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入19世紀之際，哲學似乎完全專注於幾個大問題，它們始於對人類知識的可能性的探究，終於對「絕對者」的尋求和最終獲得。不過，在這個乾癟的宇宙框架下，發生了許多富有生機的爭論，這些爭論不僅出現在（叔本華所說的）「急躁的哲學教授」之間，而且出現在當時最具天賦的詩人和先知之間。他們都想成為新生德國的詩人。德語的詩人（dichter）指的不只是語詞大師、行吟詩人和韻律詩人。他（或她）還是智者，確切地說是聖賢，是時代精神的代言人。因此，競爭不僅出現在急躁的哲學教授之間，也發生在哲學家與詩人之間，即理性和絕對的代言人與靈魂的闡釋者之間。柏拉圖與詩人的古老爭論在德國復活了，只是這次，處於守勢的是哲學家。詩人充滿「現代」氣息、富有侵略性，認為真理既不是通過理性的演繹也不是經由科學的探究發現的，而是通過純粹的靈感，在個人天賦的幫助下取得。
因此，這場針對理性客觀性的硬仗，實際上因現代對激情和天才的崇拜的妥協，這場畸形但激情四射的運動，我們今天通常稱之為strong浪漫主義/strong。啟蒙運動從來沒有像盛行於英國和法國那樣主導德國。相反，與康德的理性主義哲學並駕齊驅的是哈曼（johannharmann）的神秘主義。如果說德國人向西看到了啟蒙運動，喚醒他們的也不是休謨，而是盧梭，後者對自然獨立性和迷人的多愁善感有著令人迷醉的幻想。
德國精神新生的擁護者不是康德，而是名叫赫爾德（johannherder，1744—1803）的strong詩人/strong。他也是哲學家（我們應當小心，不要掉入過分誇大哲學與詩歌之間差異的陷阱）。不過，他是氣質截然不同的哲學家。康德和啟蒙運動宣稱「世界主義」和普遍性；然而赫爾德甚至在年輕時，就認為這種哲學讓其感到「無家可歸」。在他看來，部分也是由於他，德國文化尤其是德國觀念有權在世界舞臺上佔居一席之地。
與康德和啟蒙運動的理性戰士不同，赫爾德強調情感和直接體驗。正是通過情感，我們才與世界融合為一，我們才認識到自己的「生命力」；而且，正是由於意識，最重要的是，由於語言，我們才在追尋客觀性和知識的深思熟慮中撕裂原初的統一。這本身並不是壞事，而且，我們應常常警惕自己不要過分誇大那些公認極為不同的思想家之間的差異。赫爾德認為，我們的反思、概念化能力，以及使意識與世界區分的能力，讓我們成為上帝首先「釋放出來」的生命。然而，反思的生活是有限的生活。情感的生活，詩歌所引起的狂飆，是成為完整的人、與世界合一（而是對世界有所認識）的必要因素。
最後，不同於康德和啟蒙運動尋求普遍必然的永恆真理，赫爾德（在黑格爾之前）宣稱相信歷史。在這方面，赫爾德是另一位被忽視的天才即義大利人維科（giambattistavico，1668—1774）的德國化身，他正好在維科去世的那年出生。赫爾德和維科都反對當時的整個哲學傾向，認為它忽視了歷史和文化，把真理看成永恆不變的實在。
維科嚴厲抨擊了笛卡爾及其理性主義和演繹方法。如同赫爾德，他理解生活中非理性的重要性，而且強調宗教信仰和服從的作用，反對把哲學反思作為社會生活的基本要素。赫爾德和維科都是技術的早期反對者，或者，他們至少對機器的全面勝利感到不安。如同盧梭，他們對頌讚科學和技術有助於改善人類生活的啟蒙觀念表示質疑。
維科年輕時受到他的同鄉馬基雅維利的著作激發，認識到如下這個糟糕但顯然的事實：人類生活傾向於被紛爭、衝突和變化而不是理性所規定。因此，維科論述了演化的歷史觀，認為社會發展階段就像個人的成長階段。但是如同個人那樣，社會也會腐敗、衰退和死亡。赫爾德也運用了這個類比，不過包括了更多的德國觀念論。他同樣用理性來對抗歷史，同樣主張「更高的統一性」。這成了典型的浪漫主義形象，從紛爭和衝突中產生統一，從特殊中形成普遍，從日常生活的複雜和混亂中顯現出上帝和絕對者。
黑格爾對理性勝利的說明，使他也轉入了浪漫主義的陣營。他的說明是「激情的邏輯」，如後來的黑格爾主義者（美國哲學家約西亞·羅伊斯［josiahroyce］）宣稱的那樣。它並不是「演繹」，而是頌讚人心變遷，頌讚觀念和不同意識形式的辯證法，它們儘管迂迴曲折，卻都通向終極的理性統一體。
不過，黑格爾拒不承認自己受惠於浪漫主義者，也不認為自己對於浪漫主義者的重要性。（謝林才是浪漫主義，他們曾經是朋友，後來成了對手。）他對啟蒙運動和浪漫主義都做了批駁，認為它們「有侷限」「太片面」。不過，同時代的許多偉大思想家都這樣認為。如果說回顧歷史的好處在於給予我們真相，在此它能讓我們理解德國觀念論與浪漫主義的根本相似性：我們發現，它們的手足之爭本身就是共同聯合形成現代主義的標誌。
無論是理性主義者還是浪漫主義者，他們都把自己的觀念回溯到康德。康德對詩歌的品味傾向於五行打油詩，對音樂品味則限於週日午後的軍隊音樂會。不過，浪漫主義者為之激動不已的康德，不是受到休謨喚起的那個康德，也不是接受挑戰為牛頓物理學辯護的那個康德，也不是論述絕對命令和道德法則的普遍性的那個康德。而是寫作第三批判即《判斷力批判》的那個康德，他對審美判斷和宇宙目的性的關切令他們深深著迷。
康德以下觀點讓德國浪漫主義青年詩人的想象力和strong傲慢/strong念念不忘：世界的目的只能在藝術而不是科學中找到，真正的靈感出現在strong天才/strong的自發刺激而不是井然有序的理性之中。「天才在規則之外」，不只是充滿激情的年輕的現代主義詩人這樣認為。這個觀念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產生了大量糟糕的詩歌。
這個時代無可爭議的詩人當屬歌德（johannwolfgangvongoethe，1749—1832），他不僅是這個時代最有影響的代言人，而且仍然代表著德國的精神及其最好的自我形象。他也跨越分隔敵對陣營的鴻溝，使創造敏銳性和廣受讚譽的智慧傳播開來。在早期著作中，他常常流露出理性、嚴格和明細的古典理念，認為浪漫主義是「病態的」。但是，在他後期最偉大的作品《浮士德》中，展示了偉大的浪漫主義天才的所有特徵。歌德儘管也讀過康德，但他坦承自己對於哲學毫無耐心。不過，他對康德的第三批判印象深刻，而且，歌德的觀念至少像偉大哲學家的觀念那樣，對德國的思想同樣有著重要影響。
歌德最好的朋友和文學同輩席勒（friedrichschiller，1759—1805），不僅閱讀而且精通康德，如同黑格爾（與他近乎同時代），他認為自己是在「糾正」他所認為的康德哲學的不足。在他的《審美教育書簡》（citelettersonaestheticeducation/cite）中，席勒極其嚴肅地考察了康德對道德重要性的強調，以及康德在第三批判中對美的頌讚，進而認為通向道德品格之路不是實踐理性的抽象法則，而是藝術和美學。正如歌德，席勒仍然身處浪漫主義爭論之中。儘管如此，他們對於在19世紀的前半葉活躍的那代哲理詩人仍具有深刻的影響，當然，這種影響是混亂的。年輕的浪漫主義者真正缺乏的，是真正的浪漫主義哲學家，他應具有康德的天才，但又能裁剪世界使其適應他們宇宙的悲情。如果他還有自嘲的幽默感，就不會造成什麼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