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哭了一整晚，但第二天還是回去工作了。
那些年，很多人都不得不做這種事。
我們痛哭，安吉拉，然後我們繼續工作。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羅斯福去世了。
對我來說，這像是又一位家庭成員的離世。我幾乎不記得還有過其他總統。不論我父親對這個人有什麼看法，我都愛他。很多人都愛他。在紐約，當然我們所有人都愛他。
第二天，造船廠的氛圍很壓抑。在薩米餐廳裡，我把旗子（其實是遮光窗簾）吊在了舞臺上，讓演員朗讀著羅斯福幾年來的演講片段。演出結束的時候，一個鋼鐵工人——皮膚黝黑、鬍子花白的加勒比人——自願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唱起了《共和國戰歌》，他有保羅·羅伯遜的嗓音。我們其他人默不作聲地站著，這個男人哀傷的歌聲讓牆壁都顫抖了起來。
杜魯門總統靜悄悄地快速頂了上來，沒有擺排場。
我們全都工作得更努力了。
可戰爭依然沒有結束。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我哥哥那被燒得扭曲的航空母艦殘骸自己順著洋流駛入了布魯克林造船廠。不知怎的，富蘭克林號航空母艦竟一瘸一拐地穿越了半個地球，駛過了巴拿馬運河——由一群幽靈船員掌舵——如今抵達了我們這所「醫院」。她三分之二的船員都已經喪生、失蹤或負傷了。
海軍樂團在碼頭上彈奏輓歌，迎接著富蘭克林號，迎接她的還有我和佩格。
我們站在碼頭上致敬，看著這艘遍體鱗傷的航空母艦——我把她當作我哥哥的棺材——盡全力駛回了家，以求修復。但只要看一眼那堆被燒得漆黑、內裡已經完全被摧毀的廢鐵，就連我都知道，沒人能修好這個東西。
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德國終於投降了。
但日本人還在抵抗，而且他們抵抗得很頑強。
那一週，我和萊文森太太為工人們寫了一首歌，叫《打倒一個，還剩一個》。
我們繼續工作著。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日，瑪麗王后號駛入了紐約港，上面載著一萬四千名從歐洲歸鄉的美國軍人。我和佩格在上西區的九十號碼頭迎接了他們。佩格在一塊老舊舞臺背景板的背面噴了個標誌牌，寫著：「嘿，你！歡迎回家！」
「你到底在歡迎誰回家？」我問道。
「他們每一個人。」她說。
最開始的時候我猶豫要不要加入她。想到要看著成千上萬個小夥子凱旋——但他們中沒有一個是沃爾特——似乎難受得讓人無法忍受。但她堅持要這麼做。
「這對你有好處，」她預示道，「更重要的是，這對他們有好處。他們需要看到我們的臉。」
後來，我很高興我去了。非常高興。
那是初夏時節非常美妙的一天。那時，我已經在紐約生活了三年多，但依然沒有對我的城市在這般完美的晴朗午後散發出的美免疫——那天的天氣既柔和又溫暖，你不禁會覺得整個城市都愛你，除了你的快樂之外它別無所求。
水手、士兵（和護士！）沿著碼頭蜂擁而下，組成了狂歡的慶賀人潮。他們被歡呼的人群迎了上去，我和佩格組成的代表團在人群中雖小，但卻激動萬分。我和她輪流揮舞著標誌牌，歡呼著，直到把嗓子都喊啞了。碼頭上，一支樂隊正大聲演奏著那一年的流行曲。軍人們把氣球扔到了空中，我很快便意識到那根本不是氣球，而是吹了氣的避孕套。（我不是唯一一個意識到這點的人——我周圍的母親們正使勁阻止她們的孩子去撿那些東西，我忍不住笑了出來。）
一個瘦瘦高高、睡眼惺忪的水手走過我身邊時停了下來，看了我好久。
他咧嘴笑了笑，然後用濃重的南方口音說：「我說，寶貝——這地方叫什麼名字？」
我也衝他咧嘴笑了笑。「我們管它叫紐約，水手小哥。」
他指了指碼頭對面的幾架起重機，說：「看上去這地方將來會挺不錯的，等它完工以後。」
然後他用胳膊摟住我的腰，親吻了我——跟你在那張著名的照片，就是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當天攝於時代廣場的照片上看到的一模一樣（那一年有很多這樣的事情上演）。但你從未在那張照片上看到過的，是那個姑娘的反應。我一直好奇她對於自己那個吻作何感想。我猜我們永遠不得而知。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對於我的吻作何感想——那個吻很長，很老練，而且相當有激情。
好吧，安吉拉，我喜歡那個吻。
我真的很喜歡它。我馬上就回吻了他，可是——不知怎的——我哭了起來，而且停不下來。我把臉埋進他的脖子裡，緊貼著他，用眼淚浸溼了他。我為我哥哥而哭，為所有永遠無法回來的小夥子而哭。我為所有失去了愛人、失去了青春的姑娘而哭。我哭是因為我們在這場沒完沒了的可惡戰爭上耗費了太多年的時間。我哭是因為我太他媽累了。我哭是因為我懷念親吻男孩子的感覺——而且我想親吻更多！——但如今我是個二十四歲的老巫婆了，我會遭遇什麼呢？我哭是因為這一天那麼美，陽光照耀著，所有一切都是輝煌燦爛的，但所有一切卻也都是不公平的。
我相信，那個水手最開始摟住我的時候，沒料到會是這樣。但他很好地應付了這個場面。
「寶貝，」他在我耳邊說，「你不用再哭了。我們是幸運的。」
他緊緊地抱著我，任我淚如泉湧，直到最後我控制住了自己。然後他鬆開擁抱，笑了笑，說：「好了，讓我再來一下怎麼樣？」
然後我們又接起吻來。
又過了三個月，日本才投降。
但在我心裡——在我那段朦朦朧朧的桃紅色夏日記憶裡——戰爭在那個瞬間就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