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便提一句，要打仗了。

實際上，仗已經開始打了——而且形勢還很嚴峻。當然了，仗是在歐洲那個大老遠的地方打，但美國國內在激烈地討論我們該不該加入進去。

我並沒有參與這場討論，這不必多說。但它卻在我周圍到處發生著。

也許你覺得我早該注意到要打仗了，但我真的沒有意識到這個話題的存在。在這件事上，你必須要佩服我極其缺乏觀察力。在一九四零年夏天，忽略世界大戰即將全面打響這個事實並不容易，但我恰恰做到了。（我得替自己說句話，那就是我的同事和同伴們也忽略了這件事。我不記得西莉亞或格拉迪絲或珍妮什麼時候討論過美國的軍事防備問題，或者「兩洋艦隊」的需求在日益增長的問題。）說好聽點，我不是一個有政治頭腦的人。比如，羅斯福內閣成員的名字我一個都說不上來。然而，我卻能說上來克拉克·蓋博第二任妻子的全名，一個離過好幾次婚的德州貴族，叫利亞·富蘭克林·普倫蒂斯·盧卡斯·蘭厄姆·蓋博——一個長到我至死忘不掉的名字。

一九四零年五月，德國入侵荷蘭和比利時——但那會兒我正在瓦薩掛掉所有考試，忙得很。（我倒是記得我父親說過，夏天一過所有爛事就都會結束了，因為法國軍隊很快就會把德國佬趕回老家。我猜在這件事上他大概是對的，因為他似乎讀過很多報紙。）

我搬去紐約的那段時間——也就是一九四零年六月中旬——德國進軍巴黎。（我父親的理論也石沉大海了。）但我的生活中正發生著那麼多好玩的事情，我無暇再去緊追戰事。與正在馬奇諾防線上發生的事相比，我更好奇哈萊姆和格林尼治村裡正在發生什麼。到了八月份，當德國空軍空襲英國的時候，我正在害怕自己是不是懷了孕、得了淋病，所以也沒太留意這個訊息。

人們說，歷史是有鼓點的——但大多數情況下我都沒聽見它的鼓點，甚至當它就他媽在我耳朵邊上敲鑼打鼓的時候也沒有。

如果我更聰明一點、多關注一下這件事，我可能會意識到美國遲早會被拉進這場戰爭之中。我也許會對我哥哥想要加入海軍這個訊息更上心一點。我也許會擔憂這樣的決定對沃爾特的未來而言意味著什麼——以及對我們所有人而言意味著什麼。我也許會意識到，當美國不可避免地捲入這場戰爭的時候，一些每晚都在紐約跟我鬼混的有趣男生正好處在上前線的年齡。如果那時我就對自己現在所知道的事情瞭如指掌——也就是說：那些年輕帥氣的小夥子中的很多人，很快就會在歐洲的戰場上喪生，或在南太平洋的烈火中喪生——我會跟他們中的更多人上床的。

聽上去似乎我很輕浮，但並不是這樣。

我希望我能跟那些男孩子把能做的事情全都多做幾遍。（當然，我不知道怎麼才能勻出這麼多時間，但我會不遺餘力地把那些男孩子中的每一個都擠進我滿滿當當的行程表裡的——他們中的很多人馬上就要被炸碎、被燒死、受重傷、被推入萬丈深淵。）

我真希望那時候的我知道將會發生什麼，安吉拉。

真的。

不過其他人倒是上心了。奧利芙憂心忡忡地關注著從她的祖國英格蘭傳出來的訊息。她很焦慮，但話說回來，她對什麼事情都很焦慮，所以她的擔憂並沒有給人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奧利芙每天早餐時都坐在那裡，邊吃腰子和雞蛋，邊讀每一篇她能找到的報道。她看《紐約時報》《巴倫週刊》和《紐約先驅論壇報》（雖然這份報紙更親共和黨），能找到英國報紙的時候她也看英國報紙。甚至就連我姑姑佩格（通常她只看《華盛頓郵報》裡的棒球報道）也擔憂起來，開始關注這些新聞了。她已經見識過一場世界大戰，不想再見識另外一場。佩格對歐洲永遠忠貞不渝。

那個夏天，佩格和奧利芙越發堅定地相信，美國人民必須為戰爭貢獻力量。必須有人給英國人解圍，必須有人把法國人救出來！當總統希望得到國會的支援以採取行動的時候，佩格和奧利芙給了他全力的支援。

佩格——這個背叛了她的階級的人——一直很喜愛羅斯福。第一次聽說這件事的時候我大吃一驚；我父親恨透了羅斯福，而且他還是個激進的孤立主義者。他真的跟林德伯格sup/sup想到一塊去了。於是我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家的所有親戚都討厭羅斯福。但畢竟這裡是紐約，我猜這裡的人對事情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我受夠了那幫納粹！」我記得有一天早上佩格邊吃早飯邊讀報邊大喊，她怒火中燒地把拳頭砸在了桌子上，「他們夠了！必須阻止他們！我們還在等什麼？」

我從來沒見過佩格因為哪件事生過這麼大的氣，這也是為什麼我記住了這個場景。有那麼一瞬間，她的反應穿透了我以自我為中心的小世界，讓我意識到：天吶，如果連佩格都氣成了這樣，那情況一定真的在變糟！

話雖如此，但我並不確定她想讓我為打擊納粹做點什麼個人貢獻。

真相是，我絲毫不知道這場戰爭——這場既遙遠又惱人的戰爭——會給我帶來實實在在的後果，直到一九四零年九月。

也就是艾德娜和亞瑟·沃森搬到莉莉劇院的時候。

查爾斯·林德伯格，美國著名飛行員，歷史上首位單人不著陸飛行橫跨大西洋的人。二戰期間他極力反對美國加入戰爭，得到了孤立主義者的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