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話這事兒挺吃虧的，我們知道說的沒有唱的好聽，同時，說的也沒有寫的漂亮。

上大學的時候，我特別喜歡看話劇，其中最愛北京人藝的《茶館》。那時候，《茶館》的演員都是大家，於是之、林連昆、黃宗洛，這些老一輩藝術家真的特別好。好到什麼程度呢？好到那時候我們都不叫看《茶館》，而是叫聽《茶館》。就是說，到了劇場，你根本不用看臺上，只要閉著眼睛聽，就會感覺像是在聽一首交響樂一樣，特別享受。

現在回過頭來分析《茶館》裡的那些詞和句子，你會發現其實非常簡單，看上去就像平時說的話，但當它們組合在一起的時候，就會變成一首特別棒的清末民初的市民交響曲，可見老舍先生的功力了得。

都說人生如戲，但生活中的話永遠都比不過戲裡的對白。

看清了這一點就該明白，我們平時說話最好不要有負擔，不要因為說不出像文學家在創作時寫出的妙語而自卑。因為文學創作就是文學創作，當談話進入寫作，它就揹負了很沉重的責任，要負責起承轉合，要負責構成事件，要負責推進情節，要負責表述人內心的想法。如果把這些壓力壓在一個人的日常對話上，準垮掉。當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說話的時候，通常這些責任能背上一個就不錯了，我們都是很輕鬆、很自然，用自己的嘴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非常容易。但是在文藝作品裡，每一個角色都揹著這麼重的責任，作家就必須字斟句酌，希望這個角色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在作品裡都能起作用，最好能一語雙關，一字值千金。

汪曾祺先生在寫《沙家浜》的時候，有一句唱詞最初寫的是「蘆花黃蘆花白稻穀黃，柳樹成行」，上面的人不滿意，說這兩個都不在一個季節，而且很拗口，就讓他現場改一改。汪先生想了一會兒，改成了「蘆花放稻穀香，柳樹成行」，一個用了視覺，一個用了味覺。這次上面的人說好多了，但又說「柳樹成行」沒有意境，應該改成「岸柳成行」。最後完成的唱詞就是「蘆花放稻穀香，岸柳成行」，所有人都覺得非常好。

汪先生算是語言藝術的大家了，但是他在生活中說話可是沒有這種意境的。當時知青下鄉，汪先生的女兒也在鄉下。後來知青們都在想各種辦法回城，他女兒也想回來，就讓他給寫一個證明。汪先生想了一晚上，寫了一封信讓女兒帶回去。所有人都對這封信特別期待，你想啊，這可是《沙家浜》的作者寫的。結果革委會的人看了之後就拿著信去找汪先生的女兒，問她：「這是你父親寫的嗎？他是寫《沙家浜》的汪曾祺嗎？」汪先生的女兒說是。革委會的人還是不相信，就把信遞給她，讓她自己看，只見上面寫著：

我想讓我女兒回來，你們必須批准。

事實就是這樣，汪先生能寫出樣板戲裡那麼漂亮的唱詞，「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過後不思量。人一走，茶就涼」，可是現實生活中寫信卻十分平實，他也可以很自然地說話。這就是文字表達的語言和說的語言的差距。

在這裡我要跟大家探討的是，我們怎樣才能從僵硬的文字裡、讀本里脫離出來，找到更生活化的語言呢？

甲午中日戰爭失利，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迫於日本的軍事壓力，中日雙方簽訂了《馬關條約》。當時，清朝派出李鴻章等趕往日本馬關，到那裡去和日本派出的總理大臣伊藤博文會面。到了之後，伊藤博文將雙方的會面地點定在了一個叫「春帆樓」的地方。樓對面是個海灣，兩邊有山，水面不寬。當時，日本軍艦在整個談判的過程中一直在河面上開來開去。這樣做就是想造成一個假象，讓李鴻章以為日本有很多艦船，給他施加心理壓力。其實李鴻章早就看出來了，但他沒說破。

我猜你現在肯定很好奇：當時李鴻章和伊藤博文一見面，他們是怎麼說話的？都說了些什麼呢？

對於類似的問題，我曾經也很好奇。比如，過去在電視上看到毛主席接見外國友人，只能看到他們的嘴在動，卻聽不到聲音。他們說的是什麼？是不是像咱們普通老百姓一樣說話，比如見面打招呼說「吃了嗎」「路上累不累呀」。這都是我的想象，我當時覺得自己想的肯定不對，畢竟那是國家領導人，說話怎麼可能跟我們普通老百姓一樣呢？直到有一次我看到了一段十分珍貴的影像資料，我才發現原來我想的沒有錯。

那是一段周恩來總理會見美國記者斯諾的錄影，是同期聲，十分難得。兩個人見面握手之後就坐了下來，周恩來總理先開口問：「這一趟感覺怎麼樣，都去了什麼地方？」斯諾回答說去了杭州。周恩來總理又說：「杭州是個好地方啊。」說著又給斯諾遞了一根菸，說：「抽根菸吧。」接著幫他點著，然後開始給他介紹國內的經濟情況。到了吃飯的點兒，周恩來總理拿著選單說：「我看看今天都準備了什麼菜。」又說：「不管準備了什麼，你不能跟杭州比，因為杭州是個會做飯的地方，我們北方做的不如那裡。」整個談話過程基本上都是這樣的。大家是不是覺得很親切？如果沒聽到這個同期聲，一個國家領導人和一個外國記者，我們是想象不出來他們是怎麼說話的。

再回到我們剛才說的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的對話上。看到這兒，我想大家也大概猜到了一些。

見面之後，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先是寒暄。伊藤博文說：「中堂此來一路順風否？」李鴻章說：「很順，感謝先生在路上為我準備了一個能休息的公館，所以我休息得很好，讓您費心了。」伊藤博文趕緊說：「哪裡哪裡，您太客氣了，這是我們應該做的，這裡一路都是蠻荒之地，實在是配不上閣下的身份。」

寒暄結束之後，兩個人開始正式進入談判程式。進入正式程式之後也不像我們在電影、電視劇裡看的那樣，怒目而視，劍拔弩張，甚至一句話不對就打黑槍、關黑屋。這個過程非常平靜和友好，兩個人開始互相交換材料，證明雙方是各自國家派出的特命全權大臣，接著檢查材料。結果還真發現了問題，伊藤博文給的材料上是天皇的簽字，李鴻章拿的材料上蓋的卻是慈禧太后的大印，一個簽字，一個印章，問題就這麼出現了。伊藤博文說：「你們的文書只有蓋章沒有簽字，你們也應該簽字。」這時候，交鋒開始了。李鴻章說：「我們大清帝國就是用御印來代表的，你們不能總是按自己的規矩來。」伊藤博文說：「應當遵守國際慣例。」

後來雙方誰也沒說服誰，但也都認可了對方的方式。到這時候，雙方就開始確定接下來兩天的談判日程。那麼接下來兩天要談什麼呢？基本上就是清朝戰敗了得賠款，這是雙方都認可的事，然後又都表示說，希望談判的時候雙方都能互相寬容一點，給彼此留一些餘地，最後確定了下一次談判的具體時間。到這裡，第一天的談判就結束了，就是這麼簡單。雙方的態度也都很平和，語言也很平實，一兩千字而已，跟兩個普通人談話沒太大區別。

李鴻章和伊藤博文這一段關於《馬關條約》談判的資料我是偶然在一本書上看到的，這本書叫《東行三錄》。

迴歸說話的簡單，是件重要的事兒。既不用過分要求自己在現實生活中把話說得精彩而束縛了自己——這是給自己鬆綁，也不要因為覺得歷史重要，而總覺得重大歷史場合說的話也不能放下來，這是給話語本身鬆綁。

所以你看，別執著於好聽，好用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