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在經歷長期的衰退。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真實增長率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4%下降到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八年間的每年1.25%，這讓日本成為主要工業國家中增長率最低的國家。而一九九九財年，日本政府預測增長率僅為0.5%。

失業率則創下了5%的新歷史紀錄，銀行仍無法解決未償的鉅額壞賬，大公司破產數量空前高漲。日本家庭必須想方設法來擴大每個月的家庭收入。老齡化問題威脅到了日本的生產力。日本面臨的問題看起來異常複雜，也難以找到解決辦法。

「傅高義，你怎麼會出這麼大的錯誤？你說日本第一，日本究竟哪裡出問題了？你認為現在哪個國家是第一？中國？美國？」

現在，不管我什麼時候給團體或組織做講座，尤其在日本，在問答環節時我都會被頻繁問到這些與《日本第一》有關的問題。往往，這些問題含蓄地批判了我在書中提出的觀點和結論。

直到今天，我對自己提出的觀點仍然很自信，也認為《日本第一》得出的結論在其出版時代背景下是正確和有效的。

這些觀點和結論基於研究和觀察。在寫書的時候，我對日本的各種機構和制度作了仔細研究，也對促成日本躋身世界級競爭者的因素進行探討。此外，從一九六〇年開始，我每年都會訪問日本，以個人角度觀察已經發生的實際變化。我可以看到日本人生活質量的改善以及他們對生活方式的滿意度日益增長。這些變化和改善都得到了很好的管理。

我從來不認為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我也不主張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gnp）能超過美國。我定義「第一」這個詞是為了說明日本是工業國家中應對自己面臨的變革和挑戰最成功的一個。日本成功地在世界市場上進行激烈競爭。日本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壟斷了造船業，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為汽車製造和電子商品的競爭定下基調，而且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晚期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確立了半導體領域的支配地位。以上只是日本在相對很短時期內取得的眾多成就中的一部分。

現在日本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由金融領域引發的。我在寫這本書時，沒有涉及金融貨幣市場，只寫到了基本的社會制度。我提到的優勢很大程度上今天依舊存在並將繼續幫助日本強大。

日本真正的經濟問題開始於一九八五年的「廣場協議」，該協議掀起了經濟泡沫，也是由美國里根政府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實行削減預算造成的。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里根總統很好地兌現自己的競選承諾，減稅並削減美國聯邦政府預算。不久後，通貨膨脹使得美國經濟升溫。美國不得不向國外貸款人借錢。這導致美國國內市場利率上漲，大量貨幣流入美國以利用高利率賺取好處；美元開始升值，進而引發了美國出口問題。從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五年，美元升值60%。里根總統聲稱：「強大的美元是美國經濟強勁的反映。」但由於美國出口商受到傷害，加大了美國抵禦國外商品的壓力。

美國和我們的貿易伙伴，尤其是日本，意識到必須要做些事情。這就有了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由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和聯邦德國財政部長之間達成的「廣場協議」。他們達成的共識是幫助美元貶值，希望校正人為推高美元價值的趨勢。

這樣做的一個理由是日本同意通過日元升值來減少美國保護主義的危險。日本擔心如果日元不升值的話，美國國會將通過法案來限制進口日本商品。因此，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與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詹姆斯·貝克（jamesbaker）達成了日元對美元升值的協議。

為了幫助由於日元升值而陷入出口困難的日本企業，日本政府推行貨幣寬鬆政策。該政策及同時匯率高漲的日元一同導致了經濟泡沫，最終的結果遠比人們預期的更糟。

物價、服務業價格和股票飛漲，房地產價格隨之飆升。每個人看起來都沉浸在興奮之中。當時很多日本人都認為他們強大的購買力直接反映了強大的經濟實力。當時日本的投機買賣行為也十分興盛，這推高了股票和房地產的價格。很多人期待通貨膨脹螺旋將價格推得更高。

由於日元升值，日本人無論何時出國旅遊都能以合理價格購買商品。於是，日本人開始瘋狂消費，他們一口氣買下大量美國和歐洲的商品、房產和企業。其中一些購買者在美國引發了怨恨，比如當他們買下紐約洛克菲勒中心和兩個重要的好萊塢電影公司—哥倫比亞影業公司和環球影城的時候。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有些日本官員意識到日元價格太高了。日本大藏省的一位要員告訴我，他和他的同事認為必須採取更嚴厲的措施來使經濟降溫。但是在泡沫時期從公眾積極性中獲利的政治家們沒有給予他們必要的政治支援以抑制通貨膨脹。

日本人在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裡逐漸從自信變得自負。我記得和野村證券的一位高層官員談話時，他自信滿滿地表示在野村聯盟中沒有美國公司的位置。他認為，甚至美國政府也仰賴日本購買美國國債才能度日。我緊緊地閉上嘴，但是我必須承認，在聽他講這些話的時候，我很不舒服。

泡沫經濟時期，野村證券邀請我的一位往屆學生加入他們，該學生曾在中國香港的銀行信託公司擔任首席經濟學家。他答應會考慮這個職位，只要他能進行他認為必要的改革。但野村證券拒絕了他的條件，所以他沒有加入。

幾年後經濟衰退時，野村再次接近他並邀請他加入公司。這次，他們想要進行他建議的改革，於是我的這個學生就答應加入公司。

很多人還記得我在日版《日本第一》序言中曾對自負的日本讀者提出警告。最近有人問我是否認為日本最大的問題是「傲慢」。我在序言中用了希臘詞「hubris」（傲慢）和「nemesis」（報應）來解釋那些有著戲劇性缺陷又不可一世的英雄們是如何遭遇戲劇性失敗的。我確信過度的自信讓日本人無視按部就班解決問題的重要性。

一九九〇年經濟泡沫破裂，日本人面對低谷感到十分懊惱。據《華爾街日報》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發表的一篇文章稱，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上半葉日本資產總值損失將近十萬億美元，相當於日本在二戰後預估的經濟損失總和。日本的銀行和房貸公司被不良貸款束縛，有人估計總量大約在八十萬億日元左右。

日本政府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處理不良貸款問題上速度放緩的原因之一，是民眾不準備使用公共基金來為投機行為帶來的損失埋單。絕大多數日本人工作勤勉、謹慎、節儉，不喜歡投機。他們相信很多投機分子是黑社會人員，為了獲取暴利那些人甚至鋌而走險，但他們失敗了。他們應該為這些後果埋單。「為什麼我們要為房貸公司解套，是誰試圖從投機行為中賺取巨大利潤？」

即使在日本進入衰退期後，政府預算繼續增加，政府開支仍超過收入。很多經合組織（oecd）國家要求日本將政府賬目處理得井然有序，做到收支平衡。來自經合組織國家的壓力以及平衡預算的責任感促使大藏省將消費稅從3%提高到5%。

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日本在追趕時期的那些執行良好的系統需要改變了。其中一個便是官僚集團和政治家的關係。就像我在《日本第一》中提到的那樣：「日本官僚的許可權比美國官員大得多，但政府的其他部門，如司法部門和地方自治與美國相比，許可權就小得多。雖然內閣高階官員有相當大的權力，但比起美國國會，日本國會的權力較弱。而且，日本許多行政法規是由官僚而不是由國會議員起草的。」官僚體系變成了為經濟提供指導和保護的「護航機構」，讓企業在他們的指導下在經濟復甦早期能良好執行，並按確定的目標來發展。

然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個機構需要針對全球市場的快速變化做出更有彈性的回應。很多規章制度在當今市場看來顯得不合時宜。面對這些日新月異的變化和創新，你要麼保持在競爭行列的頂端，要麼就退出比賽。

很多有遠見的日本人意識到，官僚集團必須改革才足以應對由全社會和全世界的快速變化帶來的挑戰。問題是，沒有人明確知道該如何做。我記得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時，很多由政府官員和商人組成的學習會，對特定的議題和問題進行反省；當他們看似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時，也會感到興奮。這類組織經常開會，但他們鮮少清楚該做什麼。一個有能力的官員能在穩定的制度中提出有效的指導和明確的指示，但是由於現在的問題非常複雜，遠遠超過了單一的管轄範圍，只有政治家能頒佈得到公眾支援和廣泛配合的大刀闊斧的改革。只有政治家能在當今快速變化的國內外環境下協調官僚機構和決策層。

我相信日本也因此需要培養更多的、有見識且對官僚體制迄今為止所處理問題有深入瞭解的政治家。他們必須有能力在國際會議中有積極的作為。我認為已經有不少符合要求的人。一位是鹽崎恭久，曾任大藏省副大臣，他的父親曾經是大藏省官員和日本經濟企劃廳的負責人。他就讀於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英語流利；還曾在日本央行工作過很多年，對財政問題頗有研究，現在日本國會參議院工作。

在外務省，符合要求的是擔任過副大臣的兩個人，武見敬三和町村信孝。他們都是國會議員，家庭政治背景悠久深厚，而且都才智過人。他們對相關議題非常瞭解，且有能力在國際會議中有效表達自己的觀點。

另一個能影響官僚體制改革的人是hideyakatanaka，通過婚姻關係，他和日本前首相及現任大藏大臣宮澤喜一建立了聯絡。

hideyakatanaka幾年前離開大藏省後組建了一個智庫，為重組官僚體制提供有才能的領導人。

智庫囊括了一批四十歲左右、擁有海外教育背景的青年男女。他們有能力在改革和重建官僚體制中發揮重要作用。他們有能力為日本帶去更寬廣的視角，以應對日本面臨的問題。

要變革官僚體制，就需要更多這樣的人才。官僚體制是無法自我革新的。在民主制度下，頑固的既得利益很難克服。日本需要有知識和遠見的政治領導人來進行改革，並減少既得利益的阻礙。

關於各機構在金融全球化新時代如何適應趕超的需要，日本銀行體系改革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在明治時代，政府鼓勵民眾將錢存在郵局或銀行中。銀行和郵局轉而將錢借給不同經濟領域的企業。因為儲蓄利息很低，所以銀行能以很低的利率貸款給企業。

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日本金融業仍主要面向國內。日本的銀行將持有土地視為信用價值的基礎。他們不介意將鉅額錢款借給那些資產組合中包括大量房地產、且在上面建造了辦公樓和工廠的公司。在泡沫經濟時期，土地價格戲劇性增長，有些銀行開始基於通脹的土地價格向外貸款。當市場蕭條來臨，土地價格卻提前下跌，日本銀行也因此遭遇鉅額壞賬損失。

資本全球化讓日本國內金融體系變得過時。龐大的資金流動和金融交易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有儲蓄的人可以在海外投資以獲得更高的回報率。企業現在也可以在海外市場籌措資金。

這對日本國內製度產生的影響才剛剛開始。比如，當公司在海外籌措資金時，他們不得不進行調整使得投資回報率更高，從而吸引國際投資者。日本的回報率通常比國際上的回報率要低得多。像日產汽車公司這樣的日企將不得不向國內外股東展示自己的營利能力。依靠國際資本的日企將不得不進行大規模調整以達到全球盈利標準。

與此同時，通過海外集資和建立海外公司，日企放鬆了自己與大藏省之間的相互束縛。大藏省無法輕易控制他們在海外的活動。因此，這些公司不願再像過去經濟復甦成長時期那樣遵循大藏省的指導方針。

日本金融機構更加不得不適應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競爭。日本的銀行規模都很大，也沒有被迫在全球範圍內競爭，以至於和國際市場間漸有隔絕。日本的製造企業必須具備國際競爭力才能在國外賣出產品，但是日本的金融企業沒有類似的壓力。最近幾年，隨著日本金融市場逐漸開放，像高盛、花旗銀行、摩根士丹利這樣的外國金融機構擴大了在日本的市場。他們提供很多日本金融機構無法提供的服務。一位高盛的高管告訴我，當日本企業和公司想在全球範圍內重組時，日本的銀行不能給他們某些必需的建議，因為銀行本身也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日本客戶必須向有經驗的外國金融機構尋求建議。

日本市場上的這些來自外國銀行的競爭已經創造了一個全新的競爭環境，讓日本企業有了必須達到國際標準的壓力。相比於沒有外國競爭刺激的情況，這些最好的日本金融機構將變得更加成功。但是，重組金融業以提高效率並達到國際標準需要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