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計劃聽上去很棒，瑪喬麗，」我說，「當然了，我對自己的人生從來沒有規劃，所以我也說不好。但聽上去好像你把一切都想明白了。」

「你從來沒有規劃嗎？」瑪喬麗驚恐地抬頭看著我，「那你是怎麼過日子的？」

「天吶，瑪喬麗——你的口氣跟我母親一模一樣！」

「哎，如果你不能規劃自己的人生，薇薇安，那總得有人給你當媽！」

我忍不住笑了出來。「別教訓我了，小屁孩。我這歲數都能給你當保姆了。」

「切！我父母才不會把我交給你這麼不負責任的人呢。」

「好吧，在這方面你父母大概是對的。」

「我逗你呢，」她說，「你是知道的，對吧？你知道我一直很喜歡你。」

「真的嗎？你一直很喜歡我，是嗎？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從你上初二的時候開始嗎？」

「嘿，再給我一根菸，行嗎？」她問，「我留著一會兒再抽？」

「我不該給你的，」我說，但我還是遞給了她幾根，「別讓你母親知道是我給你的就行了。」

「什麼時候還需要讓我父母知道我在做什麼了？」這個奇奇怪怪的小青年問。她把煙藏在了她那件巨大的皮衣的褶皺裡，然後衝我眨了眨眼。「跟我說說你今天是來找什麼樣戲服的吧，薇薇安。你需要什麼，我就去給你搞到什麼。」

現在的紐約跟我第一次來時比已經變樣了。

輕浮已死——除非是有用的、愛國的輕浮，比如在臺口餐廳跟士兵和水手跳舞。這座城市被嚴肅壓得沉甸甸的。每一刻，我們都覺得會遭遇襲擊或被侵略——確信德國人會把我們轟成炮灰，就像他們對倫敦做的那樣。會有強制停電。有幾個晚上，當局甚至關掉了時代廣場上所有的燈，於是不夜街就變成了黑黢黢的一塊——在夜空下閃著純黑色的光，像一片水銀一樣。每個人都穿著制服，或隨時準備著效力。我們赫伯特先生自願報名當起了防空隊員，晚上他就戴著城市派發的官方白頭盔和紅袖箍在我們的街區裡晃盪。（在他往門外走的時候，佩格會說：「親愛的希特勒先生：在赫伯特先生通知完所有鄰居之前，請不要炸我們。此致敬禮，佩佩·布林。」）

關於戰爭歲月，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壓倒一切的粗糙感。身處紐約的我們不像世界各地的廣大人民一樣受了那麼大的罪，但再也沒有什麼有質感的東西了——沒有黃油，沒有高價肉，沒有上等化妝品，沒有從歐洲傳來的時尚品。沒有什麼東西是柔軟的。沒有什麼東西是精美的。戰爭是一個嗷嗷待哺的巨人，需要我們貢獻一切——不只是我們的時間和努力，還有我們的食用油、我們的橡膠、我們的金屬、我們的紙張、我們的煤礦。我們只剩下一些廢料可用了。我用小蘇打刷牙。我是如此精心地呵護著我的最後一雙尼龍長筒襪，你甚至會以為它是早產嬰兒。（一九四三年年中，在這雙尼龍長筒襪終於壽終正寢之後，我放棄了，改成時刻穿長褲了。）我太忙了，而且洗髮水太難買，於是我剪短頭髮了（我必須承認，這跟艾德娜·帕克·沃森那頭時髦的小短髮特別像），而且沒有再留過長髮。

在戰爭年月，我終於成了地地道道的紐約客。我終於認清了城裡的路。我開了個銀行賬戶，還擁有了自己的圖書館借閱卡。現在我有了最中意的鞋匠（我需要一個鞋匠，因為皮革是有配給的），還有了自己的牙醫。我跟造船廠的同事們成了朋友，下班之後我們會一起到坎伯蘭餐廳吃飯。（飯後格申先生會說：「夥計們，咱們平攤一下吧。」這時，我對自己能跟大家一起湊單感到很自豪。）也是在戰爭年月，我學會了如何一個人舒舒服服地坐在酒吧裡或餐廳裡。對於很多女性來說，這件事難到讓人費解，但最後我還是駕馭了它。（訣竅在於要隨身帶一本書或一份報紙，並且要求坐在離窗戶最近的最佳位置上，然後一坐下就把喝的點好。）熟練之後，我發現隻身一人在安靜的餐廳裡靠窗吃飯，是人生中最大的私密樂趣之一。

我花三美元從地獄廚房的一個孩子那裡給自己買了輛腳踏車。我置辦的這個東西極大地開拓了我的世界。我發現，能夠自由地移動就是一切。萬一我們被襲擊，我想確保自己能快速地逃離紐約。我騎著這輛腳踏車滿城轉悠——用它來跑腿很便宜，而且效率很高——但在我腦海深處的某個地方，我相信如果有必要的話，我騎車的速度能比德國空軍還快。這給我帶來了一些安全的幻覺。

我成了廣袤都市空間的探索者。我在城市中大範圍地徘徊，而且是在非常奇怪的時間點。我尤其喜歡在夜裡四處溜達，透過窗戶一瞥陌生人的生活。大家吃晚飯的時間這麼不一樣，工作的時間也這麼不一樣。每個人的年齡都不一樣，種族也不一樣。有的人在休息，有的人在幹活，有的隻身一人，而有的則在和一群鬧鬨鬨的人慶祝著什麼。在這些場景中穿梭從來不會讓我覺得乏味。我喜歡成為茫茫人海中一顆人類小水滴的感覺。

年輕一些的時候，我想待在紐約所有喧囂的正中心，但我慢慢意識到，正中心是不存在的。中心無處不在——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是中心。這是一座有著無數箇中心的城市。

不知怎的，明白這一點後，這座城市反而更有魔力了。

戰爭期間我沒有追求過任何男人。

一方面，他們很稀缺——大家差不多都在國外。另一方面，我不想拈花惹草。嚴肅與犧牲的新精神籠罩在紐約上空，為了與它保持一致，我在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間或多或少收起了自己的性慾——就像你在出去度假的時候，會用罩子把好傢俱罩上一樣。（只不過我不是去度假了，我全是在工作。）很快，我就習慣了在沒有男士陪同的情況下在城裡轉悠。我忘了如果你是個好姑娘，晚上出行的時候應該挽著男伴的胳膊。這條規矩如今看起來已經過時了，而且也無法執行。

根本就沒有那麼多男人，安吉拉。

沒有那麼多胳膊。

一九四四年年初的某個下午，我騎著腳踏車從中城區穿過時，看到我的前男友安東尼·羅切拉從一家電玩城裡走了出來。看到他的臉讓我有些震驚，但我早該知道總有一天我會撞見他的。任何一位紐約客都會告訴你，到頭來你會在這座城市的人行道上撞見所有人的。正因如此，紐約是一座特別不適合樹敵的城市。

安東尼跟以前一模一樣。頭髮上抹了油，嘴裡嚼著口香糖，臉上掛著狂傲的微笑。他沒穿制服，對於他這個年齡的健康男性來說，這很不尋常。他一定是耍滑頭逃過了兵役（當然了）。他跟一個姑娘在一起——矮矮的，金髮碧眼，很可愛。看到他之後，我的心快速地跳了個倫巴。這麼多年以來，他是我見到的第一個讓我強烈地感覺到慾望的男人——但當然了，這樣才講得通。我在離他一米多遠的地方刺啦一下停了下來，直勾勾地盯著他。我心裡的某個東西希望他能看到我。但他沒有。或者他看到了我，但沒認出我。（我留著短髮、穿著褲裝，看上去再也不像他之前認識的那個姑娘了。）當然，最後一種可能性是他認出了我，但選擇了無視我。

那天晚上，我孤獨得要命。我無比渴望著性——我不會在這件事上撒謊。不過我自己解決了。謝天謝地，我學會了如何做這件事（每個女人都應該學學如何做這件事）。

至於安東尼，我沒有再見到他，也沒有再聽到他的名字。沃爾特·溫切爾曾預言這個孩子會成為電影明星。但他一直沒有成功。

誰知道呢。也許他根本就懶得去試。

不過就是幾周之後，我們的一個演員邀請我去薩沃伊酒店參加一個慈善活動，為戰爭孤兒捐款。哈利·詹姆斯大樂團會在現場表演，這挺有誘惑力的，於是我強忍著疲憊去了派對現場。我只待了一小會兒，因為那裡的人我誰都不認識，也沒有看上去有趣的男人可以一起跳舞。我覺得回家睡覺會更有意思。但就在我往舞廳外走的時候，我徑直撞上了艾德娜·帕克·沃森。

「不好意思。」我嘟囔了一句——但下一秒，我的腦子就預料到這個人是她。

我忘了她住在薩沃伊酒店。如果我記得，那晚我是肯定不會去的。

她抬起頭，迎上了我的目光。她穿了一件淺棕色的華達呢外套，搭了一條別緻的橘黃色小連衣裙，肩上隨意披了一條灰色的兔毛披肩。她看上去和以往一樣完美無瑕。

「你別不好意思。」說著她露出了一抹禮貌的微笑。

這下我就不能假裝自己沒被認出來了，她清清楚楚地知道我是誰。我對艾德娜的臉足夠熟悉，能夠捕捉到她牢不可破的平靜面具下那抹迅速閃過的不安。

在將近四年的時間裡，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們有緣再見，我要對她說些什麼。但現在我能做的只是叫一聲「艾德娜」，然後伸手去夠她的胳膊。

「非常抱歉，」她說，「但我不覺得我認識你。」

說完她就走開了。

年輕的時候，安吉拉，我們可能會以為時間會撫平一切傷痕，最終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們會被這種錯覺坑害。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知道了下面這個悲哀的事實：有些東西是永遠無法復原的，有些錯誤是永遠無法改正的——時間的流逝不行，我們再怎麼誠懇地祈願也不行。

從我的經驗來看，這是所有教訓中最難的一個。

到了一定的年齡之後，我們都會拖著由秘密、恥辱、悲傷和未癒合的舊傷口組成的身軀在這個世界上游走。我們的心因為所有這些傷痕而疼痛不已、扭曲變形——但不知怎的，我們還是能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