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和我如平行線一般的世界裡，我想他也在經歷著不為我所知的困擾吧。
我偶爾從母親那裡聽到隻言片語。
聽說老何最近被查出患有膽結石，要去做手術。過一段時間我再打電話回家，就聽說手術做完了。當中老何吃了什麼苦頭，我一無所知。
聽說老何的一個老家熟人問老何借了一筆錢，說是給母親治病，年後歸還。後來拖了一載又載，再無聲息，老何特意去老家探訪，發現此人已經搬家，人去樓空。
聽說老何有高血壓，長期服用的藥突然有一天被劃出了可報銷範圍，他堅持從進口品牌改服國產品牌，但隨之而來的副作用導致他時常睡不好覺。
我和老何，在大洋的兩端，專注於自己的戰鬥。
晚上回到喬安排給我的客房，我給老何撥了一個電話。
「爸，是我。」
「以生啊，有什麼事嗎？我正在超市買菜。」
我原本想說，今天是感恩節，我很感謝你所帶給我的一切，我很愛你。
但我說出口的卻只有：「今天是感恩節。」
「好，我正忙著結賬，沒事先掛了啊。」老何說，「對了，我昨天有個理財到期了，10萬元人民幣，我已經換成美元匯給你了。」
老何掛了電話，我望著窗外的明月，突然覺得喉中哽住。
就是這個甚至不肯和我多講一句電話的男人，這個在超市買最便宜的打折菜的男人，卻總是不打招呼就寄大筆的錢給我。
我知道喬的父親在他18歲以後就不再對他進行經濟供給了，他現在全靠打工和獎學金生活。
這就是中國父親和美國父親的差別吧。
只是老何啊老何，我情願今夜你不給我這10萬元錢，而對我說一聲，兒子我愛你。
葬禮
我和老何繼續如平行線一般生活在地球的兩端。
無論我在外面遭遇了怎樣的挫折和創傷，我都對老何說一切安好。
我已經如此習慣他的不苟言笑和穩如泰山，正是他十年如一日的生活構成了一個無比安穩的家的根基，彷彿他會以同樣淡定的表情，以同樣的姿勢，始終在老屋的同一張沙發上等我。無論外面幾經風雨，回家看到他固有的姿態和神情，我就彷彿吃了定心丸，覺得似乎生活就會一直這樣下去，永遠不會改變。
因此一旦老何動容，我整個人就會跟著慌亂起來，不知所措。
在我近四十載的生命中，老何只在奶奶去世時哭過一次。
爺爺去世後，奶奶就成了家裡的頂樑柱，在鄰居的指指點點中默默守護著老何。老何見了我總是板著臉，但見了奶奶總會像變了一個人一樣，上前深情擁抱。
2009年，聽到奶奶死訊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就是擔心老何。
當時我恰巧在新加坡做一個學術交流專案，接到母親的電話就慌忙去買機票，趕到機場時，手機就閃起老何的簡訊，說：「你回來給我添亂，不要回來。」
後來我想，他一定是不願意我看到他脆弱的樣子。
和以往一樣，老何沒能攔住我，我幾小時後便回到了西安。老何看到我的瞬間眼前一亮，嘴角彷彿有了一絲笑意，但繼而又陷入無盡的凝重中。
他一直沉著臉，沒有表情。直到告別儀式上，姑姑一臉茫然地對我說：「以生，我和你爸爸從此就是孤兒了。」
然後哀樂響起。身邊的老何突然大吼一聲：「媽！」然後撲過去抱著棺木大哭，是那種像孩子一樣的號啕大哭，哭到上氣不接下氣，我硬將他扶起來離開，但他依然在嗚咽。
回到家，他一個人坐在床沿上發呆，我倒了一杯水坐在他身邊，試圖尋找合適的語言。
「奶奶走之前也沒受什麼罪，算是喜喪。」我說。
「是，算是喜喪。」老何呆呆地重複了這麼一句，但眼淚又奪眶而出。
我輕輕拍著他的背，感覺到他在抽搐。他的身體越哭越傾斜，重量漸漸倚在我的肩上。我就那麼一手端著水杯，一手摟著哭泣的他，以這個姿勢僵在那裡，我也不記得是怎樣結束的。
曾經有朋友的孩子依偎在我懷中，也曾經有女孩倚靠在我肩頭。但這一刻，靠在我胸前的卻是我的父親。
我聞到的不是孩子的乳香也不是洗髮水的清香，而是那種頭油和汗水混合起來的傾頹的氣味。那一刻，懷中的老何那樣熟悉又那樣陌生，這種角色錯配讓我不知所措。
也許就是那一天，我們完成了男人之間力量的更迭，在後來幫忙料理奶奶後事的過程中，我也不斷意識到「一家之主」四個字的內涵與深意。
第二天起床後，老何的眼睛還是腫的，但他還是一如既往地面無表情。
探親
2012年，我的女兒在美國出生。母親和丈母孃先後來幫忙照顧，但老何一直沒有來，因為「看孩子是女人的事」。
但我知道他是想見孫女的。我太太常在全家人的微信群裡發女兒的照片，老何很少發言。但有時老何會私下發給我一些建議，例如「孩子看著臉發黃，給她喂些紅棗」，或者「給她吃米糊糊和蛋黃，只吃奶身體不結實」。
老何的各種建議都在我這裡被攔截住，從未傳達到我太太那裡，但我覺得應該讓老何來美國看看了。
如果沒有女兒的出生，也許老何一生都不會來美國。
在我的再三邀請下，在母親的再三勸說下，老何終於和母親一道踏上了赴美探親的路。
老何和母親乘清晨的飛機抵達了華盛頓。我從機場接到他們，一路上他們看著路邊的風景，母親一直在感慨：「天真藍，小房子真漂亮。」而老何則一直半眯著雙眼，皺著眉頭，偶爾往窗外瞟一眼，嘟囔說：「這荒涼的，好像咱華縣。」
「你爸爸就是這樣，頑固不化。」我從後視鏡看到母親瞪了父親一眼，我笑了。我的父親母親如今終於坐在了我的車裡，我在美國終於有了一家團聚的這一天。
回到家，我安排老何住在我隔壁的房間。我路過客廳衛生間，看到他正在洗漱。於是我擠了牙膏一邊刷牙一邊站在他身邊。我像小時候一樣斜著眼睛看他慢慢將鋒利的刀片裝進刮鬍刀裡，然後將毛巾在盛滿熱水的盆中浸溼，捂在臉上。
「爸，我送你個電動刮鬍刀吧，好用。」我吐掉口中的泡沫說。
「電動刮鬍刀哪有刀片得心應手。」老何對著鏡子用刀片仔細刮過下巴，彷彿在雕琢一件藝術品。
我不再爭論，靠在門框上眯著眼睛看著老何每一個細微的動作。我突然想起我小時候也有過類似的畫面。
正出神，女兒也蹣跚著跑過來，抱著老何的腿嚷著要看他手中的刮鬍刀。我還來不及阻止，老何已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刀片卸下，把刀架放在了女兒手中，然後滿臉肥皂泡地眯起眼睛說：「你拿走了爺爺的刮鬍刀，爺爺會變成大鬍子怪獸！」然後伸手去抓女兒，女兒開心得嘎嘎直笑。
有個詞叫「既視感」，形容眼前一幕似曾發生。那一刻，時光停止，我被濃濃的既視感包圍著，眼前的老何彷彿變回了二十年前那個溫暖可依的父親。
老何卻只有和我女兒在一起的時候是溫暖可依的。當他面對我的時候，還是一如既往地板著臉，吃完飯還是會提前離席回到自己的房間。
我和太太白天上班，女兒也在朝九晚五的日託機構，我上班時送去，下班時接回。老何和母親在家無事，就每日去附近的中國城超市買菜，做飯，其餘的時間就在平板電腦上看國產電視劇。我說不要看太久，對眼睛不好，老何就衝我瞪眼睛：「你都把我流放到你這兒了，連電視都不讓人看？」
我買了華語衛星電影片道，老何還是執著地抱著他的平板電腦，理由是電視有一個遙控器、機頂盒還有另一個遙控器，每次調節目太麻煩，他學不會。
週末的時候我會帶全家出遊。但對於我開車、他坐車這件事，老何耿耿於懷。
「你踩剎車太肉！」「轉彎的時候要減速！」「你看旁邊的車都比你開得快！」老何就像一個駕校教練一樣一路指手畫腳，我開得快也不是，慢也不是。
「美國的司機去了中國都上不了路！」老何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
不能開車，誰也不認識，出門變文盲，國外的藍天白雲並不能安撫老何的焦躁。
「我在國內一天要幹多少事！在你這裡完全是在浪費我的時間！」這成了老何的口頭禪，彷彿他在國內是個公務繁忙的企業家一般。
「你又沒幾個朋友，在西安不也是天天自己待著嗎？」我忍不住反駁。
「誰說的！樓下的蜂膠店昨天還跟我說有贈品回饋老客戶，我得回去領！我的老年公交卡過期了，我得回去補辦！北郊出租的房子要收租金，我得去收！」老何說出一串他覺得很重要的理由，我竟無言以對。
一個月過去，老何的焦躁漸漸變成了沮喪。
他不再和我爭辯「西安有多少重要的事」，而是每日除了看電視，就是弓著背衝窗外發呆。
他也不再過問我出去和誰吃飯，因為我說的名字他一個也不認識。
他和女兒玩耍，女兒時不時蹦英文單詞，他聽不懂，就尷尬地笑笑，女兒搖搖頭獨自跑開。
老何越來越多一個人待在房間裡，有時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家還是不在，醒著還是睡了。漸漸地，他的身體彷彿也消瘦了。
「你爸爸胸悶，怎麼辦啊？」有一天母親焦急地跟我說。
我趕緊表示要帶老何去醫院，老何卻擺擺手不同意。「我在這裡連保險也沒有，上次你那個同事來家裡聊天，我可聽到了，在美國看個病隨便就要花上千美元。」
任我如何勸說，老何就是不肯去醫院。最後他吐出一句話：「你讓我提前回國吧，算我求你了。」
看著萎靡不振的老何，我突然想起心理學家武志紅的「疆界」理論。
「疆界」理論的大意是，每個人內心的疆界廣度不同，許多年輕人在任何國家都不會不適，但對許多老年人來說，他們的內心疆界已經萎縮成家門口的一尺見方之地。如果強行將他們拖離舒適圈，他們的身體和精神就會產生類似器官移植後的排異反應，後果嚴重。
原來老何已經不再年輕，我的生活已經在他能夠接受的疆界以外了。
我買了機票送他和母親提前回國了。回國後不久，母親打電話告訴我，老何的精神狀態比在美國時好了很多，人也胖了。
那是老何一生唯一一次來美國。
那一刻我意識到，對於遊子而言，父母和事業終將成為悖論，無法兩全。而我們這代背井離鄉的中年人，對父母終將有所虧欠。
我們給父母寄錢也好，偶爾探望也好，不定期組織家庭出遊也好，都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解決方案，是隔靴搔癢般的自我慰藉。對於無法贍養父母這個「家庭病症」本身，我們也許從未打算根治，也無法根治。
我們的父母恐怕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的父母都偉大。自古養兒防老，但唯有這個時代，父母對我們的付出只是為了讓我們飛向離他們更遠的地方。對於老無所依，他們早已無所畏懼。
光鮮
隨著微信的普及，我逐漸沒有了給家裡打電話的習慣，就只是每天在微信裡發幾張女兒的照片，簡明扼要地說一下我工作生活中的大事。老何有時會在微信上轉發一些軍事題材的新聞，很少打字。
我們繼續像平行線一樣生活在地球的兩端。
2014年，隨著我多年的研究逐漸開花結果，我在《經濟學人》雜誌上發表了幾篇反響強烈的論文，又榮獲了幾個學術獎項，一時間我突然變得「紅」起來，不斷接到各種會議的邀請，還有一些中國的論壇也請我回去做演講嘉賓。
於是我和老何見面的機會變得多了起來，一年能見到三四次甚至更多。
有時我會回西安去探望他，有時我會邀請他去北京或者上海。
老何那段時間特別喜歡張羅親戚一起吃飯。熱鬧的席間，親戚們總會詢問我美國的事情，請教我關於理財和孩子出國的問題，我總會耐心回答，然後親戚們便回頭誇讚老何有一個多麼優秀的兒子。即使老何在席間很少講話，看我和親戚們觥籌交錯，他臉上便也洋溢著少有的滿足安逸。
但每當親戚散去，就剩下我們一家三口時，氣氛就又變得尷尬起來。
母親總會刻意留出時間讓我們父子交流，而這種交流逐漸形成了一種模式，一種像領導人會面的固定外交套路。我們的話題不外乎三類：第一類是我女兒和我在美國的日常生活，這個話題在兩個男人之間很難維持太久，很快就會切換到下一個主題；第二類話題就是老何訓話，他會針對我的個人發展，用心良苦地給我提出各種（其實沒什麼用的）建議；第三類是我尋找老何感興趣的話題例如軍事和養生，保證我們的對話可以持續下去。
儘管我當了教授，但老何心中始終有危機感。他總有一些杞人憂天，擔憂我被學校炒魷魚，擔憂我身體吃不消，擔憂我犯政治錯誤。所以他總會給我很多嚴肅的建議，例如逢年過節給系主任送些菸酒，例如每天早晨起來練一套五禽戲，例如回到國內不要和「社會上的人」過多應酬。
老何語重心長，我便俯首傾聽。老何不知道的是，其實我從未採納過他的任何建議。
隨著我年近四十，老何從我兒時眼中的英雄，逐漸變成我勢均力敵的對手，又逐漸變成需要我哄著的老爺子。我不是不想採納他的建議，而是他的想法過於主觀，過於背離我的生活現狀。我的聆聽本身，也只是對他的「哄」。
有一次我把母親和老何接到北京，並讓他們到現場聽我在一場財經媒體論壇上的主題演講。母親和老何雖是城市老幹部，卻極少出入商務場合。麗思卡爾頓酒店宴會廳裡從天懸掛的流水燈，打在兩側牆上的巨大的會議標誌，觥籌交錯、西裝革履的嘉賓們，還有激昂的背景交響樂，這過度絢麗的場面讓母親和老何卻步，站在門口不敢進去。我領著他們找到座位，離開前老何還囑咐我：「你待會兒講話不要緊張！」其實他心裡比我要緊張百倍。
我在臺上就中國貨幣供給和硬著陸問題發表了演講，我猜想老何是聽不懂的。但我內心希望他為我感到驕傲，我相信他會的。我也曾經看自己的女兒在臺上表演，激動得熱淚盈眶。我理解一個父親看到自己的孩子站在舞臺中央時，那種內心難以名狀的成就感與自豪。
果然，演講結束後，我看到老何明顯比平時興奮，一直在稱讚會場精美華麗的裝飾，以及免費的茶點和水果。我帶他們去吃飯，老何點菜的時候也顯得比平時大氣：「點多寶魚！你這工作費腦子，要多補腦！」
他沒有直接評價我的演講，卻給了我很多「建議」，例如上場時應當鞠躬，演講過程中可以加入一些類似詠歎調的語氣等。「你語氣四平八穩，講的內容又無趣，臺下的觀眾怎麼能愛聽！」老何總結道。
我苦笑。也許對老何而言，今天的學術演講和兒時的詩朗誦並無本質區別，身為教授的我也依然是那個滿身缺點的頑童。我默默點頭，見老何的觀點發表完畢，我便趕緊將話題切換到了他感興趣的、不痛不癢的領域——軍事、太極、五禽戲。
在子女成年之後，交流的主動權往往會從父母手中轉移到子女手中。我一直在問自己，在漫長的歲月中，我為什麼沒有嘗試和父親做哪怕一次的深入交談，更多地瞭解他一生中的悲歡，也讓他更多地瞭解我呢？
我希望我是一個更善於表達的人。我希望我能大笑著指出他的迂腐，然後摟著他的肩膀親暱地喚聲「老爺子」。
但我是老何的兒子，在我四十年的人生中已然逐漸成為一個和自己父親同樣矜持和不善表達情感的男人。
我們之間早已築起一道牆，一道關乎男人那匪夷所思的尊嚴的牆。我們之間註定不會有言語的煽情或肢體的親密。我們君子之交般的關係，便是我們的默契。
作家三毛曾在書中寫：「你們向我顯明最深的愛的時候，也好似恰巧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背影。什麼時候，我們能夠面對面地看一眼，不再隱藏彼此，也不只在文章裡偷偷地寫出來，什麼時候我才肯明明白白的將這份真誠在我們有限的生命裡向你們交代得清清楚楚呢。」
也許永遠不會。
末了
老何生病了。
去年的一個深夜，我被母親的電話叫醒，電話裡面是母親慌張的聲音。
「以生，你爸爸暈倒了，頭撞在沙發稜上，現在我們在車上。」母親一直問我：「怎麼會暈倒呢？好端端的人怎麼就暈倒了呢？」
太太安慰我說：「沒事的，可能是老人家貧血。」但我自從接到母親的電話後就再也沒有睡著，心中凌亂異常。天剛亮，我便買了次日的機票。
飛了23個小時，轉機兩次，我終於趕到西安。開啟手機看到母親的資訊，老何昏迷了7個小時才甦醒，現在還躺在醫院。
我拖著行李趕到醫院，醫生將我和母親叫到辦公室：「你們是病人的家屬嗎？」這不是一個好的開場白。那一刻我預感到，我原本以為可以恆久的平衡生活要發生改變了。
醫生最初一直在用專業術語解釋手中那張抽象的ct（計算機層析成像）圖，大意就是腦部發現了一個腫瘤，阻礙了血液的輸送。母親一直死盯著那張ct圖，幾乎沒有和醫生對視過。醫生最終還是說出了我們最不想聽到的那個字，癌。這個詞母親聽懂了，我也聽懂了。母親渾身一顫，扭身哭倒在我肩上。我摟著她戰慄的肩膀，努力在心中理出一個頭緒。我需要一個頭緒，但是腦子裡卻一片空白。
像大部分中國式家屬一樣，我們對老何選擇了隱瞞。誠然，他有權知道自己的病情，但我想他同樣有權維持自己那份安然的希望。
老何最初以為自己只是跌倒摔傷了腦袋。我對他說我只是回國出差。他看到我並沒有掩飾自己的驚喜，開心地拍拍我的肩膀說：「你現在是國際型人才啦，滿世界飛。」繼而又自責地說：「可惜不巧趕上我碰了腦袋，讓你還沒回家就跑到醫院來了。」
我幫他削平果，拿起刀子，卻削得笨拙。老何笑了，說：「你這輩子啥時候削過蘋果。」繼而接過刀子，熟練地把蘋果皮一絲不斷地整整齊齊削了下來，習慣性地遞給了我。
我拿著原本是我想要削給老何吃的蘋果，想要咬，卻覺得牙齒顫抖使不上力氣。我找了個藉口拿著蘋果衝進衛生間，淚水狂湧而出。
我習慣了接受老何的照顧，他可以很自然地為我削平果、做飯、洗衣服。我習慣了他以父親的姿態不苟言笑地存在，訓斥我、嘲笑我，彷彿他永遠是正確和不被打倒的那一個。
而如今我要強迫自己面對他大廈將傾，卻連一個蘋果也削不好。或者他也不希望我削好，因為一旦他吃了我削的蘋果，就相當於繳械投降，正式交出了一家之主的權杖。
多麼可憎的自尊，可憎的矜持，可憎的男人的面子。
我第一次發現，我原來如此像我的父親。我最終也只是一個匱於陳詞的木訥男人。
三天後我返回美國，回去料理好做了一半的工作，然後請長假回西安照顧老何。
不記得在哪裡看過，人在千米高空中更容易分泌腎上腺素導致流淚。
在回美國的紅眼航班上，黑暗的客艙中只有發動機的轟鳴聲，我坐在四面環包的公務艙裡，獨自泣不成聲。我試圖抑制，卻只能聽到自己從喉嚨底部發出的沉重的哽咽，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從自己身體裡發出這種原始的聲音。
除了母親外，我還請了護工24小時陪在老何身邊。我也向學校請了長假回到西安，每日來探望老何。
老何最初是抗拒護工的，後來經過幾次疼痛和昏迷，他逐漸意識到自己的病不那麼簡單，也便默許了護工的存在。他可以讓母親或護工端尿盆和擦身體，卻絕不允許我插手，彷彿這樣他便能維持一個父親起碼的尊嚴。
每次看到我來到病房，他會客氣地坐起來說：「來啦。」
「嗯，來了。」每天都是這樣的開場對白，繼而我會搜腸刮肚尋找一些話題，比如我太太又說了女兒的什麼趣事，比如當天又發生了什麼社會熱點事件。我們就像兩個相互尊重的老同事，進行著不疼不癢的話題。
每次聊不到半小時，老何就會催促我去忙我的事情。我說我現在在休假，他就會催我回美國。有時他乾脆扭過身去，告訴我：「我困了，想睡一會兒，你走吧。」
但第二天一早，他又會早早巴望著，問護工有沒有收到我的資訊，幾點過來。
老何的病情發展很快，最初他還醫院和家裡兩邊輪著住，後來疼痛的頻率越來越高，醫生也不再准許他回家。他就在安靜而精緻的單人病房裡，任時光如抽絲一般從生命中流去。
我以為老何會在病情嚴重的時候說一些情緒化的話，或者交代一些身後事。但他始終保持著若無其事的淡定，始終每日只和我聊一些不疼不癢的日常話題。即使疼痛，他也默默隱忍著，只讓醫生給他開藥，疼得面部扭曲也很少發出呻吟。
他用一種自我壓抑的淡然捍衛著自己最後的尊嚴，彷彿一旦流露出真實的情緒，就如同被剝掉皮囊一般，他也將不再是完整的自己。
就這樣，他包裹著自己的尊嚴逐漸衰亡著。終於有一天，他被插上了呼吸管，不能再進食，需要每日鼻飼。
失去表達能力的他反而對我空前依賴了。每天他若醒著，便用眼神到處尋找，如果看不到我，就失望地閉上眼睛。
如果看到我，他就會用佈滿血絲的眼睛望著我，一直望著我。那眼神我一直都記得，裡面有太多內容，有太多在他可以講話的時候拒絕流露的情感和情緒。所有的痛苦、遺憾、愛與期許，他可以拒絕告訴我，卻無法阻擋眼神的表達。他不曾留下什麼刻骨銘心的遺訓，但每當我想起老何，他最後那段時間看我的眼神，都讓我的心揪著疼痛。
不會說話的老何，在各種塑膠管的背後變得那麼無助和真實。他的眼神終究是出賣了他。他的眼神有時是痛苦的，有時是在求助，但我卻救不了他。
我突然想到爺爺在牛棚裡因失血過多而死的畫面。我心中嗡的一下。在那一刻，我突然變成了少年時的老何，看著自己的父親在眼前消亡，恐懼而絕望，最後只看到血流淌在泥裡，留下一片暗紅。
之前，死亡對我來說一直是個遙遠的概念，在我和死亡之間隔著一道屏障，隔著一個老何。而看著老何即將離去，彷彿那道屏障突然被移開，從此我成了新的老何，成了直接面對死亡的那一個。
這種感覺令我不寒而慄。也讓我更加無法接受老何的即將離去。
在一個深夜裡，病房一片死寂，偶爾傳來隔壁病人的咳嗽聲，或是走廊上醫療器械車推過的金屬聲。
我突然做了一個令自己感到驚訝的決定。我起身走到老何的床邊，悄悄地爬到他的床上，擠在他的身邊躺下。
我靠在老何的背上，閉上眼睛，彷彿回到了小的時候，聽著父親的心跳，感受著父親的溫度，心中安然。我不知道老何是否醒著。他一動不動，我就那麼靠著他，索性把臉埋在他的背上。
我就在他的身邊那樣躺了一宿。
早晨起來，老何看著我，眼神里竟沒有疼痛，全是安寧祥和。
這麼多年，作為在中國社會變革影響下代溝最深刻的兩代人，我和老何始終彆著一股勁兒。
而如今所有的隔閡和執拗，都在他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這個早晨，獲得和解。
後來，每天晚上我都爬到他的床上靠著他睡覺。他總是那麼安靜，一動不動，但似乎從那天起，我沒有再從他的眼中讀到過恐懼。
他在這場無聲的父子和解中完成了最後的心理建設，可以泰然地接受即將到來的死亡。
三天後，老何身邊的監護儀上的曲線變成了直線。
「我突然意識到，對於業已從這具軀殼中離走的那一個靈魂，對於使我的生命成為可能的那一個生命，我瞭解得是多麼少。父親的死帶走了一個人的平凡的一生，也帶走了我們之間交流的最後希望。」後來讀到周國平這段文字，我失聲慟哭。
太太帶著女兒從美國趕了過來。女兒像大人一樣撫摸著我的頭髮，包容著我的失控和脆弱。
我在心裡告訴自己，這是我最後一次在女兒面前哭泣。我從此成了一個沒有父親的孤兒，我從此成了家裡那個必須堅強的人。如果我需要用最大的淡定來保護我所有的內心活動，我想我可以這樣做。
我終究理解了老何內心的惶恐，以及他執念般的堅持。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了童年的自己追隨著老何走在去往集市的路上。通往集市的土路總是向左拐，又向左拐，最後我終於走到集市，卻空空蕩蕩，一無所有，老何早已離去。正在落寞間，我驀然轉身，卻驚見了童年的自己，他衝我呼喊著：「爸爸，我終於追上了你。」
低頭，我穿著發黃的汗衫、布鞋。我不再是我，我終於變成了老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