竟會被部署在世界的哪個地方——大家心裡想著興許是在印度，沒準非洲，要不就是中東。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英國人在歷史上是如此荒唐，這種英國式愚蠢多少個世紀以來，甚至包括21世紀在內，都在一直不斷重複上演——首先，在戰略上擺個姿態，做做樣子；接著投入一小股力量，權當表示一下善意；最後全然不顧這一點兒兵馬根本無法滿足當前的軍事需求。諾斯克裡夫勳爵自1907年開始，就一直在自己的《每日郵報》上疾呼招兵買馬，要讓英軍在兵力規模上與歐洲大陸列強不相上下。可是，勳爵的一片苦心鮮有人響應。人們之所以指責阿斯奎斯政府辦事不力，尤其將矛頭公然對準時任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子爵，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二人採取的政策讓人明顯覺得，一方面承認英國在歐洲全面戰爭爆發之際不大可能保持中立，因為德國贏得歐洲霸權的結果對於英國來說斷然無法接受；另一方面又拒絕採取恰當而實在的措施去參與到這樣一場鬥爭中去。
格雷常常被人描繪成一個性格溫和、彬彬有禮的人，時常就1914年大戰將至發表一些哀國憂民的感嘆，話說得動情到讓人聽著都覺得不大像他，平時還會就觀鳥釣魚寫一些美文。52歲的格雷雖然早年喪偶，但個人生活並不像同時代大多數人想象的那麼枯燥乏味。愛情生活雖然比起同僚勞合·喬治來要拘謹得多，卻也一直豐富多彩。最近有位作家寫了一本有關格雷生平的傳記，指出格雷育有兩個私生子。同時代的人當中有一些頗看不起格雷。艾爾·克羅爵士是英國外交部的一名外交官，平素酗酒無度，盡人皆知。此君就把格雷喚作「一個蠢笨無能、性格軟弱的傻子」。還有一回，由於格雷總是習慣沉默寡言，勞合·喬治於是得出結論，說外交大臣這個人外表看上去是個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之所以不願開口，反映出來的不是性格有多強勢，而是軟弱。格雷既不會說一門外語，也不喜歡在國外生活，雖然算得上極聰明的一個人，卻屬於見識狹隘之輩，常常受到情緒波動的影響。
即便如此，格雷仍然在1905年至1916年間一直打理英國的外交政策，把這當成了自己的私人興趣和愛好。勞合·喬治寫道：「大戰爆發之前的8年裡面，內閣在考慮外交事務上花的時間簡直少得離譜。」阿斯奎斯政府對待外交事務及其他歐洲國家的態度，反映出了那個時代的道德自負，一副高高在上、目中無人的樣子，尤其讓德國人感到不悅。法國駐倫敦大使保羅·康邦不無諷刺地說道：對於一個英國人來說，倘若發現自己的利益竟然和全人類的利益相同，沒有任何事情能比這個更讓他感到快樂，「而且就算達不成一致的話，他還會竭盡全力，去創造一致」。有一次舉辦一場晚宴，好幾位政府閣僚都到場，諾斯克裡夫爵士用輕蔑的口氣說道：就連英國的報紙編輯都比內閣大臣們對外交事務瞭解得多。大使館一等秘書對外交大臣如此評價道：「愛德華·格雷爵士屬於這麼一類人，這種人既是天生如此，也是習慣使然，希望在法官的座席上找個位置坐下來，高高在上地把自己的同胞好好審判一番。當然，在此之前，他是不會給自己的同胞任何機會，搞清楚審的究竟是怎麼一樁案子。」
誠然，這番話屬於典型的惡意嘲諷。不過，亨利·威爾遜1911年與各位大臣就作戰方案談過一次，之後寫道：自己「對於格雷和（時任陸軍大臣）哈爾登把握局勢的能力並未留下什麼印象。格雷在兩個人當中顯得更加糊塗，也更加粗心。這個人不單對於戰爭意味著什麼毫無概念，更讓我吃驚的是，居然連這個問題的答案都不想知道……這是一個無知、自負而且軟弱的人。任何一個國家，哪怕只比葡萄牙大那麼一點的國家，像他這種人都不適合當外交大臣。」蕭伯納對格雷深惡痛絕，把對方描繪成「從頭髮尖到腳趾頭，都像一個驕橫狹隘的容克……而且喜歡撒謊」。蕭伯納的這番批評無疑與1906年發生在埃及一個小村子裡的爭議事件有關。村裡當時因為軍官是否有權打鴿子，引發爭議，英國人最後的回應方式極其粗暴。
如果說這樣的話屬於蕭伯納式的誇張，那麼格雷的秘密外交無疑是專橫粗暴的——那個年代的英國處理外交事務向來如此。1904年8月，佩爾西勳爵代表執政的保守黨，對下院有關新近結成英法協約的問題做了一番回應，口氣還蠻有一些貴族氣派：「對國際條約中是否存在秘密條款進行推斷與猜測，這是一項公共特權。這項權利能否得以保留，取決於官方是否保持節制。」不過，阿斯奎斯在1911年9月5日致函格雷，提醒這位外交大臣注意，授權允許英法兩軍總參謀部進行對話存在風險。阿斯奎斯在信中寫道：「親愛的格雷，類似霞飛將軍和菲爾霍姆上校之間那樣的對話，在我看來是極其危險的。尤其是談到英國可能提供援助的部分。考慮到當下的情況，我們不應該鼓勵法國人，讓他們產生某種類似的錯覺，做出錯誤的計劃。阿斯奎斯。」
話雖如此，首相面臨國內的棘手難題堆積如山，卻在外交事務上給了格雷幾乎完全的自由，不能不說糊塗。這位外交大臣自以為可以就英國在戰時提供支援一事，向法國方面做出保證，無需向全體內閣或者下院有所交代。這種做法不僅與現代民主施政理念背道而馳，甚至就連那個年代的標準都達不到，可能只有1956年英法串通一氣，入侵埃及才能與之相提並論，畢竟後一件事更加說不過去。格雷之所以喜歡偷偷摸摸、秘密行事，原因在於他心裡清楚自己從議會那裡得不到任何授權。七月危機期間，格雷希望英國能夠與法國並肩作戰的想法遠遠走在了絕大多數政府同僚和英國民眾的前頭。
不過，我們很難就此輕下斷言，認為正是因為格雷既沒有在最後幾年的和平日子裡把這件事情向英國民眾公開，也沒有明確警告柏林政府英國不會永遠保持中立不變，才要為開戰揹負重大責任。德國人一直在沿著為1914年設定好的道路前進，既沒有料到英國會真的進行干涉，也沒有把英國陸軍放在眼裡，因為這是一支他們看不上眼的軍隊。雖然，英國在全球商船運輸方面佔據絕對的統治地位，也有能力實施海上封鎖，但德國人之所以沒有在由此可能引發的經濟危機面前退卻，是因為他們打定主意，速戰速決。事實上，即便換了另外一個人來當外交大臣，在英國參戰的問題上採納其他觀點，阿斯奎斯政府無論採取何種舉措，都不大可能避免歐洲大戰在1914年爆發。
籌備之中的英國遠征軍就自身規模而言，裝備已經算得上相當精良。不過，兵力不足還是反映出了英國人不願意在陸軍上花大手筆，畢竟皇家海軍已經耗去了四分之一的國家財政支出。亨利·威爾遜1910-1914年擔任軍事行動處處長時就調侃過「我們的那支陸軍實在是小得可笑」。威爾遜不無嘲諷地說道，歐洲大陸其實根本就談不上什麼軍事麻煩可言，我們英國的解決辦法永遠只有一個，就是6個師。話雖如此，可這樣的局面政府上下都能接受，而政府的政策又反映了民眾的情感——海軍才是深受英國人民愛戴和珍視的。相比之下，無論常備軍還是本土防衛義勇軍都招不到足夠人手，參軍服役的熱情在農村和威爾士地區尤其低下。
威爾遜在拉攏與法國的軍事關係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英法兩國的軍事關係要比絕大多數英國士兵希望的更要近乎，這一點也是內閣所不知情的。威爾遜是一位出色的演說家，能夠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地說上一大串，看待事物常常反覆不定，做起事來往往不顧後果，前後五次沒能通過軍事學院的入學考試。威爾遜一直以來都是徵兵制的倡導者。他把本土防衛義勇軍裡的那些兼職志願兵形容為「英國最優秀，也是最愛國的人，因為這些人都想努力幹出一點名堂來」。1910年，威爾遜當時還在英國陸軍參謀學院當院長，就斷言歐洲必有一場大戰發生，認為英國若是審時度勢，唯一的勝算就在於和法國結盟，聯手抗德。有位學生斗膽進言，指出只有「那幫搞政治的人幹出什麼愚不可及的蠢事來」，才會導致全面衝突爆發。此言一齣，不禁惹得威爾遜哈哈大笑起來：「哈哈哈！‘愚不可及的蠢事’不正是你們馬上將要看到的麼？」伊舍子爵後來回憶道：威爾遜要學員歸隊時「必須帶著一種（大戰）大禍將至、迫在眉睫的感覺」。首相在向維尼西婭·斯坦利提到威爾遜時，說他這個人「是個惡棍，雖然令人討厭，倒也聰明」。首相的話似乎說到了點子上。威爾遜的確是一個恬不知恥的陰謀家，凡事都要插上一手，甚至不惜為威脅叛亂的北愛爾蘭新教徒提供支援。不過，話說回來，差不多也正是因為他的這些所作所為，英國陸軍才開始制訂計劃，準備向歐洲大陸派遣部隊。這份計劃被稱為「計劃」（「iwithfrance/i」ischeme/i），即《與法國並肩作戰計劃》。
1911年，威爾遜從格雷那裡徵得同意，由自己出面同英國各大鐵路公司聯絡，制訂一個方案，以便戰時能夠將部隊各單位運送至各個港口，並且制定出了一份合適的時間表。同年7月末，勞合·喬治在倫敦市長官邸發表講話，聲稱無論與德國產生任何爭端，英國都將堅定不移地站在法國一邊。威爾遜成了準備兌現承諾的英國第一人。1913年，威爾遜一年之內先後七次訪問法國，同霞飛及其幕僚會晤，承諾英國將在動員後的13日之內派遣15萬人，在阿拉斯至聖康坦一線與康佈雷之間作戰。這樣的設想雖然不切實際，有一名英國高階軍官卻為此創造了一份軍事協定。威爾遜堅持認為，英國遠征軍規模雖小，但在道義上貢獻重大。他在這一點上大大低估了德國的潛力。即便如此，威爾遜當時雖然只是一名准將，卻發揮了非比尋常的影響力，令阿斯奎斯有所觸動，即使不必堅決執行，至少也得好好考慮向歐洲大陸做出的軍事承諾。這一點似乎讓人看到威爾遜身上帶有某種政治家般的審慎，而非戰爭販子的味道。
與此同時，在1914年舉行的英俄海軍參謀對話當中，英方討論了俄軍在波美拉尼亞登陸時，英軍為俄軍提供支援的問題。這本是所有武裝部隊都喜歡的那一類戰爭博弈遊戲，不想訊息被一位俄國外交官洩露給了柏林，德國由此進一步加深了對於三國協約的偏執敵意。遺憾的是，在波美拉尼亞登陸的作戰方案缺乏可行性。英國皇家海軍為了準備最終決戰，將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了海上封鎖之上，卻對封鎖在外交層面可能引起的複雜後果並未給予充分考慮。一如英國人制定過的所有作戰計劃一樣，這一次的計劃同樣在規模上有所限制，在內容上缺乏連貫，在政治上也沒有動力想把計劃做大。歐洲大陸諸強都在盼著有朝一日兵戎相見，這樣的心理也讓列強的期盼最終成真。可是，這個近海的島國卻還在想著還是讓那幾個大陸國家趕緊自相殘殺，這樣興許會更加靠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