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人類更容易與喜悅而非悲傷的情緒產生共鳴,
我們才更傾向於炫耀財富,隱藏貧窮。
最羞於啟齒的是向別人承認自己的窘迫困厄。
就算把悲慘遭遇鮮血淋淋地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卻沒有一個人能感受到我們所經歷的一半的苦痛。
——亞當·斯密
凱瑟琳·格雷厄姆的前半生近乎一帆風順。
她的父親尤金·邁耶是在股票市場風生水起的天才金融家,母親是才貌雙全的社會名流。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她就擁有了一切最好的東西:上頂尖的學校,跟著名師學習,住豪宅,身邊有一群傭人聽候差遣。
1933年,父親買下當時已奄奄一息但影響力不減的《華盛頓郵報》,試圖重振這家企業。作為家族中唯一一個對新聞行業感興趣的孩子,凱瑟琳幾年後從父親那兒接手公司,並將管理權轉讓給和自己同樣優秀的丈夫菲利普·格雷厄姆。
與霍華德·休斯那樣任性揮霍家產不同,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凱瑟琳只想選擇一條輕鬆一點的道路。鑑於她的人生經歷一直都非常順利,這樣選擇似乎也不成問題。用她自己的話說,她甘願成為站在丈夫(和父母)背後的那個人。
然而,幾年之後她的命運忽然掉了個個兒。菲利普·格雷厄姆的行為開始不受控制。他酗酒成癮,視公司決策為兒戲,買下很多無力償付的東西。甚至關於他的桃色新聞也漸漸冒頭,他在幾乎所有的熟人面前公開羞辱自己的妻子。就像老話說的那樣,男人有錢就變壞,對吧?其實不然,此時的菲利普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心理問題,而凱瑟琳希望通過精心照料來幫助丈夫康復。某天,她在隔壁房間小睡的時候,菲利普扣響步槍扳機,結束了自己的性命。
這是1963年。養大了三個孩子,毫無工作經驗的46歲的凱瑟琳·格雷厄姆忽然被命運推到《華盛頓郵報》公司董事的位置上,負責經營這家有幾千名僱員的大企業。此時的她還沒有做好準備,只感到萬分恐懼與陌生。
儘管這是一齣悲劇,但還遠不算覆水難收的敗局。格雷厄姆依然是那個富有、享有特權的白人女性。你以為故事到這就結束了?你錯了。失敗和逆境相生相伴,每一個悲慘的人生都各有各的悲慘之處。生活就是這樣:把所有計劃一毀而盡,撕成碎片。有時只來一次,有時還要如此重複好幾次。
金融哲學家、經濟學家喬治·古德曼曾經這樣說過:
我們盛裝出席華麗的舞會,香檳的氣泡在玻璃杯裡閃閃發亮,仲夏夜的空氣中滿是柔聲淺笑。人人心裡都清楚,黑騎士遲早會衝破大門殘忍復仇,屠盡這裡的每個倖存者。要想保命就得早早離場,但誰都不捨得離開這歌舞昇平之地。大家都在不停地問:現在幾點了?然而,這裡的錶盤上連指標都沒有。
古德曼形容的是經濟危機來襲前的一派虛假繁榮,不過他描述的情景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中都不陌生:一切風平浪靜,好一個太平盛世。有些人在追逐目標,有些人已經收穫果實。論誰也想不到就在這時,命運之輪已經悄悄開始旋轉。
如果說成功是一種自我的陶醉,那麼失敗就是自我的毀滅性打擊——下滑從此變成墜落,再小的問題也可以導致龐大組織的解體。自我在成功的人眼裡只是一點邪惡的小勾當,但對於失敗者來說,它是致命的。
我們用不同的名字來稱呼失敗:破壞、不公、逆境、打擊。悲劇。不同的標籤之下,其本質都是一場磨難,人人避之不及。有些因此而墮落,有些生來就有能力渡過難關。不管怎樣,這都是一場必須經歷的劫難。
人的命運從一開始就被寫好了。我們是這樣,五千年前的吉爾伽美什國王也是這樣:
他將面臨一場毫無瞭解的戰爭,
和一段從沒走過的路。sup/sup
同樣的命運降臨到凱瑟琳·格雷厄姆的身上。接管報業公司只是她未來二十年疲憊掙扎的開始。
曾經嗆聲喬治·華盛頓總統的美國作家托馬斯·潘恩寫過:一些人的思想中有種天生的堅定意志,不會因煩瑣小事而解鎖。可一旦當它被開啟,就會發現其中隱藏的堅強核心。格雷厄姆也許就擁有這樣的堅強核心吧。
等她坐穩領導位置後,漸漸發現這家報紙公司的董事會太過保守,成了未來發展的一塊恆久絆腳石。他們故步自封,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反感所有冒險的行為。凱瑟琳知道要想做成大事,就得確定自己的領導方向,絕不盲目跟從他人。她最終決定找一個新的執行主編。頂著董事會的大力反對,她辭掉原來那個「老好人」主編,聘請了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編輯。手起刀落,簡單粗暴。
可接下來發生的事卻讓人慌了陣腳。就在《華盛頓郵報》緊鑼密鼓準備上市之際,卻收到了一系列竊取自政府的檔案。儘管法院禁止釋出這些檔案,編輯卻請示格雷厄姆是否仍然要在報上刊登出來。她諮詢了公司法務,諮詢了董事會。所有人都投出反對票,擔心此舉會影響首次公開募股,甚至因此惹上官司。左右為難之中,格雷厄姆還是決定刊登檔案——這一決定也是史無前例的。見報沒多久,美國民主黨委員會總部失竊檔案的調查組織根據一份來源不詳的情報,威脅要將《華盛頓郵報》推到白宮政府及華盛頓其他權力官員的敵對位置上(還要收回必需的電視臺相關的官方執照)。一時間,尼克松總統的擁躉和美國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紛紛指責格雷厄姆有點不自量力,後者氣急敗壞地咒罵「非把她的奶子給擰下來不可」。另外有人透露,白宮此刻也正琢磨該怎麼狠狠打擊這家報紙。我們不妨切身想想:世界上權力最大的政府此刻正在策劃:怎麼才能讓《華盛頓郵報》吃不了兜著走?
這還不算什麼。公司股價持續走低,股票市場異常蕭條。1974年,某投資人開始惡意大量購入公司股份,董事會人人自危——這也許代表了一次充滿敵意的收購行為。無奈,只好由格雷厄姆出馬對付這個投資人。第二年,報紙印刷工會開始長時間罷工抗議。公會成員的t恤上印著「求菲爾(菲利普暱稱)用槍射死這個假格雷厄姆」。凱瑟琳開始著手擺平這次罷工,但工人們依舊不依不饒。一天早上四點鐘,一通讓人抓狂的電話打進來:工會把報廠的機器全砸了,還狠揍了一個無辜的職員,燒了一臺印刷機。一般情況下,當報廠遭遇職員罷工時,同行企業會借出自己的印刷裝置幫忙救急。但這次,其他報廠卻巴不得離格雷厄姆的爛攤子遠遠的,導致一天時間裡《華盛頓郵報》就損失了30萬美元廣告費。
禍不單行。公司的主要投資人開始拋賣股權,顯然是對前景不抱任何信心。格雷厄姆受之前遇到的一位激進投資人的慫恿,動用公司的一大筆錢把這些股份全部收買回來。此舉異常冒險,因為當時幾乎沒有人會這樣做。
這些事兒光是讀讀就夠讓人頭疼了,可格雷厄姆還要硬著頭皮一一處理。不過幸好她沒有放棄,郵報內部重組的結果比任何人預期的都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