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是我十年的好友。我幾乎未經雕琢地還原了她最近三年從確診癌症到成為母親的經歷。
我自己也曾經兩次以為自己得了要命的病，後來有驚無險，劫後餘生。
我也曾經在重感冒和痛經的時候覺得彷彿行屍走肉，開始懷疑肉體的意義。
我覺得每次患病都是一次痛定思痛、愈行愈勇的過程。
這篇文章與癌症有關，卻無關醫療與傷痛。它更像是朱莉婭·羅伯茨演的電影《美食、祈禱和戀愛》，是一個年輕女子自我救贖的心靈之旅。
當生活遇到瓶頸，我們總要去敲碎它，敲出一個突破口，蛻變，成長，認識新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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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御夏，1984年生人，今年33歲，按照理想狀態，應當剛剛度過人生的三分之一。
我從小在蘇州長大，父母離異，父親不知所終，母親忙於事業，所以我在外婆身邊長大。
外婆把我照顧得很好，我也不讓她多操心。我就是那種梳著麻花辮，習慣低著頭一個人默默讀書的女孩。平時在班上，大家都感覺不到我的存在，但每次期末考試，我的名字總在最前面。
每天悶頭讀書，我的語文成績自然優異。我喜歡寫散文，文章幾次刊登在當地的報刊上，畢業冊上老師同學給我的寄語都稱我「御作家」，外婆也在家常唸叨：「你註定就是咬筆桿子的人。」
但我終究沒有成為女作家，風馬牛不相及，我成了大廈囹圄中千篇一律的投資銀行人中的一個。
對中國人來說，假如高考是一生中最慎重的事，那報志願則是一生中最草率的事。
高考估分後，在一個頗權威的副校長「高瞻遠矚」的指導下，我迷迷糊糊就填報了南京大學金融系。那時我甚至不知道金融是什麼。
按部就班，我又考進北大光華學院讀研究生。研究生剛畢業就和同系的男友領了結婚證，畢業後我倆都進入了外資投資銀行的ibd（投資銀行部）。
剛參加工作的時候，我心裡還是有點人生贏家的感覺的，24歲年薪70萬，嫁得也算不錯，彷彿站在了人生山頂上。
但很快，短暫的得意就被重複的生活衝得無影無蹤。從校園到職場，對我而言就是從悶頭學習變成悶頭工作，每天和其他人一起昏天黑地地加班熬夜，從24歲到30歲，從分析師做到了副總裁。一個頭銜的變遷用了六年時光，恍然一夢間，又彷彿已從年少到了白頭。生活就像一個預設了程式的標準化機器，機械地運轉。
直到2014年，這部我原以為永動的機器突然戛然而止——我被裁員了。
我以漂亮的履歷進了投資銀行，卻終究輸給了自己的性格。投資銀行ibd屬於與人打交道的部門，而我骨子裡卻有孤僻的基因。讀書時習慣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剛入職的幾年還可以默默幫老闆做案頭文書，做了副總裁之後就得拼拿專案的能力了。投資銀行裡的每個人都打了雞血一般，我也努力融入這種氛圍，但性格終究是天生的，有人在獨處時也仿若狂歡，有人在狂歡中也恍若獨處。我是後者，註定出局。
之前，領導不止一次提醒過我：「御夏，你要注意拓展業務關係，你看邁克他們組今年都搞了七次客戶活動了。」
我做不到邁克那樣神情自若地迎來送往，與人推杯換盞，我試圖用我的專業和努力去贏得客戶的尊重。但後來我發現，尊重不等於肯合作，我追了數月甚至幾年的客戶總是被別人搶走。
終於，在一個我跟進兩年的客戶最終和邁克的團隊簽了承銷協議後，我爆發了。我衝到邁克桌前大喊：「你憑什麼搶我的客戶！」
「都是為了公司利益，咱們誰簽有什麼區別？」邁克的理由冠冕堂皇，我竟無言以對。
最終我被同事們勸著拉開，邁克成了正義的成功者，我成了氣急敗壞的失敗者。
後來我知道，邁克動用了省級領導的親戚關係拿到這個專案。
宣佈裁員的時候我並沒有感到太大意外，但心中還是很痛。
我覺得自己是個矛盾的個體。我在投資銀行工作得並不開心，但真的被裁掉了，就彷彿被貼上了失敗者的標籤，這讓我無法承受。
也許這種感覺，就像伏爾加河上的縴夫，被枷鎖和同儕拖著向前，習慣了弓起脊背悶頭看著自己的足尖。突然被卸了枷鎖，就恍若跌入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被裁員後的幾個月，我一度陷入消沉。既沒有積極去尋找新的工作，也沒有心情去遊山玩水，甚至不想面對親戚朋友。
我當時以為我的人生已經觸底。
但後來的經歷告訴我，人生是沒有底的。
從一無所有到春風得意總是漫長的，但從春風得意到一無所有卻可以快得猝不及防。
你總以為今天已到了底，其實如果由著自己下墜，你總有一天會覺得，其實今天的經歷根本不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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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我的先生吧。
我的先生叫大明，北京人，典型的理工男，性格單純。我們研究生剛入學不久，他就開始追我，開學三個月我們就在一起了，直到現在。
2012年，他辭去了投資銀行的工作去美國讀mba，在常青藤學校很好的商學院。
2014年，我在中國丟了工作，他卻在美國找到了工作。他暑期實習的對沖基金給他發了聘書，底薪15萬美元，分紅另計。
他和我一樣，是性格偏宅的人，這也是他從ibd辭職去讀書的原因。留在美國，做個飄然的二級市場投資人，專注研究股票，不需要看人臉色。這都是他長久以來的夢想。
「御夏，不要苦守在北京了，來美國吧。」大明對我說。
我好像也看不到繼續待在北京的理由。我要尊重大明的夢想。更何況對丟了工作的我來說，遠隔重洋的美國是個不錯的避風港。
於是我恍恍惚惚地申請了簽證，恍恍惚惚地收拾了行李，恍恍惚惚地踏上了去紐約的飛機。
2015年1月1日，我落地紐約。
從飛機的窗戶望下去，是波瀾壯闊的哈得孫河，對面是曼哈頓精緻剔透的天際線。
之前我也來過幾次紐約，每次看到窗外的陽光總會一掃旅途的勞頓，豁然開朗。
這次卻不同。潛意識裡我覺得自己是被髮配的逃兵，心中陡然而生的是一種惶恐，不知如何將自己嵌入這陌生的美景中。
我是那一趟航班最後一個下飛機的乘客，我蜷在座位上，和通往外界的門進行最後無謂的抵抗。
看到這裡，也許聰明的你已經發現，我是個心態挺不好的人。從小沒受過大挫折，遇到挫折也憋在心裡不願意跟人說，直到憋出內傷。
我挺相信米盧那句著名的話：「態度決定命運。」
我後來總忍不住將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和自己當初的狀態聯絡起來。我總會假設，如果當時自己的內心是陽光普照的，是不是生活也將降落在不同的地方。
生活沒有假設。
大明帶著我去了我們在曼哈頓的家，在位於上西區的一座公寓樓裡，兩室一廳，典型的美國標配裝修，白牆、灰地毯、百葉窗。
美國的生活都像公寓裝修一樣大同小異。初到美國的幾周，我都在辦不能不辦的事——買生活用品，辦身份證件，考駕照，辦信用卡、手機卡、保險卡，忙碌卻不需要費腦筋。
對於其他初到美國的年輕人來說，這一切也許是新鮮和興奮的。但對於在外資投資銀行工作了六年，每年都飛兩次美國，每次都住四季酒店，去哪兒都有公司安排司機的我而言，這些平凡的瑣事只是在不斷地提醒我，我不再是投資銀行的員工了，我只是個甚至不被允許在這裡工作的配偶簽證持有者。
我沉溺在自己的小情緒裡，還沒有來得及冷靜下來規劃自己在美國未來的生活，生活就已經看不下去，主動蹦出來給我找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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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來乍到要辦的瑣事，體檢也算其中之一。
大明已經在華爾街順利入職，福利保障非常好，我作為他的配偶，也享有同等醫療待遇。
於是我的保險生效後不久，我就約了一次全面的身體檢查——在國內這些年，雖然投資銀行的醫療福利也很好，但真的忙得顧不上體檢，我上次體檢已經是三年前了。
體檢結束後，我去家庭醫生那裡取結果。家庭醫生翻了翻報告對我說：「其他都挺好，但b超顯示你的甲狀腺有個陰影，也許是良性的結節，需要做個病理檢查。」
醫生神色淡然，我也沒多想，覺得無非是個例行檢查，確診沒事兒就可以了。
所以後來我學習到的經驗是，美國醫生和中國醫生有個很大的區別，就是中國醫生總會把最嚴重的情況都提前和你說清楚，而美國醫生在確診之前總會盡量輕描淡寫。
病理檢查並不複雜，就是用針去穿刺位於喉嚨下方的甲狀腺。美國很注重疼痛管理，所以即使是很細的針穿刺，也會提前進行區域性麻醉，所以對我來說，感覺和打了一次疫苗無異，檢查之後甚至不久就忘了這件事。
過了不到一週時間，我記得是一個下午，我正在92街的超市買東西，手機響了，上面顯示是家庭醫生的號碼。
「你好。」我接起電話。
「御夏，你好，我是魏醫生。」對面傳來家庭醫生的聲音。
那一秒，我突然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我知道，通常和病人聯絡的都是護士。
「你的病理報告出來了，我們查到了癌細胞。」魏醫生簡潔明瞭。
「癌細胞？」我呆住了。
「對，就是惡性腫瘤，但具體型別和程度還需要進一步確診，你先不要太擔心。」魏醫生說：
「請問你最快何時有空，我們好安排內分泌科和外科醫生會診，確定下一步治療方案。」
當時我的腦子一片空白，很麻木地和醫生約了會診時間，很麻木地掛掉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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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丟下已經半滿的購物車，兩手空空地走出購物區，在收銀臺外側的長椅上坐下。
我的身體裡似乎堵了一塊石頭，無法移動，坐著也覺得沉重。
我的大腦卻變得異常活躍，飛速地閃過了無數念頭。我想到三年前體檢醫生就提到我有甲狀腺結節，我卻沒有進一步複查，想到我的舅爺和表姑都死於癌症，想到我在紐約除了大明舉目無親，想到我的母親正獨自在蘇州照料我生病的外婆。
彷彿所有負面的內容都洶湧澎湃地在我的大腦裡激盪，驅趕不去。
我想了很久，沒有想對什麼人說，也沒有什麼事可以做。
我就在超市門口的長椅上從白天一直坐到夜幕降臨，直到身上有了寒意。
我猶豫是否應當給大明打電話讓他來接我，但瞬間就被自己否決了。
那一刻，這世上是沒有人能夠幫到我的。於是我麻木地站起身，緩緩往回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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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我逼自己將醫生的話轉述給了大明。
每複述一個字都是艱難的。不說，彷彿這一切依舊是虛幻的意念。說出來，就是赤裸裸的現實了。
大明靜靜地聽我說完，出乎我意料的是，他沒有表現出絲毫情緒變化，彷彿我剛剛告訴他的不是癌症，而是感冒。
「嗯，嗯嗯。」大明一直認真地聽我說完，頓了頓說，「你不要慌。」
他非常冷靜地提出了幾個邏輯：「首先，甲狀腺是獨立的器官，應該危險性較低；其次，針管抽取的只是個別細胞，偶爾有異常細胞也許不代表就是癌症；最後，你是主動體檢發現的，尚無任何症狀，就算是癌症肯定也處於早期，應當很好治癒。」
緊接著，大明就開啟電腦開始搜尋相關的資料。他坐在臺燈下的電腦前，一如往昔的每個夜晚。我抱著腿蜷在沙發上，看著他敲擊鍵盤的背影，心中複雜莫名。
大明的冷靜是出乎我意料的。一方面，這種冷靜在一定程度上安撫了我；但另一方面，我又很怨恨，他憑什麼這麼冷靜。
大明並不知道我的內心戲，只是專注地在美國癌症官網上尋找著相關的字眼。他一邊搜一邊讀，甲狀腺癌分四種亞型，最常見的一種比感冒的死亡率還低。
我湊過去一讀，發現的確第一種亞型死亡率只有個位數，但還有一種侵襲性的亞型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我頓時又墜入未知的谷底。
那天夜裡我睡著了，腦子裡卻亂七八糟，做了光怪陸離的夢。一會兒是魏醫生告訴我「對不起，我誤診了」，一會兒是母親打電話哭著問我「聽說你生病了」，一會兒又有穿工作服的人來找我立遺囑，問我財產怎麼分配，我說我沒有財產。
醒來，我晃晃腦袋，想讓意識告訴我一切都沒有發生，但逐漸清醒，過濾掉虛幻的部分，癌症的宣判依舊真實地寫在昨天的記憶裡。
那一瞬間我決定去旅行。距離會診還有四天，我不能畫地為牢。
去旅行。
這個念頭一旦產生便揮之不去。
我從床上跳起來，開始收拾行李，儘管我並不知道要去哪裡。
沒有休息好，也許是心理作用，整個身體是輕飄飄的。
去洗手間的時候，看到暗紅的血滴在馬桶壁上。
掐指算算，生理期竟比平時提前了一週。
我從小有痛經的毛病。若是平時大姨媽光顧，我一定會想方設法賴在被窩裡，哪兒也不去。
但此刻它又算什麼。
我拖起箱子走出臥室，看到大明站在客廳裡。
他穿著我買給他的套頭衫，手裡端著剛烤好的麵包。
「你要去哪裡，帶著我好嗎？」他定在那兒，無辜地望著我。
我抬頭看了眼日曆，今天是週四，不是週末。
我點點頭，突然鼻子有點發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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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程車上，我上網搜「一月旅行目的地」，彈出了我早有耳聞的名字：聖丹斯電影節。聖丹斯的英文是跳舞的太陽的意思，聽上去熾熱溫暖。這是著名的獨立製片電影節，此刻正在猶他州的帕克城舉行。
我太需要一個有煙火氣的喧囂之地，讓自己淹沒在熙攘人群裡。
這是我第一次在機場現場買票，運氣還沒有壞到家，居然買到了。
蜷縮在一排六座的小飛機上，身邊有哄孩子的女人，有看報紙的商人，有熟睡打鼾的老人。他們就坐在我的身邊，我卻覺得和他們隔了一整個世界。
為什麼得病的不是他，她或者他，而偏偏是我？
我心裡終於冒出了這個庸俗的問題。
小飛機很顛簸，穿過雲層的時候，我看到乘務員手上托盤裡的塑膠杯飛到了空中，伴隨著四下的驚聲尖叫，大明緊握著我冰涼的手。
我保持著蜷縮的姿勢，心中甚至有點邪惡地等待飛機墜落。
如果飛機墜落，我和他們的命運就都一樣了，多麼公平。
但我們還是平安抵達了，孩子會繼續長大，商人會繼續忙碌，老人會繼續頤養天年。
而我，還要繼續面對自己攜帶癌細胞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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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降落在鹽湖城，我們驅車半小時到達帕克城。
這是我第一次來帕克城，它讓我想起了瑞士的達沃斯，法國的格勒諾布林，或者加拿大的蒙特利爾。也許雪山裡精緻的小城，都有著同樣精緻溫暖的味道。
夜幕降臨，小城的主街兩側彩燈閃爍，映亮了地面的積雪。道路兩側隨處可見電影放映場，許多沒有銀幕的學校和劇院都架起了臨時投影，門口懸掛著形形色色的海報。
接踵摩肩的遊客湧動在街道上，時而傳來發燒友嘻哈的歌聲，美國少年三五成群地呼喊，還有卸掉消音器的跑車不時從公路上高調通過，伴隨著路人伸長脖子的驚呼：「快看！基努裡·維斯！讓·雷諾！」
我和大明在人群的擁擠下往前走，不需要講話，不需要擇路，不需要思考。
然後我們駐足在一家現場製作巧克力的商店門前，看落地玻璃窗裡面有晶瑩流淌的巧克力噴泉，熱氣升騰讓玻璃變得朦朧，卻依稀可見趴在櫃檯前盛裝的孩子，和裹著圍裙忙碌的售貨女孩。我看不清卻猜得到他們每個人臉上的歡喜。
我想到兩個字，「鑊氣」，我以前總讀成「鍋氣」，就是小炒剛出爐的時候，飄在菜面上那一層氤氳的熱氣。小的時候，當外婆從爐灶上端下剛烤好的豬油年糕，蒸汽會升騰在玻璃窗上。不知那夜的窗外，是否也有一雙如我今天一樣的眼睛，看著屋裡的我雀躍的神情？
人間煙火，往復輪迴。
我突然有種大徹大悟之感，人世間，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想到幾天前的自己還在因工作和搬遷的事情而消沉，恍若隔世。
又遐想著有一天我終會死去，然後飄在夜空中，看凡塵雋永，生生不息，我卻再也不是這熙攘塵世中的一員了。
眼淚突然就下來了。
身邊的大明默不作聲地，緊緊摟住我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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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的兩日，我們白天就在附近的雪場滑雪，夜晚在帕克城遊蕩。
鹽湖城是舉辦過冬奧會的地方，有著絕佳的滑雪場，當時剛過完新年，雪場人很少，常常半小時也見不到一個人。
當時我在練習單板，在初級賽道上摸索前行，很快就被大明甩得無影無蹤。偌大的雪場，即使是初級道也有三四公里長，滑一趟要近一小時。我孤零零地在雪道上前進，前進，世界失去聲響，眼前除了雪還是雪。
我以為空無一人的環境會讓我滋生恐懼，其實不然。
當世界只剩下腳下的滑雪板，身體只聽得見自己的呼吸，體內因生理期湧動的疼痛，還有三千米海拔下輕微的高原反應，使整個人達到了一種很專注的狀態——每一步的平衡、每一分疼痛、每一次呼吸，都無比真實。
在這種極度專注的環境下，我幾乎忘記了所有背景雜音，包括癌症。
後來回想，我想這是度過未知恐懼最好的方式了。
度日如年的三天時間，也便嗖地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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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後，見到醫生。
又做了進一步的檢查，切片，會診。
然後又是數日的等待。
我鼓起勇氣，從學術上去認識我得的病。
就像當初大明查閱的資料所說，甲狀腺癌的病理型別分四種：甲狀腺乳頭狀癌、甲狀腺濾泡狀癌、甲狀腺髓樣癌和未分化甲狀腺癌。其中，甲狀腺乳頭狀癌是甲狀腺癌中最常見的型別，預後也是相對較好的，十年存活率高達90%。未分化甲狀腺癌則是惡性程度最高的，五年存活率只有5%。
生與死，全都看數日後報告裡的一個單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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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藿是我北大的同窗，性格外向，畢業就來了美國，後來居然嫁給了一個片酬還不錯的好萊塢男演員，從此過上了比弗利太太般的生活。
她打電話來，張口就和我吐槽：「你知道我最近多不順嗎？院門口的花壇被車碾了，我按照攝像頭拍到的錄影找到車主，居然是某電影的製片人，半夜喝醉了，帶了兩個妹子酒駕。但戴維之後還想上他的戲，只能認栽。」
她吐槽吐得一發不可收拾。
「我把我剛買的皮衣丟在餐館找不到了。
「我的墨西哥保姆揹著我和孩子說西班牙語。」
後來她終於說：「有人說在酒店看見戴維了，身邊有別的姑娘」。我沉默。
換作過去，我一定會刨根問底，但此刻我卻不知該說什麼。
片刻，我決定用最高效的方法來安慰她。
「我得癌症了。」
她不語。
接著電話那邊傳出哭腔：「你等著我，我這就飛去紐約。」
24小時後，藿藿拖著紅色的日默瓦旅行箱來到了我的面前。她臉色鐵青，彷彿生病的是她不是我。
她見到我就連珠炮似的問：「你怎麼發現的？確診了嗎？醫生說怎麼治了嗎？」然後又死盯著我喃喃道：「你生病了怎麼一點沒瘦呢？臉還是那麼圓。」
我一下子被她逗笑了，這還是我一週來第一次笑出聲。我原本還有點後悔告訴藿藿，這下卻開始慶幸，最艱難的審判有她這樣的活寶陪我共度。
這就是傳說中的「男友力爆棚」吧，死皮賴臉地破涕為笑，心甘情願地不厭其煩。
晚上她睡在客廳的地毯上，我給她鋪了兩層厚厚的被子墊在下面。大明讓她和我睡臥室，她不肯，說自己睡客廳可以在地上隨意翻滾，哪有比地板更寬敞的床。
我知道她是不願影響我和大明休息。的確，這一週我和大明身心俱疲。
大明先回房了，我和藿藿關了客廳的頂燈，只留一盞檯燈，然後一起坐在她的地鋪上，背靠著沙發閒聊。
藿藿沒有再觸碰生病的話題，反倒和我聊起了大學的事。
「你多有福啊，從研一開始就有大明照顧你。」藿藿說，「記得那時我們宿舍的開水都是大明每天來幫著打的。對了，他還會修電腦，各種版本的盜版windows系統他都有，我的電腦還找他重灌過呢。」
是啊，掐指一算，我和大明在一起已近十年。他日復一日規律地進進出出，我早已忘了這個像傢俱一樣存在的男人曾和我度過怎樣的青春。
他也曾在大雨滂沱的夜晚站在宿舍樓下扯著嗓子向我表白。
他也曾騎著腳踏車帶著我徜徉了無數遍蘇州河。
他也曾在畢業時抱著我說終於畢業了，可以結婚了。
他也曾從美國給我發來照片，照片裡他穿著我給他買的廉價t恤，站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校園裡，比著剪刀手，露出不整齊的牙齒。
襯著昏黃的燈光，我和藿藿聊著聊著，笑出了眼淚。
回到臥室已是夜裡12點，大明竟還醒著。
「你怎麼還沒睡？」我問他。
「哦，我忘了看錶。」大明說，「你倆聊什麼呢？」
「秘密。」我笑了笑，鑽進被窩，關上燈。
燈光熄滅的瞬間，我突然被拽回現實。我想起來，明天是出結果的日子。
我突然明白大明為什麼不先自己關燈睡覺了。他知道我是個多思之人。
我向他身邊挪了挪，他反手擁住我。
「晚安，老婆。」他呢喃道。
我在黑暗中將頭髮埋在他的臂彎裡，竟安然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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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藿藿陪我去見醫生。
她用狐狸毛的圍巾將自己包裹起來，雙手不斷放在嘴邊呵氣，一路都在誇張地描述著南加州溫暖的陽光，彷彿生活在紐約的都是因紐特人。
其實我知道她是在掩飾自己的緊張。
光鮮漂亮的姑娘，哪裡經歷過癌症。那些冰冷的醫療器械、長長的穿刺針，我以前也看都不敢看，但真的落在自己身上，才發現人類是多麼能屈能伸的生物。
癌症治療中心是醫院旁邊一座單獨的大樓，裝修風格很像酒店，大理石的地面和牆磚，大廳還有人造噴泉景觀。我們按照約定的時間來到約定的科室，門口的接待小姐微笑著讓我們坐在皮沙發上靜候，五分鐘後，她告訴我們可以進去了。
今天見的是內分泌科醫生，四十多歲的白人女人，笑起來有細密的魚尾紋。
進屋後，她簡單摸了摸患處，問了問我最近的飲食和睡眠情況。終於，她坐回自己的座位，低頭看了一眼報告，然後抬起頭。
她開口的那一瞬，我承認我的心臟都緊張地擰成了一團。
藿藿像個傻子一樣縮在牆角，大氣也不敢出。
「ptc（papillarycarcinomaofthyroid,甲狀腺乳頭狀癌），」醫生抬頭笑笑說，「做個小門診手術，切除掉就好啦！」
我太熟悉這個單詞，ptc，就是十年存活率高達90%的那個亞型。
那一刻我突然覺得我重新回到人間了。
「需要化療嗎？她要不要剃頭髮？」我聽到藿藿追問醫生。
「目前看不需要化療，但也要根據切除病灶後進一步活檢的結果來定。」儘管醫生的每句話都至關重要，但我在聽到ptc的那一瞬間，整個人已忘乎所以。
走出樓門，藿藿摸了摸我的頭說：「我以為要上演藍色生死戀呢，結果你連頭髮都不用剃啊！」
我感覺到她的手是溫熱的，不再冰冷。
藿藿的血液終於恢復了正常流動，開始給我講她這兩天的心路歷程。
她說她來之前一夜輾轉反側，不知該如何面對這個探病之旅。她曾經去過世界上幾十個國家，但每次旅程之初都是懷著興奮與期許，這是她頭一次奔赴一場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不知歸途。
她在飛機上始終無法鎮定，甚至還含了一顆速效救心丸，不然她怕自己會緊張得猝死。
「我真是個大福星！這真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結果！」藿藿趁機邀功，「你這聽上去還不如闌尾炎嚴重呢，我是被你騙來的，你要陪我吃好吃的！」
我緊緊摟住她的肩膀，在她臉上狠狠親了一口說：「你想怎樣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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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藿在的那天，是我那前後幾個月最開心的一天。
我也突然理解，有驚無險和失而復得，是生命中最美妙的兩個詞。
我們倆直接去了第五大道，吃了一頓人均100美元的牛排，然後挽著胳膊去逛街。
我們在北大的時候經常一起去逛動物園的服裝市場，那時藿藿總拿著專用蛇皮袋裝作進貨的模樣，用術語問老闆：「這個款好走貨嗎？」然後不費吹灰之力用批發價搞定，晚上我們再一起聚在宿舍欣喜若狂地試穿斬獲的戰利品。
八年後的今天，我們走在紐約第五大道上，興奮的心情與當年無異。
藿藿和當年一樣，將演技進行到底。只是如今她裝的不是進貨小老闆，而是比弗利闊太——算是本色出演。
走進奢侈品店，她總能開口第一句話就博得店員的尊敬。「前幾天我參加你們的品牌活動，看到你們市場總監穿了一件黑白格外套，墊肩比去年的款高。」藿藿後來告訴我，進奢侈品店一定要先問衣服，因為遊客都是問包包，買衣服的才是大金主，店員才會端茶倒水，把櫃子最深處的稀缺款拿出來給你。
一邊逛，藿藿一邊和我介紹本季各個品牌的新款。她讓我知道，摩納（moynat）的馬鞍皮包包最熱賣，但其實尼羅鱷的包才最有收藏價值；芬迪（fendi）憑藉peekaboo和bytheway兩款手袋讓原本已經要過氣的品牌起死回生；德爾沃（delvaux）的短吻鱷包包一定要配貂皮肩帶才完美。
換作平日，我會在心底暗笑她的物質和講究。但此刻我卻覺得一切都像廣告片一樣美好。
拋掉事關人性的部分，這些華物本身的確是美麗的，每個細節的質感都攝人心魄。
當我去擁抱這美麗的人間生活，高山綠野縱然明澈，紅唇紫衫亦不容錯過。若不趁姣好年華錦衣而行，待老去，只能在病房中灰棉素裹。
塵世歡縱，並無輕浮與深沉的區別。只要愛了，快樂了，管那麼多幹什麼。
傍晚，我和藿藿在一家酒吧訂了位，大明也來了。
我那晚喝斷片兒了，只記得眼前一杯又一杯的血腥瑪麗酒在閃動，藿藿放肆的笑聲迴盪在耳畔，還有大明胸前的溫度。
後來大明說他新買的襯衫上糊滿了我的口水和鼻涕。藿藿說，我那晚哭到上氣不接下氣。
大明說，告訴你個秘密，藿藿那晚也哭了。
藿藿說，告訴你個秘密，大明那晚也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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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電視劇，也許這就是個不錯的結局。
但現實中，手術還是要做，還有很多尚未解決的問題和不確定性。
後來內分泌科醫生和外科醫生討論決定，先用保守方案，切除我左側甲狀腺，如果癌細胞沒有浸潤到淋巴，就不需要切除右側。
我進手術室的時候心情是很放鬆的，畢竟就是個不需要住院的門診手術。醫院的手術服非常先進，裡面通了管子，旁邊有旋鈕，可以充進熱氣或冷氣，隨時調節溫度。
我還顧著玩衣服，麻醉醫生就進來了，問我準備好了嗎。我說準備好了，他就給我的點滴里加了一針麻醉劑，下一秒我就不省人事了。
那是我第一次無夢的睡眠，等我睜開眼睛，手術已經完成。
後來我才知道，即使是門診手術，對身體也是巨大的考驗和摧殘。
我的脖子被纏上了厚厚的紗布，還有支架固定著，我就躺在觀察室裡，一動不動地望著天花板。
過了一會兒，我突然覺得腹部疼痛，痛到渾身的冷汗大顆大顆往下流。我想在床上打滾，但架著脖子動彈不得。醫生過來檢查了半天也沒有找到原因，說從沒見過這種情況，也許我是敏感體質，對麻藥產生了過敏反應。醫生也不建議再用止疼藥，擔心加劇病情。
我就只能一動不動地忍受著刀絞般的疼痛，望著天花板，讓時間一秒一秒過去。
旁邊時不時傳來其他術後病人的呻吟，中途我聽到醫生們奔去給隔壁床位的病人進行電除顫，後來又有一群人飛奔著將他推去了急救室。
「他怎麼了？」我呻吟著問護士。
「看上去不太好。」護士嘆口氣，意味深長。
我的心輕輕地下墜了一下，卻很快被自己身體的疼痛沖淡了。
那是我人生中最難熬的六個小時，我當時想到了漢朝戚夫人被呂后做成人彘的故事，一時間竟有同病相憐的傷懷之感。
出院後，我一直戴著脖套，僵著脖子。麻藥的副作用居然持續了兩天，其間我始終有腹痛感，還嘔吐過幾次。
最難熬的傷痛不是來自軀體，而是精神。少了一個甲狀腺，身體頓時處於甲減的狀態，情緒也變得不穩定，抑鬱，整個人心情低落，覺得世界變得灰暗。
恰恰在我身體和精神最不堪一擊的時候，醫生又告訴了我壞訊息。
醫生說，活檢報告顯示，我的少量淋巴有癌細胞浸潤。也就是說，我的身體裡還有癌細胞。
我必須再接受第二場手術，切除右側甲狀腺。
那一刻我真的體會到了什麼叫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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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手術的間隔期大約為兩週。
我像廢人一樣待在家裡，不能洗澡，不能轉脖子，不能大笑，甚至不能大哭。
我沒有任何講話的氣力和情緒。藿藿發的資訊我不想回復。大明回到家和我說話，我也愛答不理。
但家人從國內打來電話，我得接，而且得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
我的外婆近幾年中風了兩次，已經失去行動能力，不能受任何刺激。
我的母親守在外婆身邊，也經不起任何別的精神壓力了。
我只能在電話裡強顏歡笑，然後找藉口掛掉電話。
其實每次聽到她們的聲音，我都委屈地想要大哭一場。
那兩週我讀了于娟的《此生未完成》。我看此書時，作者已因癌症不在人世。
文中寫道，一次化療結束後，剛十九個月的兒子土豆趴在她的膝蓋上，奶聲奶氣唱「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像個寶」。她流著淚想：「也許就差那麼一點點，我的孩子變成了草。」她還寫道：「哪怕就讓我那般痛，痛得不能動，每日汙衣垢面趴在國泰路政立路的十字路口上，任千人唾罵萬人踐踏，只要能看著我爸媽牽著土豆的手去幼兒園上學，我也是願意的。」
還有她的丈夫，天天為全身骨頭壞死、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子擦屁股，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我求老天讓你活著，讓我這樣擦五十年屁股」。
于娟多麼愛她的孩子和丈夫，多麼愛生命，她不想死，她絕不放棄，可是，她還是走了。
看到這裡，我悲從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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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手術後，我整個人都像被抽空了一樣。
失去了雙側的甲狀腺，我徹底不能分泌甲狀腺素了。
凡事失去後才懂珍惜，之前我甚至不知道甲狀腺這個器官的存在，失去了卻發現它那麼重要。
如果一個人沒有甲狀腺素，會導致身材矮小、面部表情呆滯、智力低下、反應遲鈍、心跳慢、記憶力差、血壓低，種種表現不勝列舉。
所幸我們生活在一個醫療技術發達的時代，有藥物可以代替甲狀腺素。
終生服藥，這在健康人眼裡是個挺慘的事，但對病人卻是福音。
我身體底子一般，醫生在手術前說有小機率會發生的缺鈣也應驗在了我的身上，長期下去會導致骨骼脫鈣，骨質疏鬆。
我只能像個貪吃的孩子一樣，每天抱著家庭裝的大桶鈣片，大把地塞進嘴裡。
對於癌症患者來說，這些都不算什麼了。
身體終究是少了一個器官，再也不是從前那樣完整鮮活。
我一整個月都在和身體創傷及激素缺乏導致的各種症狀抗爭，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自己身上。
真的感到痛苦的時候，身邊圍繞再多人，也激不起自己講話的興趣。
我在疼痛和抑鬱的過程中深深覺得，即使再親近的人，也無法代替你承受痛苦。
人生的本質是孤獨，深深的、深深的孤獨。
我每天吃吃睡睡，習慣了和大明只有隻言片語，時間久了，我們變得相敬如賓。
「相敬如賓」真的是褒義詞嗎？最親密的人變得客氣，不是很悲哀嗎？
但我又無力改變。
走過大風大浪，讓我本能地在自己和健康人之間劃了界限，我覺得沒有人能真正理解我，包括大明。
我也一廂情願地想，對於一個陽光男孩來說，突然強迫他面對這些生生死死的事，也真的是委屈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