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不主動給別人建議,除非他們問我。我唯一知道的事,可能也是我唯一能給別人的建議是:不要根據自己的經驗給別人一些「不請自來」的建議。
——泰勒·斯威夫特
我是2014年搬到佐治亞州的,那是我此生第一次到南方生活。我是在加利福尼亞長大的,後來在很多地方生活過,包括:亞利桑那、華盛頓、密歇根、新澤西,還有馬里蘭。但我從沒有膽量敢越過梅森–迪克遜線sup/sup,儘管我的家族其實最早發源於南方。我的一個祖先曾經是佐治亞州種植園區裡的一名奴隸,生活在梅肯市東北部的米利奇維爾,一個距離亞特蘭大不到兩小時車程的小鎮。
如果你在《阿肯色歷史文化百科全書》中讀到我曾祖母的生平,會發現她父親的名字是「無名氏」。sup/sup雖然官方記錄如此潦草,但我們家人都知道他是誰。他有蘇格蘭、愛爾蘭血統,妻子是安妮·法姆布羅——我的曾曾祖母。他的女兒是卡莉·麗娜·法姆布羅,出生在1872年。在南北戰爭愈演愈烈、奴隸制時代走向尾聲的過程中,我聽說,我的曾曾祖父不僅養大了自己所有的黑白混血的孩子,還讓他們都接受了大學教育。
1886年,卡莉從亞特蘭大大學畢業並獲得學位,後來成了一名激進的非洲裔美國人教育平權倡導者。她為美國深南部(deepsouth)的黑人建立了第一座圖書館,而建館所需的資金都是通過上演莎士比亞戲劇募得的。她在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的聯邦學校任教,那是那裡的第一所黑人學校。這些故事都是我過去的一部分,我曾無數次聽過,也對兒子講述過。
在我的成長曆程中,也曾聽過很多我們家因為種族歧視而遭受的苦難往事。當年,我的祖父被歐伯林學院授予名譽博士學位時,他決定帶著全家從洛杉磯開車去俄亥俄州領取學位。不幸的是,因為他是黑人,大部分酒店拒絕接待他們,而由於我的祖母是白人,在黑人旅館他們也同樣被拒之門外。沒有辦法,他只好一路未停,硬是開了2400多英里(約3862千米)的車直接開到了歐柏林學院。
雖然我的膚色算淺的,但在加利福尼亞南部小學,我是第二黑的小孩。三年級時,有一個孩子罵我「黑鬼」,我毫不猶豫地一拳把他揍成了熊貓眼。於是,我被送去校長辦公室。我至今仍記得自己在辦公室外面等候訓話時有多害怕。我一直是一個好學生,很少惹麻煩。可以想象,當時如果媽媽知道我打人被校長訓話,而且她不得不來學校接我的話,一定會暴跳如雷的。可是校長卻對我說:「如果還有誰這麼罵你,你就這樣揍他們。」然後,他親自把我送回了教室。
不用說,搬到佐治亞州對我來說無疑是情緒波動頗大的一段經歷。當我發現自己作為一個國家公務員,在羅伯特·愛德華·李sup/sup的生日那天竟然有一天假期,在南部邦聯紀念日sup/sup(後來還直接改名為「州紀念日」)也有一天假期,你能想象我的心情嗎?不過你也許能理解,當我沿著高速公路開車時,看到很多人家的門前仍然掛著南部邦聯軍旗,那又是怎樣的心情啊!
然而,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城伊曼紐爾非裔衛理聖公會教堂槍擊案把關於軍旗的爭論又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在這次導致9人死亡的恐怖事件發生之後,作為新聞工作者,我們立刻追蹤報道了這次事件。我安排了整整一個小時的電臺特別節目來討論軍旗的問題,它的歷史淵源和內涵。我們還邀請了嘉賓來參加這場辯論,他們認為南部邦聯軍旗是南部人認同感和自豪感的象徵,人們有權讓這面旗幟在任何國家公共財產上空自由飛揚,可以以此來悼念為保衛南部邦聯而犧牲計程車兵,並向他們的英勇犧牲致敬。
在那次節目播出之前,我花了一些時間來思考自己的立場。我知道那些軍旗的捍衛者不可能理解我看到它時的情緒反應。他們既不瞭解我的家族歷史,也不知道我的個人經歷。反過來,我得承認我對他們的歷史和經歷也無從知曉,無法站在他們的立場理解這件事。
為了保證節目對聽眾來說是中立的、公平的,他們有權知道我的立場和偏見。所以,在節目的開頭,我先念了一份免責宣告,內容如下:
為公開公正起見,我想明確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和立場。我是一個同時具有黑人和白人血統的多民族混血女性,我的祖先曾被迫在佐治亞種植園區為奴。我不能假裝我對南方邦聯軍旗沒有偏見,因為對我來說,這面軍旗象徵著酷刑、壓迫和奴役。
然而,我也是一名專業記者,歡迎各方在這一問題上展開坦誠的交流。我不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人。我的工作是為大家提供交換意見的平臺,讓您儘可能客觀地做出決定……一如既往,我們歡迎您留下評論,更希望您能加入我們的討論。
在我漫長的職業生涯中,這些訪談是我做過的最艱難的工作。有些人的言論在我個人聽來是如此傷人和令人心痛,我經常想要跳起來跟他們爭辯或打斷他們的話,但我強忍住這種衝動,用專業和開放的態度堅持到結束,而這些忍耐最終沒有白費。自那以後,我跟南方聯盟軍退伍軍人子弟的溝通一直很順暢。雖然在這個問題上,我依舊跟他們持有不同意見,但我對他們立場的理解加深了許多。
我們在軍旗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並不影響我們之間的正常交談和對彼此的尊重,也不會因為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有分歧,就導致在所有問題上都無法達成共識。更重要的是,分歧並沒有妨礙我們去聆聽彼此的心聲。在進行重要談話之前,你必須事先檢視自己的觀點。沒有任何一種信念能強到讓我們無法暫時將其擱置,去聽一聽持有異見者的想法。不用太擔心,聽聽別人怎麼說,不會輕易動搖你的信念。
如果你像大多數人一樣,可能會傾向於避免跟自己認為的心胸狹隘的人交談。在我們的思維中,會認為那些受教育程度較低或智力不如我們的人可能沒有跟我們一樣開明的世界觀。
這個想法本身就是一種偏見。
雖然我們覺得聰明的、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應該比受教育程度或是智力不如我的人更加開明,但實際研究結果表明:人越聰明就越容易受偏見的影響。「如果說兩者真有什麼不同的話,」報告指出,「那就是,一個人的認知能力越高,偏見盲點越大。」sup/sup
諸如此類,都是所謂的無意識偏見或隱性偏見的部分存在形式。這些偏見會影響我們的判斷,但我們意識不到,有時甚至不受我們控制。刻板印象,不管是消極的還是積極的,都會影響我們對別人的看法。有意識的偏見常常是我們依據自己的喜好做出的一種選擇,比如:你喜歡穿正裝的員工,或者喜歡稱呼你「先生」的服務員。無意識偏見更難改變,因為我們往往意識不到它的存在。
但也許有人會坦然接受這個事實:是的,我有偏見。你可能覺得自己已經意識到了自己的偏見,並且正在積極努力地消除它們。在某種程度上,這麼做是對的,但沒有證據表明那些意識到自己偏見的人比那些意識不到自己偏見的人更能克服偏見。不管你對這個問題思考得多麼深入,都可能無法瞭解影響你思維方式的所有偏見。畢竟,它們被稱為無意識偏見,是有原因的。
我的觀點是,你可以不和一個種族主義者說話,卻不會意識到自己有多虛偽。可能你的偏見不比那個你覺得自己沒法與之交談的人少。世人皆有偏見,無論種族、性別、收入或宗教信仰。
你對自己的偏見毫無覺察,卻在談話中教育別人不要有偏見,試想一下這有多麼自以為是。作為一個膚色較淺的混血女性,我的觀察角度會比較獨特,更容易發現別人的偏見。我曾經主持過一個關於作家詹姆斯·鮑德溫的小組討論會,有三位非裔美國教授作為小組嘉賓。然後,一個小組成員在發言時提到了貝拉克·歐巴馬身上具有的「黑人傳統」。於是,我評論說:「請記住,歐巴馬有一半白人血統,所以他身上也有白人傳統。」
那個教授轉向臺下,下面的大部分觀眾都是非裔美國人。他扮了個鬼臉,然後指著我說:「我應該向她解釋嗎?」我耐心地等鬨笑聲停下,才又說道:「我是黑白混血,所以明白在一個家庭裡平衡白人和黑人文化的必要性。」這時,他開玩笑似的喊道:「你打敗我了!」而我說:「先生,是你打敗了你自己呀。」
應該沒人會覺得這位著名的教授不夠聰明或者文化程度不夠高,只能說所有人都會被偏見影響。學校和智慧並不能讓我們丟掉成見。
我們之所以要誠實、互相尊重地去交談,是為了讓思想更開明,而不是改變自己的想法。事實上,研究表明:要改變人們的想法是一項極其艱鉅的任務。
在一項研究中,佐治亞州立大學和密歇根大學給研究的參與者發放了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都是編纂出來的關於政治敏感話題的虛假新聞。隨後,他們又給這些人發了一篇準確的報道,裡面闡明瞭之前的文章中的種種謬誤和不實。結果讓人大跌眼鏡,研究人員發現,人們在讀了真實的新聞以後,竟然反而對之前的虛假新聞更加深信不疑。
「假新聞」這個詞自從2016年美國大選以來就變得隨處可見。這樣的新聞包括:教皇接見唐納德·特朗普並對其大加讚賞(他沒有),「比薩」是希拉里·克林頓競選團隊在運作的戀童圈的暗號(並不是)。「假新聞」的危害之一是:一旦人們看過一條假新聞,那些內容就會成為他們信任系統中的一部分,很難再被抹去。
這種現象被稱為「逆火效應」。當發現自己錯了,我們往往會更固執地堅持原來的錯誤信念。這是一個無意識的過程,所以並不會有人真的說:「我知道我錯了,但我覺得還是假的比較可信。」這種現象之所以被稱為「逆火效應」,是因為糾正錯誤資訊有時候會適得其反,會使人更加頑固地堅信並不真實的資訊。
你可能會想到一個解決這種問題的方法:做實際調研,這樣你就能在看到不實資訊的時候識別出它們。但在一個問題上研究得很深好像也於事無補。當我們對一件事非常瞭解的時候,往往會自認為自己知道一切,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是真什麼是假。然後,我們會理所當然地接受那些能符合自己想象的資訊,即便那些資訊是錯的、假的。
戴維·麥克萊尼在《每個人都有思維盲區》(youarenotsosmart)一書中寫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期發生在肯特州立大學的槍擊慘案。這起初是一場由於不同意見而引發的示威抗議,最終卻以國民警衛隊開槍射擊並打死了好幾個抗議者收場。「令人震驚的是,」麥克萊尼寫道,「他們發現那些對事件越是瞭解的參與者,對自己持有的信念越是堅定。國民警衛隊也好,抗議者也好,知道得越多,持有的偏見越大。有證據表明,對事情所知甚少的人可能不太會受‘逆火效應’的影響。‘逆火效應’會把對事情有過深入思考的人從灰色地帶推離,令他們更向前一步。」sup/sup
這就是為什麼不管有多少證據放在面前,陰謀論依然不會被駁倒。所以,有人永遠都相信歐巴馬不是美國公民,相信人類從來沒有真正登上月球。不過這恰恰說明,你不該再浪費寶貴時間去勸說別人不要相信你所認為的錯誤的觀點了。
這方面的研究也有令人欣喜的進展。經過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人們發現,「逆火效應」的影響也許是有限的,並不像大家之前所預想的影響範圍那麼廣。當兩個政治學家試圖在一項研究中重現「逆火效應」的場景時,他們發現參與者只在一件事上會抗拒事實修正: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wmds),而在其他幾乎所有問題上,參與者們都會聽取並尊重事實資訊。如此看來,也許我們並不生活在「後真相」世界。
不過,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研究的參與者們常常輕信利於自己立場的政治思想和資訊,而對不利於自己立場的資訊則持懷疑態度。這項研究的研究者,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伊桑·波特告訴波因特媒體研究所(poynterinstituteformediastudies):「每個人的反應仍然具有差異性,人們仍然會堅持自己的政治信仰。不過這種差異並不像通常我們描繪的那樣可怕。」sup/sup
令人欣慰的是,政治上的爭論似乎還有一定的事實基礎。但政治有什麼值得我們爭論的呢?你有沒有在跟人因為一個熱點新聞爭吵過後,聽到對方心悅誠服地說:「你知道嗎?你說得對。我錯了。非常感謝你給我的啟發。」反正我從來沒聽到過,一次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