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夏末，我姑姑佩格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

是布魯克林造船廠的負責人寄來的。信上說，造船廠很快就要永久關停了。城市正在轉型，海軍認為在這麼昂貴的都市地段維繫造船業不太實際。不過，在關停之前，造船廠會舉辦一次隆重的聚會——再一次敞開大門，向二戰時期所有在那裡英勇奮鬥過的布魯克林工人致敬。恰逢戰爭結束二十週年，這樣的慶典顯得尤為貼切。

負責人辦公室的員工整理了一遍檔案，在某份老文書上發現了佩格的名字，那份文書將她列為一個「獨立娛樂活動承包商」。他們通過城市納稅記錄成功追蹤到了她，想知道布林夫人是否可以考慮在造船廠聚會這天組織一場小型紀念演出，慶祝戰時工人們取得的成就？他們想要一部懷舊的作品——按照以前戰爭年代的風格，唱唱跳跳二十分鐘左右就行。

要知道，沒有什麼會比接下這份差事更讓佩格開心。唯一的問題在於，她的身體不行了，她那個高大的身軀正逐漸變得衰弱。她得了肺氣腫——這並不意外，畢竟她一輩子都在一根接一根地抽菸——她還有關節炎，而且眼睛也開始看不清了。她解釋說：「醫生說我沒什麼大問題，小不點兒，但我身上也沒什麼正常的地方了。」

因為身體越來越差，所以幾年前她從任職的高中退休了，而且她再也不能自由地走動了。我、瑪喬麗和內森每週都會跟佩格和奧利芙一起吃幾頓晚飯，但佩格差不多隻能興奮到這個地步了。大多數夜晚，她會閉著眼睛平躺在沙發上，使勁喘著氣，而奧利芙則會給她讀報紙體育版的文章。所以說，不行，很不幸，佩格是不可能為布魯克林造船廠組織紀念演出的。

但我卻可以。

事實證明，這件事比我想象得容易——也有趣得多。

過去那會兒，我幫忙創作了那麼多滑稽小品，我猜這本事我一直沒丟。我從奧利芙的高中僱了一些話劇社的學生，讓他們給我當演員和伴舞。蘇珊（我那個熱衷現代舞的朋友）說她來負責編舞，雖說舞蹈不用太複雜。我從沿街一家教堂那裡借了個風琴手過來，跟他一起寫了一些簡單的老歌。當然，戲服是我做的，這簡單得很：不過就是一堆吊帶褲和工作服而已，不論男女都穿這些。我在女生的頭上圍了一些紅色方巾，又在男生的脖子上圍了同樣的紅色方巾，齊活——現在他們就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工人了。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我們把所有舞臺裝備都拉到了破舊的造船廠，為演出做準備。那天早上天氣晴朗，碼頭上颳著大風。狂風不停地從海灣升騰起來，把大家的帽子都吹掉了，但是來的人不少，而且這慶典有種狂歡節的感覺。一支海軍樂隊在演奏老歌，一個婦女輔助隊在為大家提供餅乾和茶點。幾個高階海軍軍官在談論我們是如何贏下那場戰爭的，以及我們會如何贏下未來的所有戰爭，直到世界末日。二戰期間，有一位女性獲批在造船廠當焊接工人，這還是首例。這個人進行了簡短、緊張的發言，她的聲音比你從這樣成就斐然的女性身上所期待的要溫順得多。一個膝蓋已經乾裂的十歲姑娘唱了國歌，她身上的裙子明年就穿不下了，現在也並不保暖。

然後，我們的小型演出就開始了。

造船廠的負責人讓我介紹一下自己，然後介紹一下我們這部諷刺小品。我對公共演講並不感冒，但還是成功地挺了過來，也沒有讓自己大難臨頭。我告訴觀眾我是誰，以及戰爭年代我在造船廠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我開玩笑說薩米餐廳的飯很難吃，結果還記得這件事的人發出了零星笑聲。我感謝觀眾席中的老兵做出的貢獻，感謝住在布魯克林的家庭所做的犧牲。我說我的親哥哥曾經也是海軍軍官，他在戰爭快結束的時候丟掉了性命。（我本來還害怕自己在發言時無法面不改色地熬過這一環節，但我做到了。）然後我解釋說，我們會再現一部很有代表性的動員式小品，我希望它能鼓舞在場觀眾計程車氣，就像它曾在午休時為工人們打氣一樣。

我寫的這部劇描繪了在布魯克林造船廠的流水線上造軍艦的日常。身穿工作服的高中生飾演的工人高興地唱唱跳跳，這些人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使得民主在這個世界上得到了保障。為了迎合我的觀眾，我往劇本里摻雜了大量俚語化的對白，希望造船廠的老員工還記得它們。

「借過，將軍的車來了！」一個年輕女演員邊推手推車邊大喊。

「別挑三揀四的！」另一個姑娘衝某個正在抱怨工作時間長、工作環境差的角色喊道。

我給工廠廠長起的名字是懶蛋先生，我知道所有老員工都能領會這個名字的含義。（「懶蛋」是造船廠老員工形容「工作偷懶的人」時最愛用的說法。）

你看，這達不到田納西·威廉姆斯的水準，但觀眾好像還挺喜歡它的。而且，話劇社的高中生們演這部劇時也很開心。不過對我而言，最棒的還是看著小內森——我那個十歲的甜心，我親愛的寶貝男孩——同他母親一起坐在前排，面帶驚奇地看著這場演出，你會以為他是在看馬戲表演。

我們以一首叫《沒時間喝咖啡！》的歌為這場演出盛大收尾，它講的是在造船廠裡，不惜一切代價趕進度有多麼重要。這首歌有一句朗朗上口的歌詞：「就算咖啡真有，牛奶也無法在手！/戰時配給讓咖啡金貴如絲綢！」（我不喜歡吹牛，但這句漂亮的機靈話的確是我憑一己之力寫出來的——所以讓一讓吧，科爾·波特。）

然後我們殺死了希特勒，之後演出就結束了。每個人都很開心。

在我們把演員和道具往那天租的校車裡塞的時候，一個穿制服的巡警朝我走了過來。

「我可以跟你說句話嗎，女士？」他問道。

「當然可以，」我說，「抱歉我們把車停在了這裡，但馬上就好。」

「請你離那輛車遠點，好嗎？」

他看上去非常嚴肅，現在我擔心起來了。我們做錯了什麼？是不是我們不該搭舞臺？我以為所有這些都報批過呢。

我跟著他走到了他的巡邏車前，他靠在車門上，神色凝重地瞪著我。

「剛才我聽到你講話了，」他說，「你說你叫薇薇安·莫里斯，我沒聽錯吧？」他的口音暴露了他是地道的布魯克林人。從那聲音判斷，他可能就是在這塊地皮上出生的。

「是的，警官。」

「你說你哥哥在戰爭中喪生了？」

「沒錯。」

巡警摘下帽子，手從髮絲間穿過。他的手在顫抖，我好奇他會不會也是個老兵，他的年齡對得上，有時候他們會這樣打顫。我更加仔細地端詳了他一下，他是個四十多歲的高個子，奇瘦無比，有橄欖色的皮膚和大大的深棕色眼眸——在眼睛下方的眼袋和上方抬頭紋的襯托下，它們的顏色顯得更深了。然後我看到了像是燒傷後留下的疤痕，那疤痕沿著他脖子的右側一直向上。紅色、肉色和泛黃的皮膚擰成的疤痕，像幾股繩一樣。現在我知道他是個老兵了。我感覺我馬上就會聽到一個戰爭故事，而且這個故事會讓人很難受。

可隨後，他震驚到了我。

「你哥哥是沃爾特·莫里斯，是不是？」他問。

現在我才是打顫的那個。我的膝蓋差點就癱軟了。我在發言的時候並沒有提到沃爾特的名字。

我還沒來得及張口，那個巡警就說：「我認識你哥哥，女士。我和他一起在富蘭克林號上服役。」

我用手捂住嘴，好制止不自覺從喉嚨中躥出的啜泣。

「你認識沃爾特？」雖然我努力在控制自己的聲音，但這些話說出口時我還是哽咽了，「那時你在場？」

我的問題問得並不詳細，但顯然他明白我的意思。我在問他：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你在場？當神風特攻隊的飛行員駕駛飛機徑直擊穿了富蘭克林號航空母艦的飛行甲板、引爆了燃料儲備、點燃了甲板上的飛機、把母艦變成了炸彈的時候，你在場？當我哥哥和其餘八百多人喪命的時候，你在場？當我哥哥被葬入大海的時候，你在場？

他點了幾下頭——緊張、急促地上下搖晃著腦袋。

是的。他在場。

我告訴自己的眼睛，不要再往這個人脖子上燒傷的地方瞥了。

但我的眼睛還是朝那個地方瞥了過去，媽的。

我別過頭去。如今我不知道該往哪兒看才好。

看到我這麼不自在，那個男的反而更緊張了。他看上去幾近驚慌失措。他好像心煩意亂得厲害。他要麼是在為惹我難過而良心不安，要麼就是在重溫他自己的噩夢。也許兩個都有。看到這番景象之後，我恢復了理智，深吸了一口氣，開始安撫這個可憐的男人。畢竟，跟他所經歷的相比，我的痛苦算什麼呢？

「謝謝你告訴了我這件事，」我說，我的聲音稍微平緩了一些，「抱歉我有那樣的反應，只是在這麼多年後聽到我哥哥的名字讓我很震驚。但很榮幸見到你。」

我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輕輕地捏了他一下以示感激。他縮了回去，好像我攻擊了他似的。我把手伸了回來，但動作很慢。他讓我想起了我母親一直很擅長馴服的那類馬——容易受驚的那些，躁動不安的那些，膽小、焦躁的那些，除了她之外沒人應付得了。我本能地微微向後退了一步，把手臂垂在身體兩側。我想讓他知道，我是不會威脅到他的。

我換了個不同的思路。

「你叫什麼，水手？」我用更加溫柔——幾乎是調戲——的聲音問道。

「我叫弗蘭克·格雷科。」

他沒有伸出手來握手，於是我也沒有。

「你跟我哥哥有多熟，弗蘭克？」

他又點了一下頭，還是那種緊張的搖頭晃腦。「我們一起在飛行甲板上執勤。沃爾特是我的上司，我們也一起上了九十天軍校。最開始我們被派到了不同的地方，但在戰爭快結束的時候我們跑到了同一艘軍艦上。那個時候，他的軍銜已經比我高了。」

「哦。好吧。」

這些話的意思我一點都不懂，但我不想讓他停下來。如今站在我面前的這個人認識我哥哥，我想了解關於這個人的一切。

「你是在這附近長大的嗎，弗蘭克？」問這句話時，我已經通過他的口音知道了答案，但我在盡力讓他好受一些。我會先問他一些簡單的問題。

那個晃晃悠悠的點頭又出現了。「南布魯克林。」

「你和我哥哥是好朋友嗎？」

他皺了皺眉頭。

「莫里斯小姐，我要告訴你一件事，」巡警再次摘下了帽子，讓顫抖的手指穿過髮絲，「你沒認出我來，是不是？」

「我為什麼會認出你來？」

「因為我已經認識你了，你也已經認識我了。請不要走開，女士。」

「我到底為什麼要走開？」

「因為我在一九四一年的時候見過你，」他說，「我就是那個開車送你回父母家的人。」

過往咆哮著向我襲來，像一條巨龍從沉睡中甦醒一般。它的熱浪和力量讓我頭暈目眩。在一連串天旋地轉的閃回中，我看到了艾德娜的臉，亞瑟的臉，西莉亞的臉，溫切爾的臉。我看到了老福特車後排我自己那張年輕的臉——備感恥辱，萬念俱灰。

這個人就是司機。

這就是那個當著我哥哥的面，管我叫「骯髒的小婊子」的人。

「女士，」他說——現在他倒抓起我的胳膊來了，「請不要走開。」

「別說這話了。」我的聲音很生硬。我又沒準備去哪兒，為什麼他要不停地說這句話？我就是希望他別說這話了。

但他又說起來了：「請不要走開，女士。我要跟你談談。」

我搖了搖頭。「我沒法——」

「你要明白——我深感抱歉。」他說。

「能麻煩你放開我的胳膊嗎？」

「抱歉。」他又重複了一遍，但還是放開了我的胳膊。

我有什麼感受？

厭惡。純粹的厭惡。

不過，我分不清我是厭惡他，還是厭惡我自己。不管怎樣，這都是從我的恥辱庫中冒出來的，我以為自己在很久以前就已經把這個寶庫埋葬掉了。

我恨透了這個人。這就是我的感受：恨。

「那時我是個不懂事的孩子，」他說，「我不知道該怎麼做人。」

「我真的必須得走了。」

「請不要走開，薇薇安。」

他提高了音量，這讓我覺得很煩。但聽到他直呼我的名字更糟。我恨他知道我的名字，我恨他今天在臺上看到了我，而且自始至終都知道我是誰——知道關於我的這麼多事，我恨他看到我因為我哥哥哽咽，我恨他可能比我更瞭解我的哥哥。我恨沃爾特在他面前攻擊了我。我恨這個人曾管我叫「骯髒的小婊子」。他以為他是誰啊，過了這麼多年以後竟敢接近我？憤怒和厭惡的感覺交融在一起，更加堅定了我骨子裡的某些東西：我要立刻離開。

「一整車的孩子都在等我。」我說。

我動身準備離開。

「我需要跟你談談，薇薇安！」他衝我的背影喊道，「求你了。」

但我還是上了車，留他獨自站在巡邏車旁——他把帽子拿在手裡，像在乞討救助金一樣。

這，安吉拉，就是我和你父親的正式會面。

不知怎的，那天我把所有需要完成的事情都做完了。

我把孩子們送回了高中，還幫忙卸下了所有道具，我們把校車還到了停車場。我和瑪喬麗帶著內森走路回家，他不停地念叨著自己有多愛這場演出，以及長大以後他多想去布魯克林造船廠上班。

當然，瑪喬麗看得出我很煩躁，她不停地越過內森的腦袋往我這邊瞥。但我只是對她點了點頭，表示我沒事。可我絕對不是沒事。

然後——剛一騰出空來——我就直奔佩格姑姑家去。

我之前從沒跟任何人說過一九四一年搭車回克林頓老家時發生的事。

沒人知道我哥哥是如何徹頭徹尾地臭罵了我一頓——他用責難重傷了我，還任由他的厭惡如傾盆大雨把我淋了個落湯雞。我當然也從沒跟任何人說過一個讓我加倍恥辱的事，那就是這場攻擊是當著一個目擊者的面發生的——一個陌生人——這個人說我是個「骯髒的小婊子」，給已經在受罰的我加了他的致命一擊。沒人知道與其說沃爾特把我從紐約解救了出來，不如說他把我當一袋垃圾扔在了我父母門前——他對我的行為感到特別噁心，若非必要，他根本不想多看我的臉一眼。

但現在我卻朝著薩頓廣場飛奔而去，要把這個故事告訴佩格。

我發現我姑姑正四仰八叉地躺在沙發上，那些日子她經常這樣——一會兒抽菸，一會兒咳嗽。她正在收音機上聽關於揚基隊的報道。我剛進門，她就跟我說揚基體育場那邊正在慶祝米奇·曼託日——他們在向他十五年傑出的棒球生涯致敬。實際上，當我闖進佩格的公寓、幾乎脫口而出的時候，她舉起了一隻手：喬·迪馬喬正在講話，她不希望他被打斷。

「放尊重點，薇薇。」她說，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

於是我閉上了嘴，讓她享受這一刻。我知道她希望親自到體育場去，但她再也沒有足夠的體力舟車勞頓出遠門了。但在聽迪馬喬向曼託致敬的時候，佩格的臉上寫滿了喜悅和感動。等他講完的時候，大大的淚珠沿著她的臉頰滾落下來。（佩格可以應付任何事情——戰爭、災難、失敗、親人的死亡、丈夫出軌、心愛的劇院被拆——而且一滴眼淚都不掉，但體育史上的偉大瞬間總會讓她痛哭流涕。）

我常常好奇，如果那天她心裡沒有盛滿對揚基隊的深情，我們的對話會不會變得不同。這是沒有辦法知道的。迪馬喬講完話後，她關上了收音機，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我身上。我的確感覺這讓她沮喪了——但她是個大方的人，所以她還是這樣做了。她擦了擦眼睛，擤了擤鼻子，咳嗽了幾聲，又點了一支菸。之後，她全神貫注地聽我講起了我的悲傷往事。

在這個長長的故事講到一半的時候，奧利芙進來了。她去市場買東西了。我停了下來，幫她把買的東西收拾好。之後佩格說：「薇薇，從頭再講一遍。把你剛才給我講的所有東西都告訴奧利芙。」

我不想這樣。這些年，我逐漸喜歡上了奧利芙·湯普森，但如果我需要借個肩膀大哭一場的話，她不會是我投奔的首選。奧利芙不算是個同情心氾濫、對別人關愛備至的人。但她畢竟在場，而且她和佩格——隨著她們年齡的增長——越來越像我的家長了。

看到我在猶豫後，佩格說：「就把這件事告訴她吧，薇薇。相信我——奧利芙比我們任何人都擅長這種事。」

於是我倒帶回去，把我那個長長的故事從頭講起。一九四一年的搭車之旅，沃爾特對我的羞辱，司機說我是個「骯髒的小婊子」，我在紐約市郊度過的恥辱、黑暗的流放時光，以及如今司機的再度出現——一個曾在富蘭克林號上服役、身上帶有燒傷的疤痕巡警。這個人認識我哥哥，這個人知道一切。

這兩個女人聚精會神地聽我講著。等我講完以後她們依然聚精會神——好像在等故事的後續似的。

「然後發生了什麼？」佩格在意識到我不說話了之後問道。

「什麼都沒發生。在那之後我就離開了。」

「你離開了？」

「我不想跟他說話。我不想見他。」

「薇薇安，他認識你哥哥，他在富蘭克林號上待過。從你的描述來看，他好像在那次襲擊中受了很重的傷。而你卻不想跟他說話？」

「他傷害了我。」我說。

「他傷害了你？他二十五年前傷害了你的感情，而你就從他身邊走開了？從這個認識你哥哥的人身邊走開了？從這個老兵身邊？」

我說：「那次搭車是我身上發生過的最糟糕的事，佩格。」

「哦，是嗎？」佩格呵斥道，「你有沒有想過問問那個男人，他身上發生過的最糟糕的事是什麼？」

她變得躁動起來，這一點也不像她平時的作風。我不是衝著這個來的，我想得到安慰，但我卻被罵了一頓。我覺得又愚蠢，又尷尬。

「算了，」我說，「這沒什麼。我今天不該來煩你的。」

「別傻了——不是沒什麼。」

她從來沒有這麼犀利地跟我說過話。

「我就不該提這件事，」我說，「我打斷了你的比賽——你就是因為這事跟我生氣而已。抱歉我闖了進來。」

「棒球比賽我屁都不在乎，薇薇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