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邀請我去每年夏天在輕井澤召開的夏季研討會上演講。在那裡，我可以有兩天的時間與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間曾難以會面的商業領袖交往。我們度過了精彩的時光，在避暑勝地召開研討會為我創造了一個非常美好、毫不拘束的方式，從而更深入地瞭解商界高層領袖。

《日本第一》也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產生了影響。比如，在新加坡和中國臺灣，這本書成為政府高層的必讀書。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曾來過哈佛大學，住在艾略特樓。他意識到，當英國皇家海軍離開東南亞時，這個區域的最大保護者將是美國。儘管曾在英國接受高等教育，但李光耀仍不覺得自己對美國的政治、文化和思想有充分的瞭解，因此想前往美國待幾個月，成為一個更有智慧力的人，於是決定去哈佛大學從而更好地瞭解美國人。所以我在《日本第一》出版前就已經認識他了。

《日本第一》出版後，我相信書中的很多想法和觀念與李光耀試圖在新加坡所實踐的不謀而合。他邀請我去新加坡，但我不是非常確定到新加坡後他對我有什麼期待。直到某一天晚上，那對我而言是一個真正的高潮。

在李光耀的邀請下，我來到他的住處並被帶進一個房間，房間內有七八個人圍坐在一張桌子邊。李光耀的兒子、當時的副總理李顯龍以及時任總理吳作棟等都在座。當下，我即發現這是一個關於日本的圓桌討論會。剛從日本回來的李光耀主持會議，就像一個老教師在教導未來的新加坡領導人。他對日本的相關情況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然後轉向我問道：「傅高義教授，你怎麼看？」我則對他的想法和說明加以補充。所以，在那裡我們和高階官員—未來的新加坡領導人一起學習日本的經驗教訓。

李光耀對日本製度的兩個方面特別感興趣。一個是警察「交番」制度，李光耀曾派遣官員去日本學習警察治安崗亭制度如何執行，他還從日本邀請警方官員協助新加坡建立一個相似的制度。

另一個就是勞工關係。李光耀想要建立一個像日本那樣有著良好勞資關係、鮮少罷工的勞工結構。他還非常擔憂新加坡企業的僱員頻繁跳槽，導致企業難以看到長期培訓計劃帶來的價值。他想要找到一個方法能讓企業長時間留住員工，從而充分利用高水平培訓帶來的好處。

新加坡的鄰居—馬來西亞的總理馬哈蒂爾·穆罕默德是另一個認為自己國家能從日本學到東西的國家領導人。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馬哈蒂爾非常密切地關注著李光耀，但出於國家尊嚴，不想在公開場合強調這件事。事實上，我相信當李光耀在新加坡有所行動時，馬哈蒂爾會加以改造後在馬來西亞做相似的事情。

我第一次見到馬哈蒂爾時，他在哈佛國際發展諮詢集團研究所工作。他被邀請到哈佛大學做一到兩天的發展專案的報告。一次晚宴上，他被安排坐在我旁邊。那一整晚我們都在談論日本以及對馬來西亞有所幫助的專案。

馬哈蒂爾關注的議題和李光耀截然不同。他需要日本企業的投資，想要了解如何與日本人共事以及如何招商引資。他與日本商人在馬來西亞的汽車和鋼鐵交易上有過兩三次不愉快的經歷，因此對日本企業仍有些警惕。

《日本第一》出版兩三年後，馬哈蒂爾出版了自己的書《向東方看》（ilookingeast/i）。我覺得他在寫這本書時從我的書中參考了很多，書中涉及日本已經達成的目標以及他想要將某些日本製度引進到馬來西亞。他希望這本書增加日本企業投資馬來西亞的興趣，也想把日本職業道德這一要素引入馬來西亞的勞動力市場。

中國政府一九七九年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正是《日本第一》出版之時。我想起了一段軼事，和對這本書感興趣的中國人有關。一九九九年，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到美國處理貿易問題以及加入wto的相關問題時，我邀請他與一群哈佛大學教授會面。他結束了在麻省理工的演講後，和我們進行了一個半小時的會談，他講了一個我以前聽過的故事，大致如下：

大約在十或十五年前，時任上海市長的朱鎔基率領一個代表團訪美。他在哈佛大學做了一個關於上海和中國發展狀況的簡短報告。在報告問答環節，聽眾中有人問他中國是否能從日本學到一些經驗，朱鎔基通過他的譯員回答稱：「這個問題你應該去問傅高義教授。」

現場每個人都大笑起來。朱鎔基轉頭問他的翻譯：「我講錯什麼了嗎？」翻譯回答：「剛才問您問題的人就是傅高義教授。」作為經濟規劃師，朱鎔基總理密切關注國外研究動向，可見他早就知道這本書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正處於向其他國家學習的階段。很多人閱讀這本書的中文版作為他們努力學習日本的一部分，儘管他們並不那麼認同日本看起來已經成為第一的觀點。由於中國領導人正在思考結構調整的規則，很多參與制定經濟政策的人員試圖指出中國如何基於國家利益，發展出一個有中國特色的體制。

中國對日本有著很大的興趣。當然，有很多人認為他們可以學習日本模式從而使自己的工廠取得更大效益，從八十年代開始便花了相當大的力氣來學習日本工廠制度。

現在中國已經在嘗試發展所謂的「集團」，有點像日本大型國有企業中的「財團」。其目的在於發展至能參與全球競爭所需要的經濟規模。

韓國的情況是，書出版後，我被邀請去韓國做過一些小型的非正式講座。有意思的是，沒有任何一個講座被廣泛宣傳。

沒有一個韓國人會公開讚美日本。他們從來沒有公開出版這本書。不過，有一個韓國朋友給了我一本譯成韓文的《日本第一》。這個譯本在韓國政府內部傳閱，卻並未正式出版。我也聽說韓國外交部做了一份在國家領導層內部傳閱的五十頁上下的摘要。

換句話說，韓國熱切地想知道日本做了什麼，但是他們不希望通過公開而尷尬的方式出版一本名為《日本第一》的書，或者冒險讓我在大量讀者面前公開讚美日本。結果就是，我被邀請去給小型研究所或政府人士做演講。

而我在中國臺灣地區的公開研究活動就更少了，而且我在臺灣書店發現了五個不同版本的書，因為他們當時沒有得到出版許可協議，盜版現象很普遍。任何一個想出版自己版本的出版社，都會自行印行。然而，有些翻譯並不好。同樣，我知道在中國大陸有三個不同的出版機構印行了各自的譯本。

有人問這本書在不同國家的影響，這取決於在哪個國家以及他們通過何種方式發現各自的需求。在美國，比如美國企業在日本的壓力下做了一些事情。在新加坡，有一位卓越的領導者試圖找到讓自己國家變得更好的方式，他從日本的經歷中找到了兩三個他認為有必要學習的想法。

我想說，我的書是由不同國家發起、一個更大型的學習日本的運動中的一部分，這個運動由憂國憂民的政府、商業領袖以及那些為了使體制進步而通盤考慮制度問題以期達成各自獨特目標的領導們所主導的。

拉爾夫·納德被稱為美國當代消費者維權運動之父。1965年，他經過長時間調研後，寫出了《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國汽車設計埋下的危險》，揭露當時美國車企罔顧消費者安全的經營策略。這本書及其引發的社會呼聲，直接促使美國出臺《國家交通及機動車安全法》。

1979年7月，索尼公司推出了全世界第一款個人隨身音樂播放器「walkmantps—l2」，改變了全世界消費電子行業的格局。至1998年，walkman在全球的銷量達到了2.5億臺。

威廉·大內是夏威夷出生的日裔美籍管理學家，先後在斯坦福大學商學院、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管理學院任教。曾出版《z理論：美國商業如何面對日本的挑戰》《m型社會：美國團隊如何奪回競爭優勢》。

賈雷德·泰勒是美國著名右翼雜誌《美利堅復興》的資深編輯，也被歐美輿論界普遍認為是一位有種族主義傾向的作家。16歲前一直居住在日本，返美后轉而推崇「白人至上主義」。1983年時曾出版著作《旭日的陰影：對日本奇蹟的批判》。

埃德溫·賴世和，又譯賴肖爾，美國知名歷史學家、外交學以及東亞問題專家，在哈佛大學任教期間是費正清的同事。1962年至1966年間出任美國駐日本大使，曾建議美國改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1969年東京放送電視臺與大不列顛百科社在日本合資組建的出版社。

1992年正式改名為「株式會社東販」，講談社、小學館、文藝春秋、新潮社、集英社等日本主流出版社皆為其股東。

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成立於1946年，是日本國內規模最大、影響力最大的企業協會組織。

日本最知名的避暑度假勝地之一，位於長野縣。

日語「交番」即派出所，為日本警察體系中最基層的機構，雖然沒有專門的拘留室、偵訊室，但可以及時處理各類治安問題。日本最早的「交番」出現於18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