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理想曾經非常多，多不靠譜的都有，只是從來沒有一個選項叫「成為一名主持人」。

總結下來就四個字：機緣巧合。最開始，所有人都告訴我只需要堅持兩三期，後面自會有人替代，大概誰也沒有想到一轉眼就是20年。

記得之前有記者問我是不是一個愛說話的人。我的答案是否定的。緊接著問那是怎麼變得愛說話的。

「應該是某一天突然摸到了電門吧。」當然是玩笑。只是越到最近幾年，越會開始問自己一個問題：我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享受說話這件事兒的？

於是，很認真地給自己做了一個「實話實說」的訪談。

剛做主持人，總會自帶一份年少時特有的得意和小驕傲，很本能地認為我就是主角，大家來錄節目或者到中央電視臺的演播廳就是來看崔永元的。把自己看得很重，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因為確實形象不好，就寄希望於化妝師能把自己化得像個小鮮肉。當然也會盡量穿得好一點兒，皮鞋每次都擦得鋥亮。並且一定會提前背好一些名言警句，期待到了臺上可以口吐蓮花。結果當然是一句都沒有用到，因為能夠說出來話就已經非常不錯了。

當時，節目錄制現場每次有150到200名觀眾，只要我發現其中有一個觀眾用眼神或身體語言表示「小崔主持得不怎麼樣」，我就會深受打擊，也算是特定時期的「小心眼」了吧。

再後來，突然意識到大家並不是來看崔永元的，而是看崔永元採訪嘉賓。一想到這個，心裡一驚，趕緊調整心態，讓自己的角色定位更接近一個配角。我說得有多好，或者準確地說，我一個人說得有多好並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一場真正優質的談話最核心、最有價值的因素。因為，嘉賓說得好，和我說得好同樣重要。而對於自己表現得好不好，我也就真的放下一些了。

一旦進入這個階段，我開始真的不那麼把自己當回事兒，才發現自己的整個狀態完全放鬆了下來，也不需要再做什麼刻意的準備，而是更多地把對方的情緒、狀態調動起來，給對方營造一個最舒適、最安全的談話場，讓對方完完全全地表達自己、展示自己。

等到快退出這個職業的時候，我才終於明白，大家就是來看嘉賓的，跟我一點兒關係都沒有。作為主持人，我其實是可有可無的。我已經把訪談物件引入了一個佳境，他在我面前沒有了拘束，因為信任我，所以對我敞開心扉，說出了最想說的話，並且說得非常流暢、非常自然。最重要的是，沒人覺得這個主持人在添亂。這就已經非常好了。

甚至有的時候我們請一個嘉賓上來，介紹完，一坐下，我提一個問題，他就開始滔滔不絕，有時候甚至一口氣能講到節目最後，我只需要做個總結並收尾。這往往是我覺得最幸福的時刻。說得誇張一點兒，作為一個好的談話節目主持人，在整個的節目程式中，觀眾覺得他幾乎不存在，那可能就是最高境界了。

所以你瞧，我用了20多年的時間，慢慢找到說話這件事情在我心裡真正的價值和秩序，也慢慢拋棄掉那些說話之外的光環和雜念，真正享受說話本身。

我們好像一直在討論「說話」，但真的僅僅只是「說話」嗎？回到生活中，道理同樣簡單，幹嗎你一定要是主角呢？為什麼你就敢保證自己絕對正確？怎麼就一定得是你掌控全域性？所有人都必須圍繞你的問題和答案嗎？當然不是。

沒有人規定這個世界必須按照我們的秩序執行啊！人活著本身就是一個慢慢放下自己的過程，不是嗎？然後慢慢學習，學習該如何在內心深處對自我進行安置，如何和自己、和他人，也和這個世界好好相處。

這個世界其實挺好的，原本也挺豐富的，只是我們以前習慣於不去聽別人的意見和聲音，當然，和我們觀點一致的意見和聲音除外。

比如最近大家都知道，我要監製一部電影，也要導演一部電影。從一個資深的、沉浸很深的影迷和收藏愛好者到真正去操作一部電影，這中間的變動真的很大，要做很多準備自不必說，更重要的實際上恰恰是技術之外心態上的變化。

大家都問：「你不怕捱罵呀？」

「我怕，或者不怕，都肯定要捱罵，所以也就沒什麼可擔心的了。」

其實在看電影這件事上，我以前就是一個看熱鬧不嫌事大的，有了不認同的觀點肯定會罵出來，而且聲音還挺大。現在到了自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知道這就是觀影的一部分、一個過程。我們當然都希望電影院裡字幕一齣、燈光一亮，全都是稱讚的聲音。但必須牢牢記住：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堅決不許有這方面的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