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日本第一》的出版在工業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領袖中引起一陣轟動，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美國，這本書在一些國會議員和經濟領導者群體中起到了號召作用，促使他們必須一步步地去改善美國國內不斷受到抨擊的經濟狀況。另外，他們還擔憂美國會在與日本等國家的競爭中敗北。

日本的經濟巨擘看上去都是不可戰勝的。他們的造船工業在世界市場中處於支配地位。他們的電子工業幾乎每週都在推陳出新。比如，索尼隨身聽讓人們在慢跑或走在街頭時享受音樂，使之成為一種高度個性化和個人化的活動。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成群結隊湧向日本車企的代理商，把豐田或日產汽車開回家。日本人不會錯，至少看起來如此。

《日本第一》橫掃書市十一年後，日本的經濟泡沫卻破滅了，曾經不可一世的日本巨獸猛地一頭撞在了岸邊的巨石上，接著又看似無助地擱淺在沙灘上。日本隨後面對的就是撲面而來的漫長的衰退期，世界主要經濟體開始不把日本作為一個可靠的經濟體放在眼中。

這次，似乎日本什麼都做得不對。銀行和金融界的重大丑聞動搖了公眾對企業界和政府本身的信任基礎。到那時為止，一向信譽良好的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破產震動了整個日本。

日本的經濟持續衰退，且又似乎無力進行必要的改革，以使其在全球市場重獲競爭力。這讓我在日本舉行演講的任務變得更具挑戰。無可避免的是，聽眾席上總會有人站起來提問道：「傅高義教授，您現在後悔寫下《日本第一》嗎？您哪裡出錯了嗎？」

其他人也問過類似問題。我卻很感激有這個機會能做出全面的回答。

我從未後悔寫了《日本第一》這本書。相反，當我翻閱我在書中所寫到的內容時，我相信這是對當時的日本正確的描述，也是對這本書出版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發展趨勢的預測。一些人誤解了我想傳達的資訊，因為他們只讀取了書名。我從不認為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我所寫的是日本人在很多領域都做得相當不錯，他們的很多成就也確實是世界第一。例如，他們的基礎教育水平是世界最好的，他們是全世界範圍內收集資料的能手，他們的犯罪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他們的官僚機構廣納賢才。同時，以國際標準來衡量，他們的企業擁有高水平的忠誠度。我相信二十年前我所描述的是正確的，而且時至今日那些描述中的大部分仍舊正確。

如果你問接著發生了什麼，最基本的答案是：當日本人在追趕的時候，他們所創造的優點和組織為他們提供了很好的便利。但是現在他們已經追趕上了，就必須適應一個嶄新的全球化階段。在起初的十年至十五年內，日本國內的這些組織需要進行修正，但日本人遲遲未做。

日本人對開放金融領域、處理銀行貸款，以及在培養足夠多的、有胸懷和勇氣領導全域性的政治家等諸多方面，都顯得動作過於緩慢。上述這些和其他很多因素都亟待關注。

不過日本人並沒有陷入危機。雖然很多身處海外的外國人錯誤地認為日本正面臨災難，處於大蕭條中。

我從一名被公司派往巴基斯坦的日本商人那裡聽到過一個故事。他談完生意在去機場的路上，計程車司機問他：「你回日本後，糧食夠吃嗎？」

如果週日去逛日本百貨公司，根本不會感覺到日本正深陷於黑暗持久的蕭條之中。很多外國人不能理解為什麼日本依舊能如此活力高效。他們也不會意識到，日本仍有優勢和能力使其回到經濟強國之列，並且確信將修正自己的經濟以滿足全球需要。在一些機構中，日本計程車氣比過去二十年前低落了很多。但以全世界標準來看，日本的犯罪率仍然十分低，且擁有樂於奉獻、認真盡責的工人，他們堅信社群的重要性。

其二，我在《日本第一》中所寫的內容都基於紮實的研究。在四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我一直致力於對日本、中國及「亞洲四小龍」有更多的瞭解。我嘗試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民眾、結構和問題進行系統性考察，並與這些讓我產生共鳴和激發深層感情的人事建立了情誼。我的目的之一是向人們展示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領導人與民眾是如何面對由內部和全球政治、社會、經濟改變所帶來的挑戰。基於自己的觀察和研究，我有時候會為政府和國家的管理提供規劃建議。我會問自己一些基本的問題：「今天發生了什麼？」「哪些人或哪些事物是促使其發生的系統性因素？」「會帶來什麼結果？」

在所有的研究中，我試圖針對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及地區的民眾和結構作出一個詳細的描述。我非常幸運能在這些亞洲國家和地區經濟起飛前到訪過，並有幸見證他們經濟起飛時以及其後的狀況。我的著作就像一個國家在某一時刻的一張照片，《日本新中產階級》是聚焦一九六〇年日本的一張照片，《日本第一》則是一九七九年日本的照片。當然也有不同階段的中國（廣東）和「亞洲四小龍」的照片。現在，我想更新這些照片。因為當《日本第一》在日本和美國引起轟動後，我願意在今後幾年內回答有關它的問題。不過我相信，當日本著手處理問題時，機會將再次到來，所有國內外的民眾都會再次認識到日本的長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