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與展望

過去幾年裡，我總是忙於行政事務：在政府工作兩年，之後四年則在管理費正清中心和組建哈佛大學亞洲中心。我熱愛我的工作、同事以及員工們。現在是時候把指揮棒交給有天賦的年輕一代了。我期待著二〇〇〇年七月從哈佛大學退休後，能有更多精力做研究。

退休後，我會繼續住在馬薩諸塞州的劍橋，那兒離我的辦公室很近。我還會在同一間辦公室裡，但不必再擔負正式的職責。

哈佛關於日本和中國的研究

哈佛大學在亞洲研究領域現在有一批很棒的教師、學生以及研究人員，而且勢頭良好。我認為我們現在是目前最好、最大的中國研究的團隊。我們倒是需要有更多人加入日本研究的團隊，當然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不少很好的研究者。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家安迪·戈登（andygordon），現在是賴世和學院的傑出領導者。柯偉林（williamkirby），已在哈佛曆史系任主任多年，剛接替我成為亞洲研究中心的主任。當然，還有裴宜理（lizperry）執掌的費正清中心，現在已經專注在中國研究上。二戰剛結束時，裴宜理在上海出生。她父母之後去了日本，她父親生前在上智大學教了很多年書。儘管她在日本待了很久，主要的研究領域還是集中在中國。卡特·埃克特（cartereckert）與戴維·麥卡恩（davidmccann）都是優秀的韓國研究者。中心的領軍人物都是優秀的學者、好領導與暖心的夥伴。我們的行政主管夏滴翠（deirdrechetham）是我四十年來在哈佛亞洲研究領域遇到過最好的行政管理者，她非常清楚要如何在大學裡經營一箇中心，而且做得非常棒。我們的職員：喬恩·米爾斯（jonmills）、斯蒂芬妮·範佩爾特（stefanievanpelt）、田文浩（wen-haotien）、霍莉·安吉爾（hollyangell），cuonghuang、歐娜·帕特里克（oonapatrick）以及我的特別助理安娜·勞拉·羅索（annalaurarosaw），都是優秀、有天賦與敬業的。費正清中心的圖書館館員南希·赫斯特（nancyhearst）與亞洲中心的編輯約翰·齊默（johnziemer）堪稱「國寶」。我感到非常幸運還能繼續與他們共事，還有研究者、訪問學者們。我們研究人員之間洋溢著友誼。不過，我也不得不承認在上一代的學者中關係並沒有這樣融洽。

增進亞洲研究領域學者之間的關係

跟你們分享一個我老師約翰·佩爾澤爾（johnpelzel）教授跟我說過的小故事。一九六一年某天，佩爾澤爾教授走在街上，迎面遇到了費正清。佩爾澤爾教授打了個招呼，開口問道：「有什麼關於埃迪的好訊息嗎？」他問的是賴世和。「出什麼事情了？」費正清反問道。「哦？他剛被提名為駐日大使了啊。」佩爾澤爾教授回答道。結果，費正清臉色足足鐵青了三十秒。他坦承這個訊息讓他很震驚。最後，費正清講道：「這可不太妙。」

從這個小故事中，不難看出一個世代以前兩大亞洲研究領軍人物之間的關係。他們都是那個年代所造就的偉大導師和溝通者，對美國的中國研究、日本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都希望美國公眾能理解亞洲。費正清締造了研究機構，而賴世和承接了它。哈佛燕京學社與東亞中心之間的關係一度非常疏遠。

我屬於中間世代的學人，如今哈佛新一代亞洲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大多是四十歲至五十歲的年紀。這也不再是當年的小團體。十五年前，不少學者認為密歇根大學才是研究當代中國最好的地方，而哈佛如今有五位資深的政治學者從不同角度在研究當代中國（麥克法考爾、裴宜理、託尼·賽奇、江憶恩和黃亞生），而其他大學至多也就兩位。我們有四位歷史學教授專攻中國（杜維明、包弼德、孔飛力以及柯偉林），三位研究中國文學的教授李歐梵、宇文所安（steveowens）以及伊維德（wiltidema）。德懷特·珀金斯（dwightperkins）教授研究經濟，蕭慶倫關注公共衛生，法學有安守廉（billalford），人類學有詹姆斯·沃森（jameswatson）和凱博文（arthurkleinman）。而懷默霆（martinwhyte）將接替我在中國社會研究方面的職位。

提到當代日本研究領域，不同的大學在不同領域各有優勢。斯坦福大學有非常好的研究專案，歷史學有彼得·杜斯（peterduus），政治學有衝本丹（danokimoto），人類學有湯姆·羅倫（tomrohlen）。哥倫比亞大學有著名的「鐵三角」：傑裡·柯蒂斯（jerrycurtis）、卡羅爾·格魯克（carolgluck）和亨利·史密斯（henrysmith）。在哈佛，安迪·戈登、入江昭與哈羅德·博萊索（haroldbolitho）都是非常傑出的歷史學家。蘇珊·法爾建立了優秀的美日關係研究專案，並在相應的政治學研究領域貢獻良多。我們還有兩位被寄予厚望的歷史學副教授丹尼爾·博茨曼（danielbotsman）、米卡埃爾·阿道夫松（mikaeladolphson）。我們在其他專業領域也有一流的人才：宗教研究有海倫·哈達克（helenhardacre）、商學院的邁克·吉野（mikeyoshino）、公共衛生學院的邁克爾·賴克（michaelreich）。

波士頓地區多賢達學者，如日本研究界的梅里·懷特（merrywhite），無論是中國研究，還是日本研究，都給予我們很大助益。

在哈佛，教職員選聘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整個過程非常縝密。做出聘用決定時，必須確保此人足夠優秀。希望看到他出一本非常棒的學術著作，這並不是出於個人考慮，而是評判學術水平的基本標準。

行政管理者的目標

一九九五年，我從華盛頓回來後，諾爾斯校長請我去當費正清中心的主任，之後又被任命為新的亞洲中心的主任。我非常認真地去履行這些職責，因為我對我們中心和偉大的潛力充滿信心，只要我們能善加利用自己的才智。一九八九年後我們與一些中國大學、研究中心的關係不再那麼緊密。我希望重建這些關係。因為中國剛剛對外開放，這總讓我想起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大批日本人跑來美國，第一次見識到西方世界。

費正清中心的諸多前任更關注學術，對與國家領導人、政治領袖、商界領袖一同合作的興趣不大。我覺得哈佛作為國家級乃至世界級的學府，在教導公眾方面也有著巨大的責任。所以我非常努力地加強我們與中國各機構之間的聯絡，資助各類令人興奮的智識活動。

一九九七年江澤民主席訪問哈佛大學時，為了防止有抗議者打斷活動，我們在準備時大費周章。我們確實是希望提升智識層面的討論水準。

為了宣傳提升我們中心的對外形象，我頻繁旅行參加各類活動。四個月來這已經是我第四次去亞洲。相比高頻度，我更喜歡每次待的時間能更長些。最近這些年，我在亞洲最長的一次旅行有一個月之久。

退休後的專案與計劃

二〇〇〇年六月，我將正式結束教師生涯。退休後，我會繼續致力於將中國、日本及美國聯絡在一起的研究。為了二十一世紀亞洲的繁榮，三大主要國家—中國、日本和美國，必須團結協作。我深感幸運，在中日兩國都擁有廣泛的人脈。對於提升三國之間的關係，我總感到有一份特殊的責任。自從開始研究中國和日本，我主要的工作就是試圖教育美國人如何認識亞洲。我希望能在中國、美國都進行更多研究，如此我才能為美國貢獻更多對於亞洲問題的洞見。我也想利用我們亞洲中心的「視野二十一計劃」與亞洲研究者合作，在亞洲金融危機後一同推動新一輪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