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很諷刺的一點是，我和瑪喬麗都沒有結婚。

開藝術工坊的那些年，我們為婚紗忙得不可開交，幫助成千上萬個姑娘為婚禮做準備——但是從沒有人娶過我們，我們也從沒嫁給過任何人。有句老話說得好：好花還需綠葉襯。可我們連綠葉都不算！！如果非要給我和瑪喬麗安個頭銜的話，我們只能算是伺候好花的。

我們兩個人都太古怪了，這是問題所在。反正我們就是這樣給自己定性的：怪到沒人娶。（我們經常開玩笑說，也許這可以當我們下一家店的宣傳語。）

瑪喬麗的古怪並不難見。她就是個瘋子。不僅她的穿衣風格怪（雖然她選的衣服的確可以說是怪得獨樹一幟），她的興趣點也很怪：她總去九十四街的寺廟裡上東方書法和呼吸之類的課；要麼她就在學怎麼自己做酸奶——過程中還讓我們整棟樓聞上去都有一股酸奶味；她喜歡前衛藝術，還會聽安第斯山脈地區讓人費解的音樂（至少在我聽來是這樣）；她報名讓心理系研究生給她催眠，為她做精神分析；她解讀塔羅牌，讀《易經》，還會投如尼石占卜；她找了箇中醫治腳，還沒完沒了地跟別人說這件事，雖然我已經求了她很多次不要跟別人說她的腳。她總是跟風節食——不一定是為了減肥，而是為了變得更健康或者更超然。我記得有一年夏天，她除了桃子罐頭之外什麼都沒吃，因為她讀到這樣對呼吸有好處。在這之後她又開始只吃豆芽和小麥胚芽做的三明治。

沒人想娶一個吃豆芽和小麥胚芽做的三明治的怪姑娘。

我也挺古怪的。我不如承認了吧。

比如說：我的穿衣風格也自有古怪的地方。打仗的時候我穿慣了褲裝，以至於現在我老是穿褲裝。我喜歡自由地在城裡騎腳踏車，但原因不止這一個——我喜歡穿看起來像男裝的衣服。那會兒我覺得（現在我依然覺得）一個女人要想看上去既漂亮又時髦，沒有比穿男款西裝更好的法子了。戰爭剛結束的時候，想買到好的羊毛織物還是很難，但我發現如果我買高質量的二手西裝——我指的是二十世紀二十到三十年代薩維爾街出的款式——我就可以自己動手把它們裁剪一下，拼成衣服。我總是想象這些衣服會讓我看起來像葛麗泰·嘉寶。

我要說，戰爭結束後，女性打扮成這樣並不時髦。沒錯，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那會兒，女性是可以穿男款西裝的。這幾乎會被當作愛國的表現。但戰爭剛一結束，女人味就變本加厲地捲土重來了。一九四七年前後，時尚界被克里斯汀·迪奧和他自以為是的「新風貌」裙裝綁架了——束緊的腰身，寬大的裙襬，高挑的胸線和圓潤的肩線。新風貌的用意是向全世界證明，戰爭年代的匱乏結束了，現在我們想怎麼揮霍絲綢和網布就可以怎麼揮霍，只不過是為了好看點、有女人味點、讓衣服上的花邊更多一點。做一條新風貌的裙子可能要用掉長達二十三米的布料。你穿著這東西下計程車試試。

我很討厭這種風格。一方面是因為我沒有穿這種裙子所需要的性感身材，我的大長腿、瘦高個和小胸脯一直更適合寬腿褲和寬鬆的上衣。還有實用性的問題，穿著這種鼓鼓囊囊的裙子我沒法幹活。工作日的大部分時間我都是在地上度過的——跪在地上弄花紋，或者圍著正在被我量尺寸的女客人爬來爬去。為了能自由移動，我需要褲子和平底鞋。

所以，我拒絕了時下的流行趨勢，走了自己的路——就像艾德娜·帕克·沃森曾教給我的那樣。這讓我跟那個時代格格不入。我當然沒有瑪喬麗那麼古怪，但我依然很不尋常。不過我確實發現，從服務女客人的角度而言，我這身褲裝配外衣的制服效果很好。我的短髮也給了我心理優勢。在我的外表沒有那麼強的女人味之後，我向年輕的新娘（和她們的母親）傳遞了一個資訊，那就是我不會對她們造成任何威脅，或構成任何競爭。這非常重要，因為我是個很有魅力的女人，但因為職業需要，我還是別太有魅力為好。即便是在試衣間這種私密空間裡，你也永遠不能把新娘子比下去。這些姑娘不希望在挑選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條裙子時，看到一個性感女郎站在她們身後——她們希望看到一個溫文爾雅、一身黑衣的裁縫站在一旁，聽候她們調遣。於是，我成了那個溫文爾雅的裁縫——我樂意至極。

我身上另一個奇怪的地方，在於我多麼喜歡獨立。美國曆史上沒有哪段時期比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更崇尚婚姻，但我發現我就是提不起興趣。這讓我成了十足的異類——甚至差不多算是離經叛道了。但戰爭年月的苦難已經把我變成了一個既自信又足智多謀的人，而且跟瑪喬麗一起做生意也讓我有了自己做主的感覺——所以，也許我只是覺得我不再需要靠男人來達到很多目的了。（如果讓我說實話的話，其實只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

我發現，我很喜歡自己一個人住在婚紗精品店樓上這個可愛的房間裡。我喜歡我這個小地方，它有兩扇讓人心情舒暢的天窗，有一張無比小的床（它俯瞰著我身後小巷中的一棵玉蘭），還有一間我親手漆成桃紅色的小廚房。在我把這個空間據為己有之後，我馬上就適應了自己的怪癖——比如把菸灰抖進廚房窗外的花盆裡，或者半夜起來把燈全都開啟讀懸疑小說，或者把涼了的義大利麵當早餐吃。我喜歡穿著居家鞋在家裡走來走去——從沒有一次讓鞋子碰到過地毯。存放水果的時候，我不喜歡把它們隨意扔在碗裡，而是喜歡在亮堂堂的廚房操作檯上把它們整齊地碼成一排。如果你告訴我有個男的要搬到我可愛的小屋裡住，那感覺會像是入室搶劫一樣。

更重要的是我開始思考，也許到頭來婚姻對女人來說並不是筆好買賣。當我環顧我認識的所有結婚超過五年或十年的女性時，我沒覺得誰的生活會讓我感到嫉妒。浪漫淡去之後，那些女人活著似乎全都是為了沒完沒了地伺候丈夫。（她們要麼開心、要麼心懷憎惡地伺候著她們的男人——但她們都在伺候。）

我必須得說，對於這樣的安排，她們的丈夫似乎也並不喜出望外。

我是不會跟她們中的任何一個交換人生的。

好吧，好吧——說句公道話，也並沒有人求我嫁給他。

至少在吉姆·拉爾森之後沒有。

不過我確實覺得一九五七年時，我從布朗兄弟哈里曼銀行一個高階理財經理的求婚中死裡逃生了。那是華爾街上的一傢俬人銀行，被不可言說的謹小慎微和驚天的財富裹得密不透風。那是金錢的殿堂，而羅傑·奧爾德曼則是它的大祭司之一。他有一架水上飛機，你能想象得到嗎？（一個人要水上飛機有什麼用？他是間諜嗎？他要給自己在孤島上的軍隊空投物資嗎？真是可笑。）但關於他我要說，他的西裝是頂級的，而穿著剛剛熨過、還很合身的西裝的帥哥，總會讓我意欲難平。

實際上，他的西裝把我弄得如此意難平，以至於我說服自己跟這個男人談了一年多的戀愛——儘管每當我審視內心，想找到我愛羅傑·奧爾德曼的證據時，我都找不到愛存在的痕跡。然後有一天，他開始談論萬一哪天我們決定離開這座糟糕透頂的城市，我們要在新羅謝爾住什麼樣的房子，這時我清醒了。（注意，新羅謝爾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好——只是我真切地知道，哪怕只在新羅切爾住一天，我也會想親手把自己的脖子扭斷的。）

在這之後不久，我就委婉地了結了我們的關係。

但跟羅傑上床的時候，我還是很享受的。那不是世界上最讓人興奮或最具花樣的性，但它起效了。它讓我「欲死欲仙」的，像我和西莉亞過去常說的那樣。我一直很驚訝，安吉拉，我多麼輕而易舉就能讓自己的身體在性愛中變得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哪怕是跟最不起眼的男人也是如此。當然，從長相方面來說，羅傑並非不起眼，實際上他相當好看（雖然有時候我希望自己別這麼招架不住長相帥氣的人，但沒辦法：我就是招架不住），但他並沒有撩動我的心。即便如此，我的身體依然感激與他的相遇。實際上，這些年我逐漸發現，我在床上總能有個盛大的收尾——不只是跟羅傑·奧爾德曼，跟任何人都是如此。不論我的頭腦和內心對一個男人多麼冷漠，我的身體總能激情滿滿、興高采烈地回應他。

完事之後？我總是希望那個男的回他自己家去。

也許我應該退幾步，解釋一下在戰爭結束後，我又開始任「性」而為了——而且還很樂此不疲呢。儘管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把自己描繪成了一個衣著混搭、留著短髮的獨居老姑娘，但讓我說清楚一點：我不想結婚，並不意味著我不想上床。

而且，我還是很漂亮。（我留短髮一直很好看，安吉拉。我不是來跟你說謊的。）

事實是，走出戰爭之後，我對性的渴望比以往更加強烈。要知道，我受夠了缺這缺那。在造船廠艱苦工作湊合過來的那三年（也就是獨自一人索然無味度過的那三年）使得我的身體不僅疲倦，而且不滿。戰爭結束之後我有種感覺，那就是我的身體不是為這個而生的。我不是為了幹活，然後睡覺，然後第二天接著幹活——沒有樂子可享，也沒有刺激可找——而生的。生活一定不只賣苦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