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再次在比利的房間裡醒來。這次床上只有我一個人。沒有西莉亞，沒有宿醉，沒有災難。

我得承認：一個人獨佔這張床的感覺真好。

有那麼一會兒，我聽著莉莉劇院逐漸復甦的聲音。我從沒想到我還能再聽到這些聲音。肯定有人在洗澡，因為水管正砰砰地抗議著。兩部電話機已經響了起來——一個在樓上，另一個在樓下的辦公區。我太高興了，感覺輕飄飄的。

我披上睡袍，溜達著去給自己做咖啡喝。我發現赫伯特先生坐在廚房的餐桌旁，還是老樣子——穿著汗衫，盯著記事本，喝著山咖，為新劇編著笑話。

「早上好，赫伯特先生！」我說。

他抬頭看了看我，然後——讓我震驚的是——他居然笑了。

「看來你被複職了，莫里斯小姐，」他說，「很好。」

那天中午的時候，我就已經跟佩格和奧利芙到了布魯克林造船廠，瞭解手頭的工作。

我們是從中城區上的地鐵，在約克街車站下的車，然後又換了一輛有軌電車。在接下來的三年內，我幾乎每天都這樣通勤，遇上過各種各樣的天氣。我會和成千上萬個上班族一樣沿著這條線路通勤，大家全都準點換著班。通勤的路程很無聊，有時候甚至會累到讓人喪失鬥志。但在那一天，一切都是新的，我心裡很激動。我穿了一套很時髦的淡紫色西裝（我再也不會穿著這麼好的衣服去那個髒兮兮、油膩膩的地方了），頭髮卷卷的，很乾淨。我隨身帶著證件，這樣我就能正式就職成為海軍僱員了（入職船塢和碼頭局，職務類別：技工）。這份工作的薪水是每小時七十美分，對於我這個年齡的姑娘來說算是發財了。他們甚至還發給了我一副護目鏡——雖然對我的眼睛造成最大威脅的，是佩格吹到我臉上的菸灰。

這是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如果不算在克林頓老家時我在父親的辦公室做的工作的話，而那個真的不該算進來。

又要見到奧利芙了，我很緊張。我還在因為我的惡劣行徑，以及因為需要她把我從沃爾特·溫切爾的魔掌中救出來而感到羞恥。我怕她會狠狠地訓斥我一頓，或者不給我好臉色。那天早上我第一次跟她獨處了一會兒。我、佩格和她正在往樓下走，準備出門去布魯克林。佩格需要跑回樓上去拿她的保溫杯，於是有那麼一分鐘的時間，只有我和奧利芙站在莉莉劇院二樓和三樓間的樓梯口。我覺得這是道歉的好時機，以及謝謝她勇敢地救了我。

「奧利芙，」我開口了，「我欠你一筆大的——」

「哎，薇薇安，」她打斷了我，「別這麼斤斤計較。」

這事就這麼結了。

我們有工作要做，沒工夫說些有的沒的。

具體來講，我們的工作是這樣的：

軍方給我們佈置的任務是每天在布魯克林造船廠演兩場戲，就在沃拉博特灣一家熙熙攘攘的食堂裡。你要明白，安吉拉，造船廠特別大——它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造船廠——建築物佔地八十多萬平方米，戰爭期間近萬名員工一刻不停地在裡面工作。造船廠裡營業的食堂有四十多家，而我們只負責其中一家的「娛樂與教育」。我們的食堂是第二十四號食堂，但大家都管它叫「薩米」。（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也許是因為這家的三明治特別多？或者也許是因為我們的主廚是塞繆爾森先生？）薩米每天要餵飽上千號人——它把大堆大堆歪七扭八、無精打采的食物，提供給同樣歪七扭八、無精打采的工人。

我們的任務是在這些筋疲力盡的工人吃飯的時候，給他們助助興。但我們不止助興而已，我們還要負責動員。海軍通過我們傳遞訊息，激發鬥志。我們必須時刻讓大家對希特勒和裕仁滿腔怒火（我們在各種各樣的諷刺劇裡把希特勒殺死了那麼多次，我無法相信這位遠在德國的男士竟沒做關於我們的噩夢）。但我們也得讓工人操心在海外打仗的男孩子們的福祉——提醒他們：但凡他們在工作上偷懶了，就會將美國水手置於危難之中。我們必須警告大家，間諜無處不在，管不住嘴就會沉船。我們要對大家進行安全教育，通報最近的新聞。除了所有這些之外，我們還得應付軍方的審查員，他們常常坐在第一排看我們的表演，以確保我們沒有偏離黨的路線。（我最喜歡的審查員叫格申先生，人很和善。我跟他相處了太久，都變得像一家人了。我參加了他兒子的猶太教成人禮。）

我們要把以上所有資訊在三十分鐘的時間內告訴工人，一天兩次。

連續三年。

而且我們必須讓素材好玩、有新鮮感，不然觀眾可能會朝我們扔食物的。（「重回一線的感覺真好啊。」佩格在觀眾第一次噓我們的時候開心地說道——我覺得她是真心的。）就我們的「劇場」而言，這是一項費力不討好、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且海軍沒給我們什麼發揮空間。食堂前面有個小小的舞臺——其實就是個用粗糙的松木搭成的臺子。我們沒有幕布，也沒有舞臺燈光，我們的「樂隊」不過就是一架立式酒吧鋼琴而已，彈鋼琴的是一位本地小老太太，名叫萊文森太太，她敲琴鍵的時候是那麼用力（這與她的身型是那麼不協調），從沙街那個大老遠的地方就能聽到音樂聲。我們的道具就是蔬菜筐，而我們的「化妝間」就是廚房後面的一個角落而已，緊挨著洗碗機。至於我們的演員，他們不算是這一行的精英。戰爭打響以來，大部分紐約娛樂圈的人要麼去打仗了，要麼在工廠裡找了好差事。這意味著留給我們招募的，只有奧利芙很不客氣地稱為「又傻又差」的那類人。（對此，佩格同樣很不客氣地回覆道：「這跟其他任何一家劇院有什麼區別？」）

於是我們只能湊合。我們讓六十多歲的男人演年輕的情郎。我們讓大塊頭的中年婦女演未諳世事的少女，或少男。我們給演員付的薪水比他們在流水線上能掙到的少多了，所以我們的演員和舞者經常會被造船廠搶走。某些年輕漂亮的姑娘前一天還在我們的舞臺上唱歌，第二天你就會看到她用印花大手帕把頭髮紮了起來，穿著工作服在薩米吃午飯了。她的兜裡揣著扳手，豐厚的薪水也快到手了。在一個姑娘見過豐厚的薪水以後，你就很難讓她重回聚光燈下了——更何況我們根本沒有聚光燈。

當然了，攢戲服是我的主要工作，雖然我偶爾也寫寫劇本，有時候甚至還會寫一兩首歌詞。我的工作從沒這麼棘手過。我幾乎沒有預算，因為打仗的緣故，我需要的所有材料全國都缺貨。短缺的不僅僅是布料而已，紐扣、拉鏈和搭扣你也買不到。我開始瘋狂地想奇招了。一天早上，我在第十大道和四十四街的交叉口發現了一個被塞得鼓鼓囊囊的爛沙發，它正等著被拉到垃圾場去。我從上面扯下了雙色提花錦緞，用它為義大利國王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這個角色做了一件背心。這是我的高光時刻。（我不會假裝說這件戲服聞起來不錯，但我們的國王看上去真的像個國王——這已經很了不起了，因為這個角色是由一個胸脯都已經塌陷的老人演的，開演一個小時之前他還在薩米的後廚煮豆子呢。）

不用說，我成了勞特斯基縫紉用品及二手服裝市場的常客——比戰前更甚。現在正在唸高中的瑪喬麗·勞特斯基成了我的戲服搭檔。她真的幫我解決了很多難題。勞特斯基如今簽了合同，向軍方提供織物和舊衣服，所以就連他們都沒有那麼大量或那麼多花樣的東西可供挑選了——但他們依然是城裡最好的一家。於是我把自己薪酬的一小部分分給了瑪喬麗，而她則把最好的材料都挑出來留給了我。說真的，如果沒有她的幫助，我是不可能完成工作的。雖然我們有年齡差，但隨著戰爭的延續，我們兩個真心喜歡上了彼此，而且我很快就開始拿她當朋友看了——雖然她是個古怪的朋友。

我依然記得我第一次跟瑪喬麗合抽一根菸的場景。那是隆冬時節，我站在她父母倉庫的卸貨臺上，想在搜刮大桶的間隙安靜地抽一根菸。

「讓我抽一口唄？」一個聲音從我身邊冒了出來。

我低下頭，看到了嬌小的瑪喬麗·勞特斯基——她不過四十三千克——身上裹著一件大得離譜的浣熊皮大衣，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兄弟會的男孩經常穿著這種衣服去看足球比賽。她的頭上戴著一頂加拿大騎警帽。

「我才不給你煙抽呢，」我說，「你才十六歲！」

「沒錯，」她說，「我已經抽了十年的煙了。」

我饒有興致地屈從了她的要求，把煙遞了過去。她用讓人刮目相看的嫻熟技巧吸了口煙，然後說：「這場戰爭讓我很不滿意，薇薇安，」她用厭世的神情盯著外面的小巷，這不禁讓我覺得有點好笑，「它惹得我很不開心。」

「惹你不開心了，是嗎？」我努力憋著笑，「那你應該做點什麼！寫封言辭激烈的信給你們的議員。去跟總統談談。給這件事做個了結。」

「我等了好久想要長大，但現在長大也沒什麼盼頭了，」她說，「就是打打打，工作工作工作。讓人覺得很累。」

「一切很快就會結束的。」我說——雖然我自己也不確定這件事。

她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煙，然後用一種很不同的語氣說：「我歐洲的所有親戚都有了大麻煩，你知道嗎。不把他們趕盡殺絕，希特勒是不會罷休的。我母親連她姐妹的下落都不知道，還有她們孩子的下落。我父親成天給大使館打電話，想把他的家人接到這邊來，很多時候我都得給他做翻譯。但看上去似乎沒有任何辦法讓他們過來。」

「哎，瑪喬麗，我很抱歉。這太可怕了。」

我不知道還能說些什麼。這麼嚴峻的情況，似乎不該是一個高中生去面對的。我想抱抱她，但她不是那種喜歡擁抱的人。

「我對每個人都很失望。」在沉默了許久之後她說。

「具體是對誰？」我以為她會說是對納粹。

「成年人，」她說，「所有成年人。他們怎麼能讓世界失控到這個地步呢？」

「我不知道，親愛的。但我覺得沒人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明顯沒有，」她用誇張的輕蔑語氣說道，還把抽剩下的煙彈到了小巷裡，「你知道嗎，這就是為什麼我很迫切地想長大。這樣我就不會再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人擺佈了。我覺得我越早全面掌控局面，我的生活就會變得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