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流逝,內森年歲見長,個頭卻沒怎麼見長。他真是個小可愛——性格那麼惹人喜歡,心腸那麼軟、那麼溫柔,但也那麼緊張、那麼容易被嚇到。而且他永遠在生病。
我們非常愛他。不愛他是不可能的,他那麼惹人疼,你從沒見過比他更善良的小孩。他從不惹麻煩,也不會不聽話,問題僅僅在於他太脆弱了。也許我們太溺愛他了,幾乎可以肯定我們就是太溺愛他了。我們明確一點:這個孩子是在婚紗精品店裡長大的,他身邊圍著大批大批的女人(顧客和僱員都有),這些人太願意遷就他的恐懼、縱容他依賴別人了。(「哎,天吶,薇薇安,他以後會特別孃的。」瑪喬麗曾這樣對我說,那時她看到她的兒子正戴著頭紗在鏡子前面轉圈。這句話聽上去可能很刺耳,但我要替瑪喬麗說句公道話,因為很難想象內森長大以後還能是別的什麼。我們過去常常開玩笑說,奧利芙是他生命中唯一一個有陽剛之氣的人。)
當內森快到五歲的時候,我們意識到我們是無法讓這個孩子去公立學校上學的。他溼漉漉的時候體重大概是十一千克,而當其他孩子在場時他會不安。他不是玩棍子球、爬樹、扔石頭、把膝蓋擦傷的那類男孩。他喜歡猜謎語。他喜歡看書,但不能看太嚇人的書。(《海角樂園》:太嚇人。《白雪公主》:太嚇人。《讓路給小鴨子》:差不多剛剛好。)在紐約的公立學校裡,內森這種孩子是會被霸凌的。我們想象著殘暴的街頭惡霸拿他當面團一頓毒打,這想法我們受不了。所以我們讓他上了友誼學校(每年的學費是兩千美金,真是謝謝你了),如此一來,溫柔的貴格會教徒就可以把我們的血汗錢全都拿去,教我們的孩子如何成為一個沒有暴力傾向的人,可這本來就不會是個問題。
當其他孩子問內森他爸爸在哪裡的時候,我們就讓他說「我爸爸死在戰場上了」——這根本講不通,因為內森是在一九五六年出生的。但我們覺得幼兒園的小孩都很笨,算不過來這個數,所以他的回答能把他們暫時打發掉。等內森長大一些的時候,我們再編個更好的故事。
內森六歲左右的時候,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冬日,我和瑪喬麗陪他在格拉梅西公園裡坐著。我在給一條裙子的上衣縫珠子,瑪喬麗在讀《紐約書評》,雖然風不停地吹打著她的書頁。瑪喬麗穿了件披風(紫羅蘭色配深黃色的格子圖案讓人一頭霧水),以及一雙很奇怪的土耳其鞋,這鞋腳趾的位置是往上卷的。她頭上還裹著一條飛行員戴的白色絲巾,看上去就像一個牙疼的中世紀行會會員。
某一刻,我們兩個都停下了手頭的事情,看著內森,他正在人行道上小心翼翼地用粉筆畫火柴人。可隨後他被幾隻鴿子嚇到了——那幾只鴿子毫無惡意,它們正在忙自己的事,啄著地面,離內森坐的地方有好幾米的距離。他不畫了,僵在了原地。我們眼見這個男孩子因為幾隻鳥的存在而慌張地瞪大了眼睛。
瑪喬麗壓低聲音說:「看看他。他什麼都怕。」
「沒錯。」我附和道,因為這是真的。他真的什麼都怕。
她說:「就連每次我給他洗澡的時候,他都會覺得我要淹死他。他究竟是在哪兒聽說母親會淹死孩子的?為什麼他腦子裡會有這樣的想法?你從來沒有趁他洗澡的時候淹他,是不是,薇薇安?」
「我幾乎可以肯定我沒有。但你知道我生氣起來是什麼樣……」
我本來是想逗她笑的,但沒有成功。
「我不懂這個孩子,」她的臉上掛滿了擔憂,「他連自己的紅帽子都怕。我覺得是顏色的原因。今天早上我本想給他戴那頂帽子,可他大哭了起來。我只好給他戴了藍色的。你知道嗎,薇薇安?他徹底毀了我的生活。」
「哎,瑪喬麗,別這麼說。」說著我笑了出來。
「不,我說真的,薇薇安。他毀了一切。我們就承認了吧。我就應該去加拿大,把他領養出去。這樣一來我們手裡還會有錢,我也還會有點自由。我就可以一覺睡到天亮,不用聽他咳嗽了。我就不會被當成生了個私生子的失足婦女了,也不會這麼累了。也許我會有時間畫畫,我的身材還會很好。沒準我還能有個男朋友呢。咱們就直說了吧:我不該要這個孩子。」
「瑪喬麗!別說了。你不是真心的。」
但她還沒說完。「不,我就是真心的,薇薇安。他是我在一生中做的最糟糕的決定。你是無法否認這一點的,沒人能否認這一點。」
我無比擔憂起來,可隨後她說:「唯一的問題在於,我太愛他了,我甚至都忍不了這一點。我的意思是——看看他的樣子吧。」
他就在那裡。這個小男孩正想方設法離所有鴿子遠遠的(這在紐約的公園裡並不容易辦到),像個破碎的小雕像一樣惹人心疼。我們的小內森就在那裡,穿著防雪服,嘴唇都裂了,臉蛋因為溼疹而紅紅的。他的臉尖尖的,很可愛——正驚慌地四下張望,希望有人能保護他免受幾隻鳥的傷害,可這些半斤重的小鳥完全無視他的存在。他是無瑕的。他是玻璃纖維做的。他是個纖弱的小禍害,可我愛他。
我瞥了瑪喬麗一眼,發現她哭了。這是件大事,因為瑪喬麗從來沒哭過(哭一直都是我的專長)。我從沒見她這麼悲傷、這麼疲憊過。
瑪喬麗說:「你覺得內森的父親將來會認他嗎?如果他別老帶著猶太人的那股勁兒的話?」
我錘了一下她的胳膊。「別說了,瑪喬麗!」
「我就是太累了,薇薇安。但我太愛這個孩子了,有時候我覺得這會把我劈成兩半的。這就是他們耍的把戲嗎?他們就是這樣讓母親為了孩子毀掉自己人生的嗎?騙她們這麼愛孩子?」
「也許吧。這招也不算壞。」
我們又看了內森一會兒,他正勇敢地與那些鴿子帶給他的陰影作鬥爭,那些鴿子不僅不會傷害他,沒有注意到他,而且已經快要離開了。
「嘿,別忘了我兒子把你的人生也毀了。」沉默許久之後,瑪喬麗說道。
我聳了聳肩。「是有一點,沒錯。但我不會擔心這點,我又沒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年華消逝。
這座城市還在變化著。曼哈頓中城區變得萎靡不振、破舊不堪、邪惡又噁心。我們再也不往時代廣場附近走了,那兒就是一個公廁。
一九六三年,沃爾特·溫切爾丟了他的報紙專欄。
死神開始對我圈子裡的人動手了。
一九六四年,比利姑父因心臟病突發死在了好萊塢,當時他正跟一個年輕的女明星在貝弗利山莊酒店吃飯。我們都得承認,這正是比利·布林期望的死法。(「他順著香檳匯成的河漂走了」是佩格的版本。)
才過了十個月,我父親就去世了。恐怕他死得並不是很平靜。某天下午,他從鄉村俱樂部開車回家,在路上遇到了黑冰sup/sup,撞到了樹上。他活了幾天,但在緊急脊椎手術之後因併發症過世了。
我父親去世時滿腔怒火。他不再是行業的領頭人了——已經很多年都不是了。戰爭結束後,他丟了赤鐵礦。他跟工會的激進分子打得特別厲害,把公司打垮了——他把錢幾乎全花在了跟工人打官司上。他的談判策略是趕盡殺絕式的:如果我不能掌控這門生意,那誰都別想。直到去世他都沒有原諒美國政府在戰爭中奪走了他的兒子,沒有原諒工會奪走了他的生意,也沒有原諒現代社會在幾十年的時間裡逐漸將他珍視的那些既狹隘又過時的信仰悉數瓦解。
我們全都開車北上,到克林頓參加了葬禮:我、佩格、奧利芙、瑪喬麗和內森。我母親被我朋友瑪喬麗古怪的裝束和古怪的孩子嚇到了,但她並沒說什麼。這些年,我母親已經變成了一個極不幸福的女人,她對任何人的好意都沒有反應。她不想讓我們待在那裡。
我們只待了一晚,就用最快的速度急匆匆地回城裡去了。
反正現在紐約才是家。它已經是家很多年了。
更多時光匆匆流逝。
到了一定的年齡之後,安吉拉,時間就像三月的雨一樣落在你的頭上:你永遠會驚訝它竟能累積這麼多,而且速度還這麼快。
一九六四年的一個晚上,我正在電視上看傑克·帕爾的節目。我只是在有一搭沒一搭地看,因為我正在拆一件老舊的比利時婚紗,不想在拆的過程中把它那些有了年頭的絲線毀掉。之後是廣告時間,這時我聽到了一個熟悉的女聲——粗啞,堅韌,帶著諷刺。一個地道的老紐約婆娘被香菸燻粗的嗓音。我的腦子還沒能反應過來,那個聲音就在我的直覺中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彈。
我抬頭看著螢幕,瞥見了一個身形結實、胸型挺拔的栗發女人,她正用滑稽的布朗克斯口音叫囂著她在給地板打蠟時遇到的所有問題(「對付我那些瘋瘋癲癲的孩子還不夠,現在我還要對付這黏糊糊的地板?!」)。從她的外形來看,她可以是隨便哪個棕發中年婦女。但不論在哪兒我都能認出那個聲音:西莉亞·雷!
這些年,我很想起了西莉亞很多次——既愧疚,又好奇,又不安。我為她的人生想象的都是不好的結局。在我最陰暗的幻想裡,故事是這樣的:被驅逐出莉莉劇院後,西莉亞過上了暗無天日的墮落生活。或許在此期間,她被自己曾毫不費力就能控制住的那類男人虐待致死,橫屍街頭。而其餘時候,我把她想象成了一個老妓女。有時我會在街上路過一個醉醺醺的、看上去很邋遢(我找不到其他的詞來形容了)的中年婦女,我會好奇這個人是不是西莉亞。她是不是把頭髮染得太金了,導致頭髮變得又幹又柴?那邊那個踩著高跟鞋踉踉蹌蹌、光著的腿上青筋暴起的女人是她嗎?那個人是她嗎,眼睛下面有淤青眼袋的那個?那個人是她嗎,翻垃圾箱的那個?那個歪歪扭扭的嘴上塗的口紅是她的嗎?
但我錯了:西莉亞過得好好的。不只是好好的——她在電視上賣地板蠟呢!哎,這個既固執又堅定的小幸運兒啊,還奮力往聚光燈下面鑽呢。
我沒有再看到過那條廣告,我也沒有試著去尋找西莉亞的下落。我不想幹擾她的生活,我也不會傻到以為我和她還有什麼共同點。我們當初壓根兒就沒什麼真正的共同點。不論醜聞有沒有發生,我都相信我們的友誼註定會是曇花一現——兩個虛榮的年輕姑娘碰撞出了火花,在美貌的巔峰和智商的谷底走到了一起,公然利用彼此獲得某種身份,把男人迷得團團轉。這就是我們友誼的全部,真的,但這很完美,它只需要這樣就夠了。我在之後的人生中與其他女性建立了更深刻、更有內涵的友誼,我希望西莉亞也是一樣。
所以說,不,我從沒有尋找過她的下落。
但是,我也無法告訴你那晚在聽到她的聲音從電視機中呼嘯而出時,我有多高興、多驕傲。
那讓我想歡呼。
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朋友們,西莉亞·雷竟還活躍在娛樂圈!
blackice,指路面上薄得難以看清的冰層。——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