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布什總統是一位有明確想法的專業人士。在擔任總統前，他已經有了豐富的政府工作經驗。當遇到高明的顧問時，他會聽取他們的意見。他能夠從他自己的經驗出發，知道如何利用從他下屬和顧問那兒獲得的資訊。

一般而言，任何一位像我這樣第一次到華盛頓特區工作的人，都會有一個學習的過程，才能適應這個政治主導的環境。由此我能明白任命一個有在政府高層工作經驗者的價值所在。

「奈—傅高義倡議」

當我回顧我的政府工作生涯（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時，在我所參與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成果無疑是我和約瑟夫·奈（josephnye）以及其他人共同參與起草的協議。起草工作始於一九九四年的夏天，完成於一九九六年四月，旨在使美日在宏觀的國家安全關係上達成協議。有些人稱其為「奈倡議」，也有些人稱為「奈—傅高義倡議」。

約瑟夫·奈常讓我想起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我們還是哈佛大學青年教師的日子。自從他成為國際關係領域的專家後，他更關注歐洲與非洲問題，而每次遇到他時，我都會提醒他也應該多關注亞洲。奈總是對世界各地的情況充滿好奇，並且喜歡對比各類國際關係專家們的觀點。他一直明白，對國際關係專家來說，深刻了解他所研究的區域是多麼的重要。多年來，我從奈那兒學到與國際關係有關的知識，但他自從向我請教日本、中國的問題後，他就會叫我「先生（せんせい）」。我比他年長，但我一直認為他是一位與我平等的同事，而不存在上下級關係。不過，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間我在美國政府的國家情報委員會時，則是在他手下工作。我們都是在一九九三年去華盛頓特區的，也都在一九九五年回到了哈佛。他成了肯尼迪學院的院長，而我則成了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主任（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時我也曾是該中心的主任），之後又成為亞洲中心（人文與科學）的主任。這個中心是在槙原稔等日本人士贊助下，於一九九七年成立的。奈和我回到哈佛後，就一直在亞洲問題研究上進行著合作。

一九八九年根據美國人文與科學院的要求，我組織了一個關於日本政治的學術研討會，約瑟夫·奈參與了這次研討會。

我們都認為這個研討會非常有趣。奈是國際事務中心主任，第二年他問我是否能在國際事務中心也辦一次一樣的研討會。於是，我就和約瑟夫·奈、蘇珊·法爾（susanpharr）共同成為了組織者。一九九二年夏，奈作為阿斯彭戰略研究所（aspenstrategyinstitute）的成員問我，能否幫他組織一個為期一週左右的日本研究專案。所以可以說，在我們為政府服務前，就已經圍繞亞洲安全問題做了很多思考。

一九九三年，約瑟夫·奈受邀去了華盛頓，成了國家情報委員會的領導。於是，他邀請我作為負責東亞的東亞情報官員加入國家情報委員會。奈的副手格雷戈裡·特里弗頓（gregorytreverton）和我是離開哈佛、加入奈團隊的僅有的兩個人。一九九四年初夏時，我開始意識到日本方面正在著手起草新的防衛大綱，這是近二十年來的頭一遭。同時，我們也完全不清楚在這份未來五年的中期規劃中，他們究竟對美國有何期待。

若無法妥善管控不確定性，就有可能導致不穩定性和重大錯誤。於是，在一九九四年約瑟夫·奈從國家情報委員會被調往國防部前，我向他提議，應就美日兩國在後冷戰時期在安全關係領域締結新的協議進行考慮，我們圍繞這項考慮展開了宏觀層面的討論。我覺得沒有比我們預先考慮這類大方針更能讓日本方面感到欣慰的了。

奈對我的提議表示贊同。即便是他去國防部後，我們仍就這個問題保持密切合作。當時他的職位是助理國防部長，這個職位有助於我們從國防政策角度去考慮與日本的關係。奈一去國防部，他負責日本事務的助手保羅·賈拉（paulgiarra，往往與我所見略同）和我就花了一個週末的時間起草給奈的建議，這份建議也為之後的倡議定下了基調。靠著我在國家情報委員會的職權，我找了相當多官員諮詢意見，例如東京的蒙代爾大使、拉斯特·戴明（rustdeming）等，國務院的湯姆·哈伯德（tomhubbard），白宮的斯坦利·羅斯（stanleyroth）以及其他一批精通防務政策的華盛頓退休官員，例如道格·帕爾（dougpaal）、理查德·阿米蒂奇、邁克·阿馬科斯特（mikearmacost）。我也跟在華盛頓的日本外交官進行了溝通，尤其是栗山大使、飯村（iimura）、石井（ishii）、橋本（hashimoto）、高見澤（takamizawa）。此外，我還向包括前首相在內的幾位日本政治家徵詢過意見，他們都是我之前所結識的。另一位在華盛頓、經常見面的老朋友是船橋洋一。在如何跟日本官員打交道方面，他總能給出很多優秀的建議。我意識到會打日本麻將在日本究竟有多重要，在華盛頓肩負重任後我想要多練習。我相信這對我幫助很大。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日本，我們都能與各類優秀的官員、退休的官員合作愉快。

當圍繞這個日後被稱為「一九九四年夏季倡議」的建議開始大範圍磋商後，我們得知一九九五年九月美國國防部長將和他的日本同行舉行會談。而克林頓總統也計劃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東京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與日本首相舉行會談。

我們一開始就計劃這一系列大規模磋商的成果能在一九九五年九月的部長級會議上體現出來，並在克林頓訪日時最終形成一份雙邊協議。奈與時任國防部長威廉·佩裡關係緊密，所以能夠保證我們的努力能與最高決策態度保持一致。一切盡在掌握般完美，直到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由於政府預算危機，克林頓總統不得不取消了訪問。克林頓總統認為眼前的預算危機使他不可能離開華盛頓，去參加亞太經合組織會議。

於是，一九九六年春，克林頓總統另行安排了一次赴日訪問，在東京簽署了重新定義雙方安全領域合作關係的防務協議。而這份協議正是我們之前倡議的結果。我們認為這個協議對穩定雙方關係助益極大，因為它明確了雙方各自的需求。協議也是美日雙方合作達到新高度併產生實質成果的一個標誌。

奈和我都認為四十年來的美日同盟取得了成功，兩國今後的同盟關係對保持區域穩定意義重大。無論是奈，還是我，也都不認為這是針對中國的。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間，我曾與一位中國政府高層官員保持經常性會面，讓他知道我們的想法。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奈與我都堅信美日安全協議為區域穩定提供了保障。這既符合美國、日本的利益，同樣也符合中國的利益。令人遺憾的是，華盛頓最高層的官員們沒有與中國最高領導層充分討論、溝通，導致中國政府認為美日協議就是針對他們的。奈和我都認為美日安全同盟日趨穩固後，美國下一項重大任務就是圍繞雙方的公共利益，與中國開展緊密合作。我們也認為日本能更積極地與中國開展合作，也是符合美國利益的。

一九九六年春天后，美國與日本繼續發展出了一個總協議。令人欣慰的是，雙方合作領域進一步拓展，樹立了「政策指標」。庫爾特·坎貝爾（kurtcampbell），另一個哈佛人，奈在國防部時負責東亞事務的副手，在奈和我離開華盛頓後，繼續推進相關工作，才有了這些成果。一九九六年春季中國臺灣海峽危機後，中美關係雖有進展，但令人遺憾的是，由於臺灣海峽的緊張狀態以及一九九九年美國轟炸了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雙方關係的發展並不算順利。儘管如此，如跟日本那樣，與中國進行緊密合作，仍舊符合美國利益。

國家情報辦公室即中央情報總監辦公室。2005年前，中央情報總監由中央情報局局長兼任。「9·11」後美國對其情報系統進行了改造，新設立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統籌包括中情局在內的16個情報機構，由國家情報總監統一領導。

1994年11月15日，在印度尼西亞茂物召開了第二屆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峰會。

理查德·阿米蒂奇畢業於美國海軍學院，早年參加過越戰。里根政府時期曾擔任助理國防部長。小布什政府時期，出任副國務卿。他是美國政界、學界首屈一指的東亞問題專家。

作為國際政治學領域的權威學者、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曾先後擔任過卡特政府的助理國務卿、克林頓政府的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及助理國防部長。他所提出的「軟實力」（softpower）、「巧實力」（smartpower）等概念已成為各國所推崇的國際政治理念。他曾與阿米蒂奇一道為布什政府起草過對日戰略的分析報告即《阿米蒂奇報告》，2009年歐巴馬進入白宮。他曾獲提名擔任美國駐日大使。

槙原稔，歷任三菱商事社長、會長、特別顧問以及東洋文庫理事長。

阿斯彭戰略研究所成立於1950年，是全美乃至全世界範圍擁有極高知名度的非營利學術研究機構。對美國公共政策制定、政治領導人培養有著很大的影響力。

1995年11月，由於時任總統克林頓否決國會預算案，白宮與國會互不妥協，導致美國聯邦政府不得不首次關門。在雙方對峙五天後，克林頓同意今後七年平衡聯邦預算的計劃後，聯邦政府才重新運作。然而，12月後白宮與國會衝突再起，聯邦政府再次關門直至次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