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積極的一面是，沒有完全成為當地團體或社群的一部分，讓我獲得更多的自由。我可以避免一些禮尚往來以及約束日本人的人情世故。

如今，日本人對外國人的出現表現得自在多了，他們更直接也更放鬆；很多日本人也希望外國人能說日語。這些年來，我和很多日本人建立起親密溫暖的友誼，事實證明他們都是忠實的朋友，儘管有時候他們會很敏感；我相處得最好的幾位日本人都更為開放、坦誠。如果有日本人在外國人面前表現得疏遠又僵硬，我則會讓他們保持這份令他們感到舒適的界限感。

回首在日本的兩年，是我和蘇珊娜這段婚姻中最快樂的時光。作為社會科學家我們能很好地一起工作，花很多時間一對一地討論日本家庭。

至於蘇珊娜作為女性在日本社會的經驗，那時女權意識或者女權運動即使在美國也尚未真正具有影響力，到日本的外國女性也沒有關注日本女性是否被不公正對待。實際上，蘇珊娜主要關心的是想出如何經營好一個家庭的方法，以及在一個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社會中照顧好我們的兒子。

這裡沒有讓蘇珊娜可以方便地找到她想要的食物的超市。為了買食物和日常必需品，她不得不去鄰家小店，並艱難地使用日語交流。

我想那時候從美國來的女性，無論單身還是已婚，都會遭遇很多適應問題；與現在相比，當時兩個國家在生活水準上的差距要大得多。如果我們想要美國的藥物，就不得不去位於東京市中心有樂町的藥房購買。我們也沒法經常在鄰家小店中找到要買的東西，因此每到週日就不得不去尋找能買到那些東西的商店。

蘇珊娜對日本女性的看法不同於其他在日本的外國女性，比如那些跟隨丈夫到日本做生意的美國妻子。她們一般是在丈夫的公司內見到日本家庭主婦，通常對日本主婦最深刻的印象是正式而拘謹。她們回到美國後，可能會和自己的朋友說：「呃，日本人很羞於開口。」

出於研究的需要，蘇珊娜會登門拜訪日本的家庭主婦，往往會度過一段很棒的時光。她很喜歡那些曾拜訪過的日本主婦。當她們想要了解蘇珊娜的時候，非常放鬆開放。即使在四十年後，這些主婦中還有蘇珊娜最好的朋友。蘇珊娜從這些女性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如何管教孩子，如何做出各色食物，如何調教自己的丈夫。我想，蘇珊娜將這些與她對話的日本主婦看作一面鏡子，可以從中看到她自己。不過無論何時，只要她們的丈夫在場，她們就拘謹得多。

美國妻子可能會為日本妻子感到遺憾：「可憐的女人，她不能和她丈夫一起出去。」但是當我太太和那些日本妻子交流時，她們的說法翻譯過來就是：「誰要和他們一起出去啊，既拘謹正式又無聊，我還不如和自己的女性朋友們一起出門，更好玩。」在接觸日本中產階級家庭的主婦後，蘇珊娜對事情有了非常不一樣的看法。

其中一個原因是，日本主婦非常享受和蘇珊娜的交談，她們喜歡問她一些美國家庭的細節。主婦們非常有預見性地看到了一個全新的、更國際化的社會即將在日本逐步發展起來，她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為這個更國際化的時代做好準備。

因此，她們明確想要了解美國女性是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的，提問總是一個接一個。她們會考慮這些給出的既定方法，是否能接受，能否適用於日本的相應情境。

最後她們會想出自己的方法。面對這些深謀遠慮的日本中產階級女性，蘇珊娜完全不覺得她們是受壓抑的，並認為在日本這樣一個男人和女人起居時間不同步的情況遠甚於美國、孩子和母親的關係更為親密的社會中，這些中產階級女性是非同尋常的社會組成要素。

某種意義上而言，父親更像一個只會在晚上和週末出現的遠方客人，而家庭的核心群體是母親和孩子。

正是基於這些經驗，蘇珊娜寫得最好的一篇文章就是《專業的家庭主婦》。她認為，正如日本男性為自己的工薪族角色而努力工作那樣，日本女性也在認真扮演家庭主婦這一平行角色，並表現出相近的奉獻精神和專業精神。孩子們去幼兒園後，她們就開啟電視，收看那些指導媽媽們如何處理各種親子問題的電視節目，她們也會大量閱讀育兒書籍。

我和蘇珊娜在為我後來的著作《日本新中產階級》做採訪時，合作得非常好。原本計劃我們合著，我完成初步草稿，再由她潤色修訂。但是，我們回到美國後，她對這本書的寫作感到不滿。她認為事情比我設想的更難概括，想要集中精力寫一些特例。而我最初的想法是在我完成初稿後，她可以將此稿打磨得更完善。蘇珊娜嘗試著這麼做，但最終沒有完成，於是她對我說：「你把稿子拿回去吧，自己完成它，把它當作自己的書，重寫一遍。」

最終我寫完了這本書，儘管採訪是我們合作完成的。不過我仍想強調，我們倆對此所做出的貢獻是一樣的。我們拿各自的觀察進行討論，我從她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當然我想她也是如此。

然而，最令人難過的是，我和蘇珊娜的婚姻並沒有走到最後，我們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離婚了，結束了這段二十四年的婚姻。不過，我和蘇珊娜私下的關係即使到現在也不壞。離婚的部分原因是，我想要繼續學習中文和日文這兩門語言，而且在哈佛大學的工作壓力非常大。如果這些不是同時存在，我想可能我們的婚姻不會結束。漸漸地，我們有了分歧，並在各自的道路上越行越遠。幸運的是，離婚後，我們仍重拾友誼，雖然相隔遙遠，還常常保持聯絡。後來，我向艾秀慈（charlotteikels）求婚，我們現在仍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在日本的這兩年，我們相互分享在完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喜悅和艱辛；除非發生例外情況，我們開始在日本人面前感覺自然，也開始享受並尊重他們的習慣。我們從未遭遇任何針對我們個人的反美舉動，但有時我們的確看到了所謂的反美跡象。

我記得一個微妙的例子。我們到日本後不久，在六個採訪家庭中碰到一位祖母。這位祖母跟我們講了蝴蝶夫人的故事。故事是，一個美國男人與一個日本女人相遇後墜入愛河，在一起度過了非常愉快的時光。有一天這個美國人突然離開了。日本女人早因為與美國人在一起而切斷了與原生家庭的關係，美國人離開後，她就陷入了困境。

回到家後，蘇珊娜和我討論起這件事，我們都認為這位祖母在以自己的方式表達對來到日本並待下來的外國人的焦慮：這些外國人會向日本人介紹一套全新的價值觀；而當他們回國後，受其影響的日本人發現自己被排除在了原有的人群外。我們得出的結論是，這位老年女性希望和我們保持距離。

另一個案例則有關公共議題，且涉及國家政策。一九五九年，日本和美國修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一九六〇年一月，雙方宣佈達成協議。但並不是所有日本人都對此感到滿意，有一部分人害怕這隻會讓日本成為對準駐日美軍基地的蘇聯導彈的目標。

日本民眾在國會議事堂外舉行遊行示威，示威者也與警察在街頭髮生激烈衝突。美國國內電視臺報道了關於遊行示威的新聞。我們父母看了美國的新聞廣播後打來電話說：「在他們殺掉你們之前，快點離開日本。」

但我們沒有感受到針對個人的威脅。當然，我們一直遠離示威人士與警察發生衝突的地方。最主要的衝突發生在一九六〇年五月，而我們計劃於一九六〇年六月十日離開日本。

沒有料到的是，就在那天，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新聞秘書詹姆斯·哈格蒂（jameshagerty）預定飛抵羽田機場。

那天，我們打包完畢後，帶著行李打車前往羽田機場。到機場後，哈格蒂的飛機已經降落，示威者和警察封鎖了通往機場的道路。我們不得不下車，步行最後九百多米的路程到達出發地，包括爬上並越過鐵絲網。

上萬名示威者手舉寫有反美標語的牌子。蘇珊娜和我的第一反應是：「我們絕不可能準時趕上了。」過了一會兒我們才開始擔心示威者會如何對待我們，因為很明顯就能看出我們是美國人。我當下甚至擔心蘇珊娜和當時只有三歲半的戴維的安全。

我們走下計程車，告訴周圍的示威者我們必須去趕飛機。他們知道我們是美國人，還是幫忙把行李箱從機場外隔離的鐵絲網上傳過去，讓蘇珊娜和我翻過鐵絲網，還把我們的兒子從鐵絲網那邊傳了過來。當我們越過去之後，他們鼓掌歡呼，和趕飛機的我們開玩笑。最後，我們成功趕上了。

在日本兩年的最後時光，示威者們給了我們一次戲劇性的歡送。這是我生命中最有價值、最寶貴的兩年之一。我以博士後研究生的身份來到這裡，「希望對真正跨文化的家庭和心理衛生進行研究」。這段期間，我沉浸於日本生活中，發現自己對日本本身的興趣遠遠高於社科研究，對研究日本社會也有了更大的興趣。

這兩年也讓我有機會結交了最長久的友誼。我們的研究物件，住在市川（為了保護隱私，在《日本新中產階級》一書中稱之為m町）的六個家庭，直到今天還是我們非常親密的朋友。他們的孩子和我們的孩子彼此認識，甚至連孫輩們也相互認識。因為和他們之間的友誼，以及有很多相識超過四十年的日本人，我才能對日本社會有更深入、更廣闊的瞭解。

我不是一個懷舊的人。與很多熱愛日本文學或某個時段日本歷史的同事相比，我覺得自己作為一名社會科學家的專長就是解釋日本現在何處，並將其介紹給美國。

但是回想四十年前的那段時光，我還是會懷念那些狹窄的道路，從露天小餐館飄來的食物香味，那時的生活非常簡單。我懷著喜悅的心情回憶起我們在研究日本和日本人的時候，碰到的那些坦誠而慷慨的人。

克萊德·克拉克洪及其妻弗洛倫斯·克拉克洪是最早一批提出文化研究理論的人類學家。「克拉克洪—斯托特柏克構架」曾經在跨文化研究領域具有廣泛的影響力。

威廉·考迪爾早在1950年就出版了一本比較日美社會文化的專著，之後研究興趣轉向心理衛生，關注社會文化對人心理衛生帶來的影響。他被公認為是醫療人類學領域的奠基人。

羅納德·多爾是美國當代研究經濟社會的專家。20世紀70年代，因對英國生產模式與日本生產模式的比較研究而享譽學術界。之後，著有《企業為誰而在：獻給日本型資本主義的悼詞》。

日語中的amae（又譯為「依賴」），史密斯將它定義為「依靠他人的好意」，是一種高度的信任，能讓人與伴侶、父母甚至自我間的親密關係得以更進一步。或如土居健郎所說，這是一種「將對方的愛或善意視為理所當然」的情緒。這是一種孩子氣的愛，正如它的另一種翻譯所展現的那樣，「舉止如同被慣壞的孩子一樣」。

指用冰塊來冷凍食物的冰櫃。

二戰結束後，美國參議員j.威廉·富布賴特主導了一項旨在將美國在海外剩餘作戰物資出售後用於資助美國與世界各地教育文化專案的法案。之後相關教育文化資助專案也成為戰後美國軟實力對外輸出的重要象徵。

「匁」為日本的和制漢字，相當於中國的計量單位「錢」，即1兩的1/10。日本現行貨幣中，5日元面值硬幣的重量正好為1匁。

1960年1月19日美國與日本正式簽訂了《新日美安全條約》。該條約暗含了日本實施集體自衛權的可能性，也進一步確認駐日美軍的法律地位。《條約》簽署前後，日本國內曾爆發大規模抗議運動，被稱為「安保鬥爭」。鑑於抗議活動規模之大與激烈程度，艾森豪威爾總統甚至不得不取消原定的訪日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