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發黴的空氣中飄蕩著最偉大的思想家、學者、發明家、詩人和政治家的思想。我坐在一張破舊的木桌旁，地板上堆滿書本，無數的術語和概念讓我感到沉重、困惑。一個簡陋的燈泡是我唯一的伴侶，它吊在磨損的電線上，搖搖晃晃，當我嘆息時，它在輕微地顫抖。

為了避免社交活動，專心學習，我決定到偉大的知識殿堂——斯特林紀念圖書館去。新英格蘭的冬季大雪紛飛，我只好鼓起勇氣，走校園的地下蒸汽隧道，幾乎沒有人敢隻身到那裡。頂部低矮，我彎腰躲開頭上黑色蒸汽管道的水滴，擔心忽然竄出的隧道老鼠。終於從地下隧道走出來，我徑直地走向那位知識女神——她在圖書館中部的大型壁畫中，守護著這個聲名狼藉的「知識寶藏」。我想，也許她知道我的文學學位會將我引向何方。

圖書館的牆壁吱吱作響，似乎向我講述校友的輝煌事蹟。我覺得，他們在這個德高望重的大學中更配得到尊貴的地位。環顧這座收藏人間智慧的聖所，我不停地思考著一些問題。這個文學學位真的學到什麼有用的東西嗎？我學到的文學理論是否有什麼意義？難道我永遠深陷在解構主義難懂的術語中？

一個文科生眼中的新浪潮電影

從法國回來兩年後，我上大學了。我渴望可以重燃對法國的愛（也許在法國度過一個學期），或至少可以突破聖路易斯的束縛。儘管我的分數不錯，但並不能與室友相提並論。他們大部分是來自紐約和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優秀學生，有著完全不同的說話方式，使用我從未聽過的詞語，提到一些我從未去過的地方，如賀拉斯·曼（horacemann）、菲爾德斯頓（fieldston）、道爾頓（dalton）、喬特（choate）、安多弗（andover）、埃克塞特（exeter）。他們喜歡請教我：密蘇里是否有室內暖氣管道？後院中能否養牛？但這無法彌補我的自卑。秋季入學時，我肯定耶魯大學錄取我是錯誤的選擇。

這裡每個人都才華橫溢。他們的才華不是高中生課外活動那類才華，而是天才兒童一樣難以置信的才華。他們創作音樂，導演戲劇，歌唱水平讓人望塵莫及。我想發展我的表演興趣，鼓足勇氣參加了公開面試，結果讓我無地自容（整個獨白過程，導演和助手都在說悄悄話）。我決定停止藝術創作，轉向藝術研究，以不同的方式靠近它。

於是，我選了「法國新浪潮電影介紹」這門課，舒適地坐在大禮堂中開始藝術研究之路。之所以選這門課程，因為它融合了我最喜歡的元素：美麗的畫面、豐富的故事，當然，還有法語。我也想偷偷地打動一些搞藝術的朋友，對他們的舞蹈、唱歌和表演才藝，我只能望洋興嘆。我想，這是一種「負罪的快感」——我知道自己永遠不能像新浪潮導演雷諾阿（renoir）、特呂弗（truffaut）或戈達爾（godard）一樣扛著攝影機創作，但卻可以退而求其次，研究他們的作品。我幻想最能接觸到偉大藝術家的場合是「54俱樂部」的不定期派對。（偶爾，我與朋友能夠跨過那些可惡的天鵝絨繩——因為我們還是單身，可以肆無忌憚——和落魄的藝術愛好者一起擠入紐約的藝術場合。）

幸運的是，我想出一個理由，將電影課完美地融入到我的文學專業中：電影和戲劇實際上都是文本。在電影中，聲音、影像、音樂和燈光構成了一系列移動的象徵符號。觀眾需要理解這些符號才能理解電影，因此看電影就像讀文學作品一樣。我很想明白影像和詞語如何相互作用，從而引發觀眾的特定情緒，為什麼每個觀眾對電影或戲劇的解釋全然不同。

研究電影時，我採用了一種頗具爭議的新文學理論：解構主義，它認為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絕對的意義。我開始明白，觀眾的情緒反應（包括意義本身）是由藝術家和觀眾共同創造出來的。解構主義者認為，你永遠不知道作者的確切意圖；相反，讀者和觀眾在體驗藝術作品時的角度是變化莫測的，他們會從文本中（電影文本、戲劇文本）創造出自己的意義。在電影中，這意味著導演、演員、燈光師和工作人員在講述一個故事，而觀眾也用自己的方式理解這個故事。藝術家在作品中會提供資訊，喚起觀眾情緒，但他們卻不能控制觀眾如何體驗作品。當你與親戚朋友一起看電影時，你們各自有著不同的印象。雖然你們對電影的內容有相同的看法，但是，每個人都以不同方式體驗電影的細節，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明白電影要「表達什麼」。

今天看來，這個觀點可能平淡無奇，但當時卻讓大學英文系的保守者們難以接受。而且，這個觀點動搖了我的世界觀。讓我印象深刻是，這個觀點認為在情節、主題和人物角色這些問題上不存在簡單的對錯。實際上，人們對這些東西有無窮的解釋，而且藝術作品本身就是複雜的。這影響了我日後對產品、廣告、商業戰略和領導力的看法。這些新穎的觀點讓我可以用新鮮的眼光觀察世界，留意自己和世俗的偏見。

而且，這不僅是「關注」世俗偏見的問題。法國新浪潮電影遠不如好萊塢電影華麗，它更傾向紀錄片風格，讓人明顯感到鏡頭時刻在場，這讓我留意到「關注」的行為。在戈達爾的《斷了氣》（iaboutdesouffle/i）中，觀眾在很多時候可以感到鏡頭像人眼一樣眨眼。無處不在的鏡頭將我們放到電影裡，讓我們感受電影角色所體驗到的世界。當年輕的戀人帕特里夏（patricia）和米歇爾（michel）在計程車中，顛簸的鏡頭一直拍攝著計程車司機的背部；也就是說，我們正是以這對戀人的目光來經歷這一切的。戈達爾的電影會出乎意料地配上音樂和聲響，有時甚至是模糊不清的對話。例如，一架飛機巨大的咆哮聲或喇叭的聒噪聲有時會淹沒演員說的話。起初，我不明白這些搖晃的鏡頭和聲音的干擾有什麼意義。我以前看的電影都是《大白鯊》《克萊默夫婦》和《星球大戰》，習慣了緊湊的故事情節和過度修飾的畫面。現在，我明白了新浪潮電影為什麼要拋棄粉飾，注重自然。這是為了讓我們張開眼睛，觀察日常世界的普通事物，因為它們能持續地影響我們的生活體驗和日常交流。

通過這些電影和解構主義的「視角」，我開始用攝像機一樣的眼睛更敏銳地觀察人和物。我明白了密切地關注世界的重要性，清楚了有些闡釋行為（不論是觀看電影，還是與人交往）帶有偏見。雖然法國之旅喚醒了我的感覺，但直到現在，我才明白如何使用這些「甦醒了」的感覺。這種智力鍛鍊讓我整天泡在校外附近的酒吧中。它的名字叫「錨」，滿是煙味，我們一邊喝著蘇格蘭威士忌和蘇打水，一邊興奮地討論著電影。我們還坐在校園地下投影室如飢似渴地觀影。那時，我還不知道這些經歷會影響我的整個職業生涯。但我絕對明白，我是在提高觀察能力，感受電影細節對情緒和感覺的影響，理解這些細節如何觸動他人的。這些訓練在未來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事實上，這些思考方式決定了我的工作方式、領導特色，甚至是生活態度。

文科的無用之用

大學畢業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法國歐萊雅公司的產品經理。我負責的產品類別是頗為普通的「染髮劑」，我需要做出各種決定：從包裝、廣告到賣點。正是大學的電影課和文學課教會我如何出色地完成任務。當我要選擇字型、畫面佈局甚至店內商標的顏色時，我都會留心每個細節，釐清細節之間如何相互作用，表達出什麼意義。我還會從顧客的目光出發，感受他們的體驗。這讓我與那些商學院出身的營銷人員區別開來。在衡量新產品的潛力和商業推銷時，他們有時太依賴市場調查或傳統的評估模式。我明白，重要的並非通過分析每個細節才能得出「正確的答案」，也並非對比同類產品的銷量。重要的是b觀察和感受顧客是如何理解各種符號的，/b明白這些視覺訊號能通過無數的方式影響顧客的感受。這個方法讓我總能做出最有效的選擇。作為商人和營銷人員時，我一次次地看到這種規律是正確的。有時候，即使優秀的市場營銷人員會誤以為顧客的感受與它們一樣。更糟的是，他們急於把顧客分成整齊劃一的市場群體，假想顧客的選擇總是理性的、不帶感情的。

當我獨自面對這樣的工作難題時，我回想起電影課上學到的東西，特別是法國新浪潮電影粗糙的手持拍攝方式。它的鏡頭好像意外地闖進生命的某個時刻，讓我們偷看到一個場景，喚起我們的情緒。我們會哭、笑、畏縮或生氣，因為我們如同身臨其境一般，被螢幕上的事情吸引著。在新浪潮電影中，畫面的瑕疵並沒有被抹除，相反它帶來了活力。而且，這些導演讓我們欣賞到瑕疵之美。這些電影的畫面在講述著故事；它們從觀眾的角度構圖，與生活息息相關，貼近人們的情感體驗。這些畫面能深深地打動我們的情感而不是理性。歐萊雅的創意工作與此類似。顧客不會研究廣告影像，分析或解剖影像。他們只會用心感受影像，感覺它與自己的情感、生活、理想的關係。我開始意識到，如果我利用這些情緒，我可以幹出某些大事，雖然那時我還缺乏實戰經驗和技術知識。

幾年後我在蓋璞公司工作，我開始欣賞到解構主義的「語義（syntax）」理論。德里達等重要的解構主義者認為，詞語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它的意義來源於這個詞語周圍的詞語；當週圍的詞語改變時，這個詞語的意義也隨之發生改變。這種觀點似乎不僅適用於詞語。有一次，我提議蓋璞生產一個全新的產品，證明了這個觀點的效用。當時蓋璞只生產牛仔褲，我卻打破常規，建議生產卡其布褲子。是的，這裡說就是輕盈的寬式女裝褲（palazzo），它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盛行，以後又流行了幾次。

當時，我在蓋璞已經通過了所有整理「樣品櫃」、管理採購限額計劃（otb）等考驗，從實習生一直升到助理。我短暫而出色地擔任過「襪子和腰帶助理商」，升為有名的「女士下裝」部門名副其實的「商人」。我終於有權為服裝店選擇下一輪的潮流，證明自己的價值。

「蓋璞是牛仔褲公司。我們只賣天然纖維的衣服，」我的上司堅決地說，「我們不喜歡賣非棉製品。此外，也不喜歡看起來像睡衣一樣的衣服，或在凱馬特（kmart）超市中可以看到的東西。」

寬式女裝褲有著彈性腰圍和印花，由人造纖維製成。最先發現這種新鮮的褲子，是在舊金山一個時髦的鄰居身上。它不像百貨公司睡衣部的睡褲一樣顏色鮮豔，而是低調的黑白相間。而且，她上身配搭了一件白色緊身t恤，整體給人時尚、輕鬆、休閒的感覺。我想，這個產品極為有助於蓋璞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