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聖彼得於西元1世紀在耶路撒冷確立著名的大公教派（「普遍」的教派）之後，基督教就試圖把自己看作統一的宗教。但是，當基督教在最初幾個世紀的傳播穿過地中海進入歐洲，它不得不調整自身以適應各類習俗。最初，它是某種祭儀（或多種祭儀），隨著時間的流逝，不同基督教文化、不同派別和不同哲學系統之間的差異開始變得越來越明顯。在基督教時代的首個千年中，拉丁世界的基督教與希臘世界的基督教之間的差異日益擴大，最終分裂為不同的教會。這次分裂就是著名的1054年大分裂。不過，這個日期顯得有些武斷。因為這個分裂是從11世紀到13世紀逐漸地發生的，而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

在基督教出現的最初三個世紀中，它在羅馬帝國是非法的宗教，其教徒也常常遭到迫害。313年，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使基督教合法化，之後他自己也成了皈依者。作為回報，教會領袖把君士坦丁提升到與使徒同等的位置，而且有權召集大公會議，解決因基督教教義產生的爭端。在君士坦丁批准基督教合法時，教會是在三個教區（羅馬、亞歷山大里亞和安條克）之下組織起來的，每個教區都由主教管理。羅馬教區最具影響，這既是因為羅馬是帝國的首都，也是因為彼得和保羅曾在那裡佈道和殉道。

然而，在330年，君士坦丁宣佈拜占庭（後來稱作君士坦丁堡，現在的伊斯坦布林）為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從而使教區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為複雜。他宣佈君士坦丁堡為「新羅馬」，並把拜占庭的主教提升到宗主教的地位，使其管轄範圍擴充套件到此前由羅馬主教和安條克主教管理的區域。後來召開的大公會議甚至賦予了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更高的地位，因此，羅馬宗主教、教皇和主教的相對重要性就日益成了富有爭議的話題。

由此而來的政治緊張關係，最終導致了東西方教會的分裂。這個分裂因深刻的文化差異而加深。基督教在東方和西方的發展極為不同，這些差異隨著教會越來越組織化而變得更加明顯。在東羅馬帝國，平信徒和教士都非常熱情地參與神學爭論。宗教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得到寬容，正統信仰從來不像在西方那樣明確或教條化。實際上，在教義問題上，教士並不被認為是唯一權威，甚至教會領袖都被認為會犯錯誤。在東方教會，信仰還不如參與禮拜儀式重要，因為禮拜儀式整合了許多藝術形式，涉及到整個會眾。儘管如此，教義仍得到最高的尊重，形而上學的思辨復雜而精巧。

相比而言，西方教會的環境極為不同——且富有挑戰性。從最初開始，它就面對各種宗教和教派的競爭。結果，法律特別強調對正確信仰的維護。神學思辨既沒有得到鼓勵，也不被容忍。由於472年遭到來自北方敵人的入侵，西羅馬帝國瓦解，導致教士承擔起了政治角色。當時，教會是唯一倖存下來的機構，教會領袖只好與入侵者談判，管理當地政府。

羅馬淪陷之後，唯一正式的教育是教會組織的教育，其目的幾乎只是為了訓練教士。教士也擁有執行西方禮拜儀式的獨特權力。外行參與者極少。而且，當時絕大多數外行不再懂得進行西方禮拜儀式所使用的拉丁語。因此，西方教育是由精英教士團體運作，他們同事也參與世俗政治。在教皇的領導下，教會本身也變得日益等級化，教皇被認為是基督教教義方面最高、絕對可靠的權威。

由於語言、世界觀的不同，東方教會與西方教會成了極為不同的兩個機構。作為各自基督教文化之核心的兩個城市，也因此變得日益不同。君士坦丁堡成了世界上最富有、最文明的城市，而羅馬卻因戰爭和入侵被毀壞。

教義和哲學上的分歧不是導致最終分裂的主要原因，不過，它們仍是爭奪宗教領袖，確定教義問題的權威而展開的政治鬥爭的背景。比如，《尼西亞信經》本來是325年大公會議確立的對於基督教教義的官方表述。最初的信經聲稱，聖靈「從聖父而來」，但是西方教會對此作了修正，說聖靈「從聖父和聖子而來」。「和子說」（filioque）的表述成了東西方教會之間爭議的焦點。

西方教會主張，這是對教義的無傷大雅的表述，因為教會神父向來就是這麼認為的，只是由於他們預設卻沒有明確表述罷了。相反，東方教會聲稱，這個增添打亂了三位一體中三個位格之間的微妙平衡。東方教會明確了唯一上帝的三個位格的意思，認為上帝的所有屬性都適用於作為統一體的上帝，但是，具體使三個位格區分開來的特徵並不適用。因此，上帝的永恆適用於所有三個位格，因此他們同樣是永恆的。根據東方教會的看法，聖靈從聖父而來，這是聖父作為基本因果原理的獨特角色的特徵之一。然而，如果聖子也具有這個角色，它就不足以把三個位格區分開來。如果這樣，西方教會的教義即使不是對上帝統一體或三位一體中三個不同位格的否認，也至少意味著某種混淆。

與之相反，西方教會認為「和子說」是對上帝同一性的確認，而非威脅。有好些西方神學家，包括奧古斯丁，認為聖靈鍛造了聖父與聖子的結合。因此，西方教會主張，聖靈的角色確切地表達在所修訂的表述中，即「我們相信聖靈……從聖父和聖子而來」。因此，雙方在教義上發生爭執，各自都主張自己是對上帝統一體的確認，並認為對方的表述較為可疑。

在東西方教會的衝突中，權威也是核心問題。西方教會接受大公會議的權威，但它主張這個權威是由教皇授予的。因此，既然《尼西亞信經》因教皇的權威而擴充套件到大公會議而成了基督教教義的核心表述，教皇也就有權威去修訂信經，根本無需得到大公會議的批准。然而，東方教會主張，大公會議是唯一不可置疑的神學權威，既然《尼西亞信經》是由大公會議通過的，那麼，除非再次召開大公會議，沒人能修改信經。西方教會和教皇都沒有權威改變或者增損信經。我們不清楚，這場爭論在多大程度上是出於形而上教義的細微差別，這場教義上的爭論又在多大程度上只是政治鬥爭的表現，不過，這場爭論的政治後果是顯而易見的。

東方教會也沒有像西方教會那樣自願接受奧古斯丁的神學思辨，因為西方教會把奧古斯丁的思想當作資源來支援如下觀念：聖靈從聖父和聖子而來。在西方教會那裡，奧古斯丁被當作重要的教父。在東方教會那裡，儘管奧古斯丁的重要性並未受到質疑，但幾乎沒有受到他的神學理論的影響。與其他方面相同，這方面的衝突的主要原因，在於雙方對彼此的活動缺乏相互理解，雙方的重要代言人缺乏交流。

因此，禮拜儀式活動上的差異也導致東西方教會在以下這些方面充滿爭議：聖餐上使用何種麵包、星期六齋戒活動以及已婚人士做神父的合法性。這些細節引發了系列指控，他們極其露骨地呈現在拜占庭教會的宗主教與某位西方樞機主教之間的通訊中。結果，羅馬教會向這位宗主教和君士坦丁堡的其他高階教士釋出了絕罰的官方公告。這樣就導致了公眾騷亂，東羅馬帝國的皇帝只好下令焚燒這份招致眾怒的官方公告來平息騷亂。儘管把宗主教逐出教會既不直接涉及羅馬教皇的地位，也不會影響君士坦丁堡教會的絕大多數成員的地位，但更加激發了雙方的敵意和誤解。宗主教散播謠言說，整個東方教會都將被逐出教會，兩個教會就這樣分道揚鑣了。宏偉壯觀的基督教統一體形象，就此走向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