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發現，溝通最大的敵人是我們在溝通時的幻覺。我們已經說太多，但還沒有學會聆聽。

——威廉·懷特

幾年前，我兒子的校園生活遇到了一點麻煩。他在學校被人欺負了，於是開始抗拒上學，每天早晨都在掙扎。他變得不願參加班級集體活動，也不寫家庭作業。他的老師給我寫了封電子郵件，告訴我他的學習成績已經一落千丈。

隨後幾周，我和她互發了好幾封電子郵件進行溝通。我知道這位女士內心深處非常關心我兒子，希望他好，我能感覺得出來。將心比心，我想她也知道作為母親我的心情也一樣急切。但我們似乎就是不能真正理解彼此的意思。她想讓我兒子按時完成她佈置的家庭作業，而我兒子依舊不做作業，她可能認為我不夠配合，總在為他找藉口。而我覺得作為唯一能幫助我兒子的人，她似乎看不清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只揪住細節不放。與此同時，我兒子夾在中間備受折磨。

最後，我不得不給校長打了電話，希望能親自去見他一面，好約上老師一起談一談。我得承認這也許不算是個好主意，因為把她的上級扯進來會讓局面變得更加緊張。這次會面一開頭就很糟，並且很快我倆就陷入了無謂的爭論。我意識到如果我想幫兒子，就必須在情感層面上向這位女士示弱。

於是，我有意識地調整了坐姿，讓自己更加面對她本人，而把校長放在自己的視線之外。她的左手正放在桌上，我伸出手輕輕按在她的手上，然後說：「我真的很抱歉，可能我有時候會讓您覺得不可理喻。因為我太擔心我兒子了。他只有一次讀四年級的機會。如果我說的話讓您感覺是在發脾氣，我向您道歉。我只是希望他能在學校順利地過完這一學年，看到他過得這麼煎熬，我實在不忍心。」

我一邊說一邊觀察著她的反應。我發現，她本來緊繃的嘴角慢慢放鬆下來，臉上嚴厲的神色漸漸消失了。如果只是發電子郵件，我絕不可能觀察到這樣的細節。然後，她說：「請不要過慮了，西萊斯特女士。我一直在鼓勵他，一直都站在他這邊，而且會竭盡所能讓他順利完成功課。您知道嗎？他是個很好的孩子。我真的很愛他。」

從那一刻開始，這位老師就變成我兒子最大的擁護者。這麼多年來，我跟孩子的老師談過無數次，但那次是最讓我記憶深刻的，因為談話效果十分明顯。在那之前，雖然我們已經通過電子郵件聊了好幾周，但從未真正地與彼此產生情感連線。

我不知道她那時的內心是怎麼想的，但我最初對她的認識可能只停留在她的職務而不是她這個人上。我只把她當作我兒子的老師，而沒想過她只是一個年輕女士，一個一天要工作16個小時、管理一個班級、整天跟一群吵鬧的孩子打交道的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把她看成了我兒子成功路上的障礙，而不是為了獲得師範學歷努力還完大學貸款、為了教師理想甘心從事清貧的工作、只為跟孩子在一起的老師。

一次交談使我們完全理解了彼此，冰釋前嫌。

過去的這一個世紀以來，人類一直在探索科技應用的無限可能。2000年，我們每個月發出的文字簡訊大約是140億條。到了2010年，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了1880億條。而到了2014年，人們發出的簡訊已經多達5610億條。在這14年間，文字簡訊的數量增加了約5470億條。這是一個偉大的飛躍。同時，電子郵件的數量也在飛速增長。2011年，人們發了約1050億封電子郵件。而到2020年，這個數字預期將達到2460億封。sup/sup

說不定你會認為這只是發達國家的問題，但這些資料反映了全世界所有國家的情況，包括髮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2012年，皮尤研究中心釋出了一份對21個國家和地區的調查報告，根據該報告：75%擁有手機的人都發過簡訊，sup/sup其中發簡訊最多的是經濟最落後國家中的兩個——肯亞和印度尼西亞。人們對科技的依賴正在改變他們的溝通方式。

這對我們的交談技巧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事實上，對這個問題我們還沒有一個全面的理解。因為就文字資訊對社交模式影響的調研來說，其研究方法也都在每天改進。而且，很顯然，相關性不是因果關係，就算我們能夠監測出自從智慧手機革命以來的人類社會行為變化的趨勢，也很難證明它們之間誰是因、誰是果，或者存在因果關係。

即便如此，還是有充足的證據可以表明，科技的日益發達、社交媒體和簡訊文化的興起已經讓人們進行高效溝通所需的最為關鍵的幾個能力發生了退化。

其中一種叫作移情能力。2010年，密歇根大學的一個團隊將30多年內共72個研究專案的成果整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份報告。sup/sup他們發現，大學生的移情能力下降了40%，而且絕大多數下降發生在2000年以後。「因為在網路上交‘朋友’變得輕而易舉，這讓人們在別人遇到問題而自己不想回復時選擇對其置之不理。」這些研究專案中的一名研究者說，「這種行為模式也轉移到了線下。」

我發現，這種發展趨勢極為令人擔憂。移情能力，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能夠對他人的感覺感同身受的能力，能把自己代入他人的處境，理解他人的思想狀態。這不只是能夠發現某個同事傷心了，還要去想象他經歷了什麼，以及試想如果自己經歷了同樣的事情會有什麼感受。

要產生移情體驗，我們必須把自己和另外一個人聯絡起來。我們得問問自己：「如果那樣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我會樂意嗎？」「如果有人不經允許就翻看我的信箱，我會怎麼想？」而我就需問自己：「如果每天要跟25個四年級學生打交道，那是什麼感覺？」

移情是人類的一種重要能力。就連六個月大的嬰兒的舉動都會顯示出他們具有移情能力。《白人種族主義》（whiteracism）這本由社會學家皮納爾·巴圖、喬·費金、赫爾南·維拉三人合著的書中寫道：「移情是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移情能告訴我們孩子的哭聲是不舒服還是餓了，能讓我們從微笑中感到愉快、從哀嘆中感到悲傷。移情讓我們相聚並能夠交流。」sup/sup

移情是有意義的溝通中的一個重要元素，這一點無須爭辯。但當今人類的溝通方式幾乎很少為我們提供移情的機會。一份社交媒體應用報告曾指出，將近一半的網路好友關係都是「非對等的」。sup/sup換句話說，在網路上，你所認定的「朋友」有一半並沒有把你當作朋友。調研中的一位參與者提供了一份名單，上面寫著他認為自己在遇到緊急事件時可以電話求助的朋友的聯絡方式，研究人員在給名單上的人打過電話後發現，只有一半人表示願意幫忙。

一些專家說人類有一種天然的樂觀主義天性，所以容易把一些關係想得比實際上更深厚。另一些專家又提出，自從人類的社交抱負（有時候是專業抱負）變成獲得更多「朋友」以後，人類在人際關係上的樂觀更是與日俱增。「朋友」這個詞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動詞，如果我們說一些人是我們的「推特好友」，那意味著我們對他們的瞭解僅限於每條140字的推特。

羅納德·夏普是紐約瓦瑟學院的英文教授，他和自己一生的紅顏知己尤多拉·韋爾蒂合著了一本名叫《友誼的諾頓之書》（thenortonbookoffriendship）的書。2016年，在一次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時，他曾談起友誼進化論的定義。「把朋友當作投資和商品是整個友誼的概念中最讓人深惡痛絕的。」夏普教授說，「友誼不在於別人能為你做什麼，而在於在彼此面前你們是什麼樣的人以及會變成什麼樣的人。朋友在一起什麼都不做，只是彼此陪伴，這樣的理念可能已經成了一種消亡的藝術。人們太過於急切地想把交友的效率最大化（通過發資訊和發推特），而忘記了朋友的意義。」sup/sup

正如夏普教授所說，有意義的情感連線需要投入時間去陪伴。交談正是人類獨特的陪伴方式，有時候會很複雜，有時候像一團亂麻，經常也會變得漫無邊際。所以，成功交談的另一大要素是：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