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在演講的提問環節上，經常有人問我：「如果日本不再是第一，那麼中國會成為第一嗎？」在試著回答這個問題前，必須先回答另一個問題：什麼領域的第一？軍事力量、經濟影響力還是教育成就？

我們必須從不同維度來審視和考慮中國與日本的相對實力和弱點。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正如克林頓時期的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在一九九八年六月克林頓總統訪華前就曾說過：中國有潛力變成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不過，最快也要等到二十一世紀中葉。現在的中國依舊是一個欠發達國家，而面對的一系列嚴重的經濟難題可能比日本的更棘手。比起日本，中國還不富裕，而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的低效系統束縛著其發展，還有十三億人需要解決吃飯問題。

中國總理朱鎔基的首要政策是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並用三四年時間在其他領域推動一系列經濟改革。不少身處事外者批評朱鎔基所承諾改革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當我為哈佛大學亞洲中心寫《亞洲更新換代》時，就指出：「我的印象是朱鎔基直面那些批評，也非單打獨鬥。他擁有其他領導人的支援，並努力將中國帶出困境。他擁有中國所需要的優秀才幹。如果他不幸失敗，那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問題的難度。」

在中國的國企改革過程中，不同於許多大型企業倒閉或者破產，很多企業其實等著被賣掉。許多中小型企業已經被賣掉，因為地方政府發現關閉或讓其破產會損失更多的錢。然而很多裝置過於老舊，以至於無人願意收購。這個問題在中國東北地區如遼寧、吉林、黑龍江尤其嚴重，這都是大型國企扎堆的地方。

國企員工的大量失業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下崗的情況很難輕易改善。而下崗職工往往又不願意如農民工那樣拿著低薪去幹艱苦的工作。這些人被從舒服的溫飽小天地裡趕了出來，卻仍指望還能得到照顧。

中國人也在壓縮他們的政府規模。一九九八年，中央政府壓縮了規模，地方政府亦效仿。全中國的人都在學習鄧小平理論，以迎接下一步改革的需要。一位研究鄧小平理論的學者曾指出，如果政府不精兵簡政，那麼在具體領域就很難有批評建議之聲。只要不反對基本政策，對一些錯誤的批評是應被允許的。因此政府的精兵簡政將會繼續。

中國領導人將進一步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以滿足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並提供一個安定的社會。

農村地區住房基本上都已經是私有的，中國城鎮也會快速開始房屋私有化的程式。許多工作單位，包括政府機構，都在根據工齡長短、職位高低向本單位員工打折出售原來的公家住房。因為有大量住房供應給新婚夫婦，結婚率會上升到頂峰。在這個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不公平的情況，那些單位效益比較好的人可能會獲得更多、更好的房子，而沒有什麼資源的單位的職工則可能什麼都拿不到。一般而言，那些通過單位幫助而拿到房子的人在五年內不能再次出售，但之後可以出售，那時他們就比其他人富有了。這種不公平是很難避免的，因為不可能建立一套舉國一致的標準體系。唯一的現實做法就是在宏觀層面調控住房私有化的程式，而交由各地方去處理具體問題。各個家庭會在各自單位爭奪自己的利益，並努力使之最大化。早在十年、十五年前就分到房子的高層管理人員，經常能夠再搬去條件更好的新房，而將舊房子留給低階員工或年輕的新婚夫婦。

社保福利也部分被私人化了，因為國家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支撐優渥的社保體系。或許要花上好幾十年才能建成一套妥善的社保財政體系。

在不少地區公共投入削減後，人們開始為還房屋貸款、醫療、退休養老以及孩子教育儲蓄。

由於這些難題，中國在未來五十年內不太可能成為第一。如果中國能處理好這些轉型期的問題並提高效率，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紀中葉取代日本成為主要經濟體，但人均收入仍將遠遠落後於日本。中國已經快速崛起為區域內的重要力量，也在快速與其他國家建立和深化關係。但這與為該地區提供領導力和發展方向是兩回事。中國的經濟無法與日本高技術相提並論，但巨大的市場規模和它高速的發展預示這個區域未來的發展前景。

在工業製造和商業管理領域，我看不到中國在未來幾十年有趕超日本的可能性。

儘管中國在四十年內有可能使國民生產總值超過日本並且擁有一支龐大的軍隊，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能將經濟實力投射到全世界。只要日本繼續與美國結盟，那麼中國的軍事力量對日本來說就不會是威脅。生產高質量產品的能力，在全世界購置資產的能力以及掌握的高技術都將幫助日本在今後數十年間繼續維持在世界經濟領域的地位。

旅居海外的中國人與在國內的中國人在中小型企業經營上已非常成功。不過，在全球市場真正成功的中國大企業、大公司並不算多。日本人已經學會如何高效運營大型乃至超大型企業。中國有句諺語，「寧做雞頭，不做鳳尾」。對中國人來說，要培養出能使大型企業高效運營的組織忠誠度和紀律並不容易。

從世界範圍內獲取的資訊來看，較高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保證了相當比例的日本人能與全球發展處於同一個頻率。中國在未來幾十年間很難達到這個水平。

中國確實擁有一個優勢，即發揮其政治影響力。中國人已經學會如何駕馭多樣性。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本就是一個擁有一億少數民族人口的大陸強國，另一方面也因為在海外有大量華僑。這使中國在國際關係方面比日本更有優勢。日本是一個島國，以單一文化為主。在國際會議上，中國在與來自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時顯得更加自如。他們看待問題的視野更寬闊，世界主義觀念也令他們在全球化舞臺上擁有巨大潛力。

很多有能力的中國科學家在美國大學或研究中心工作。有些人會回到中國，但他們和中國國內科學家的關係並不親密。有一個香港的朋友告訴我，幾年前有位華裔美國人在休斯敦宣佈他在超導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來自中國大陸、中國臺灣地區、中國香港地區和美國的有著共同中華民族背景的物理學家們一整天都在相互打電話奔走相告。

所以，中國有發展世界級科學研究的巨大潛能。中國尚未對工業效率和質量控制做出區分，但是中國的一流大學正在努力攀升成為世界級的大學。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前，中國很有可能會在一些基礎科學領域奮力趕到日本前面。

美國vs中國綜合徵

很多美國政府和政治輿論人士將中國力量的崛起視為對美國的一個潛在「威脅」。題為《即將到來的對抗》和《文明衝突》的兩本書在美國引發了關注。媒體在頭條位置對「中國的貿易失衡」、所謂的「侵犯智慧財產權」、「逐步增加的軍事開支」進行批評。

美國媒體應該採用更平衡的方式來對中國做新聞報道。中國當然存在很多問題，但中國已經發生根本性的改革，這些改革遠遠超過了一個閱讀西方媒體的讀者所能想象的。不僅僅是中國有了更多的農村選舉以及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出現的更多不同聲音，還包括可獲取的資訊量大幅增加、意見更多樣化、法治擴張和更廣泛參與國際組織。我曾撰文說：「自一九七九年起，我每年至少訪問中國一次並經常返回相同的大學、鄉村和工廠。我見識到了所有其他有經驗的觀察家對中國的看法—中國的進步不僅體現在經濟執行良好，也體現在表達意見的自由上。」

令人不可置信的是，在我去過次數最多的城市廣州有一家書店，名為「廣州購書中心」。這家書店的規模大概是哈佛廣場上最大書店的六至八倍，與東京八重洲圖書中心或紀伊國屋書店規模相當。在忙碌的一天中，無論什麼時候，廣州購書中心裡肯定有一千到一千五百名顧客。書店有很多外文書籍或從其他不同語言翻譯成中文的書籍。我覺得，任何一個想要向中國說教開放的美國國會議員都應該先到這家書店來看看人們如何興奮地面對新觀念和新知識。有人會說他們只是翻翻而已，但收銀臺前就像超市一樣大概有十個人排隊，大量的書被賣掉，就像瀏覽過的書那樣多。這是廣州最大的書店，在其他大城市也有類似的書店。在中國能廣泛討論的觀點非常有限。我們西方人還不能很好地理解當很多中國人看到國外思想以及思考如何將之應用於中國時的那種興奮。政治氣氛的偶爾收緊並不能阻止這種趨勢。

西方知識在中國的傳播速度非常迅速。電視已幾乎普及到農村一級。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有超過一億人口從農村遷到村鎮、城市和沿海地區，當他們回到農村探親或生活時，農村人就會問他們在城市中的生活。西式快餐、化妝品和服裝款式的更新傳播速度非常驚人。這些新觀念遍及中國各地。傳統鄉村生活正在經歷快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