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來到一九四四年底。我已經二十四歲了。

我還是廢寢忘食地在造船廠工作著，我不記得自己休過一天假。我從戰時的薪酬裡存下了不少錢，但我已經筋疲力盡，而且也沒有花錢的地方。晚上我幾乎沒有精力再跟佩格和奧利芙玩金拉米了。不止一次，我在回家的夜路上睡著了，到了哈萊姆才醒過來。

每個人都累到了骨子裡。

睡眠變成了一個人人都眼饞、但卻沒人擁有的黃金商品。

我們知道要贏下這場戰爭了——很多人都在大談特談我們給了德國人和日本人怎樣的重創——但我們不知道一切會在什麼時候結束。當然了，不知道並沒有阻止大家不停地說，四處散播著毫無意義的八卦和推測。

戰爭會在感恩節結束，大家都這麼說。

會在聖誕節結束，大家都這麼說。

可隨後一九四五年滾滾而至，戰爭還沒有結束。

在薩米食堂的劇院裡，我們每週依然會在動員劇裡把希特勒殺死十幾次，但這似乎絲毫沒有阻擋他的步伐。

別擔心，大家說——二月底一切都會結束的。

三月初的時候，我父母收到了我哥哥從南太平洋某個地方的航空母艦上寄來的信，信上說，「很快你們就會聽到投降的訊息了。我敢保證。」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聽到他的訊息。

安吉拉，我知道你——尤其是你——聽說過富蘭克林號航空母艦。但我要很慚愧地承認，在得知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它被神風特攻隊飛行員擊沉，葬送了沃爾特和其餘八百多名船員之前，我並不知道我哥哥所在軍艦的名字。沃爾特一向很有責任心，他在來信中從未提過他所在軍艦的名字，怕萬一他的信落到敵人手裡，會洩露國家機密。我只知道他在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艦上，駐紮在亞洲的某個地方，以及他保證戰爭很快就會結束。

是我母親收到了他的死訊。那時她正在我家邊上的空地騎馬，期間她看到一輛老舊的黑色轎車徑直衝上了我們的車道，這輛車還有一扇很不搭調的白門。車從她身旁呼嘯而過，在碎石路上，速度相當快。這很不尋常，住在鄉間的人是不會傻到沿著碎石路從正在吃草的馬群旁邊呼嘯而過的。但她認出了這輛車，這輛車是西聯電報公司的電報員邁克·羅默的。我母親停下了手頭的事，看著麥克和他的妻子一起從車裡走了下來，敲起了她家的門。

我母親是不會與羅默夫婦這樣的人往來的。他們沒有理由來敲莫里斯家的門，除了一點：一定是有電報進來了，而且它的內容十分沉重，使得電報員覺得他應該親自來捎信——而且還要帶著妻子一起來。也許，她是來安慰悲痛萬分的一家人的。

我母親看到了這一切，於是她明白了。

我一直好奇，母親在那個時刻有沒有調轉馬頭、朝反方向拼命狂奔的衝動——徑直逃離那個可怕的訊息。但我母親不是那種人。相反，她做了什麼呢，她下了馬，把馬牽在身後，非常慢地朝房子走去。事後她告訴我，她覺得在這種情緒化的時刻，騎在動物的背上並不明智。我能看到她的樣子——小心地邁著步子，用她獨有的那股謹慎勁兒牽著她的馬。她清清楚楚地知道在門廊上等待她的是什麼，而她並不急著去見它。在那封電報被交到她手上之前，她兒子依然活著。

羅默夫婦可以等。他們也確實是這樣做的。

等我母親走到門廊的時候，羅默太太——眼淚正順著她的臉嘩嘩地往下流——張開雙臂想要擁抱她。

而我母親，無需多言，拒絕了。

我父母連葬禮都沒有給沃爾特辦。

首先，沒有遺體可以下葬。電報告知我們，他們已經以最隆重的軍禮對海軍上尉沃爾特·莫里斯進行了海葬。電報還要求我們不要將沃爾特駐紮的軍艦或軍營的名字透露給親朋好友，以免不小心「幫了敵方的忙」——好像我們在紐約州克林頓郡的鄰居是間諜，會搞破壞似的。

我母親不想在沒有遺體的情況下舉辦葬禮，她覺得這太可怕了。而我父親因為憤怒和悲傷萬念俱灰，無法在默哀的時候面對他圈子裡的人。他曾那麼強烈地痛斥美國捲入這場戰爭，也曾反對沃爾特入伍。如今，政府從他身邊奪走了他最珍視的寶物，他拒絕用一場儀式對這個事實表示敬意。

我回家陪了他們一週。我為父母做了能力範圍內的一切，但他們幾乎不跟我說話。我問他們是否想讓我留在克林頓陪他們——我會這麼做的——但他們像看陌生人似的看著我。就算我留在克林頓，對他們來說有什麼用呢？總之，我感覺他們希望我離開，這樣我就不會一整天盯著他們默哀了。我的存在似乎只是在提醒他們，他們的兒子已經死了。

如果他們曾覺得，不該死的那個孩子被從他們身邊奪走了——覺得更好、更高尚的孩子走了，而次等的那個卻留了下來——我會原諒他們的。有時候我自己也會有這種想法。

我一離開，他們就可以癱回沉默中了。

也許不用我說你也知道，他們跟以前再也不一樣了。

沃爾特的死徹底震驚到了我。

我向你發誓，安吉拉，我絲毫沒有想過我哥哥可能會在戰爭中受傷或喪命。也許這會讓我顯得很愚蠢、很天真，但如果你瞭解沃爾特，就會明白為什麼我這麼自信。他一直那麼有能力，那麼強大，他的直覺非常準。他玩了那麼多年的體育，從沒受傷過。即使在同齡人中，他也是被當作半神來看待的。有什麼東西能傷到他？

不僅如此，我也從沒擔心過沃爾特的下屬——雖然他會擔心。（在寫給家裡的信中，我哥哥唯一擔心的是他下屬的安全和士氣。）我以為任何跟沃爾特·莫里斯一起服役的人都是安全的，他會保證這一點的。

但當然，問題在於沃爾特說了不算。那會兒他已經是正經的海軍上尉了，沒錯，但那艘軍艦不歸他管。掌舵的是萊斯利·吉赫斯艦長，艦長才是問題所在。

但這些你都已經知道了——是不是，安吉拉？

至少我猜你是知道的？

抱歉，親愛的，但我真的不知道關於這些事，你父親跟你說了多少。

我和佩格在紐約單獨為沃爾特辦了一場儀式，就在莉莉劇院邊上的一個衛理公會小教堂裡。牧師這些年跟佩格成了朋友，他同意為我哥哥辦一場小小的悼念儀式，不管有沒有遺體。在場的只有我們幾個人，但對於我來說，為沃爾特做些什麼非常重要，而佩格認同這一點。

佩格和奧利芙在場，當然了，她們像兩根支柱一樣陪在我左右。赫伯特先生在場。比利沒有來，一年前他的百老匯版《女孩之城》終於落下了帷幕，於是他搬回好萊塢了。我的海軍審查員格申先生來了，薩米食堂的鋼琴師萊文森太太也來了，勞特斯基全家都在場，（「從沒在衛理公會的葬禮上看到過這麼多猶太人。」瑪喬麗一邊打量著房間一邊說。這讓我笑了出來。謝謝你，瑪喬麗。）佩格的一些老朋友來了，艾德娜和亞瑟·沃森沒有來。我猜這並不是意料之外的事，雖然我得承認，我以為至少艾德娜會出現一下，給佩格一些支援呢。

唱詩班唱起了《他既看顧麻雀》，而我止不住地哭泣。我被痛失沃爾特的感覺擊昏了——並不是因為我失去了一個哥哥，而是因為我從沒有過這樣一個哥哥。我記得在很小的時候我們兩個一起騎過馬，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照了過來。除了幾段這種美好的回憶之外，我對這個聲稱陪我度過了年少時光的威風人物沒有任何溫存的印象。也許，如果我父母沒有那麼望子成龍——如果他們允許他當一個普通的小男孩，而不是一個繼承人的話——我和他也許漸漸會成為朋友，或者知己的。但這永遠無法成真了，如今他已經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