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離開後，我從家人和鄰居那裡收穫了很多同情。他們都以為丟了未婚夫之後，我的心都碎了。我配不上他們的同情，但當然我還是照單全收了。這總比指責和懷疑強。這當然也比試圖把一切解釋清楚強。

我父親對於吉姆·拉爾森既拋棄了他的赤鐵礦、又拋棄了他的女兒這件事感到怒不可遏（而且毫無疑問，怒氣是按照這個先後順序來的）。我母親稍微有點失望，因為到頭來我四月份還是結不了婚，但看上去她似乎能熬過這一劫。她跟我說，那個週末她還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在紐約州北部，四月份可是馬術表演的旺季。

至於我，我感覺好像剛剛從被迷暈的昏睡中醒來似的。如今我唯一的渴望就是給自己找點有意思的事情做。我有過一個轉瞬即逝的念頭，那就是問問父母我能否回大學去唸書，但我的心思並不在這上面。不過，我的確想離開克林頓。我知道我不能回紐約，我已經把後路都堵死了，但我也知道還有其他城市可以考慮。據說費城和波士頓不錯，也許我可以在這兩個地方中的某一個安頓下來。

我的腦子還算清醒，知道如果想搬走的話，我需要錢，於是我終於把縫紉機從柳條筐裡拿了出來，在我家的客房裡幹起了針線活。我把訊息放了出去，讓大家知道現在我可以量體裁衣、修改尺寸了，很快我就有很多活可以做了。婚禮季又到了，大家需要婚紗，但這個需要卻引來了麻煩——具體來說，是布料短缺。你再也沒法買到法國的上等蕾絲和絲綢了，而且花大價錢在婚紗這麼瘋狂的奢侈品上，會被認為是不愛國的表現。於是，我發揮自己從莉莉劇院練就的廢物利用技巧，用極少的原料創造出了美的東西。

我童年時的一個夥伴——一個叫瑪德蓮的開朗姑娘——要在五月下旬結婚。前年她父親得了冠心病，從那時起她就家道中落了。和平時期她都買不起好婚紗，更別提現在了。我們一起蒐羅了她家的閣樓，之後我為瑪德蓮打造了你所見過的最浪漫的混搭物——那是用她兩位祖母的婚紗改造而成的，我把它們拆開，然後用全新的方式組合在了一起，還加了一條長長的復古蕾絲拖尾，諸如此類。這條裙子做起來並不容易（老舊的絲綢太脆弱了，我只得拿它當炸藥對待），但還是成功了。

瑪德蓮特別感激我，於是就讓我當了她的伴娘。很多年前，我從奶奶那裡繼承了一些生絲，把它們存放在了床底下。我用這些生絲給自己縫了一套時髦的鮮黃綠色小西裝，搭配一件收腰外衣，在她的婚禮上穿。（自從見到艾德娜·帕克·沃森之後，我能穿西裝就穿西裝。這個女人教給了我很多東西，其中之一就是跟穿裙子比起來，穿西裝永遠會讓你顯得更時髦、更重要。而且別戴太多首飾！「在大多數情況下，」艾德娜說，「首飾都是在試圖掩飾衣服沒選好，或者不合身。」是的，沒錯——我還是忍不住會想起艾德娜。）

我和瑪德蓮看上去都美極了。她人緣很好，所以很多人都來參加了她的婚禮。從那以後，我有了各種各樣的客戶。我還在接待處親了瑪德蓮的一位堂兄弟——是在外面，靠在鋪滿金銀花的圍欄上親的。

我感覺好了一些。

某天下午，我想打扮得招搖一點，於是就戴上了好幾個月前在紐約買的一副太陽鏡。當時我買下它，純粹是因為西莉亞被它迷得不行。它的鏡片很黑，有大大的黑色鏡框，上面點綴著小小的貝殼。這副太陽鏡讓我看上去像一隻正在沙灘上度假的巨型昆蟲，但我太喜歡它了。

翻到這副太陽鏡讓我懷念起西莉亞。我懷念她的國色天姿；我懷念與她一起打扮，一起化妝，一起征服紐約；我懷念跟她一起走進夜總會時引起的轟動，讓那個地方的每個男人都因為我們的到來而心跳加速。（哎，安吉拉，也許我現在還在懷念那種轟動，都已經過了七十年了！）天吶，我很好奇，西莉亞怎麼樣了？她站穩腳跟了嗎？我希望如此，但我怕最糟糕的情況已經發生了。我怕她在掙扎著勉強度日，身無分文，無依無靠。

我戴著那副荒唐的眼鏡下了樓。我母親看到我之後停下了腳步。「我的媽呀，薇薇安，這是什麼東西？」

「這叫時尚，」我跟她說，「這種鏡框現在在紐約正流行呢。」

「我不確定活著見到這一天我該不該高興。」她說。

儘管如此，我還是繼續戴著它。

我怎麼可能解釋得清，我戴著它是為了紀念一位倒下的戰友，她已經失散在了敵後呢？

六月時，我問父親自己可不可以不在他的辦公室裡工作了。我縫衣服掙的錢，跟我假裝整理檔案、接電話掙的錢一樣多，而且縫衣服也讓我更有滿足感。最棒的是，我對父親說，我的客人是付現金的，所以我不用向政府報稅。這一錘定音。他放我走了。只要能矇騙政府，我父親什麼都願意做。

我攢下了人生中的第一筆錢。

我不知道該拿這些錢怎麼辦，但我有錢了。

注意，攢下了錢跟有了計劃不完全是一碼事——但這確實會讓一個姑娘覺得，好像某一天她是有可能定出計劃的。

白天變得更長了。

七月中旬的一天，我正準備坐下來跟父母一起吃晚飯，這時我們聽到有車拐進了我家車道上。我父母嚇了一跳，抬起頭來——哪怕什麼東西只是略微擾亂了他們的日常，他們都會嚇一跳。

「吃飯呢。」我父親說。他成功地把這三個字變成了一場關於文明必將坍塌的沉重演講。

我應了門。是佩格姑姑。她因為暑氣面紅耳赤、大汗淋漓的，身上的衣服也亂糟糟的（一件過於肥大的男款格子牛津衫，一條寬鬆的粗布裙褲，還有一頂舊草帽，帽簷的地方點綴了一根火雞毛），可我覺得我一生中見到誰都沒有這麼驚喜、這麼開心過。實際上，我太驚喜、太開心了，一時忘記了在她面前要對自己有廉恥心。我一把抱住了她，開心得明目張膽。

「小不點兒！」說著她咧嘴笑了，「你看著真不錯！」

我父母對於佩格的到來沒這麼激動，但他們已經盡力讓自己去適應這個意外情況了。我家女傭盡職盡責地又拿了一套餐具。我父親給佩格遞了一杯雞尾酒，但讓我驚訝的是，她說她想喝點冰茶，如果不麻煩的話。

佩格撲通一下坐在了我家餐桌旁，用上等的愛爾蘭亞麻餐布擦了擦溼漉漉的額頭，環視了我們一圈，然後笑了。「嚯！大家在北邊內地這塊過得怎麼樣？」

「我不知道你還有輛車。」我父親用這句話代替了回答。

「我沒車。這是我認識的一個編舞的。他坐他男朋友的凱迪拉克去瑪莎葡萄園島了，所以把這輛車借給了我。這是一輛克萊斯勒。對於一輛年久失修的破車來說，它還不算太差。我確定如果你想開著它兜一圈的話，他會同意的。」

「你是怎麼拿到汽油配給的？」我父親這樣問著他那個已經兩年多沒見過面的姐姐。（你可能會好奇為什麼他這麼問，而不是正常地打個招呼，但我爸有他自己的考慮。幾個月以前，紐約州剛剛強制推行了汽油配給制度，我父親氣瘋了：他這麼努力地工作不是為了生活在極權政府的統治下的！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告訴大家晚上幾點才能睡覺嗎？我祈禱大家趕緊換個話題，別聊汽油配給的事了。）

「我這賄賂賄賂，那做點黑市交易，東拼西湊了一些油票。在城裡，油票不難弄到。大家不像在這裡似的那麼需要開車。」然後佩格轉向了我的母親，親切地問，「露易絲，你怎麼樣？」

「我挺好的，佩格。」我母親說。她看自己大姐時的表情，在我眼中與其說是疑心重重，不如說是小心翼翼。（我不能怪她。佩格來克林頓根本說不通。現在不是聖誕節，也沒人去世。）「你呢？」

「一如既往的聲名狼藉。但是撇開城裡的一地雞毛，北上到這裡來挺好的。我應該多來幾次。抱歉沒有提前告訴你們我要來。這也是臨時決定的。你的馬還好嗎，露易絲？」

「還行吧。當然，打仗以後馬術表演就沒那麼多了。它們也不喜歡這麼熱的天氣。但它們還不錯。」

「你來這兒到底是要幹什麼？」我父親問。

我父親並不恨他姐姐，但他的確特別瞧不起她。他覺得她除了橫衝直撞、到處享樂之外一事無成（現在回想起來，這跟沃爾特對我的看法沒什麼兩樣），我覺得他有道理。即便如此，他也應該用稍微友善一點的態度歡迎她。

「好吧，道葛拉斯，我跟你直說好了。我是來問薇薇安她願不願意跟我回紐約的。」

聽到這句話之後，我心中一扇塵封許久的大門豁然敞開，上千只白鴿從裡面飛了出來。我連開口說話都不敢。我怕如果我開口的話，這個邀請會煙消雲散。

「為什麼？」我父親問。

「我需要她。軍方委託我給布魯克林造船廠的工人們組織一系列午間劇。動員劇，歌舞表演，浪漫愛情劇什麼的。鼓舞一下大家計程車氣。類似這種。我沒有足夠的人手一邊開劇院，一邊應付海軍的委託。我真的需要薇薇安的幫助。」

「但是薇薇安哪懂愛情劇什麼的呢？」我母親問。

「比你想的可要多。」佩格說。

謝天謝地，佩格說這話的時候沒有看我。但我還是覺得我的脖子紅了。

「但她才剛回來安定下來啊，」我母親說，「而且去年她在紐約想家想得可厲害了。那座城市不適合她。」

「你想家了？」這會兒佩格直勾勾地盯著我的眼睛，臉上帶著一絲若有若無的微笑，「原來是這麼回事，是嗎？」

我的脖子紅得更厲害了。但我還是沒敢說話。

「聽著，」佩格說，「她不是非得永遠待在那邊。如果薇薇安又想家了，她可以回克林頓來。但我現在遇到了一點麻煩。這年頭招人太難了。男的全都走了。就連我的舞女們都去工廠幹活了。所有人都比我付的薪水高。我就是需要人手而已。我信得過的人手。」

她說出來了。她說了「信得過」這個詞。

「我招人也很難啊。」我父親說。

「怎麼著，難道薇薇安在給你打工嗎？」佩格問。

「沒有，但她的確給我打了一陣子的工，沒準將來哪天我還會需要她的。我覺得她在給我打工的時候能學到不少東西。」

「哦，難道薇薇安對採礦業情有獨鍾嗎？」

「我只是覺得你為了找個打雜的人，跑得也太遠了。我覺得你在城裡也能把這個崗位填上。可話說回來，我一直不明白你為什麼總要把所有能讓你過得更輕鬆的東西都拒之門外。」

「薇薇安可不是打雜的，」佩格說，「她是個異常優秀的戲服設計師。」

「你為什麼這麼說？」

「這是我在戲劇界潛心鑽研多年的成果，道葛拉斯。」

「哈。戲劇界。」

「我想去。」我終於說得出話來了。

「為什麼？」我父親問我，「為什麼你想回那個城市裡去？那裡大家你壓我、我壓你地住著，你連太陽都看不見。」

「一個大半輩子都待在礦井裡的人也好意思說這話。」佩格反駁道。

說實在的，他們就像兩個小孩似的。就算他們開始在桌子底下互相猛踹，我也不會驚訝的。

可這會兒他們全都看著我，等著我回話。為什麼我想去紐約？我該怎麼解釋呢？我該怎麼解釋跟吉姆·拉爾森最近的求婚相比，這個求賢令給我的感覺是什麼樣的呢？不過就是止咳糖漿和香檳的區別罷了。

「我想再去一趟紐約，」我宣佈道，「因為我想拓寬生命的前景。」

我覺得，說這話的時候我肯定帶著一定的威信，而且這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我必須坦白，「我想拓寬生命的前景」這句話是我最近在一部廣播劇裡聽到的，而且我記住了它。但無所謂。在這個情況下，它起作用了。而且它是實話。）

「如果你去的話，」我母親說，「我們是不會供你的。我們不能一直給你零花錢。你都這個歲數了。」

「我不需要零花錢。我自己賺錢養活自己。」

就連「零花錢」這個詞都會讓我覺得尷尬。我再也不想聽到它了。

「你得去找工作。」我父親說。

佩格震驚地盯著她的弟弟。「難以置信啊，道葛拉斯，你從來不聽我說話。就在剛才——就在這張桌子邊上——我告訴了你我有工作要給薇薇安。」

「她需要正經工作。」我父親說。

「她會有正經工作的。她會為美國海軍效力，就像她哥哥一樣。海軍給我的預算足夠再僱一個人的了。她會是個公務員的。」

現在，想在桌子底下猛踹佩格的是我。對我父親來說，英語裡幾乎沒有比「公務員」更糟糕的文字組合了。如果佩格說我會是個「偷錢的」，都比這個強。

「你不能一直在紐約和這裡之間反反覆覆，你知道的。」我母親說。

「我不會的。」我向她保證。天吶，我的確是真心的。

「我不想讓我女兒一輩子都在劇院裡工作。」我父親說。

佩格翻了個白眼。「沒錯，那得多可怕啊。」

「我不喜歡紐約，」他說，「那座城市裡到處都是二流贏家。」

「沒錯，這是出了名的，」佩格回懟了一句，「曼哈頓沒出過一個有出息的人。」

不過，我父親肯定不是很在意自己的觀點，因為他沒有不依不饒。

平心而論，我覺得我父母之所以願意考慮放我走，是因為他們厭倦我了。在他們看來，我本來就不應該住在他們家裡——那的確是他們的家。我很久以前就應該從那棟房子裡搬出來了——理想狀況是先進大學校門，然後直接拐進婚姻的殿堂，給一切畫上句號。我的背景文化並不歡迎孩子在脫離童年後還留在家裡。（如此說來，我父母甚至在我小的時候都不太想讓我待在他們身邊，如果你想一想我在寄宿學校和夏令營裡待了多長時間的話。）

我父親只是想在同意這件事之前譏諷一下佩格姑姑罷了。

「我不信紐約對薇薇安會有什麼好的影響，」他說，「我可不想看著我的女兒變成一個民主黨人。」

「這我倒是不擔心，」說著佩格心滿意足地露出了大大的微笑，「這件事我研究過了。他們不允許註冊的民主黨人加入無政府主義政黨。」

這句話讓我母親笑了出來——為她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