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產生寫《日本第一》的想法是在一九七五年。從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五年這十五年期間，我幾乎每年至少去一次日本，最長會待兩個月。一九七五年，我獲得一次學術休假，因此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蘇珊娜和我在日本度過了一學年。當時戴維已經上大學了，我們帶上了兩個年幼的孩子，斯蒂文和伊娃。我們有充足的時間再次拜訪朋友，重遊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間住在日本時去過的舊地。
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那會兒，我們有時間仔細觀察事物，在過去十五年間事情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就像我之前說過的，一九六〇年離開日本的時候，路上車子很少，可選擇的食物和服務也非常有限。當新鮮的外來食物第一次出現在市場上時，通常很昂貴。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人們熱衷於通過儲蓄來改善自己的物質條件，努力工作，提前規劃。我還記得當日本首次引進拖拉機時，一個電視節目中有個農民被問到是否打算購買一輛新拖拉機，這位農民回答稱：「拖拉機太貴了，而且現在還在試驗中。」他預測大概兩年內，等一些問題被解決後，價格應該會下降。他決定等到價格降下來、質量也有所提升時再買，並準備從現在開始攢錢。
我覺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日本遠遠落後於美國。我在《日本第一》的序言中寫道：「我仍未懷疑美國社會和制度總體上的優越性。美國幾乎在所有領域都比日本先進。無論是研究水平，還是創造發明，日本都望塵莫及。至於天然資源和人口，美國更是豐富得多了。」
一九五八年，我買了一臺黑白電視機。據我所知，我們是極少數擁有電視機的家庭之一。一九六〇年我準備回美國時，把電視機便宜賣給了土居健郎。這是他擁有的第一臺電視機，因為一臺全新的電視機那時還非常昂貴。為了學習日語，我們買了索尼最新出的轉盤式磁帶錄音機，回美國之前也將它以極低的價格賣給了六戶人家中的一家。這也成了這戶家庭擁有的第一臺磁帶錄音機。這戶家庭就像土居家一樣，他們不得不存一段時間的錢，才能買得起嶄新的電子產品。
但當我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訪問日本時，日本實力的發展讓我改變了看法。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會前夕，我短暫地回到日本，住在一家小旅館。屋外都是夜以繼日工作的建築工人。他們正在為這座城市預計將接待成千上萬來此觀看奧運會的遊客做準備。我走到澀谷附近一個我們曾居住過的社群，非常驚訝—為了拓寬道路，建築工人們拆掉了長達整整七英里的房子。我在美國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情景。
一開始，我以為這一系列的建設是特殊情況，因為日本要為奧運會做準備。然而，奧運會結束後，日本仍在繼續建造並擴大經濟規模。
我在第二版《日本新中產階級》（一九七一）中記錄了對這十年進步的最初印象。一九七一年，有兩點變化特別引人注目。
我們在一九五九年時認識的日本家庭非常渴望學習美國。就像之前提到的，我們邀請六家人來我家小聚，他們卻一門心思地想了解美國人的生活，就像我們想了解他們那樣。十年後，他們依舊對此感興趣，但那種迫切感已經消失了，「因為他們已經掌握了西方生活的精髓」。這些家庭已經結束了學徒期：「他們保留日本習俗並不是因為尚未學會西方模式，而是因為他們更愛日本模式。」
一九五九年我第一次見到這六個家庭時，他們非常擔心日本的經濟止步不前，「感到日常生活岌岌可危」。十年後，「銀行存款變多了，物質財富更豐富了。另一個全國性的共識是，日本經濟前景（如果有的話）一片光明，對物質福利的焦慮感幾乎消失殆盡」。
一九七五年，我用整整一年時間來檢視日本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的變化，我被這些變化震驚了，其速度比美國快得多。我開始思考其中的含義。如果說日本已經經歷了戲劇性的高速成長，那未來還能持續這樣的發展速度嗎？這就是我寫這本書的目的。
在《日本第一》裡，我提出日本能夠成功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日本人向西方學習的能力和意願。
我在書中給出的事實是，日本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更成功地解決了後工業化社會的基本問題，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都從日本學到了經驗。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也有其他作者寫了日本經濟奇蹟的著作。一九六二年，《經濟學人》記者諾曼·麥克萊恩（normanmcclane）用金融資料展現日本未來的發展，他的調研結果和課題專案最終在《經濟學人》雜誌上發表。這一時期，我仍在做心理衛生研究，也沒有繼續寫作關於日本的商業和經濟發展的著作。麥克萊恩的文章是我在《日本第一》出版後讀到的唯一一篇。
一九七〇年，赫爾曼·卡恩（hermankahn）的書《新興的超級大國日本：挑戰與回應》出版。卡恩從日本的相關資料中推斷並證明日本的經濟增長有可能追趕甚至超越西方，他還預測日本很快會成為一個軍事超級大國。
不過，我的角度有所不同。我思考的是日本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相比經濟增長率，我更關注其別具一格的社會結構，比如教育系統，從而來回答「是什麼使日本自成一體」這個問題。自從第一次來到日本，我就一直在琢磨所有這些社會結構以及它們的變化。
我剛開始考慮論述日本這十五年的進步時，還只是想寫一篇長論文。起初，打算用一年時間做準備，寫一本關於日本財團的書，因為當時對美國學者而言，這幾乎是個全新的研究領域。有很多人寫了日本政府和政治家，還有一些人寫了日本官僚機構，所以我決定將興趣聚焦在日本的商界。
作為一名社會學者，我通常會在正式寫作前對所有制度進行系統性思考。隨著時間推移，我總結了日本十五年來的進展，並構想了不同章節的標題。對財團研究愈多，我就愈加意識到商界只是這個故事的一部分而已，真正的故事是日本在各方面取得的進步。於是，我停止撰寫關於財團的文章，轉身投入寫日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進步。
我試圖通盤考慮究竟是什麼樣的制度幫助日本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五年間創造了比世界所知的其他地方更快的發展速度。正如我在《日本第一》的序言中寫到的那樣：「一九五二年日本結束了美軍佔領時代，生產恢復到戰前水平，但當時的國民生產總值僅為英國或法國的三分之一。到了七十年代後半期，迅速增加，相當於英法兩國的總和，約為美國生產總值的一半。」我相信美國可以從日本即將發起的真正挑戰中獲取很多經驗。
我開始著手寫《日本第一》時所面臨的最重要問題是，很多研究時必須參考的話題還沒有被寫過。我意識到大學不會一直是我瞭解日本的最佳場所，因為很多教授講的日本課程籠統且充斥理論，卻沒有進行過系統性的實地調查。因此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間，在讀過一些著作後，我決定最重要的還是得依靠自己的實地調查，去採訪和參觀日本的政府機關、工廠和農場。
一九五九年，為了洞察日本主流家庭的樣態，我訪問了大約二十至二十五位準備結婚的日本人，設計的問題諸如：新娘家希望能得到什麼東西，新郎家又希望獲得什麼，以及新郎新娘在有能力結婚前都會碰到哪些問題，等等。我把自己的調研結果發表在學術期刊上。比起以往跟教授對話或採訪，實地調查讓我對真實的日本家庭狀況有了更好的切身感受。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間，我進行了幾次實地考察旅行，經常會遭遇一些意料之外的情況。我曾受阿部德三郎教授邀請，花了兩週時間在山形縣觀察當地的農村家庭。阿部教授是我在一次社會學會議上認識的，他是山形縣三河村一位富有的地主家的兒子，二戰前曾在德國學習社會學。
可能因為我的名字中有「vogel」，他就以為我會講德語，其實我只會一點點德語。不過他仍和我講德語，我則用日語回答他。事實證明，他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向我講授鄉村生活，把我介紹給其他人，以及幫助分發調查問卷，讓答卷人放心回答。因為有他的幫助，我瞭解了很多鄉村生活的情況。很多年來他一直用德語給我寫信。
另一位日本社會學界的友人佐佐木徹郎（tetsurosasaki）帶我去了仙台附近的漁村，這是他實地調查中的一處。他帶我去拜訪了村裡的其他家庭，還去了其他村子。由於他的協助，我得以一窺漁民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
這是我著手瞭解農民和漁民日常生活的途徑。這兩位朋友都受過社會學訓練。更重要的是，他們都從事一線實地調查工作，對不同社群中的日本家庭日常生活有實際瞭解。我也花了幾天時間跟著另兩位教授逐個走訪村莊，一位是福武直（tadashifukutake），日本農村社會研究的著名專家，另一位是川島武宜（takeyoshikawashima），著名的民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