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女性朋友，我有很多個。

當然，瑪喬麗是我最好的朋友，而佩格和奧利芙永遠都會是我的家人。但我和瑪喬麗身邊還有很多其他女人呢。

比如馬蒂——她是紐約大學的文學在讀博士，既聰明又風趣，我們是某天在盧瑟福廣場的免費音樂會上認識的；比如凱倫——她是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接待員，想當畫家，曾跟瑪喬麗一起在帕森斯唸書；比如羅溫，她是婦科醫生——我們都覺得這很了不起，也很有用；比如蘇珊——她是一個對現代舞心懷熱忱的小學老師；比如考莉，她是街角花店的老闆；比如安妮塔，她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一事無成——但她給我們配了一把格拉梅西公園的鑰匙，所以我們一直很感激她。

還有更多的女人進入了我的生活，然後又離開。有時我和瑪喬麗會失去一個結了婚的朋友；其餘時候我們又會認識一個離了婚的朋友。有時某個女人會搬出這座城市，有時她又會搬回來。生活的潮水漲漲落落，我們的朋友圈擴大又縮小，然後再次擴大。

但我們這些女人的聚會地點永遠都是那一個——第十八街我家的屋頂上，從我臥室窗外的防火梯就可以上去。我和瑪喬麗拉了一堆便宜的摺疊椅上去，只要天氣好，我們就會和朋友們一起在屋頂上共度良宵。在一個又一個夏天裡，我們這一小群女人會結伴坐在紐約城裡姑且可以被當作星光的亮光之中，抽菸、喝劣質酒、在半導體收音機上聽音樂，與彼此分享我們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困擾。

在一波無比悶熱的八月熱浪來襲時，瑪喬麗成功地把一個巨大的立式電扇拖到了屋頂上。她把這東西用一根長長的工業延長線接到了我廚房的電源插座上。在我們其餘人眼裡，這讓她成了達·芬奇那個級別的天才。我們會坐在電扇吹出的人工涼風中，撩起上衣讓胸部涼快涼快，假裝我們正在某個異域風情的海灘上。

這些是關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最快樂的一些回憶。

正是在我們小小婚紗精品店的屋頂上，我知道了這個事實：當女人們聚在一起，而且又沒有男性在場的時候，她們不需要特意成為什麼——她們只要做自己就好了。

而一九五五年，瑪喬麗懷孕了。

我一直害怕懷孕的會是我——很明顯，聰明人都會打賭是我——但中招的卻是可憐的瑪喬麗。

兇手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已婚藝術教授，她跟他已經有了很多年的婚外情。（不過，如果瑪喬麗能「別老帶著猶太人的那股勁兒」的話，她會說兇手是她自己，因為她在一個已婚男人身上浪費了那麼多生命，而這個人只會不停地保證他要為她拋棄妻子。）

她公佈這條訊息的那個夜晚，我們一群人都在屋頂上。

「你確定嗎？」羅溫，那個婦科醫生，問道，「要不要來我的辦公室做個檢查？」

「我不用做檢查，」瑪喬麗說，「我的月經沒來，沒來，沒來。」

「沒來，多久沒來了？」羅溫說。

「哎，我一直都不規律，但可能有三個月了？」

當女人們聽說自己人意外懷孕了之後，她們會緊張不安地沉默下來。這是最嚴重的事情。我能感覺出，在瑪喬麗告訴我們更多之前，我們誰都不想再多說一個字。我們想知道她有什麼計劃，這樣我們就可以支援這個計劃了，不論它是什麼樣的。但在扔下這顆炸彈之後，她只是一言不發地坐在那裡，沒有追加任何資訊。

最終我問道：「喬治是怎麼看這件事的？」喬治，當然就是那個顯然很喜歡跟猶太姑娘上床的反猶已婚藝術教授。

「你為什麼覺得是喬治乾的？」她打趣道。

我們都知道是喬治乾的。一直都是喬治。當然是喬治了。很多年以前，當她還是喬治當代歐洲雕塑課上一個天真無邪的學生的時候，她就被他迷住了。

然後她說：「不，我還沒有告訴他。我覺得我是不會告訴他的。我不再見他就好了。從此跟他一刀兩斷。至少我終於有充分的理由不跟喬治上床了。」

羅溫直入主題：「你有沒有考慮過終止妊娠？」

「沒有。我才不會幹這種事呢。也沒準我幹得出這種事，但已經太晚了。」

她又點了一支菸，又喝了一口酒——因為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懷孕就是這樣的。

她說：「我在加拿大找到了一個地方。那有點像是未婚母親之家，但是比一般的收費要高，你可以住單間什麼的。我的理解是，那裡的客戶年齡會稍大一些，都是手裡有點錢的女性。我可以在快要生的時候去那邊，就是我沒法再藏著掖著的時候。跟大家說我是去休假了——雖然我一輩子都沒休過一次假，所以沒人會信，但我只能做這麼多了。他們甚至說可以把孩子送到猶太家庭裡去——雖說在加拿大那地方，誰知道他們準備上哪兒去找猶太家庭呢？反正我不在乎宗教信仰的事，這你們都知道。只要是好人家就行。那個機構看上去挺好的。很貴，但我能搞定。我可以用去巴黎的錢。」

瑪喬麗就是這樣，在尋求朋友的幫助之前，自己就把問題解決了，而且她的計劃很周全。但我的心依然很痛，這些瑪喬麗一點都不想要。我和她已經攢了很多年的錢，準備一起去巴黎旅行。只要錢攢夠了，我們就計劃整個八月都閉店，坐伊麗莎白女王號遊輪去法國。這是我們共同的夢想，而且我們的錢馬上就要攢夠了。我們已經連續工作了好幾年，連一個週末都沒休過。可現在卻出了這麼一檔子事。

我那時就知道我要陪她去加拿大。我們會關掉藝術工坊，需要關多久就關多久。不論她去哪兒，我都要跟她一起去。我會陪她生完孩子。我會用我給巴黎攢的錢買輛車，不論她需要什麼都行。

我把椅子蹭到瑪喬麗身邊，拉起了她的手。「這些聽著都很明智，親愛的，」我說，「我會陪你一起的。」

「聽著的確很明智，是不是？」瑪喬麗又吸了一口煙，環視著圍成一圈的朋友們。我們臉上全都掛著同樣的表情，關愛、憐憫，還有點慌張。

然後，最讓人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瑪喬麗突然咧嘴衝我笑了笑，嘴歪歪的，看著稍微有點瘋狂。她說：「去他媽的，我不會去加拿大了。哎，天吶，薇薇安，我肯定是瘋了。但我剛剛下定了決心。我有一個更好的計劃。不對，不是更好的計劃，但是個不一樣的計劃。我要把他留下來。」

「你要把孩子留下來？」凱倫問這話時毫不掩飾自己的震驚。

「那喬治呢？」安妮塔問道。

瑪喬麗揚了揚下巴，她一直像個輕量級小拳擊手似的。「我不需要喬治那個渣男。我和薇薇安要自己撫養這個孩子。是不是，薇薇安？」

這件事我只思考了片刻。我瞭解我的朋友，一旦她下定了某個決心，就沒有迴旋的餘地了。她會想方設法幹成這件事的，而我會和她一起幹成這件事，像往常一樣。

於是，我再一次對瑪喬麗·勞特斯基說：「沒問題。咱們開幹吧。」

而我的生活，也再一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所以這就是我們乾的事，安吉拉。

我們生了個孩子。

這個孩子就是我們既漂亮，又難搞，卻又溫柔的小內森。

和這有關的一切都很難。

她懷孕時倒不是很糟，但生產的過程卻像恐怖片裡的場景似的。到頭來他們還是給她做了剖腹產，但卻是在她被分娩折磨了十八個小時之後。手術時她也真的被開膛破肚了，之後她血流不止，他們擔心也許她的命保不住了。剖腹產時，他們的手術刀刮傷了小嬰兒的臉，還差點把他的眼珠子挖出來。後來瑪喬麗又感染了，在醫院裡待了將近四周。

現在我依然堅持認為，醫院之所以這麼漫不經心，是因為內森是他們口中的「非婚生小孩」（這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對「私生子」看似禮貌、實則陰險的叫法）。結果就是瑪喬麗分娩時，醫生們對她不是很關心，護士們對她也不是很和善。

瑪喬麗養身體的時候，是她的女性朋友和我的女性朋友照顧的她。瑪喬麗的家人——出於跟護士相同的原因——不想與她和她的小孩有太多瓜葛。這聽上去可能慘無人道（實情也的確如此），但你無法想象在那個時候，一個女人沒結婚就生了小孩是多麼大的恥辱——即便在開明的紐約也是如此。即使對瑪喬麗這種自己開公司、獨佔一棟樓的成熟女性來說，沒結婚就懷孕也是可恥的。

所以說她很勇敢，這就是我想表達的。而且她只能靠自己。於是，盡全力照顧好瑪喬麗和內森就成了我們這一圈朋友的職責。我們有這麼多後援真是太好了。我不能一直在醫院裡陪瑪喬麗，因為在她養身體的時候，是我在照顧小嬰兒。這就像是另一場恐怖電影，因為我並不知道我在做什麼。我不是跟著小嬰兒長大的，我自己也從不想要小孩。我在這件事情上沒有本能，也沒有天賦。更重要的是，瑪喬麗懷孕的時候，我也懶得去了解關於嬰兒的事，我連他們吃什麼都不清楚。反正計劃裡從來沒說內森是我的孩子。計劃說他是瑪喬麗的孩子，而我則會加倍努力養活我們三個人。但在頭一個月裡，他就是我的孩子，而且我很遺憾地說，他也沒能趕上個有經驗的老手。

更重要的是，內森並不讓人省心。他有疝氣，體重偏低，哄他嘬奶嘴要費好大的勁。他得了很嚴重的乳痂和尿疹（就像瑪喬麗說的，「一頭一尾都這麼災難」），而且我好像一點都沒法讓它們消下去。藝術工坊的助理們盡全力經營著精品店，但那時是六月——婚禮季——我至少偶爾要去幹幹活，不然生意就完全沒法做了。瑪喬麗不在的時候，她的工作我也要替她完成。但每當我放下內森，去處理工作的時候，他就會尖叫不止，直到我重新把他抱起來為止。

一天早上，某位準新娘的母親看到我在跟小嬰兒較勁，就告訴了我一個年長一些的義大利女人的名字，這個人在她的雙胞胎外孫出生的時候，給她的女兒幫了忙。那個老奶媽的名字叫帕爾瑪，結果證明她是個大善人。我們讓帕爾瑪給內森當了很多年的保姆，她真的拯救了我們——尤其是在殘忍的第一年裡。但帕爾瑪很貴，實際上，關於內森的一切都很貴。他是個體弱多病的嬰兒，然後變成了一個體弱多病的幼兒，之後又變成了一個體弱多病的小男孩。我發誓，在他生命的頭五年裡，他在醫生辦公室待的時間比在家裡待的時間還要長。所有小孩子能得的病，他全都得了一遍。他的呼吸一直有問題，而且要經常服用青黴素，這讓他的胃很不舒服，然後你就沒法喂他吃飯了——而這又引發了其他相關的問題。

為了維繫開支，我和瑪喬麗不得不比以前更賣力地工作，因為現在我們是三個人了——而我們中總有一個人在生病。所以，我們的確工作得更賣力了。

你不會相信那些年我們做了多少條婚紗。謝天謝地，結婚的人比以前多了。

我們兩個都沒有再提過去巴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