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我還是哈佛博士生時，日本對我還毫無吸引力。我將研究重心放在家庭與心理衛生。為了博士論文，我曾採訪一些家庭中的丈夫，作為研究專案的一部分，我的研究專案是比較擁有正常兒童的家庭和失常兒童的家庭，樣本來自波士頓地區的義大利裔、愛爾蘭裔和傳統美國人社群。

在我的論文導師弗洛倫斯·克拉克洪（florencekluckhohn）把我叫去之前，我從來沒有真的想過去日本。克拉克洪博士和她的丈夫克萊德·克拉克洪（clydekluckhohn）是當時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傑出的學者。她與約翰·施皮格爾（johnspiegel）在價值取向和潛在作用上對我進行了田野調查訓練。當她把我叫過去時，她說：「你應該意識到自己視野太褊狹了，你從來沒去過海外任何地方。如果你想要客觀地看待美國社會，就真的應該去國外感受不同的文化。在你取得博士學位後，你應該去另一個較美國有巨大文化差異的國家。」

另一位教授，威廉·考迪爾（williamcaudill）博士，知名的人類學家，他已經在美國和日本做了大量有關心理衛生領域的工作。他花了一年時間在日本學習，與心理衛生領域的學者一起工作。他還娶了一位日本太太，叫永井美惠。當我開始做他的研究助理時，他正好從日本學習回來不久。

考迪爾和我聊了日本以及他在那邊的工作，並鼓勵我去日本做博士後研究。他還承諾，如果我去日本，他會帶我瞭解那邊的情況。顯然，日本是一個與美國文化非常不同的國家。

我和我的前妻蘇珊娜討論了克拉克洪博士的建議，蘇珊娜是一名精神疾病領域的社會工作者，她與我一樣對心理衛生有著濃厚興趣。當時，我們的第一個兒子戴維還很小，因此要搬去一個文化完全不同的國家，任何一個舉動都需要深思熟慮。蘇珊娜答應和我一起去日本並學習日語。而當我去採訪丈夫們時，她可以同時採訪妻子們。如果我們能得到基金會的支援，就可以共同研究日本家庭。

我給研究與精神病學基金會寫了一份研究經費申請書。正如我在《日本第一》的序言中所說的那樣：我打算以一名社會科學家的身份探尋跨文化的家庭與心理衛生的普遍性問題。研究與精神病學基金會問我他們為什麼要資助一位社會學家從事人類學領域的工作。好在最終他們還是認可我的申請並同意資助我兩年。第一年是語言學習，第二年是家庭採訪。

考迪爾幫我們在日本心理衛生研究所作了安排，解決了日常的辦公場所，還給了我們正常工作人員的優待。據我所知，我和蘇珊娜是第一次作為非日本人在這個研究所獲得如此待遇。

決定去日本後，我便參加了一個速成班，以熟悉日本與日本人。我開始坐在瞭解日本的課堂裡，還請了一位日本學生有馬龍夫（他後來成為一名大使）做我的日語家庭教師，同時閱讀與日本相關的新書和期刊，比如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

在我赴日本的一個多禮拜前，羅納德·多爾（ronalddore）來了波士頓。他曾因寫作《日本的城市生活》在日本待過幾年。我和他碰面時，他剛完成書稿。我們熟絡後，他非常友善地讓我提前閱讀了這本當時尚未出版的書。當我讀的時候，一直在想：「太精彩了，我學到了太多關於日本都市生活的東西。」我清楚地記得那一刻令人難忘的震驚感：「天哪！在日本家庭領域，還剩些什麼研究可做啊？」結果是，我瞭解到還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也與這位極受尊重的羅納德·多爾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

一九五八年，蘇珊娜和我帶著年幼的兒子抵達東京羽田機場。從到達第一天開始，我便對這座今後兩年會在此安家的城市開始了觀察。

一九五八年日本的生活，與日後的逐漸變化相比，更簡單，節奏也更慢。表面上，就我當時所看到的景象，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日本將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崛起，成為世界上最成功、最具活力的經濟體。當時東京的大小馬路仍是泥土路。馬路上汽車很少，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進口車。街道上除了公交和計程車，顯得非常空蕩。當時，計程車費用根據車子大小分成六十日元、七十日元和八十日元三種，地鐵還只有銀座線。當然了，山手線已開通執行。蘇珊娜和我對日本鐵路系統印象非常深刻，因為火車非常準時，班次也多。

由於擔心地震，那時最高的建築只有八層樓高。建築公司也還沒有信心造更高的建築。不過，很顯然，讓我們驚訝的是，在東京沒有看到任何被炸燬的建築和瓦礫。前往日本途中，我們在英國還看到了二戰時遺留下來的斷壁殘垣。而抵達東京後，城市已清理乾淨，也許會在一些地方看到空地和閱兵場，但見不到戰爭留下的瓦礫。

在日本的第一年，我們住在澀谷的一幢房子內，這是考迪爾拜託一位心理衛生研究領域的朋友—土居健郎博士幫忙找的，房子離他自己家很近。土居健郎是著名的精神病學家，寫過一篇名為《嬌寵：讀懂日本人格構造的一把鑰匙》（iamae:akeyforunderstandingjapanesepersonalitystructure/i）的論文。關於「嬌寵」（甘え）的概念，他解釋說：「這是將對方的愛或善意視為理所當然，並期待對方能照顧自己的想法或情緒。」我們也非常幸運能與土居健郎博士和他的太太成為鄰居。他們成了我們最好的導師，向我們解釋日本人一些難以為外人理解的態度和行為。

我們每個月需要付二萬五千日元的房租，按照當時日元匯率（三百六十日元兌一美元）換算下來，大概月租不到七十美元。然而，我們的日本朋友認為，這個房租略微有點高：「可能因為你們是外國人，所以要價比較貴。」

我們住的地方與我們研究的日本家庭所居住的房子很像，正如我在《日本新中產階級》一書中所描寫的那樣：「所有的房屋都是未加粉刷的原木平房，環繞著精心設計的小花園，築以高高的圍牆與外界相隔離。通常房子總有一面或兩面是向陽的，安裝上玻璃移門，白天可以開啟，讓陽光和空氣穿透室內。到了晚上，把玻璃門外的移動木門關上，用以阻擋雨水、寒氣、昆蟲和盜賊。總的來說，建築簡潔樸實，薄牆、尖頂、小窗戶，沒有地下室。每戶人家一般會有三到四個房間，房間之間用移動紙門隔開。」

我們的廚房非常小，地板又髒又舊，有一個用來煮食物的燃氣灶。這與我們以前在美國時的廚房形成鮮明對比，那兒有充足的儲藏空間、寬敞的食物料理臺。我們有電冰箱，但很多日本人當時仍在使用冰櫃。

我們在日本的房子沒有中央供暖系統，只能靠煤油加熱器和被爐取暖。取暖用的燃料非常貴。到了冬天，屋裡很多地方讓人覺得冰冷。我仍然記得那時因為家裡有一歲半的孩子大哭、四處亂跑而非常吵鬧，有時會去離家不遠的圖書館。即使圖書館內間或擺放著木炭火盆或炭鍋，每個坐在圖書館裡的人還是都穿著外套，室內也就十度上下。

我還記得被邀請去日本朋友家中，因為怕冷，我們穿著冬天的保暖內衣，但是當我們到達後，經常很榮幸地被安排在靠近取暖源的位子。被當作貴客的我們，因為穿著保暖內衣而滿頭大汗，反而希望能坐在屋內寒冷一些的地方。

說到取暖，我突然想起一件有趣的事。某個冬夜，我們臨時決定去土居健郎博士家拜訪。走到他家門口時，發現他穿著外套來為我們開門。他告訴我們他正好要出去一趟。我當時覺得他的舉動非常奇怪，但我什麼都沒說。後來我才意識到發生了什麼。土居博士想要省取暖費，因此晚上關掉取暖器穿著外套，他不好意思告訴我，所以當我看到他穿著外套時，只好假裝是剛穿上準備出門。

我和蘇珊娜都要學習日語，因此需要有人幫我們照顧兒子。考迪爾博士的太太先幫我們找了一位年輕女傭，我們叫她「幫傭」。後來，出於政治正確的原因而改稱「家政婦小姐」，不能再以「幫傭」稱呼她。不過，自從勞動力價格飛漲後，只有少數人能負擔得起用人。

考迪爾博士的太太幫忙找的女傭來自中產階級家庭。她想通過為我們工作而學習英語，以便將來可以去美國學習。但是，當她發現這個工作需要為一歲半大的小孩換尿布時，覺得這個工作與她想象的非常不一樣。兩週後，她就辭職了。

隨後，我們又設法找了一位來自鄉下的年輕婦女，光子小姐。她非常高興能找到這份工作，並願意承擔照顧我們兒子的責任。她住在家裡的小房間，我們每個月支付她一萬日元（三十五美元），包食宿。對此，我們的日本朋友再次感嘆：「你們付得太多了！我們比你們付得少多了。」然而，光子小姐非常投入地照顧我們的孩子，還幫助我們學習如何適應在日本生活。

我們當時的生活還是非常舒適的。研究與精神病學基金會每個月提供給我們五百美元補助金，按照當時一美元兌三百六十日元的匯率換算，是非常大的一筆錢。每個月扣除房租和其他開支後，我們還能剩下很多錢。事實上，我剛成為博士後時的開銷，比我二十五年後作為一名正教授來日本，花得還更多。

非常幸運的是，在日本的兩年中，我們沒有碰到重大困難。在我們赴日之前，還收到過關於如何在日本生活的小冊子。凡是參與富布賴特專案的學者前往日本時都會收到。事實證明，這本冊子中的一些建議有點誇張了。比如，它告誡我們不要購買一般的蔬菜，因為日本人用糞便施肥，蔬菜會被汙染。因此，建議我們要去大型百貨公司地下商店購買，那裡賣的蔬菜使用的是化學肥料，吃了以後不會生病。

儘管我們被提醒要注意平時的飲食問題，但我們仍舊從附近商店購買水果蔬菜。商店很方便，食物也都美味營養。我們發現，通常日本的衛生狀況要遠好於其他亞洲國家。比如，在日本可以直接飲用自來水，但在其他亞洲國家就不行。

我們最初碰到問題的主要原因還是對日語理解不夠。我記得我們經常去附近的肉店買肉。不管什麼時候過去，肉店老闆總是把肉切成薄片，他認為我們買回去是用來做壽喜鍋。儘管我已經學會了日語「厚」的說法，但當我說「切得厚一些」時，老闆也只是把肉片稍微切得厚了一點點。過了好幾個星期，他才把肉切成牛排的厚度。

那時，日本的計量單位複雜得不可思議。重量單位，從過去的「匁（もんめ）」變成「磅」和「千克」。每換一個地方，當地使用的計量單位都不一樣。儘管我們已經開始學日語了，仍然經常很難判斷要購買食材的體積或重量。

我們陷入與語言的鬥爭之中。當鄰居來做客，我們請他們喝茶時，他們會說「結構（けっこう）」。我們知道「結構」的意思就是「好的」，但仍不能分清這句話的意思究竟是「好的，那我喝一點吧」，還是後來才學到的「沒事，我不喝茶」。這種曖昧不清的語言經常讓我們深感困惑。例如，如果我們邀請別人來家裡，他們經常會用含糊的語言表示「好的，沒問題」。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終於分清他們指的是「不，謝謝」「讓我考慮一下」或「我們會來的」，其中的哪個意思。送禮也經常是個難題。人們來我家時總會帶禮物，這是習俗。我們試圖瞭解送禮人的目的。他們是想表示友好呢，還是希望我們能幫他們做些什麼？所以，不管什麼時候有人送禮物，都會讓我們感到一絲煩惱。我們曾試圖退還禮物，但有時事情似乎有點失控，我們發現和送禮人的關係變得有些緊張而不自然。有時，送禮反而成為建立開誠佈公的友情的障礙。在日本兩年的最後一段時間，我發現當我們不再互換禮物，或者只是偶爾贈送禮物時，我和朋友的關係變得更放鬆自然。

當然，由於我們是外國人，經常會成為大家好奇的物件。每到一個地方，我們一歲半大的金髮小孩戴維總會吸引周圍每一個人的注意。大家都想抱他或和他說話。有一次我們去京都，一個大概有二百人的小學生旅行團圍著我們，一直盯著戴維看。我們可能是他們看到的最早的幾個外國人。我承認，在這些大笑著、目光無法從我們身上移開的孩子們看來，我們確實很奇怪，但是我們也感到非常不舒服。其實，在很多我們去過的地方，尤其是鄉下，當地人總是圍著我們，他們希望能看一眼外國人。那個年代，日本人並沒有很多機會看到外國人。但現在的日本人見到外國人就很少大驚小怪了。

第二年，我們搬到了東京郊外的千葉縣（市川市）。我們搬過去是因為日本心理衛生研究所建在當地一個二戰時期的閱兵場原址上。戰爭結束後，政府將軍事場所逐步改為醫院、學校和大學。當時，市川只有十萬常住人口，沒有現代化的公寓。研究所的人安排我們調閱有心理失調兒童的家庭檔案。我不得不找一個人幫我看這些檔案，因為我當時還不能很好地閱讀日文材料，大家可以想象我看完一卷檔案需要花多久的時間。

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並不希望我們親自採訪有心理失調兒童的家庭。不過，他們通過當地學校校長為我們安排了六個有健康孩子的正常家庭，可以每週採訪一次。後來我們才知道，這六個家庭都熱衷於家長教師聯誼會活動，並被告知，如果他們每週接待我們的採訪活動就可以免於承擔一年的家長教師聯誼會各項義務。在之後一年的採訪中，我們卻不得不對原計劃做出修改，原本的想法是由我採訪丈夫們，蘇珊娜採訪妻子們。結果卻往往變成，我們一起採訪妻子們和孩子們的時候，比採訪丈夫們的時候多多了。因為這些丈夫們的工作時間非常長，以至於很難約到採訪時間。

採訪時，儘管我們已經專門學了一年日語，仍然會碰到語言問題。我們在學校學了基礎日語和比較有禮貌的表述方式，但是當妻子們用高階敬語和我們說話時，我們往往聽不懂她們在說什麼。哪怕我們試圖請她們用我們的程度能理解的日語，她們有時還是會以一種優雅的方式一再使用敬語。她們大都非常體貼，很快地調整了語速，將詞彙量調整到我們能理解的範圍內。

住在市川時，我們打算像我們的日本鄰居那樣生活。即使很困難，我們也嘗試成為社群的一分子，卻始終被作為外來者對待。有一次我們邀請六個家庭來家裡聚會，想向他們展示，我們能以日本人的方式做任何事情，但後來發現讓他們失望了。母親們告訴孩子要去一個美國人家裡做客，想要見到更多的美式生活方式。他們想親身見證外國人生活是什麼樣的。我們在學他們，他們卻想從我們這兒學西方的生活模式。我們開始瞭解他們，就像瞭解自己一樣，從他們身上開始逐漸瞭解日本人。儘管我沒有一個長期的學習計劃，但當我開始學習日本政治、商業和國際關係時，我很高興自己能最先從日本家庭入手。我們的目標是能被日本朋友當作自己人一樣對待。我和蘇珊娜是日本心理衛生研究所裡第一對非日本研究員，也是當地鄰里間唯一的外國人家庭，有時候我們幾個星期都看不到其他外國人。事實上，後來我從一位日本朋友那兒得知，我們在研究所的存在威脅到了我們的一位擔保人。他被認為是該領域的美國問題專家，所內預設的美國心理衛生和精神病學領域的權威。我們的突然出現讓他很不舒服，每次我們被邀請談論美國的研究情況時，他幾乎都會出現。不幸的是，他是那種不能公開談論這個問題的人。有一次，他邀請我寫一篇文章，我很高興，於是寫了一篇交給他。不久後，他把文章退了回來，解釋說大家不能接受，有人對這篇文章持保留意見，反對發表。在研究時間快結束時，他讓我寫一封致謝信給厚生勞動省，於是我通過他提交了這封信，但是他告訴我信件格式不太對，讓我重寫一次；但當我重寫提交後，他又退了回來，理由還是致謝信格式不正確。

最後，我們終於找到了讓厚生勞動省滿意的格式。然而文章從未被髮表，我也始終不知道為什麼。幸運的是，文章發表與否對我的職業生涯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我從來沒有和此人當面發生過爭執，但我們與他的關係還是變得非常尷尬。當接到去他家做客的邀請時，我們就感到不自在。我們不知道是否應該帶禮物，也不曉得他會不會拿美食招待我們。我認為正是我們的突然出現才讓他感到不舒服，但我不認為那是一種反美表現。我覺得他只是單純對我們出現在他周圍感到不適，並且也不知道該如何對待我們。

在研究所中，我被通知不能參加小組會議，只能在外面等著。我想他們認為我們不屬於小組會議成員，因為我們是外來者。總是被當作外來異族對待的感覺從一開始就困擾著我們。

我漸漸意識到，被日本人完全接受的希望微乎其微，某種程度上我始終是一個外來者。一旦接受這樣的現實，我會感到反思過去的想法可笑，也不會對此感到煩惱了。我們與朋友的關係變得親密，經常變成與其他人略有不同的「準圈內人」。

一九七五年我加入了一個小圈子—參加天城會議，與很多來自不同圈子的高水平人士因此相遇，我覺得自己成了一個圈內人。很多年以來，我是這個團體中唯一的外國人。開會的兩天裡，大家就各個重要議題進行討論。會議的主辦人是椎名武雄（takeoshiina），後來他成為ibm日本公司的總裁。有時候我的日語理解能力並不全面，偶爾會覺得自己是一個特殊的客人，但是當我和其他日本朋友一起身處這個團體時，我經常感受到溫暖的友情。

不過再反思一下，最開始那幾天，日本人也會因為突然出現的外國人而不像平時那樣自在。我記得當我走進百貨公司時，儘管我的基礎日語足以勝任日常對話，但有些售貨員只要一看到我，就會立刻叫來經理或其他可以用英語對話者來應付我。我是一個外國人，因此，我不應該能夠聽懂日語，同樣的邏輯是，也不可能理解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