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一九六九年，在日本研究領域，我的注意力基本集中在家庭研究。那幾年中，鮑勃·貝拉（bobbellah）教授離開哈佛大學後，我便接手了他的日本社會研究課程。「日本社會」是一個涉獵寬泛的論題，我想要呈現一個寬闊而系統的思考社會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從我的教授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那裡學到的。他經常鼓勵我們去思考整個制度體系的所有重要層面。

政治和經濟都是體系的一部分，家庭和價值觀也是體系的一部分。在讀過關於日本社會的基本著作後，我想要依靠採訪和田野調查來完成自己的著作。

自從我準備開日本社會的課程後，我決定在一九六九年夏天去日本實地瞭解政治和經濟現狀。這也讓我和一位日本老朋友野田一夫（kazuonoda）再次聯絡上。我和他第一次碰面是一九五九年，在我們共同的朋友富永健一（tominagakenichi）的婚禮上，當時就一拍即合。他對日本的商業、政治和官僚系統非常瞭解，富有批判性思維和寬闊視野。他後來成為玉川大學（tamagawauniversity）和宮城縣立大學的校長。野田畢業於東京大學，取得社會學學士學位，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一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當過吉姆·阿貝格倫（jimabegglen）教授的助理研究員，阿貝格倫教授在野田的幫助下對日本企業管理做了開創性研究。野田是一個非常自信、開放的人，完全不像典型的日本人那樣拘謹嚴肅。

野田成為我接觸日本商業領袖最佳且唯一的渠道。一九六九年，他做了一系列的電視節目，由此採訪了很多知名日本企業總裁，在商界和官僚機構有非常多的熟人和關係網路。野田也是索尼總裁盛田昭夫、豐田汽車集團總裁豐田章男、ibm日本公司總裁椎名武雄等商界高層的高爾夫球友。

經他介紹，我得以見到商界人士和高階官僚。我自己的方式是，用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對商人或官員進行採訪，集中瞭解我想要知道的內容。野田教我的方法則是，和這些人一起出去吃飯喝酒，結成自然的人際關係後就可以談論任何事情。他認為這樣我才可以學到更多，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這些人會更加坦誠。如果我能從社交場合得到十五分鐘有用、有價值的材料，那就很幸運了；這十五分鐘對我而言就是一筆寶貴財富。

通過和哈佛大學日本同事的友誼，我也建立了與日本高階官員間的人脈網路。

我能以自己的方式寫出《日本第一》的原因之一，和我在這個課題上所學到的知識一樣，是通過我能建立起來的個人友誼而獲得的。

哈佛大學可能是最受亞洲人歡迎的美國教育機構。很多日本官僚機構中的人員會來哈佛學習進修。他們在哈佛時，我通常會去結識他們，並在某種程度上給他們提供幫助。所以，後來我在日本碰到他們時，我們的關係就會很親近。

特別棒的是，我認識了很多日本外務省的精英官員。外務省的一個計劃是，每年都會將一位四十歲左右、最有前途的人送到哈佛學習。這些人在哈佛求學期間，我和其中很多位都見過面併成為了朋友，比如曾擔任駐美大使的大河原良雄，曾任駐英大使的北村洋司，曾擔任多個國家大使、現任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總裁的藤井弘昭，後來擔任駐俄大使的渡邊幸治以及現任駐華大使谷野作太郎。我還和現在的主要政治領導人加藤紘一（katokoichi）、小和田恆在哈佛時結識。當藤井弘昭擔任外務省在首相官邸代表時，他引薦我和前首相大平正芳談過幾次話。在三木武夫任首相時，村上和夫擔任外務省代表。村上是另一個我此前在哈佛認識的日本人，他為我安排了對首相三木武夫的採訪。類似的經歷是，我還見過前首相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宮澤喜一等人士。

野田和我合作得非常好。他有社會學思維，因此能幫我認清制度體系的社會學背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野田和我應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的委託，為該委員會組織一次關於日本組織的會議。我們決定邀請商界高層人士和政府官員與學者一道出席會議。我們請他們提交一篇基於自己經驗寫成的會議論文，討論自己所在的組織及組織成員。其中一位參會高階官員是日本通產省前次長大滋彌嘉久，他談論了通產省的複雜架構和決策程式。

我們將論文收集起來後出版成書，由我擔任主編，論文集名為《日本的組織和決策》（ijapaneseorganizationsanddecisionmaking/i，一九七五）。我們的目的是擴大英語研究圈內對日本商界和政府機構的理解。

一九七六年，也就是在日本待了一年後，我開始著手考慮寫《日本第一》，我覺得自己已經收集了足夠的資訊和資料來為日本的成功提供背景和分析；相信自己能夠為這段特殊時期的日本作出精確和詳細的詮釋。甚至時至今日，我仍認為這本書的前提和論證是基於一個堅實的基礎，如果回頭再看這本書，儘管日本經歷了更困難的時期，但這些描述和分析仍然有效。

我寫《日本第一》的時候，就知道一定會在美國引發論戰。那時在美國國內出現了對日本在國際市場中取得成功越來越不滿的情緒。正如我在書中寫的那樣：「五十年代早期，日本製造的收音機、錄音機、立體音響等產品質量還不如美國，一轉眼如今卻席捲了整個市場。」「一九七七年日本出口汽車達四百五十萬輛，而同年美國的汽車出口量僅為其幾分之一。」「美國對日貿易逆差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已達一百億美元，儘管美國施加政治壓力，實行美元貶值，但逆差仍不見好轉。」

我知道自己的書和我本人也會遭受情緒化的攻擊。「傅高義戴著玫瑰色的眼鏡打量日本。」「傅高義在日本的時間太長了。他失去了自己的客觀性。」有時甚至會出現更惡毒的話語。

這也是我花了很長時間考慮如何來回應這本書的原因之一，我希望能引起深思熟慮的美國人的注意。我原本認為「日本是第一」，但後來決定更換這個標題，這個標題太過觀點明確。我擔心人們可能誤會，認為我是在說日本已經成為最大的經濟體，或者日本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最後，我決定用《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作為完整的標題。我知道即便如此，也會冒犯到某些美國評論人士。但是我覺得這更加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這本書的基本論點：鑑於自身侷限性和體量，日本解決了自身問題，成功應對挑戰，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東西。

但無論如何，有些美國人誤會了。他們對我讚揚日本進行批判，並要我對日本人變得傲慢自大而負責。

顯然，這些人只是讀了標題，沒有注意到我在文中指出了日本的侷限性，並認為將日本模式進行「批發」「同化」是不恰當的。他們也同樣沒有意識到在這本書的日語版中，我寫了一個非常強硬的序言，警告日本人要小心自大驕傲的危險。

我認為自己是真正意義上的愛國者，一個世界主義的愛國者。在日本和美國，當人們簡單地滿足於阿諛奉承時，我常常批評這種心胸狹隘和自以為是。我在寫書時，內心關切的是美國利益，我希望美國能做得更好，對來自日本的挑戰能作出建設性的回應。

《日本第一》並不是我唯一的暢銷書，但可能是最能反映「我」作為一個人的狀況的著作。我看到自己人生中最基本的角色是幫助美國人樹立起對亞洲文化的一種既抱有同理心又有現實主義的理解。我試著和外國人建立良好關係，並通過這種關係去理解他們和他們的社會。然後我回到家就會說：「這裡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經驗，幫助我們提高自身、改善社會。」

無論如何，執著地向人們說教要對外國人更有同理心、要改善我們的社會，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過去相信、現在也依然強烈地相信美國人能從日本人身上學到很多經驗教訓。我想，美國人可能難以接受要向一個曾在戰場上被自己打敗並在一九四五年後幫助重建的國家學習。但我覺得，美國人如能像日本強烈渴望學習西方那樣向東方取經，一定會獲益匪淺。

此處為作者筆誤，實際應出自第二章《日本的奇蹟》。

此處疑為作者筆誤，查詢相關資料，應為「羅伯特·貝拉（robertn.bellah）」。

塔爾科特·帕森斯生前為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也被視為美國現代社會學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