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節目現場，我們請來了幾位大爺大媽，一起聊一個話題。當時我們正聊著，一位大媽突然指著跟拍我的攝像師，說我們這個攝像師跟她兒子長得很像，連身高都一樣。大家聽到都樂了。我說：「既然您覺得他長得像您兒子，您就當他是您兒子吧。」面對突如其來的現場認親，還是認親兒子，大家笑得更大聲了。我轉過頭對攝像師說：「那你替大媽的兒子說兩句吧。」攝像師很機智，立馬就進入狀態，說：「大媽您看，我跟您兒子的年齡差不多，我們這代人是這麼想的……」

那期節目很成功，話題多了一個觀點，現場多了一個效果，攝像師多了一個媽。

攝像師臨時「客串」這個環節過後，現場氣氛變得更加輕鬆了。如果用現在的眼光來看，無論是攝像師參與談話這種節目設定，還是最終達到的節目效果，都不算什麼，現在節目中的一些設計比這要新奇得多。但在那個時候，這絕對是一次巨大的轉變，這種轉變讓我意識到，原來，這間屋子裡的每一個人，不管他在幹什麼，他都可以參與到我們的討論當中，都可以發表自己的觀點。哪怕有人說的有些跑題了也沒關係，作為主持人，只要把話題拉回來就行了，比如你可以這樣說：「我覺得不應該從這個方面探討，應該從那個方面探討。」

別人總告訴我們，這個不可以，那個不可以。我覺得可以反著來，多問問自己為什麼不行？為什麼現場就不能多幾個、幾十個觀點？為什麼攝像師就一定要在攝像機後面，不能參與討論？為什麼現場的大媽不能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認個兒子？

我一直在說一個概念：眾多的可以。其實就是要開放，改革開放的開放，思想開放的開放，不要自我設限，多試試，東講講，西講講，實在講不通，就南北都講講。在我們的思維模式中，「不可以」的力量總比「可以」的力量大。大概是因為否定一件事兒，總比肯定一件事兒容易。肯定一件事兒，你總是需要很多的準備，而否定一件事兒，一句話就可以了：「反正我覺得不行。」

有一次，我們的策劃人跟我說了發生在浙江的一件事，我們覺得這件事可以引申出一個話題做一期節目。這是件什麼事呢？說是在浙江有一批人，他們把沒人騎的腳踏車都收集了起來，統一刷上了綠色的漆，把它們變成了公用腳踏車，如果你是農民工，只要你有進城打工的證件，就可以免費騎。

很多媒體對此表示了讚賞，認為這樣做給農民工提供了方便，也承認了他們是城市的一分子。但是有些人對此卻堅決反對，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赤裸裸的身份歧視。因為不管你住在哪兒，在哪兒工作，穿什麼戴什麼，只要你騎上這樣的腳踏車，所有人都會知道你就是進城打工的農民。儘管大家說，會像對待城裡居民一樣對待農民工，可是真的會一樣嗎？他們覺得不會一樣。說實話，我也覺得不會一樣。

我覺得這個話題真的特別棒。我記得，在我們節目中針對這個問題最後並沒有達成統一意見。浙江的那些綠色腳踏車仍然在那些城市裡存在著，每天有好多人在騎。

當我不斷地把這樣的選題做成節目的時候，我慢慢發現，除了對和錯，還有不知道對還是錯，還有這麼看是對，那麼看就錯，又或許兩種方式改進一下都是對的，而從更高的層面上來看都是錯的。

總之，會有各種各樣的結論。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容納和接受這些不同的觀點。可是有人會說，有的人一張嘴我就知道是錯的，為什麼還要容納他呢？

那麼，我們能不能換個角度想一想？

第一，是不是因為他一張嘴就是錯的，才給了我們一個校正他的機會？

第二，其實他們說的並沒有錯，只不過是你理解錯了，或者說是社會還沒發展到那個程度，但後來被印證是對的？比如，捍衛太陽中心說的科學家布魯諾以及發現地球是球形的天文學家採科·達斯科裡，這些早期發現自然規律的科學家，有的被燒死了，有的被絞死了，但是，後來科學的發展印證了他們的說法都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