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女時代

地鐵中，炙熱的橡膠散發出溫暖的芬芳，透過地面的排氣格柵緩緩滲出。列車和軌道摩擦時發出悠長的尖叫，告訴人們列車將要到達或離開。在車門關閉前，沉悶的喇叭提醒人們最後的登車時刻。許多巴黎人避開街上的地鐵格柵，或直步邁過，更不會注意它散發的氣味、熱量和聲音。我喜歡關於地鐵的一切，尤其是氣味。對於我，這就是巴黎，一個充滿對比和矛盾的城市。即使在今天，有關地鐵的體驗仍包圍著我。它輕聲告訴我，我到家了。我深呼了一口氣。第一次到巴黎時，我才十六歲。此時，我走出美國中西部的故土，再次踏足巴黎，融進這幅美麗的畫面中。

我的父母和他們的朋友都喜歡聖路易斯的生活。那裡環境優美，郊區井然有序，街道上排列著整齊的百歲老樹，安全的學校和高品質的文化社群遍佈其中。我們住在克里夫科爾（crevecoeur）郊區，那是公認的養育兒女的好地方。換句話說，如果你的孩子適應女童軍、鋼琴課和體操隊的優雅氛圍，這確實是個好地方。但我並不是這樣的孩子。我五音不全，肢體笨拙，也無法勝任女童軍的任務。

我的父親是一名訴訟律師。從大學退學後他成了一名演員，在世界各地演出。祖父突然過世，他回到家中，重新認真對待自己的前途（幸運的是，那時他可以參加律師資格考試）。小時候，父親從他喜愛的地方收集葡萄酒。我時常模仿他內行的樣子，鸚鵡學舌般說出波爾多、勃艮第、托斯卡納、皮埃蒙特、阿爾薩斯等地區的葡萄園名字。我還模仿他喝酒的樣子，首先讓酒在嘴內流淌，然後吸一口到喉嚨中，盡力品嚐到他所說的漿果、泥土或蜂蜜味。這時我腦海中浮現出這些遙遠的地區，想象自己身臨其中，毫無口音地說著當地的語言。

我的母親想方設法在舒適的小世界附近尋找讓我們領略自然美景和藝術氣息的地方。在炎熱的夏天，我們會去一個名叫「穆尼」的室外露天劇場，一邊看經典音樂劇《窈窕淑女》和《紅男綠女》，一邊還得驅趕蚊子。我們也會去當地林區徒步，在洞穴探險。有時，我們會驅車到天文館。我跟隨最亮的星星，渴望它能帶我到一個新世界。我並不是不喜歡自己生活的地方。很多時候，我的童年幸福而完美。問題是，我沉迷閱讀，又是個夢想家。我想探索一個更大的世界。雖然媽媽安排的一切短途旅行不能將我留在聖路易斯，但她一貫以審美看待事物的方式卻激發了我的興趣。她經常告訴我不同事物在視覺、聽覺和感覺上的細微差異，激發了我的感受力和好奇心，讓我看到一個更大的世界。最終，我衝出了自己的第一個舒適區：聖路易斯。（當然，她希望我大學畢業後能回到她深愛的城市。）

強烈的求知慾驅使我如飢似渴地學習，爭取優異的成績。老師認為我是個「羞澀的好孩子」。我離群索居，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同學給我貼上「勢利」「冷漠」的標籤。我不愛群體競爭，時刻沉浸在喜愛的書本、電影和電視中，總之，我喜歡帶著故事的東西。在1974年，人們都認為內向不是好事，孩子需要糾正它，就像糾正齙牙或近視一樣。媽媽不停地鼓勵我參加活動，將我從自己的世界拉出來，可我成功地躲過了各式體育隊、俱樂部、歌唱隊和啦啦隊。（妹妹蘇珊娜和安德里婭和我不同，她們爽快地接受媽媽的鼓勵，在社交和體育上表現出色。）我不是不快樂的孩子，但我知道，我對別人渴望的東西沒興趣。

作為家中的大姐姐，我肩負著帶頭責任，也擁有自己的特權。也許由於社交笨拙，反應遲鈍，也許由於姐妹間的競爭，我遠不是理想的大姐姐。蘇珊娜比我小三歲，我們和天下的姐妹一樣整天吵架。我時常為她「模仿我」而惱怒，雖然實情並非如此。她常讓我和她玩，我一般都會拒絕，唯一例外的是睡覺前。她已經昏昏欲睡，但我仍會哄她玩編故事遊戲，各自講些虛構的故事。最小的妹妹安德里婭比我小八歲，金髮碧眼，異常可愛。由於年齡差距太大，我通常會躲開她，免受干擾。

十五歲那年，我到當地公立學校上學。懶惰的老師用死記硬背的方式教學，不少學生剛吸過大麻，在課室中睡著了。課後，一些學生在學校大廳販賣毒品。我懇求父母准許我申請到校風嚴謹的約翰伯勒斯高中（johnburroughshighschool），它是市內唯一非教區男女同校的私立學校。雖然學費昂貴，但父母很贊成我的提議。入校並不容易。我參加了入學考試，成績僅僅過線，列在候補名單中。幸運的是，那時剛好空出一個位置，於是我擠進去了。

第一天，我穿著最漂亮的嬉皮女襯衣，踏上了學校的石階。走廊漫長，牆壁上鑲嵌著護板，迎面滿是身穿大學預科校服的學生——色彩明亮的法國鱷魚襯衫（衣領堅挺地豎立著）、莉莉·普利策、褲子（印有海龜或別的海洋生物）和棕色的船鞋。這裡大多數學生從幼兒園開始就是同校學生，社交圈子非常固定；而且，整個學校只有幾個猶太人。我為自己的猶太身份苦惱。

一天早上，我回到學校，看到儲物櫃上塗著「下流的猶太人」幾個字眼。我的家人自認是「歸化」了的猶太人，我對猶太信仰從來沒有特別感情，看到這些字眼時，我更加憤怒。我一直覺得，「猶太人」只是我dna的一部分，就像有的人長著棕色眼睛一般。這時我才明白，不管你怎麼看自己，別人仍舊有不同的看法。

雖然這種反猶主義並非公然的仇恨，但卻非常普遍。對於我們這些不合常規的人，這仍舊是不舒服的。我記得某年的聖誕活動，學校挑選一群面容姣好的學生重演耶穌誕生。活動出勤是強制的，退出活動的唯一方式是解釋自己的宗教背景。雖然這不是基督教活動，但我不滿它單單選擇了基督教的主題。為什麼不紀念猶太教的光明節？為什麼不重演猶太人在馬加比家族帶領下重奪耶路撒冷第二聖殿，獻回上帝？為什麼不慶祝在其他文化和宗教中同等重要的節日？也許，這是因為學生群體大多都有基督教背景。如果情況如此，這就帶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如果我不參加，就會被大部分人孤立。這是困難的取捨。最後，我還是極不情願地參加了。唯一避免尷尬的方式是與其他猶太人坐在一起，讓自己覺得這是一種「反抗」，雖然很蹩腳。

偏見通常是各式各樣的。我相信，在人生的某個時刻，人們會「溫柔地鼓勵」你遵循某些不舒服的規範（實際情況是，你別無選擇）。作為一個渴望成功的少女，我懼怕不合群的後果，也害怕別人苛刻的論斷。當我後來成為奮力攀上高管的職業女性時，我注意到b越是微不足道的偏見，就越加陰險兇猛。/b你可能有過這樣的經歷：某天，一位同事向你暗示某個偏見（關於你的性別、身高等特徵）。這樣的偏見不會威脅你的事業，也不會造成什麼傷害，卻讓你異常難受。你接下來可能會奮力反擊，但這隻顯得你防衛過度，因為這些偏見並不犯法。這樣你就犯下了小題大做的錯誤。多年來，我渴望取悅他人，厭惡批評他人，這種作風取得不錯的效果，還幫我爬上公司的高層。但我後來發現這也是我的某個陰暗面，它讓我無法認清我是誰，我在乎什麼。如果你一直謹守遊戲規則，特別是某些不合理的「規範」，你肯定帶著某種侷限性。有時你會淹沒在輿論的漩渦中，最終失去自我。

第一次法國之旅

在高中的歲月中，我艱難地逆流而上。只有在一些優秀老師的課堂中，我才找到溫暖的心靈家園。他們開啟我的視野，讓我看到一個新世界；他們點燃了我的激情，讓我體驗到超出舒適的聖路易斯的事物。其中一個老師有著最合適的名字：浮士德。他是我的演藝老師。他熱愛戲劇，說話帶著辛辣的機智和諷刺，深得我的喜愛。他激發了我對錶演的愛好——這是我高中三年唯一痴迷的活動。浮士德先生手中拿著劇本，吃力地走上舞臺，喘著粗氣。他手腕誇張地一揮，示意我的同臺夥伴走到一旁。他頓了一下，擦拭眉上的汗水。接著，他讓我讀出男角色的臺詞，而他則負責我扮演的角色。我意識到，他想讓我仔細體會另一個角色的內心，傾聽他聽到的臺詞，感受他對我說話時的感受。浮士德先生正在教導我在說話之前學會傾聽。這個練習能讓我走出舒適區——過去我只是記住自己的臺詞，現在我突然站在他人的立場中。更具挑戰性的是，當浮士德先生扮演我的角色時，我必須帶著深刻的反思傾聽。他不是直接告訴我怎樣表演，而且讓我從他人的角度觀看自己，感受自己，理解別人對我臺詞的反應，藉此提升表演技巧。這是多麼不可能，我在想。這個技巧要求你既能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中，同時也能從別人的角度看自己。無疑，這個小技巧能培養一種自我意識，讓我們「換位思考」，既從別人的角度看待事物，也能承受各種不確定感和不適感。在隨後的職業生涯中——從第一次面試，到面對龐大的觀眾，到成為高階執行官，做出影響巨大的決策——換位思考的能力帶給我驚人的效果。

劇場體驗讓我體驗到各種身份，認識到進入他人世界的重要性。性格羞澀並不意味著我對別人沒有興趣，相反，我對他人異常敏感。我可以看到別人表達身份和感受時的最細微方式。由於害怕暴露自己，我對他人的生活抱著強烈的好奇心，逐漸變成一個敏銳的觀察者。

此外，我在法語班上也找到了樂趣。法語教師斯坦利女士描述巴黎古蹟，或糾正不規則動詞「是」（être）和「有」（avoir）的時態變化時，眼睛閃閃發光。後來，我才欣賞到巴黎本身也是不規則的，這也許就是吸引我的地方——它有驚人的美，但並不完美，優雅和粗糙夾雜在一起。那裡有著巨大寬廣的街道和精緻蜿蜒的小街。考究的男人穿著粗條紋燈芯絨褲和花呢外套，走在上班的路上，旁邊匆忙路過回家途中的皮加勒（pigalle）妓女。她們戴著閃亮的金色假髮，穿著緊繃的黑色漁網絲襪，塗著鮮豔的口紅。這就是我所鍾愛的矛盾的巴黎。第一堂法語課，我對法國城市或文化還不甚瞭解，只知道「r’s」能發出的可愛喉音。但出於直覺，我感到很快會到那裡。

剛好，爸爸能說一口流利的法語，這對我很有幫助。雖然他只到過法國兩次，但口音卻完美無瑕。他在高中時用一種獨特的方式學法語。一開始只聽聲音，以更好地吸收、模仿發音，然後重複讀音，直到第二年才用教科書。我深信，唯一像法國人一樣說話——並且像法國人一樣欣賞父親喜愛的優質乳酪和葡萄酒——的方法，是在法國家庭中生活。我央求父母夏天能讓我到法國一趟。

這樣，我和其他留學生一起抵達了戴高樂機場。我們要在巴黎過一天，然後到全國各地的寄宿家庭中。穿過機場狹窄的走廊，走上自動扶梯，我進入了另一個世界而當時我還不知道這次歷程有多重要。我剛踏進未知的生活，既興奮又害怕。

帶著長途飛行的倦意，我們被領進一輛公共汽車，前往「光之城」——巴黎。鼻子緊貼車窗，我彎著脖子想看到整個凱旋門。接近凱旋門的基座時，公共汽車以驚人的速度駛入車圈中。我還沒有來得及欣賞它的優雅和威嚴，汽車已經急速轉到香榭麗舍大街上。我的心在狂跳，淚珠在眼中打滾。打動我的是一種對照感：潔淨雄偉的凱旋門和四周風馳電掣的汽車形成一種對比。這緊抓著我的心，久久無法散去。陽光穿過雲層，照耀在榮軍院金色的圓頂上。此時此刻，我渴望著將一切留在記憶中：彎曲的鵝卵石街道，悠長的警笛，土色建築上閃爍的金光，甚至公共汽車司機的高盧人青澀氣味和隔夜的酒味。

第二天，還沒有在飛機時差中緩過來，我就乘火車駛向寄宿家庭。我頗感憂慮。幾周前，我用最好的法語水平精心寫了封介紹信——爸爸還糾正了很多文法錯誤——但卻沒有收到回信。而且，這個專案的所有孩子都與寄宿家庭有著愉快的通訊往來。我最終收到了一張字跡潦草的精美明信片——很明顯，它曾經寄丟了。我注意到明信片上籤著幾個名字：多米尼克、托馬斯、盧卡斯、亞瑟。這個家庭全體成員都是男性嗎？多米尼克是個男性還是女性名字？我真不知將要接觸的是什麼家庭。

我在普羅旺斯一個叫卡爾維松（calvisson）的地區下車。實際上，這是個非常小的村莊，坐落在一條蜿蜒的鄉村公路旁，距離尼姆（nimes）約半小時車程。下車後，我在人群中搜尋接待者，心中一陣驚慌。他們忘記了我嗎？終於，我聽到一個女人在叫我的名字。起初，我沒有聽出她是叫我，因為她將maureen讀為「mo’r’eene」——用捲舌音讀「r」，還按法文發音方式將詞末的「n」讀出來。聽上去，這像唱歌而不是說話。後來我才知道，這種發音方式是這個地區的普遍特徵。叫我的女人帶著大圓框眼鏡，鏡片有可口可樂瓶底那樣厚。她緊張地擠過人群，手中拿著一塊寫著我名字的面板，和一頭棕色捲髮一起有節奏地彈跳著。

「歡迎！我是多米尼克。」她用法語說。於是，多米尼克成了我寄宿家庭的媽媽。她伸出雙臂，圓形的身軀擁抱著我。我傾斜身子，按照傳統見面禮吻她兩下。令人驚訝的是，她的手仍舊停留在我肩上，我們只好又吻一次。「我們這裡吻三次，」她帶著溫暖的微笑，「我們在法國南部，比巴黎人更熱情。」她將我拉到一輛雪鐵龍轎車中，徑直駛向家裡。

他們的房子是排屋中的一間。排屋位於狹窄的街道旁，每戶都有明亮的綠漆門，整齊有序地嵌在金色的石灰岩牆壁上。推開門是一個小院子，院中的桌子上鋪著一塊鮮豔的黃色桌布，上面擺著一瓶新鮮的野花。炎熱的夏日，蟬聲如雷，我幾乎聽不清多米尼克在說什麼。但這根本不重要。我已經疲憊不堪，看到新家庭的女主人後就已經很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