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認為，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生的這代人，經歷了中國社會最翻天覆地的變革，因此這代人和他們的父輩之間，也有著最無法逾越的代溝。
而這批人中的男人們，和自己父親之間，關係尤其微妙。
父親們的人生充斥著饑荒、「文革」、國有體制、大鍋飯。
兒子們的人生則伴隨著留洋、創業、個體意識的覺醒。
在深深的溝壑中，父親在努力維護他的地位和尊嚴，最終形成了一種不可理喻的矜持，以及隨之而來的隔閡。這種無言的隔閡，在沒有機會表達的情感積壓下，最終總會成為一種深深的遺憾。
對於我們這代人而言，「子欲養而親不待」不再僅僅關乎子奉榻前，而是能否在有限的人壽中，達到精神層面的和睦與和解。
我試圖通過何以生的父親，去還原一個典型的中國父親。
我在這位父親身上，看到了太多身邊父親的影子。
我看到了愛，尊嚴，陰影，執著。
我也看到了太多在職場上光鮮閃耀的男人，以及他們內心關於父親的遺憾。
希望你不是何以生。
家史
我是何以生，男，1979年生，現在在美國一所大學當教授。今天我要講的故事是關於我的父親，老何。
老何是陝西渭南人，小時候特別愛吃羊肉泡饃。據說他小時候，家門口有家泡饃鋪子，他每日聞著肉香遙想一番，卻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去打牙祭。
20世紀60年代的一個冬至，老何家裡一個人也沒有。他捏著母親留下的錢興致勃勃地衝進泡饃鋪子，自取一個缺了口的搪瓷碗，裡面放兩個半熟的饃，用髒兮兮的手指把白饃掰成滿滿一碗小黑球。像變戲法似的，搪瓷碗再上桌時裡面便多了熱騰騰的羊肉湯，上面還漂著一層油脂，用筷子往下翻，下面還藏著粉絲和木耳。老何喜歡放一大勺辣子，用筷子上下攪拌，待辣子均勻塗在每一塊饃上，就著熱騰騰的羊肉湯大口吞入。
但那頓泡饃老何只吃了一半。老何記得有鄰居在門口喊：「老何，你爸自殺啦！」老何蒙著腦子就跟著跑了出去。
老何的父親老老何，也就是我的爺爺，曾經是一名小學校長，「文革」期間被歸為「黑五類」，當時被紅衛兵一腳踹進牛棚，臉陷在地上的泥濘中，抬起頭，睫毛和鼻孔裡都是牛糞，眼睛佈滿血絲。那是老何最後一次看見自己父親的樣子。
當老何從泡饃鋪子趕到牛棚的時候，爺爺已經被運走。據圍觀的人說，爺爺用鐮刀切斷了自己的動脈，剛切脈時血流如注，在場的人用布纏住他的胳膊卻無濟於事，只能眼睜睜看他慢慢死去。
老何只看到了牛棚裡的泥地上有一片慘淡的暗紅。
那年老何17歲。後來我想，爺爺的死在老何心中留下了一個黑洞，一個可以吞噬掉所有強烈情感和慾望的黑洞。從我記事起，老何就是沉默和不苟言笑的，彷彿多說一句都是錯的。
逝者已矣，生者還要繼續生活。
****
六年後，爺爺已經平反，失去父親的老何成了一個高大、沉默的年輕男子。每日穿著同樣的白色汗衫、軍綠色褲子，來往在同樣的衚衕中，但從不駐足與人搭話。
再後來，老何被招工去了西安，在一家國營機械廠當鉗工。
老何終於可以離開那條深不見底的衚衕。昔日的舒適圈，早已在扭曲的壓抑下，變為牢籠。
他走出熟悉的巷口，遙望著當年牛棚的方向，長呼一口氣，扭身向火車站走去，再不回頭。
我的誕生
幾年後，老何憑藉異常的努力考上了電大，成了班上年紀最大的學生。
老何繼續保持沉默和獨來獨往，成績卻異常優異。母親後來回憶說，當時的老何穩重而帶有神秘感，很多女生都會暗地裡討論他。
母親是西安人，工人家庭出身，性格溫和，擅長精打細算。那時候，老何每天上學都揣兩個燒餅當午飯。有一天中午，老何開啟鐵皮飯盒，驚異地發現餅裡夾了一層厚厚的醬肉。抬起頭，隔壁座位的母親慌忙將眼神轉向別處。
聽母親說，那時候醬肉很貴，她都是騎腳踏車去長安縣農民家買整豬剩下的邊角肉，然後再帶回家，自己用大鍋燉煮，據說這樣可以省下一半的錢。打那以後，老何每天的燒餅裡都有了醬肉。
老何吃了母親給的肉，便覺得對母親多了一份責任。電大考試的時候，老何做了人生中最突破道德底線的一件事，就是在交卷前十分鐘，和母親交換了試卷。
在老何的幫助下，母親成了當年考試中的一匹黑馬，以全班第一的身份被西安最大的電廠錄取。上班第一天，母親在工地接受上崗培訓，在人群的縫隙中，她看見了同樣戴著安全帽的老何正衝著自己傻笑。
老何和母親在同一個工廠，不同組。順理成章，工友們次年就吃到了他們的喜糖。
1979年的一天，正站在電線杆上修電纜的老何聽到工友喊：「你老婆要生啦！」老何手腳並用從電線杆上下來，蹬上腳踏車就往醫院奔。平時要走20分鐘的距離，老何10分鐘不到就到了。
但母親在產房裡遲遲沒有出來。從不抽菸的老何在門口抽掉了一整包香菸。據奶奶後來描述，老何當時的手一直在發抖。
「難產，家屬簽字。」漫長的煎熬迎來了老何最恐懼的幾個字。
老何當時整個人都癱了，他哆嗦著灰白的嘴唇說：「快抽我的血，抽我的血救他們。需要多少就抽多少。」
老何總會把救人和輸血聯絡在一起。彷彿只要身體中有血液流動，人就沒有理由會死。
當時我的奶奶緊緊摟著老何，撫摸著他的脊背。奶奶後來說，她和老何在那一刻是心意相通的，她知道老何恐懼的是什麼，她知道在那一刻他們都想到了我的爺爺，想到了他在牛棚裡血流如注卻無法挽救的生命，和之後數月擦之不去的一地暗紅。
那一刻，我和母親的生或死，於老何來說，便是拯救或毀滅。他情願用自己的一地暗紅，來換一個明淨的新生命。
關於我出生的這段經歷，我不知道是否真如他們描述的那般驚心動魄。但最終的結局是皆大歡喜的，我呱呱墜地，母親安然無恙。
「男孩，六斤八兩，母子平安。」
老何抱起我。懷中的骨肉，讓他不用再承擔著歷史的陰霾，可以坦蕩地走向更充滿希望的未來了。
那天晚上，老何做了一個夢，夢見了童年的他追隨著爺爺走在熟悉的老胡同里。沿著衚衕的土路總是向左拐，又向左拐，最後終於走到橋頭，橋上空空蕩蕩，一無所有，爺爺早已離去。正在落寞間，他驀然轉身，卻驚見了童年的自己，他看見自己呼喊著：「爸爸，我終於追上了你。」
童年
也許是經歷了兩次生死，老何給我取了個略顯厚重的名字——何以生。
臧克家有一首詩叫《三代》，是這樣寫的：
孩子
在土裡洗澡，爸爸
在土裡流汗，爺爺
在土裡埋葬。
在我童年的記憶裡，老何就像個高大而沉默的拖拉機，白天奔走在電廠和工地，晚上在家裡叮叮噹噹總有幹不完的活兒。
他不是一個會變著花樣逗我玩的父親。他和我在一起的時候，與其說我們是父子，不如說是將軍和小兵。
西安東郊縣城有個集市，小時候我常隨老何去，有時是買花布，有時是打芝麻油。去集市的路遙遠而無趣，坑坑窪窪的紅磚地，每次都要走好幾裡。老何不怎麼和我講話，我總問什麼時候到，老何就回答說，快了。
他對路邊的各種小吃永遠視而不見，總是直奔泡饃館或餃子鋪，我也只能硬著頭皮默默和他坐在一群大老爺們兒中間，悶頭吃掉食物，然後繼續趕路。
後來有一次母親也在，天氣炎熱，她就在路邊給我買了一根雪美牌冰棒。冰涼的酸奶味溢滿口腔，我吃得喜笑顏開，老何在一邊看呆了。
老何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小孩是喜歡吃冰棒的。
後來他每次出門都會給我買一根冰棒。我們總是並排站在小賣部門口的臺階上，我汗流浹背地啃著冰棒，他就像日本電影《菊次郎的夏天》裡的北野武一樣站在我旁邊，沒有表情。
很多年後，我已經對冰棒不再感興趣，他和我出門看到小賣部還總是問我要不要吃。我不屑地說「不要」，老何就呆呆的，感覺像是失去了必殺技一樣失落。
畢竟，這是他掌握的為數不多的哄我開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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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我喜歡和老何一塊兒洗漱。
每次，我一邊刷牙，一邊斜著眼睛看著他慢慢地將鋒利的刀片裝進刮鬍刀裡；然後，將毛巾在盛滿熱水的盆中浸溼，捂在臉上。等我刷完牙，他才開始慢慢地、仔細地颳著並不算多的胡茬兒。
有時候，我會禁不住趁他洗頭的空當，拿起刮鬍刀在自己臉上磨蹭磨蹭。那冰冷的刀片沒有刮到一根鬍鬚，卻令我的寒毛都豎了起來。當老何帶著滿臉肥皂泡看見我正乾的好事時，一隻眼睛瞪得溜圓，另一隻卻被肥皂蜇得眯成一條縫，那表情頗為滑稽。他一邊表示否定地發出「哎」的聲音，一邊迅速而並不莽撞地從我手中奪回刮鬍刀，表情嚴肅莊重，言外之意是「這不是小孩子玩的玩具」。
但他一邊瞪我，一邊又認真將刮鬍刀拆解開，把沒有刀片的刀架遞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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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童年記憶中，老何的形象是無趣的，但也是充滿安全感的。
曾經有一次，我和老何走去集市，走到半途，我停下休息，老何去買水喝。突然，一隻大黑狗向我走來。
那隻狗瞪著幽綠的眼睛看著我，它上輩子一定是折翼的蒼蠅，被我一拍子打死的。我很確定地知道，它要吃了我。
終於，任狗宰割的時刻到來了。它咆哮著向我撲過來。我張著雙臂撒腿就跑，真希望自己能飛起來。它在後面緊追不捨，還不停地狂吠著，摧毀我的意志。
就在那一刻，我猛然間抬頭，看見從那巨大的橘紅色的半個太陽中間，走出來一個瘦長的身影。只見那黑色的人形在光暈的包裹中移動著，穩健而又沉著。頃刻間，天地為之變色，乾坤為之逆襲，《北斗神拳》的主題曲隨即響起。健次郎總在最危難的時刻出現。
老何奮不顧身地衝了上來，他喉嚨裡發出深沉的咆哮：「滾！」他就只說了一個字，然後站在我和黑狗之間直視著它，我想那一刻他的眼神一定能冒出火光。彷彿被施了魔法，那隻黑狗頓時萎靡下來，悻悻地離開了。
我幾乎是蹭著地來到老何身前的，淚水在眼眶中不住打轉。
從那之後，我真的後怕了。只要再出門，我都緊緊抓著老何那洗得有些發黃的汗衫的衣角，寸步不離。
在家裡樓下玩耍時，雖然我玩得很瘋，但是餘光總是會時不時瞟一眼三樓的陽臺，看看他是不是在那裡微笑著看我。只要他在周圍，我就覺得是安全的、踏實的。
固執
周國平說，父親是兒子的第一個偶像，而兒子的成長几乎必然要經歷偶像的倒塌這個令雙方都痛苦的過程。
除去那些小確幸的童年時光，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逐漸成了從身高上和老何平起平坐的男人。我也逐漸發現，老何那高大沉默的身影背後，亦有侷限。
我不知道爺爺自殺以前的老何是否也有過無知無畏的一面。我認識的老何一直是謹小慎微的，試圖以一種鴕鳥式的方式替自己和家人規避掉外界所有潛在風險。後來回想，每當他面臨選擇或建議，他的本能反應都是維持現狀，以不變應萬變。
結婚後，老何的事業逐漸進入上升期。當時老何所在的電廠要派人去上海開辦事處。上海對於當時的北方內陸人而言，就像是自由和夢想的代名詞，遙遠又充滿想象。
當時電廠的領導欣賞老何踏實肯幹，想派他去上海。周圍的人都覺得這是極好的機會。老何內心惶恐，但也覺得沒有理由拒絕。
就在他們整裝待發的時候，一個讓老何可以不去上海的理由終於從天而降——母親懷上了我。雖然二者間未必有必然的衝突，但老何聽到這個訊息的第一反應就是「太好了，我們別去上海了」。然後第二天就去單位和領導申請了留陝。
母親後來總忍不住唸叨「如果當年咱們去了上海多好」。但老何則不以為然，而且是發自內心地不以為然：「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
對老何來說，最理想的狀態就是，生活不要發生任何改變。
最近二十年，老何和母親也在購房風潮下先後買了兩套房子，但都是裝修好放在那裡，他們還是住在電廠旁邊的老樓裡。
買第二套房子的時候，我已大學畢業。母親彷彿終於看到了人生新篇章，攛掇老何拿出積蓄在西安曲江買了一套130多平方米的房子，然後全情投入，按照修祖宅的標準將它裝修一新。
然而，從新房裝修好那一天開始，老何就尋找各種理由拖延入住時間，開始是說上班太遠；等了兩年退休後，他又說老房子常有熟人和信件來，不能空著。就這樣一拖再拖，後來母親也習慣了，面對好事者好奇「你們怎麼還住老破小」時，母親就說：「我們的新房在曲江，兩頭住。」
新房的全部意義，就是母親撐面子的工具，而裡子，卻還是和老何一起在貼滿小廣告的小舊樓裡，每日和打不著火的燃氣灶做鬥爭。
他一直像一隻忠犬一般守在自己的老屋裡，每天清晨同一個時刻甦醒，做運動，下樓取牛奶，回家把牛奶煮在粥裡，就花生和榨菜吃，上班，下班，一邊看新聞聯播一邊吃晚餐，看中央八臺的電視劇，看完洗臉睡覺。
他試圖將他對世界的理解畫成一個圓，我在這個圓圈裡，他便心中安穩。
我中學時學校組織夏令營去北京，我興沖沖回家徵求老何的意見，他就說了三個字：「不許去。」
我高中畢業和同學商量騎腳踏車去西藏，告訴老何，他說了五個字：「堅決不許去。」
我填報高考志願的時候他一直在給我吹耳邊風：「你都不知道西安交大有多好，多少人想進都進不去。」
我大三準備申請去美國讀博士，老何就說了一句：「美國哪有那麼好去。」
但他越是試圖將我留下，我就越渴望離開。終於有一天，他睜開眼，發現我已經不在他的圓圈裡。
最後，北京夏令營我還是去了，母親給的錢；騎腳踏車去西藏我也義無反顧地去了，儘管後來在新都橋附近摔下山溝，遍體鱗傷；我最終還是報了北京的大學，從此闊別家鄉；大學畢業後，我真的拿到全額獎學金，從此居於美國。
其實他一直明白，我想走，他拽不住。他潛意識裡也明白，我終將去往一個他做夢也無法抵達的遠方。
有一天他驚奇地發現，他所理解的險惡世界，居然成了我怡然自得的世外桃源。
那一刻我完成了我的自我證明，老何也終於離開了我的生活，成了那個在家鄉守望我的父親。
赴美
2003年，我大學畢業後，滿腔熱血地去了美國讀博。到了華盛頓，租好房子，辦好入學手續，看著陌生的白人世界，我卻突然陷入了惶恐和惆悵——未來六年的異國寒窗該怎麼度過，其實我完全不知道。
我記得到美國沒兩日，有天傍晚我從超市採購了一大堆沉甸甸的生活必需品拎回住所，關上門，一人獨面四壁。門外時而傳來老美們誇張的笑聲，我一個人癱坐在椅子上，一時間一種類似傍晚綜合徵的孤獨感深深籠罩著我。
我機械地開啟電腦，突然看到msn（一種即時通訊軟體）上閃爍著好友申請，名字是「老何」。
我趕緊通過，老何居然線上，良久敲來幾個字：「我是你爸。」
我心頭一熱，趕緊回覆他：「爸，你會用msn了！」
又過了一會兒，他終於有了反應，發來一個咧開嘴大笑的表情。
那是老何在現實生活中不會有的表情，但我相信這是他看到我時內心的表情。我面對那個笑臉表情呆了許久，回過神來的時候，發現自己竟然淚流滿面。
我小時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都會憋著，一直憋回家，但見了老何，就會哇的一聲哭出來。
原來長大成人還是一樣。我就看著老何亮著的頭像哭啊哭啊，宣洩了所有積聚胸腔的委屈。
只是老何永遠不會知道。
打那以後，我常在msn上見到老何。他話不多，時常發來的也都是各種表情符號，偶爾會發關於美國的新聞給我。
每次我看見他的頭像亮著，我就知道他也看著我的頭像亮著。我們就靠對方亮著的頭像，完成無聲的陪伴。
我在美國讀書的那幾年，每當我在電腦前工作，老何都以這樣的方式陪伴著我，無聲地存在在大洋的那一邊。
老何偶爾也發文字，都是字斟句酌的金玉良言。我生日那天，開啟msn，上面躺著一段精心措辭的頗為隆重和老套的文字：
「以生吾兒，值你生辰佳時，祝你在他鄉勝友如雲，發奮圖強，嚴於克己，再創佳績。」
落款是「老何」。
他打字很慢，但也不願用影片。我特意買了攝像頭，又請朋友去家裡幫他連線好裝置。但試了兩次，我們就像「見光死」的網友，在螢幕上心有靈犀，面對面卻無話可說。每次都是聊上兩句，他就不耐煩地結束通話，或者被母親搶去座位。
我和母親隔兩天就會通電話或者影片，但父親就像家裡的傢俱，我知道他在對面，他卻從不發聲。
老何吝惜語言，卻不吝惜體力。
不論從北京還是美國，每次我回西安，老何都會開車去機場接我。
他總會比飛機降落時間提早一小時到機場，甚至有一次我清晨7點落地，他5點多就到了。為了節省停車費，他就把車停在距離機場一公里的高速公路旁邊，等時間差不多了再開到機場。
後來我每次看到快到機場的高速路邊臨時停靠的車輛，我就會很溫暖地覺得那一定是去接孩子的父親。否則，是怎樣的力量，讓他們提前那麼久就守在冷風裡等候。
我回西安從來不帶駕照，儘管我早已車技嫻熟（而老何開車則反應略顯遲鈍，常常錯過路口或紅燈）。因為我知道，駕駛員的位置對老何意義重大：第一，他有不可或缺的職能，他是被需要的；第二，他能夠有機會和我坐在密閉的空間內，進行一年到頭難得的、珍貴的家常對話。
他也喜歡開車載我和我的朋友。每次我和朋友聚會，他接我的時候都很熱情地主動要送人家回家。他默默地聽著我和朋友在車裡的對話，只有在這種情形下，他的存在是合情合理的，不需要找藉口離席。
即使是在自己家裡的飯桌上，他也是會提前離席的。他總是花很多時間在廚房準備菜餚，但真的到了歡聚一堂的用餐時間，他卻十幾分鍾就結束用餐，起身回自己的房間了。
其實他對他的老同事、老朋友也可以談笑風生。但在我這裡，多一點的親近和陪伴就會讓他感到不自在，彷彿我不是他的兒子，而是一位氣場不合的老對手。
我試著去尊重他內心深處那份尊嚴和矜持。
於是我們就靜靜待在各自的房間裡，聽著屋外時而傳來的對方的腳步聲，完成著難得的團聚儀式。
美國父親
聚少離多的歲月讓我逐漸意識到，人生是一場孤獨的苦旅，隻身在異鄉的我只能靠自己。
成年後的我越走越遠，西安、老何，逐漸成了視野遠處的小黑點。
以前讀大學的時候，老何還時不時提起「畢業後可以回電廠工作」。後來我去了美國，老何逐漸意識到，我再也不會回西安了。
紀伯倫在《致孩子》的詩中說：「他們的靈魂屬於明天，屬於你做夢也無法到達的明天。」
在老何做夢也無法到達的時間軸上，我摸爬滾打著前行。
老何不知道，我曾經在紐約哈林區為了奪回被搶的錢包被黑人打到爬不起來。
老何不知道，我第一年的博士資格考試沒通過，差點被取消博士生資格，我自己也差點患上憂鬱症。
老何不知道，兩個博導的政治鬥爭導致我的論文不能如期發表，我與進入美國國家實驗室的機會失之交臂。
老何不知道，我曾經抱著我的科研成果飛了美國十幾所高校，曾在某個系主任門口等了五個小時，最終還是遭到拒絕。
老何不知道，當我最終拿到喬治城大學副教授的任職通知時，我一個人在信箱旁的臺階上哭得像個孩子。而老何至今都叫不全我所在的大學的名稱。
我還記得在美國的第一個感恩節，班上的白人同學喬邀請我去家裡共度。
喬的父母住在華盛頓郊縣的一箇中產階級社群，白色的尖頂房子，修建平整的花園裡擺滿了聖誕的燈飾，有麋鹿、雪人，還有天使。
喬的父親在門口迎候我們，他穿著紅色的格子襯衫，牛仔褲還打了揹帶。
「hey，buddy！」（嘿，兄弟！）喬的父親和喬就像老哥們兒一樣熱情地抱在一起，接著他父親也給了我一個同樣熱情的擁抱。
進門後，喬的父親給我展示了他們的家庭照片，還有地下室的架子鼓和吉他。原來喬和他父親都喜歡重金屬音樂，在家的時候經常一起演奏。
「他的電吉他總是差半個音準。」喬毫不留情地指著他的父親笑道。他的父親聽了哈哈大笑，對我說：「沒錯，現在喬才是我們家的主鍵盤手，我是坐冷板凳的替補。」
那頓感恩節晚餐我們吃了三個小時之久。席間，喬的父親一直在和我們討論音樂、政治、理想。
聊到動情處，喬的父親將喬的頭攬過去，在喬的額頭上狠狠親了一口說：「youknowiloveyou,right?」（你知道我愛你，對嗎？）
喬拍拍父親的肩膀很自然地笑道：「ofcourse,iloveyoutoo,oldman.」（當然，我也愛你，老夥計。）
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的老何。
他也會和我一起談論音樂和政治，甚至理想。
但他永遠不會吻我的額頭，對我說愛我。
那一刻我不知道大洋彼岸的老何在做什麼。他不知道這世上有個節日叫感恩節。此刻他應當已經起床，下樓取牛奶，然後在陽臺上做一套五禽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