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安德森回到美國後，成為國民收銀機公司在俄亥俄州代頓市總部的總裁，他意識到如果國民收銀機公司想要在與新的亞洲競爭者的競爭中生存下來，就必須迅速轉換至電子行業。他夜以繼日地工作，將公司從一個機械收銀機生產者轉變為電子收銀機生產者。這個改變拯救了公司，也使之成為電子產品市場上有能力的競爭者。

當然，國民收銀機公司作為市場競爭者也引發很多美國公司試圖追趕日本競爭者。我希望《日本第一》能讓美國人將注意力放到普遍性問題上，儘早提醒美國商界人士總比他們日後被警告來得好。我在書裡面沒有用太多珍貴的資料和事實，但是我相信潛在的議題能幫助很多公司提升警覺度，讓他們意識到需要做出改變以保持競爭力。

我認為很多日本機構和制度不可能也不應該在美國得以推廣。例如，在引導商業行為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的精英官僚制度，不僅會面臨來自商業人士的強烈反對，還有來自普通美國民眾的反感。歷史上，美國人對政府幹預他們生活的行為非常不信任。

當我和美國商人談話時，我提出美國政府和商人應該更密切地合作以改善美國的競爭力。但是，很多商人反駁稱這很困難：「你看，他們的政府是幫助他們的，但我們有反壟斷法，政府試圖讓我們破產。而日本政府卻試圖幫助日本商人增加出口。」

面對這些爭論，我決定在我的下一本書《回應》（日文版的書名是「對日本第一的反思」）中探討如何讓美國政府和企業能更好地協同合作。

在《回應》一書中，我選擇了四個不同的領域—日本政府與美國政府在各自經濟領域扮演完全不同角色，並將此作為案例研究。

第一個案例討論船舶製造業的發展。一九四五年，日本的船舶製造業亂象叢生，等船舶製造企業能為大量員工提供崗位還需要花很多年的時間。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在政府大力協助下的日本輪船製造商成為全球市場主導者。第二個案例追溯了機床與機器工業的發展。這個行業基本上是在政府—企業合作之外發展起來的，但無論如何在危急時刻得到了政府的援助和指導。第三個案例分析了政府在九州的角色，在當地逐步淘汰煤礦開採工業後，政府想辦法阻止經濟落後。在第四個案例中，我討論了政府如何將資訊工業推到前列。

針對美國的情況，我選擇了四個不同的、政府—企業合作非常成功的領域。第一，房地產。二戰結束後，美國政府通過向退伍士兵提供低利率貸款以鼓勵他們購買房子。第二，政府激勵農業出口。我展示了我們如何利用《第480號公法》和農業部農產品外銷局向美國農民和農業公司提供大量的指導，從而幫助推動農產品出口。第三個案例是頗受關注的北卡羅來納州，通過州政府層面的政府—企業合作建立起一個先進技術中心—三角研究園。最後，我寫了美國國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的例子，即便是和平時期，在nasa也有大量的政府—企業合作以發展全新前沿技術。

這本書的基本觀點是美國人也可以找到創造政府—企業合作的方法，我們也能在面對大量日本競爭的領域內取得進一步合作。

事實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為了避免落後於日本，美國有很多提高政府—企業合作的新努力。多年來，政府以各種方式著眼促進私人企業提高競爭力，同時避免陷入強硬幹預的模式。

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當我在位於華盛頓的國家情報委員會工作時，有機會看到克林頓政府是如何鼓勵政府—企業更好合作的一手資料。商務部長羅恩·布朗（ronbrown）但凡有國際旅行，都會帶上一群商人。很清楚，一個目的是將美國公司引薦給能幫助他們在其他國家找到生意夥伴的人。

另一個明確目的是，要讓企業和關注貿易商業的其他各行業達成更好的合作。他相信通過將政府官員和商人安排在同一個出訪代表團中，能促進企業和政府官員推動貿易的合作。

我在《日本第一》中提出，像通產省這樣的政府部門，既能協調政策，也能向各經濟部門提供指導，為日本成功推動工業增長做出貢獻。比如，通產省積極主動指導工業增長，我在書中是這樣寫的：「他們把工廠和裝置的指標設定在高水平上，為達到這個水平，讓缺乏資金的公司合併起來，諸如此類，努力加速現代化程式。另外，通產省還大膽設想改組產業結構方向，將資本集中到將來能使日本發揮國際競爭力的領域。」

在一九八五年《回應》一書中，我建議美國政府組建一個協調經濟和商業策略的機構。我推薦的是國家競爭力委員會。我寫道：「現有的白宮成員重組一個新的子部門，與國家安全委員會並行。這個小型委員會可以審查主要的國內政策，從而來影響國際競爭力：一、對於受到國際競爭不利影響而陷入危機的重要經濟領域作出提前預警；二、針對競爭力的重要行動所帶來的影響作出分析；三、為全面實現健康有競爭力的經濟目標制定指導方針。」

我還認為委員會成員應該在處理商業、勞工、國會、預算、傳媒和研究團體的關係上有廣泛的經驗和見解，而且他們可以直接向總統彙報。

在寫這個建議時，我利用了自己研究日本機構時的經驗和想法，試圖說明在美國應設立具有相似功能的機構。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克林頓總統簽署了組建國家經濟委員會的行政命令。這個委員會成員包括內閣成員、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美國貿易代表處代表和國家安全顧問。

委員會的主要功能是：協調經濟政策制定過程與國內國際經濟問題；向總統提出經濟政策建議；確保經濟政策制定和計劃與總統的國家目標一致，確保這些目標能有效實現；以及監督總統履行經濟計劃。

今天，美國面臨的經濟問題與國家安全委員會關注的安全問題有著相同的協調機制。這是美國政府向日本模式學習的一個重要領域。我不能說這是《日本第一》和《回應》的出版埋下的種子，但我能感受到這兩本書中所提到的問題大大提高了美國人的關注度，兩本書可能讓他們加強關注，並讓他們看到這樣一個組織的效率。但我必須承認國家經濟委員會並沒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樣執行良好；相對於理性思考全國工業戰略，它更多受到政治和宏觀經濟學的影響。

今天，《日本第一》出版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無疑，我在書中所描述的那個日本也已經經歷了巨大變化，並面臨著部分因成功而帶來的令人煩惱的挑戰。

但是，日本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〇年間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碰到的問題。此前沒有一個國家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高速的經濟增長率，沒有一個人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享受到如此巨大的生活質量改善，在戰後歷史上也沒有其他國家能對西方政府和商業領袖施加如此巨大的影響，迫使他們重新檢視自己的經濟制度。

我相信日本的競爭力會為美國經濟復甦鋪平道路。美國從日本學習或重新學習經驗教訓。日本市場的成功使得美國商界做出回應，儘管這有可能是《日本第一》的影響，這些書隨後也刺激了政府和商業領袖更加快速地回應，並對相關問題有更好的理解。

1950年，美國著名統計學家愛德華茲·戴明受邀赴日本講學，講授質量管理的新理念。他相當多的思想理念被日本企業所採納乃至推崇。日本科學家和質量工程師協會甚至將年度獎命名為「戴明獎」。

即1954年美國國會通過的《農產品貿易發展暨補助法案》。

三角研究園是美國最大的高科技研發園區之一，因位於北卡羅來納州羅利、達勒姆與查柏爾希爾三座城市之間，故得此名。園區內企業機構超過150家，研發設施超過130家，僱員近4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