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遇巴黎（一）

我的巴黎新室友弗勒（fleur）長長地吸了一口香菸，讓煙氣逗留在肺部，喃喃問道：「你認識巴黎嗎？」

她說話的方式讓人覺得巴黎是她的密友或情人。我羞怯地承認，幾個星期前我到過巴黎幾天，參觀了盧浮宮、羅丹博物館、埃菲爾鐵塔和凱旋門，然後就趕往法國南部。弗勒緩緩地從口中吐出煙氣。她表示難以置信，將手舉到嘴上，調皮地發出一種既像同情又像偷笑的聲音。從那時起，弗勒認為她的義務就是讓我在大三期間能真正地過上法國生活，而不是像遊客一樣只參觀發黴的博物館。她將毫無保留地給我介紹她的巴黎夜生活（pareebynight）。

第一次短途旅行時，弗勒讓我坐上她的「電動車」。不幸的是，這輛「腳踏車加強版」並沒有後座。弗勒說：「沒關係，如果被警察攔下，我們只管微笑，讓他們相信我們正在回家的路上。」她喜歡施展女性魅力得到自己的所需，她說：「我也會說你是美國人。」並認為這是有用的。弗勒對生活的態度就是這樣，一切都是為了盡情體驗，不顧一切風險。我不想成為掃興的人，於是跳上藍色的「公路小戰士」尾部，凹凸不平的金屬架嵌入我的大腿內側。弗勒大笑起來，叫我下車。她坐在車上用腳推著車子走了一段路，發動了車子，然後回頭說：「上車！」車子猛然加速，我抓緊她的外套，畏縮著，心想這個早晨身上肯定會多幾處瘀傷。我不讓自己過分擔心，將注意力放到四周劃過的燈光。弗勒左衝右突，佔據路上任何空位，好像車道、紅綠燈和行人根本不存在。

我們很快衝進凱旋門「星形廣場」的八車道圓環。我緊閉雙眼，祈禱能夠平安無事地走出來。弗勒向我解釋了「遊戲規則」——我不知道這些規則是她發明的還是寫在某個手冊中。這並不重要，因為弗勒覺得規則都是用來破壞的，或至少根據自己的需要而扭曲。在轟鳴的喇叭聲和路人憤怒的叫喊聲中，她提高嗓門向我解釋：當進入凱旋門圓環時，你要儘快躲到中心地帶。「不要看左邊迎面而來的車輛，」她高聲說，「順服你是他們的責任！」她告訴我，一旦到達環形中心，你要立刻加速，不要讓離心力將你絆倒。然後，瞄準「星星的一角」——環形多個出口之一——快速轉向這個方向。一定要迅速，不要思考太多。這樣，你穿過迎面而來的汽車，擠出了圓環。「實際上，你應該屈從右邊的車輛，」弗勒解釋說，「但如果這樣做，我們永遠不能殺出重圍！」我們根本沒有時間數數有多少車輛隨時衝向我們。她只是跟隨直覺，優雅、輕盈和熟練地穿過迎面而來的車流。我將很快了解到，不論面對任何生活的阻撓，弗勒都以同樣的堅強意志和天生的敏捷面對。「好了！你已經到目的地了！」她說。

再遇巴黎（二）

上大學前，我知道自己一定會在國外度過一個學期——當然，那個地方是巴黎。四年前，我發現了那個美麗而自由的文化，我需要再次回到它的懷抱。我和巴黎的戀情還沒有進入約會階段，只是剛剛見過面而已。我們需要相互認識。確實，我需要過巴黎的夜生活！

大多耶魯大學學生都喜歡選說英語的室友，但和美國人住在一起是我最不樂意的事情。我想成為法國人，不只是學法語這麼簡單。我做了很多偵探工作，發現了一個名叫弗勒的法國學生（弗勒的法文意思是「花」，我很快意識到她取這個名字是很諷刺的）。我希望一抵達巴黎就去找她，說服她做我的室友。她的名字不在學校安排的室友名單上，但我設法找到了她母親的電話號碼。

「哈羅？」對方咯咯地笑，嗓門很高，聽起來像個孩子。

「你好，我是莫琳·波普金（maureenpopkin），我想和您女兒通話。」我用生硬的法語緊張地說。我們的對話特別困難，因為那時根本不存在「室友」這個詞。現在，法國人用「co-loque」表示室友，這是同房者（co-locataire）或同租者（co-renter）的縮寫；你一定會因這個詞愛上法國人對獨立精神的迷戀。除了不能說出「室友」這個詞外，我也不能講清自己想要什麼。我只能簡單地說「我要和你女兒一起生活」，這種說法非常直截了當，雖然聽上去讓人生疑。幸運的是，穆·魯（mouroux）沒有被冒犯，她說我的法語很好，很高興與我見面。

魯夫人是一位藝術家，住在巴黎第14區，離女兒住處有兩個街區的距離。在她的房子裡，油畫從地板鋪到天花板，巴黎午後的橙色陽光照在這些油畫上，也照在她紅色的頭髮和佈滿雀斑的雙手上。我們見面後，大多數時間都在討論印象派的價值。魯夫人明亮的藍眼睛閃閃發光，她在公寓裡敏捷地走動，對油畫指指點點。我用粗略的印象派知識吃力地奉承她（某個夏天，我曾在聖路易斯藝術博物館工作過）。每隔一段時間，她就會陷入沉默，用手託著下巴，研究某種顏料。遐想了一段時間後，她突然回過神來，想起我們正在討論的話題。接著，她說的話讓我吃驚：「我很高興見到你，但是弗勒的叔叔最終決定租她公寓的另一半。」我的心碎了。我還以為，我們生動的交談以及我對她作品的興趣能說服她，讓她覺得我夠資格成為「小燒鍋」（cocotte）的室友——小燒鍋是她給女兒起的暱稱，可愛但並不十分傻氣，隨後我才知道，弗勒絕對不是那種甜美的女孩。我拖著沉重的步伐，沮喪地回到繁華的街道上，緩緩走到阿雷西亞地鐵站街，回到酒店。

即使我不能有一個法國室友，我也可以拼命地學習法語。最後一招是，我在第7區找到一個國際天主教女子宿舍，那裡規定所有學生只能說法語。我站在巨大的鍛鐵門前，門內是簡陋的包豪斯式方形石頭大樓。失望給我隱隱的陣痛；我曾想象生活在一個雅緻的「巴黎老房子中，外面鋪滿了葡萄藤」，這是我在心愛的兒童讀物《馬德琳》（imadeline/i）中讀到的。現在的情形是，一位修女在迎接我，她穿著整潔的修道袍，護送我沿著簡陋的走廊走到一個房間裡，這是個幾乎空蕩蕩的白色房間。途中，幾個學生禮貌地抬起一直低著的頭，說：「你好，姊妹。」我需要像基督徒一樣稱呼她們為「姊妹」嗎？這次我的選擇是否太過了？我擔心會做出褻瀆猶太信仰的事情，雖然我從來不曾虔誠過。當我們遇到一個年紀較大的修女時，我的疑慮得到了證實。她向我介紹，她是修道院院長，我的聖母。

「我會住在天主教宿舍裡。」我打電話告訴遠在聖路易斯的父母。媽媽說：「可是，親愛的，你是猶太人！」我語帶諷刺，喃喃說道：「天啊，謝謝你的提醒，我差點忘了。但是這裡很自由。」我希望情況確實如此。我接著說：「而且，重要的是，我可以學到法語。」給女修道院長問好時，我努力說出「您好，聖母」的字眼。我還要吃力聽懂其他外國人說法語時的口音。第五天，我的「姊妹」通知我有電話找我。魯夫人親暱的女高音從話筒中傳來。她告訴我，弗勒的叔叔決定不租公寓的另一半，他總是個不可靠的人。她問我還有興趣嗎？那一刻，我興奮得要尖叫起來。

再遇巴黎（三）

第一次見到弗勒，我就知道她與其他女性不一樣。那天，我一個一個地拖著幾個行李箱走上六樓，然後在兩居的小公寓裡整理行李，這時突然聽到門用力關上的聲音。弗勒說了聲「coucou（較隨意的‘你好’，通常只對熟人使用）」，從房間角落偷看進來，在沒有允許的情況下進了房間，在我的臉頰上吻了兩下。她堅持讓我立即到廚房裡。那是面積很小的前廳，放著冰箱、烤箱和爐灶等簡單必需品。在那裡，她可以邊抽菸邊瞭解我，也可以說她在考問我，看看我是否很酷，能和她玩到一塊。弗勒背靠窗臺，手中夾著香菸，盤問我關於食物、派對和學校科目的問題。她對所有事情都持有強烈的意見，而且直言不諱。

弗勒讓我想起在新浪潮電影中自由叛逆的法國女性。我曾經看過電影《朱爾和吉姆》（ijulesandjim/i）。它大致講述一個三角戀的故事，兩個男人是最要好的朋友，但同時愛上一個女人。電影的名字頗有欺騙性，它省略了最重要的女主角凱瑟琳。我覺得，這部電影其實是關於凱瑟琳的（由迷人的珍妮·摩露飾演）。更準確地說，這部電影是關於不能定義的凱瑟琳，關於那些想擁有她的男人，也關於她持續不斷地逃離一切標籤的渴望。

電影一開始，朱爾向吉姆講述他所有的羅曼史，到最後，他沮喪地發現無法找到合適的戀人，只能在咖啡桌上描繪理想的女人形象。後來，他們都愛上一個女性石雕（出自男性之手），於是決心追求像雕塑一樣完美的女人。看起來，這兩個男人最想要的是一個理想的女人，她像石雕一樣不能說話，甚至不能移動，只是能夠符合他們對完美的看法。難怪他們見到凱瑟琳後神魂顛倒，因為凱瑟琳大膽獨立，拒絕任何標籤。

在電影一個著名的場景中，凱瑟琳和兩個男性追求者打賭。她偽裝成男人，臉上貼著鬍子，頭髮向上盤到報童帽中，身穿寬鬆的褲子和一件紐扣襯衫。她大搖大擺走在巴黎街道上，引來一個男人問她借火。當這個男人說「你好，先生」時，她向朱爾和吉姆露出得意的笑容，她贏了。在那個時刻，誰不想成為凱瑟琳呢？因為，她突破了經典的女性形象，能以任何形象出現。她美麗、性感，讓人渴望、喜愛、崇拜，但卻總是遙不可及。可以說，沒有任何標籤可以限定她。

弗勒是凱瑟琳的現實版本，而且，在許多方面，她是我的另一面。她金髮碧眼、活潑時髦、稍顯狂野，但同時也非常務實和坦率；而我長著黑髮、小心謹慎、冷靜異常，是一個內向的夢想家。一個深夜，我們從派對中走出來，我抱怨廁所根本用不了，弗勒一揮手，滿不在乎地說：「這不是問題，你只需學我這樣。」她叼著煙，鬆開牛仔褲，毫不客氣地脫下褲子，蹲在人行道上兩輛汽車之間。方便完後，她留意到我目瞪口呆的表情，不禁晃了晃頭，笑起來：「看，這是很容易解決的事情。」好像覺得這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了。很多個夜晚，我看到她放鬆地躺在浴缸中，旁邊的馬桶蓋上坐著一個男性朋友，他們閒聊著。我對她的淡定自若感到驚訝——為什麼她不安排別的時間聊天？她肯定無法明白，為什麼我不會一邊洗澡，一邊讓同學觀看。有時候，她做愛後身上只披了件床單，讓我與她的男朋友見面。我覺得，所有這些古怪的事情並非茶餘飯後的有趣談資；更重要的是，弗勒無意間教會我如何保持從容和自信，特別是對性和身體坦然自若。她從不是個暴露狂，但是，她自然地面對了自己的本性和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