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東南亞各國在政府和商業領域建立了有效關係，但仍然沒有和近鄰擁有令人滿意的親密信任關係。一九七四年，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有抗議者上街抗議田中角榮，高喊反對日本的口號。很多老一輩抗議者回想起了二戰期間日本佔領自己國家的痛苦記憶。日本打敗了前一個殖民統治者，但強加的統治在當地人看來和上一任殖民者同樣苛刻，甚至更加苛刻。一九七四年，日本首相和隨行人員的到訪加劇了曾經的不滿情緒，並引發了新的恐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時，仍有不少人擔心日本可能試圖在亞洲其他地方重建統治權。

在一九七四年前，日本政府官員和商界領袖經常未能顧慮普通人的態度和敏感性。一九七四年，很多東南亞國家剛剛擺脫掉殖民主義的枷鎖。他們對之前的軍事霸權非常警惕，認為這些霸權有統治自己國家的潛在危險。他們想起了日本人的殖民統治，民眾不得不為日本的軍事和經濟利益而勞作。有人譴責日本的工商業是在他們的經濟殖民之下經營起來的。譴責者認為，日本工商業帶來了利潤，但是對當地的經濟和居住在那裡的人們幾乎沒有任何好處。

一九七四年的暴亂促使日本人對亞洲鄰國的想法更加敏感，並投注更多精力來改善關係，包括增加援助、文化交流和緊密協商。

也許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關係發展的最大絆腳石來自未能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間更公開地處理其在亞洲的角色。有些日本人天真地以為，隨著時間流逝、記憶褪色，緊張態勢就會逐漸減弱。遺憾的是，這種情況不會自動隨著時間推移而發生。實際上，部分日本人希望能為他們的父親、叔父和祖父在二戰中的戰鬥和犧牲感到驕傲，也希望對靖國神社表達敬意，卻對日本軍隊的暴行視而不見。還有以前的軍人和右翼人士中的既得利益者希望他們在戰爭的所作所為不被聲張。很多日本人在面對右翼的壓力時很膽怯，保持沉默。

日本所採取的應對措施是首相對那些曾遭日本以非正義方式侵佔的國家發出措辭嚴謹的道歉。然而，這些道歉本身並沒有給亞洲國家信心，真正相信日本未來不會恢復軍國主義。我認為，只有超越措辭嚴謹的道歉，才能超脫二戰議題。應開放歷史檔案來讓人們自由地審視過去。在某些情況下，這會揭露前所未知的暴行，將導致新的負面反應。但是這些事件若沒有得到公開處理，日本就不可能與其他亞洲國家之間建立真正的信任。只有公開審視過去才是治癒的開始，我們才能真正超越二戰的記憶。

我知道有很多日本人甚至希望不要進行更深入的討論，人們就會忘記所有的事情。這種策略可能在日本國內有用，但在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時毫無用處。我確信，想要一勞永逸了結過去的唯一方法就是公開審視過去。德國人所做的事已遠遠超過公開歷史事件和客觀審視自己的過去。因此，相較於亞洲國家對日本，歐洲人已進一步克服了對二戰中德國人的感受。

今天，我相信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有機會能坦誠客觀地討論二戰。我曾和來自日本、中國、美國的學者共同舉辦了一個論壇展開類似討論，因為我認為這個專案能允許進行客觀研究，對相互關係的治癒有所幫助。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負責人袁明女士，在國際關係領域有真正獨到見解的東京大學教授田中明彥，以及當時在哈佛大學亞洲中心任職的我，作為該專案的聯合負責人。

我們三個研究中心共同合作兩個專案。一是關於中日美三國自二戰至今的外交關係研究；另一個是在我極力推動下才開始的，即來自中日美三國的學者審視二戰的中國戰場上究竟發生了什麼。換言之，我們希望將每件事都攤在桌上，由不同的團體來分析討論。我相信這是日本和其他國家之間建立更深入關係的重要基礎。

東京國際文化會館的加藤幹雄已經同意在二〇〇〇年初主辦一場會議，我們也非常希望能啟動這場會議。一些日本學者對參加這場會議持謹慎態度，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可能會在會議中遭到中國和美國學者的抨擊。我希望能打造一個真正的學術會議，避免諸如此類的抨擊。第一次開會時，我們要求來自每個國家的學者準備一篇書面綜述論文和一份自己國家的原始資料參考指南，另外還要準備一篇關於各個圖書館及館藏檔案資料的論文供研究人員探討。

我的願望是可以將這些論文作為一個基礎來激發今後幾年開展真正的研究。我們的目的是創造一個不帶私人責難、允許學術討論的氛圍，從中發現某些能被各國學者接受的事實。此外，我們應該明確定義因原始資料爭議需要商榷而不被認同的領域。

我認為未來亞洲幾乎不會對日本民族主義感到擔憂。日本人已徹底摒棄二戰時強烈的民族主義，我也相信他們絕對不會想要恢復那種只會令他們難以與其他亞洲國家和美國共處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在日本人中經常出現。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就對民族主義直言不諱，很多日本人也同意他的觀點，但這種觀點根本沒必要公開宣揚。當石原號召關閉東京的美軍基地時，他們也根本沒必要圍繞在石原周圍。我認為石原能當選知事是因為他的坦率，我在東京都選舉不久前，問一個計程車司機會把票投給誰，司機回答說會投給石原，因為他敢於和中央政府的政治家們公開對抗。

問題在於如何對民族主義進行正面宣傳，撇開那些褊狹的看法、歧視、敵意的負面因素。日本人對他們在傳統藝術、音樂、園藝、宗教和文學領域所取得的文化成就感到驕傲是可以理解的。

日本人對過去從外界快速吸取新觀點、新概念有一種長期而複雜的懷舊之情。我記得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當日本最後一輛蒸汽機車被替換成電氣機車時，很多媒體都做了大量關於蒸汽機車的懷舊報道。儘管日本人對舊時光的緬懷和回憶是非常強烈的，但他們往前走的速度比其他絕大多數國家都要快得多。

日本人珍惜自己的歷史，也有極少數人想要回到汽車和電氣裝置出現之前的生活。日本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混合體，他們對外來者極其仁慈慷慨，但也讓很多外國人感到自己並不受歡迎。沒有一個國家比日本更善於舉辦交流專案，但很多外國學生在離開日本時對日本的友善要比他們剛抵達時少得多。目前，日本的對外援助超過全世界其他任何國家。有時候，援助是以幫助日本企業的方式進行。當一個外國政府向日本申請援助時，日本貿易公司會協助他們準備援助申請，這樣日本公司就能從中獲得基金。令人意外的是，有一定數額的基金被指定用於有利於該貿易公司的專案。其實這很正常，任何一個國家在獲得援助時，向日本宣揚不從自己本身的利益出發，這是不現實的。其他國家也有辦法幫助他們的企業。

我認為援助專案仍然需要反思和重新調整。一九九一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觀察了日本在不同國家的角色。在肯亞，很多來自不同國際援助專案的人第一次去的時候會說：「你的工作是把自己從工作中解脫出來。在接下來幾年中，你要教會他們負責任。」所有援助專案繼續保留，但當地人卻沒有接管專案的責任感。援助計劃成為了一個共生實體，而不是真正的當地社群發展的促進者。這不是為了詆譭眾多援助者的工作。我從很多年輕能幹的日本國際合作機構的工作人員那裡聽到，這是日本版的海外美國「和平隊」。很多專案非常有創造力，很多工作者也有理想主義和奉獻精神。

在反思如何能更好地幫助發展中國家這個問題上，日本可以發揮重要作用。日本的成功對東亞和東南亞國家有巨大刺激作用，也可以激勵其他國家。比如，幾年前日本在讓世界銀行重新定義援助專案上付出的努力令人敬佩，無論在亞洲或其他地方，它們希望利用援助來發展需要保護的新興產業，相關的產業戰略和政策能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因此，日本認為世界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應該採取更多辦法。美國的天性和對世界經濟制度的支配不可避免地強調儘快開放市場。然而亞洲金融危機之所以產生的一個原因就是，儘管我們推動亞洲國家迅速開放金融市場，但市場開放後，我們沒有為它們提供足夠的基礎機制來自我保護。

日本有潛力憑藉發達國家的經驗發展出一個全新的國際援助模式，儘管目前仍然缺乏運作得足夠嫻熟的官員。

日本依舊能夠通過亞洲開發銀行這個渠道展現美好的發展願景，也可以提供絕大部分的基金並佔據高層職位。簡而言之，在如何利用援助促進發展、描繪一幅更新的藍圖方面，日本可以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我個人認為日本模式比很多腦中只想著開放市場的西方經濟學家和銀行家更有用。現行的國際金融常識是所有的市場必須開放，效仿西方制度。但現實是市場壓力需要調節，日本人會有惻隱之心，努力做好平衡。他們關心員工的這種價值觀也讓其在國外的競爭能像國內一樣有效。

在日本人能更有力地表達自己的議程前，必須坦誠地講述二戰中所發生的事情，如果能做到這點，其他亞洲人會對他們的地位給予更大的肯定。不過，日本也必須超越只在其他國家選擇一部分人建立社交網路的方式，而是必須能夠吸引更多可能對日本心懷疑慮的人。想要吸引其他地方的人，日本需要對他人傳達一種積極訊號，而不只是保護日本以免受批評。

1974年1月時任首相田中角榮出訪東盟五國。期間，一度引發馬來西亞、印尼及泰國當地民眾的反日抗議遊行，甚至出現抵制「日貨」的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