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日本人民認識到果斷行動的必要。小淵惠三在剛結束選舉後的最初幾個月便獲得了相當多的支援。他和很多人維持著良好關係以保持自己主張的可操作性。例如，當需要在議會通過國防方案時，他召回了小澤一郎。小淵惠三在辦公室工作的時間足夠長，並有能力得到足夠的合作來採取一些重要的行動。但到了一九九九年秋天的第二次選舉時，他變得更加自信，描繪的方案更尖銳，但也失去了支援。這導致了大量的附加變化。

日本政府的各部門仍在繼續推動很多重要工作。金融部門正在進行重新調整，比如有跡象顯示政府官員和商業領袖正在進行幕後商討，以設計出新政策。很多日本領導人瞭解日本金融機構必須進行改革，從而變得更具全球競爭力。

一些類似美國這樣的外國，其領導人向日本採取施壓行動，但往往對日本狀況沒有足夠的瞭解，而且經常過於考慮自己國家的利益。在貿易領域，一些美國人長期依賴於向日本過度施壓從而獲得對方讓步的方式。在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的努力中，他們高估了日本人對發展數字目標的壓力的反應程度。

當然，日本人必須有自己的資訊和分析能力來決定國家政策，以及如何平衡這一點以保持外國的善意。

教育改革的需要

一些日本領導人明白進行徹底改革的重要性，不僅對金融界，也要包括其他領域。在我看來，最亟需改革的一個領域是教育系統，特別是高等教育。

我在《日本第一》中寫道，日本人推動教育，就像他們提高國民生產總值那樣努力。我讚賞他們在義務教育取得的成就，在全世界都名列前茅。「一九五五年，大約只有一半的日本年輕人進入高中，中學畢業人數不到10%。但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有超過90%的日本男女青年完成高中學業，相比之下大約只有80%的美國年輕人高中畢業。」

進入一流大學的競爭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激烈。從幼年開始，孩子們就被諄諄教導進入一流學校和著名四年制大學的重要性。二十多年前，我在《日本第一》中這樣寫：「學生都十分清楚地認識到，對於自己將來的前途，至關重要的是在升學考試中儘可能取得最好的分數。這是源自內在的動力，當學生們意識到對父母、母校的責任以及為了自己的前途考慮，學生們會努力準備升學考試。一項在十九個國家開展的科學成就測試問卷結果顯示，日本兒童熱愛學校的比率比其他國家高。教師也和學生並肩作戰，幫助準備升學考試的學生。日本教師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在課餘時間也願意向學生提供幫助，即使在暑假中，教師們也願意騰出很多時間到學校裡去。」

針對教育系統的批評者們長期以來一直抱怨，日本學校招聘穩定的合作型、實用型的員工，這些人往往缺乏想象力。在小學和中學階段，學校教授學生基礎知識和在企業團隊工作中必要的社交技能。批評者認為，公司僱用員工時太過於看重他們就讀的學校。

畢業於四年制大學的求職者在一家公司所有的求職者中會享有較高的優先權。就公司而言，求職者在大學課堂學了什麼根本不重要。公司會對新職員進行培訓，並教會他們一些在今後公司職場生涯中所需要的特殊知識。

二十多年過去了，仍有跡象顯示日本教育體系能培養出訓練有素的高中生，他們在國際比賽中表現突出。然而，問題仍變得越來越棘手。

一個主要問題是需要培養學生們有更好的創造力併為全球事務做好準備。美國的平均教育水準遠遜於日本，但在許多方面，美國的教育系統較日本更適應全球事務。美國人應對不同文化更有經驗，因為美國本土有如此之多的不同文化在展現。美國的大學系統能吸引全世界的人才，這使得美國人更容易適應全球社會。

直到現在，日本取得進步仍依靠其同質性優勢，以及在保持社會結構的同時融入新概念和新技術。它的教育系統非常好地回應製造業的需求。現在製造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與服務業相比正在下降。在這個新階段，為了能繼續保持世界競爭力，日本需要適應服務業的發展。這需要國家提供一個允許更加個性化、主動性、創造力和多元文化交流的環境以及更高水平的英語能力。很多日本人意識到了這些問題，但是進展速度仍遠遠落後於滿足全球化的需要和服務業的發展。

推動教育改革

推動教育改革的一種方式是關注政府或商界的僱用過程，因為了解他們需要尋找什麼樣的員工能促使學校和家長進行變革，從而讓自己的學生和孩子獲得最好的工作。公司應該更加重視個人主動性、創造力和文化交流，而更少關注他們現在所就讀大學的名氣。

在美國，公司招聘時更加關注大學中的學術成果。因此，美國大學生比他們的日本同行在大學學習更加努力。

即便在美國，一個畢業於百裡挑一的大學的有潛力僱員或許更有可能被翻看簡歷的公司管理者注意到。然而，人事在招聘時會觀察除了就讀學校之外的很多其他方面。

日本的大學也需要根本性的改革。日本文部科學省對大學的管控太多了，過於死板，導致在追求質量方面的靈活性太小。

東京大學吸引了出類拔萃的學生以及傑出的教師隊伍，但是太官僚化了。針對教授聘用的引數非常狹隘，日本想要聘請最好的教授的競爭力非常有限，在大學裡面大量簡單的文書工作實在太瑣碎。

在我看來，東京大學的課程設定需要做出改革，要向學生提供必要的知識和技能，讓他們趕上象牙塔外的世界快速變化的步伐。能考上東京大學的學生都非常聰明，但他們在大學讀書時對自己的拓展教育做得還不夠。學校在讓課程和討論變得真正激勵人心這一點上還遠遠不夠。

很多東京大學教授過於自我滿足，根本沒有意識到學校正處於潛在的麻煩之中。很多日本企業在全世界排名前列，但是日本公立大學沒有在全球大學排名中靠前。如果有人想問世界各地的校長是如何給大學排名的，東京大學不會出現在前五十。為了維持企業和官員的頂端地位，日本需要更多的一流大學。

日本私立大學在依據自己的教育理念確定方針政策上有更大的餘地。慶應義塾大學正取得顯著進展，已經成為日本一流大學。校長石川忠雄對學校有卓越領導力，之後的校長石井沿著相同方向繼續開展工作。學校決定從國外挑選大量學生，並對他們取消入學考試標準，對學生團體國際化做了大量工作。湘南藤澤新校區非常具有創造力，且盡力爭取最好的師資。完成高中學業的外國學生湧入校園，為學校注入了大量的新鮮血液。他們對世界正在發生什麼有著強烈認知。課堂上，學生和教授之間也有更好的交流互動。

教授們投入更多的時間備課和批閱學生論文。來自國外學生、教師的公開競爭營造了一種刺激力，就像當日本汽車企業將他們的製造工廠搬到美國，給美國汽車企業所帶來的衝擊那樣。當然，鮮有國外經歷的保守的日本教授感受到了這些變化所帶來的威脅。

但是日本如此強大，它值得有、也需要有一流大學。美國的一流大學已經有了繁榮發展，得益於來自全世界最好的師資和最好的學生的強大競爭，得益於來自私人的慷慨支援，也得益於適應新全球化需要的靈活性。

日本需要能在國際環境中感到自在，並能闡明日本立場的人士。眼下日本與其他國家關係的絆腳石是，無法在這些國家的大眾傳媒上良好地表述觀點。

日本人還沒有學會應對新媒體時代，向外界傳遞自己的資訊。他們也沒有足夠的人才有能力參與國際會議和國外電視節目，且能在其中表達令人信服的日本觀點，就像《朝日新聞》的船橋洋一能在美國講一口流利的英語那樣。

根據國際測試的結果，日本高中老師在教授學生數學原理技能上表現卓著。日本學生不僅有良好的算術能力，也能做數學原理。但是日本教育者在基礎科學、社會和政策分析上教會個人創造力方面似乎並沒有取得相似的成就。

平均而言，在利用網際網路研究和學習方面，日本學生仍落後於美國學生。美國教育已經因為網際網路而發生了巨大改變。很多學院和大學需要學生購買電腦，每個學生都通過電子郵件相互聯絡。作為論文資料的來源之一，電腦已經部分代替了圖書館的作用。不管喜歡與否，英語是全球性語言，未來日本的大學畢業生需要適應在網際網路上用英語搜尋資料。

反思應試教育

升學考試是教育改革另一個著手處理的領域。升學考試是高中生學什麼、怎麼學的指揮棒，它強調死記硬背、注重細節，學生們知道考試不會過多鼓勵其他技能。

我知道其他人也提過很多次，但是英語考試應該把重點放在口語上，而不是複雜的語法上。

有些教育者反對花費太多時間教英語，擔心導致日語水平下降。我不同意這樣的觀點。看看歐洲人，經常有人能同時說兩到三門語言，比如英語、法語和德語。新加坡學生也是如此。

我也從大學組織的考試中看到了更多問題，他們用母語日語來測試申請者的分析能力。我知道評定等級非常困難，但仍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有日本商人朋友告訴我，大學新生的日語寫作水平下降了，他們本應該能夠寫出連貫的、組織架構良好的日語句子。

我還認為，考試組織者應通過引進創新舉措來注入新內容，比如：「這裡有一個新問題，你如何對此進行分析？」我相信，針對測試申請者的推理能力和創新能力應該做出更大的努力。這也將對初中、高中以及補習班老師在給學生上課時產生影響。

消耗太多時間的公立學校和補習班

儘管日本高中生可以在國際測試中取得非常好的成績，但是高中生在正規學校和補習班的雙倍學習導致他們花在學校的時間非常長，學習效率低下，缺乏時間拓展社會實踐。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家庭收入得到增長，越來越多的父母能夠負擔起給孩子請最好的補習老師的費用。他們願意花費額外的錢，給孩子請家庭教師或送去補習班。父母的動機是令人敬佩的，但是學校和補習班雙重的體制並不能對日本年輕人和日本社會起到積極效果。

現在根據文部省統計，有一百五十萬小學生和接近二百萬初高中學生參加私人教師培訓學校。通常，私立學校只是在與普通學校課程重疊時，提供略高層次的學術課程而已。

雖然大部分學生看起來能夠承受學習壓力，因為他們醒著的大多數時間都在學習，但有令人不安的跡象顯示競爭已經造成了損失。文部省表示，曠課三十天以上的「學校拒絕者」數量正在上升，小學「教室崩潰」事件數量也在增加，這些都是文部省正在研究的現象。校園欺凌問題仍然在初高中校園記憶體在。越來越多的教師正在透支自己或者選擇辭職，以避免每天都要在課堂上面對的問題。

這需要有大刀闊斧的領導力來減少正規學校和課外補習班的重複學習，同時將日本的大學轉變為動態制度，為新的全球化社會準備青年人才。

2018年日本全國新生嬰兒僅為91.8萬人，創下歷史新低。

根據統計，2014年時日本全國65歲以上的老人已達3300萬，佔總人口的26%。與之相對，14歲以下的人口僅佔總人口的12.8%。

1993年至1996年間，沃爾特·蒙代爾出任美國駐日大使。他在任期間，日本先後出現了多達五位首相：宮澤喜一、細川護熙、羽田孜、村山富市與橋本龍太郎。

1989年，時年僅47歲的小澤一郎成為了自民黨歷史上最年輕的理事長，一度成為自民黨內最重要的實權派人物。1992年因黨內權力鬥爭而失勢後，小澤一郎拉攏分化了自民黨，直接導致在1993年大選中自民黨從1955年以來第一次敗北，丟失政權。2003年小澤一郎加入當時的在野黨民主黨。因涉嫌經濟醜聞，2010年身為民主黨黨首的小澤一郎宣佈辭職。兩年後，他又成立新黨—國民生活第一黨。

慶應義塾大學湘南藤澤校區開設於1990年，內設有三個學部，分別是總體政策、環境情報和看護醫療，另有專門從事研究的機構和附屬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