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日本人是在動盪年代中長大的。那時絕大部分日本人不是在農田幹活就是在家族企業上班，而且也像其他國家遭遇大蕭條的人那樣為生存而掙扎。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日本在中國和南太平洋發起戰爭時，很多日本家庭的父親被徵兵，在陸軍或海軍服役。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前的日本家庭，孩子們要幫助母親和祖母在日常生活中存活下來。一九四五年，當他們聽到天皇發表戰敗廣播時，感到不可置信，並向老一輩日本人表示擔憂：「日本將會發生什麼？」「我和我的家人將面臨什麼？」

戰後初期，日本處於一片廢墟之中。城市裡的人在廢墟中翻找東西，用廢棄金屬做成鍋碗瓢盆。這與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藉由殖民地和經濟增長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機器，已相距甚遠。

戰後初期，很多日本人居住在簡易過渡房中，或者搬去鄉下親戚家裡。結核病流傳，到一九四八年開始出現食物恐慌。老一輩的日本人還能回想起他們的父母如何變賣地產來換得食物，但即使吃完飯還會覺得餓。他們過著勉強餬口、過一天算一天的生活，也懇求有能力的朋友能為自己覓得一份差事。

政府和企業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二年間一直在佔領盟軍的指導方針下運營，但他們仍堅持不懈埋頭苦幹。幸運的是，很多政府和企業領導人有足夠遠見，堅定不移引導日本度過經濟復甦和發展時期。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的高階官員整肅後，被作為「第三等」對待的較低層官員便得到升遷，這一做法也被證明是有價值的，他們為發展繁榮做出指導並打好基礎。

日本人高度自律且富有奉獻精神，他們準備好了進行自我犧牲，為了經濟建設這一共同目標而努力工作。而持續提高的生活水平，讓日本人看到了自己辛勤勞動的成果。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出生、飽嘗戰爭艱苦的日本人常常會感謝他們今天所享受到的一切，甚至拿他們自己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經濟泡沫破裂後的生活與父輩們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生活相比，他們仍認為自己非常幸運。經過五十多年的時間，他們有能力讓自己過上一種沒有政治衝突和重大社會混亂的生活，努力工作提高生活水平。今天，依舊積極活躍、充滿活力。他們擔憂自己的兒孫輩是否能夠繼續享受繁榮，甚至擔心日本是否會維持強大的經濟力量。

實際上，所有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出生的日本人都成長於社會和平穩定、經濟繁榮帶來的利好中。物質上，他們已遠遠超過了戰前的日本人。一旦通過了這個檢驗，他們更注重個人生活的享受，很多人對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很滿意。

然而，經濟泡沫破裂、長期經濟衰退動搖了日本人的信心，他們開始對未來感到不安：「日本將發生什麼？」「我和我的家庭會發生什麼變化？」

尚未步入職場的日本年輕人擔憂經濟泡沫破裂會影響自己和朋友。很多企業僱員也很想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否安穩。

有人被迫提前退休但只能拿到微薄的待遇。目前仍留在企業的員工的工作時間變得更長，這樣企業才能降低成本和保持競爭力。

對於一些發覺自己失去工作的日本人而言，曾被承諾終身僱用、但在工作時突然被解僱所帶來的震驚，是難以忍受的。

然而，日本人還沒有感到更迫切地需要做出巨大改變的一個原因是，在他們的私人生活中，可以繼續享受高質量的生活，也比西方人存下更多的錢。與美國人相比，儘管日本人擁有的平均居住空間更小，當下卻享受著最新的電子產品、更現代的廚房用具和更高質量的服裝。

出生率下降

今天，日本人的結婚年齡是世界上最大的，而生育率卻是最低的。有些家庭由於資產價值突然下降而受損嚴重。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買房的家庭為例，當時相當於五十萬美元的房子，現在可能只值三十萬美元，但是貸款利率仍和之前一樣，因此他們幾乎成了銀行的契約工。按理來講，這些八十年代末結婚的人現在應該是主要的育兒群體之一，他們卻被房貸所困。這些家庭的父母可能會說：「我們無法負擔起兩個孩子，學校和大學入學補習班的開支都很高，我們必須為自己的未來存錢。」在他們心中，高於一切的主要任務是平衡家庭預算。

另一方面，一九九五年，在房價暴跌後購房的人，可能不會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買房的人那樣拮据。這些更年輕一代的日本人在撫養家庭方面沒那麼勉強，尤其是，隨著經濟恢復，人們開始感到自信，家庭規模也在增長。日本人的儲蓄率仍比美國人高得多。

如果經濟增長率能達到2%—3%，日本人能感覺到經濟維持在一個穩定的增長模式，那麼父母們可能會想要更多的孩子。

另一個導致低生育率的因素是女性選擇更晚結婚甚至不婚。有些女性和自己父母住在一起，她們工作掙錢，並將工資收入用於個人開銷。她們不想被傳統的妻子—母親的角色所束縛，而是想要更加自由地按自己的步伐追求個人興趣的生活。有些人享受工作並不想被養育孩子束縛。

從長遠來看，日本必須對母親這個角色重新定義，從而讓結婚和生孩子對女性有更大吸引力。

我回想起自己在二十多年前，也就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去參觀農村家庭。農民想要妻子和自己一起住在農村，而農村女性則嚮往搬到城市，因為在那裡她們可以有更自由的生活方式。最終的結果便是，在農村結婚，夫婦需要定下契約，和婆婆分開住，而且婆婆也要保持緘默，給兒媳婦更多的自由，這樣她們的兒子才能找到一個年輕姑娘成為農村的家庭主婦。

老齡化

日本人確實非常擔心日本成為全世界老齡化最快的地方之一。預計到二〇一〇年，日本人口的五分之一都將達到六十五歲及以上。

日本規劃者們擔心，經濟依賴的人口比例越高，就業人口比例就越低，這需要更加努力工作才能維持相同的生活水平。用於老年人的醫療保健和養老金的福利負擔已在不斷增長。

我做《日本第一》的基礎調查時，檢查了醫療保健的開支。當時，人均醫療保健支出比美國低得多。日本已經建立起了一套國民醫療保健制度和義務體系。日本人看醫生的頻率很高，但人均支出遠比美國病人低得多。

但現在醫生的人工費正在增長，醫療器械和藥品成本更高，醫院費用也更貴。所有這些因素都導致醫療保健成本不斷上漲。隨著年齡增長，慢性病逐漸高發。日本政策規劃者們知道他們必須為醫療保健留出更多的財政費用。

不過，考慮到日本人擁有的大量儲蓄以及他們提早做出規劃，我很樂觀地認為他們相比像中國這樣的國家能更有效地處理老齡化問題。雖然中國老齡化比例沒有日本這麼高，但也正在面臨這個問題。但由於國家還不富裕，中國人還沒有能力像日本人那樣為養老積累那麼多的資金。

日本人對照顧老年人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在城市和郊區，很多人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如果年邁的父母其中一方去世後，剩下的一方仍願意與其孩子中的一個住在一起，也有一些年邁的父母可能住在自己家裡但離孩子不遠。老人和小輩們住在一起遠比周圍都是其他老人要好得多，他們會更向前看。日本在這方面做得很好。

在農村，有機會繼續工作的老年農民都很健康。一般而言，保持活力的人比缺乏活力的人活得更長。很多情況是，當年輕農民家庭自己建造房屋時，會為退休的父母保留一個獨立住宅；也有可能是年輕一代上下班工作，而他們的父母則繼續在農田勞作。

一個問題是國家預算還遠未達到平衡。我承認當我在寫《日本第一》時稍微有點過於樂觀，因為那時的官員努力讓福利負擔不至於增長過快。這個國家剛剛按照土光敏夫制定的政策經歷了第一輪行政改革。這次改革證明了遏制預算開支成效顯著。

但是由於日本人口快速老齡化，國家需要另一輪深入改革。如果國家想為未來平衡預算奠定堅實基礎，那麼政府開支需要大幅減少。

總之，為了將來考慮，今天的日本需要第三次改革浪潮，如同明治時期和戰後早期啟動的改革那樣綜合廣泛。他們正行進在正確的道路上，但太慢了。快速的程式需要政府和商界有一個清晰的願景和強大的領導力。

需要果敢的領導力

一九九四年，我在國家情報委員會擔任東亞國家情報官員，我問美國駐日大使沃爾特·蒙代爾（waltermondale）日本的情況如何。他回答我：「好吧，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我已經和第五任首相共事了。所以我能說什麼？」

頻繁的首相更迭讓日本沒法有持續而長期的政策。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日本政治家、政府官僚集團和商業領袖沒有一個清晰的共同目標，意見分歧很大。

在政府中，想要抵達高位的政治領導人必須有能力和不同團體的人合作並從不同的環境中獲得合作。領導能取得多少成就取決於達成社會共識的範圍。當目標明確時，協商式程式會執行得很好，而當目標不明確時，機構在引入必要改革時的速度會很慢。這時候，日本就需要強有力的領導人，能夠推動各方協商向前發展，共識不夠徹底時甚至需要採取行動。

在我看來，曾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擔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就是能提供強有力領導的一個好例子。他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戰略目標，並能有效推動之。他也能和其他人保持一定距離，因此也不會像有些政治家那樣受制於特殊團體。一個領導人如果過於喜歡或過於親近其他人，可能會使自己更加拘泥，當必須有所行動時，也會導致大刀闊斧的改革更加困難。

日本的領導人需要構建更廣泛的共識，才能更積極地向前邁進。小淵惠三首相努力推動的「二十一世紀計劃」是往正確方向邁出了令人滿意的一步。然而，日本究竟能否構建出一個全新的視野，仍有待觀察。

美國也同樣缺少擁有宏偉願景的高層政治領導人。很多高階官員可能有強大的法律或宏觀經濟學背景，但是缺少對世界歷史和比較政治學的廣泛瞭解，從而不能夠提出一個一致且清晰的方向。

共識與可操作性

有人問我，如果當選日本首相，上任第一週需要做些什麼。就這一點，我來給大家講個故事。

我曾問通產省的一位官員：「假設你在美國，你被命令為國家起草一項工業政策，你抵達華盛頓後會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這位官員回答稱，他會先和各類人會面，觀察他們的共同利益是什麼；只有見過足夠多不同類別的群體後，你才能為大家找到共事的基礎。

這就是隻要自己被選為日本首相後，第一週就會開始著手的事情。在日本，除非你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識，否則無法真正採取行動。

如果我是首相，如果我試圖為二十一世紀規劃願景，那麼我會招募一批能提出有力觀點的人，他們會更有意願去超越令人振奮的共識。我會嘗試讓一些國內的智庫做學術分析和計劃，也會邀請國外顧問一起討論高等教育體系改革的各種方法，並就各項機構改革提出建議。

我不希望僅有一個單一的委員會，而是想要各種不同的委員會來提出規劃。我還希望以大膽的眼光來為一些有智慧的人所提的建議保駕護航，但他們必須是真正經過通盤考慮的。可能我還是試著平衡不同的競爭團體，每個團體都有提出創造性意見的任務。總之，我會努力獲得最好最明確的觀點，並試著圍繞這些觀點儘可能達成更多的共識。

增量式領導

日本領導人已經被證明有能力去果斷地處理問題。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時，日本被環境汙染問題所困擾，他們意識到國家面臨最糟糕的汙染問題。一旦日本領導人準備面對問題，便大膽推行措施來減少汙染。他們設立聯合研究專案開發新技術，用以減少汙染量並提高能源效益。只要技術被開發出來，就可以適用於工業界，企業主可以將其安裝於自己的工廠，政府補助或低息貸款可用於支付安裝費用。換句話說，環境清理的進展主要是靠技術驅動，而不是靠法律。日本領導人能在這個領域快速行動的原因之一是，日本擁有一個受教育程度高的公眾社會，公眾意識到環境整治的必要性並願意為此施行相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