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東南飛》雖然是南北朝時期的作品，但故事卻發生在漢末建安年間。建安年間，那正是三國鼎立前最熱鬧的二十幾年，究竟《孔雀》中的人物，是否會與我們耳熟能詳的三國英雄發生奇妙的交集呢？

我對《孔雀東南飛》的興趣，最早始於陸侃如先生。他在做博士論文答辯的時候，有考官問他孔雀為何東南飛，陸先生答曰：「西北有高樓。」以古詩十九首對樂府，有問有答，可謂精妙之極。

《孔雀東南飛》這首長詩我很早以前就讀過，不過當時只是沉浸在焦、劉二人的愛情悲劇之中，並未有其他想法。在一個晴朗的下午，我厭倦了魔獸、看膩了松島楓，重新從書架上抽出這首長詩，決定陶冶一下情操。

這一次重讀，我發現了一個之前未曾多加註意的細節：這首詩篇雖然是南北朝時期的作品，但故事卻發生在漢末建安年間。建安年間，那正是三國鼎立前最熱鬧的二十幾年，究竟《孔雀》中的人物，是否會與我們耳熟能詳的三國英雄發生奇妙的交集呢？這讓我產生了一些考據的興趣。

《孔雀東南飛》（以下簡稱《孔雀》）的序裡提到「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可見這個故事發生在廬江，而且能稱府的，只能是廬江郡的治所。後漢時期廬江郡的治所在舒城，一直到建安年間，才遷移到了皖城。《孔雀》這個故事可能發生在皖城。這個後面會有解釋。

按照詩裡描述的情節，劉蘭芝被休回家之後，先是縣令來向劉家求親，被拒絕之後，太守又派了郡丞和主簿做說客，為自己第五個兒子求親。劉蘭芝的哥哥說嫁給焦仲卿和嫁入太守家裡相比，是「否泰如天地」，所以焦仲卿可能是郡府直屬的諸曹掾史中的一員，職位在功曹、督郵、都尉、諸曹掾之下，很可能只是一個上計吏，拿的是最低階的工資——佐史奉，一個月八斛。因此他家境比較貧寒，還得讓老婆「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每天織布以補貼家用。

這個「雲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所以欲娶劉蘭芝做兒媳婦的太守，是個非常重要的線索，它是《孔雀》一詩與外部世界連線的一座重要橋樑。雖然詩裡沒有明確提出太守的名字，但是我們有充分的史料可以找出可能的人選來。

簡單地查了一下，建安年間按照先後順序擔任廬江太守的，有陸康、劉勳、李術（述）、孫河、孫紹、朱光、呂蒙——中間其實還有個雷緒，但他只是盤踞，並沒正式獲得任命，不算在內。

建安年間的廬江太守演變歷程大略如下：

陸康是靈帝時人，約在光和末、中平初被任命為廬江太守，他在興平三年（西元195年）被袁術派孫策殺死。袁術隨即委派麾下大將劉勳繼任廬江太守，遷治所於皖城。建安四年（西元199年），劉勳被孫策殺死，孫策派了李術（述）擔任廬江太守。建安五年，孫策死後，李術頗有反意，被十八歲的孫權一舉擊敗，隨即孫河被擢為廬江太守，但很快這個頭銜又讓給了孫紹（這個孫紹不是孫策的兒子，而是北海人，後來做了孫權的丞相）。但因為雷緒、梅乾、陳蘭等人一直鬧事，廬江一直無法安定。

曹操派揚州刺史劉馥單騎入皖，空手造出合肥空城，雷緒等人投降，皖地遂平。隨後曹操又派了朱光來做廬江太守，以鞏固皖城一線。建安十九年五月，呂蒙攻下廬江，俘虜朱光，呂蒙拜為廬江太守。從此廬江一分為二。呂蒙轉任漢昌太守後，吳屬廬江太守在孫河、孫皎的督管下空置了一段時間，最後歸到了徐盛頭上。而魏屬廬江太守則是劉馥的兒子劉靖——不過那都是曹丕稱帝之後的事情了。

由此可見，娶劉蘭芝給自己第五個兒子的太守，應該就是這七人之中的一位。

首先，陸康可以排除。他在改元建安之前就死掉了。

其次徐盛也可以排除，他接任廬江太守的時間太晚，算不上建安年間。

通讀《孔雀》一詩可知，故事發生的時候，廬江還是個太平地方，老百姓不為戰亂所苦，日子過得尚算溫飽，大家吵吵嚷嚷為瑣事煩惱。太守尚有閒情逸致給自己第五個兒子娶媳婦，婚禮大操大辦，十分隆重。

這樣一來，呂蒙、孫河、孫紹三位也被排除了。

呂蒙被拜為廬江太守時，正駐屯潯陽，主要精力放在鎮壓廬陵山賊。廬陵山賊被平之後，呂蒙緊接著就去攻打長沙、零陵、桂陽，忙得暈頭轉向，廬江事務恐怕根本顧不上，更別說給自己兒子娶老婆了。

孫河擔任廬江太守的時候年方弱冠，別說生不出五個兒子，就是生得出，也沒法辦婚禮。而且孫河接任廬江太守的背景，很不尋常。當時孫權剛接替孫策，立足未穩，急於立威，所以對當時擔任廬江太守的李術下了狠手。過程極其慘烈：「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糧食乏盡，婦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三國志·吳主傳》）先是困城，後是饑荒、屠城，然後又是大遷徙，廬江百姓救死不暇，誰也不會有心情辦什麼婚禮。

而接任孫河的孫紹，年紀雖然夠了，但他面臨著南方雷緒等人的叛亂、北方揚州刺史劉馥的制壓，焦頭爛額，沒堅持多長時間就跑了，也沒餘裕做這件事。

朱光是廬江太守裡在位最長的，他於建安中赴任，一直到建安十九年才被孫權俘虜，少說也有十年光景。他會不會就是《孔雀》裡的太守呢？

《三國志·吳主傳》載：「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朱光在任期間，為了防範東吳的軍事壓力，治下居民盡數東遷，整個廬江只留下一個近乎軍事要塞的皖城。

曹操拔漢中數萬戶，讓諸葛亮經營幾十年都不能徹底恢復。從廬江等地一次遷走十幾萬戶，這等規模，可見對當地經濟傷害有多大。

事實上，廬江當時已經變成了曹、孫兩方勢力此消彼長的邊境地帶，長年處於兵鋒之下。朱光承擔著繁重的戰備工作，就算想給兒子辦婚事，也斷不會如詩中所說「青雀白鵠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這般奢靡。

那麼，最後只剩下兩個人：劉勳和李術。

也就是說，《孔雀》的故事基本可以認定發生在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之間。

劉勳在任時間是建安元年到四年，而李術在任時間只有短短一年。到底他們兩個，誰才是《孔雀》裡的太守呢？

看來我們還是要從詩中去找證據。

焦仲卿回去與母親訣別的時候，說：「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庭蘭就是白玉蘭，一般於農歷二月中至三月初開花，花期為整個三月，是以又名「望春花」。長江流域的白玉蘭花期一般在農曆一月。根據竺可楨的觀點，漢末正處於中國歷史第二個寒冷時期，平均氣溫比現代要低1到2攝氏度，所以位於江南的廬江，花期也會和現在黃河流域相等同。

因此，從焦仲卿所描述的情景來看，所謂「大風寒」正是一歲之初倒春寒之際，大概就是二三月間。

從詩中描述可知，就在焦仲卿說這句話的時候，太守正在高高興興籌備著婚禮。《孔雀》詩裡說得清楚：「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歷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也就是說，劉蘭芝的婚禮，是定在了三十日。結合焦仲卿家的「庭蘭」被風霜摧折的情形來看，當為三月三十日。

那一天是太守親自確定的良辰吉日，焦、劉二人殉情，也是在這一天。

接下來，讓我們推算一下從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這五個三月三十日的天干地支。年和月份都比較清楚，一查便知：

建安元年為丙子年，三月辛辰

二年為丁丑年，三月甲辰

三年為戊寅年，三月丙辰

四年為己卯年，三月壬辰

五年為庚辰年，三月庚辰

日子較難推算，因為在靈帝末年，朝廷改用《九章算術》的作者劉洪改進過的四分曆。因此我設定了一個基準點。《後漢書·獻帝傳》載：「（建安元年）秋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癸卯，安國將軍張楊為大司馬。……辛亥，鎮東將軍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庚申，遷都許。己巳，幸曹操營。」

同一個月內出現了辛丑、癸卯、辛亥、庚申、己巳五個日子。辛丑和己巳一頭一尾，兩者相差二十九天。同傳又說「秋七月甲子，車駕至洛陽……丁丑，郊祀上帝……己卯，謁太廟」。以此為參照，可以確定建安元年八月一日為甲子。

接下來就是冗長而單調的推算，從略。總之從建安元年到五年，這五個三月三十日里，唯有建安五年的三月三十日，符合太守所謂「六合相應，良吉三十」的標準，其他幾個日子，按照傳統命理學說來看，都不算吉日。

而建安五年，在位的廬江太守正是李術。

在這裡稍微回顧一下李術的經歷。

根據為數不多的史料記載，此人是汝南人，在孫策麾下頗受信重。建安四年，袁術去世，袁術手下的一部分將領企圖投奔孫策，卻被廬江太守劉勳截殺。孫策大怒，揮軍攻拔廬江。劉勳無路可去，只能北上投奔曹操。孫策就地派麾下大將李術擔任廬江太守，還撥了三千人馬給他。

曹操眼見孫策坐大，深恐在沒消滅袁紹之前腹背受敵。恰好荀彧給他推薦了一個叫嚴象的人在南邊對付袁術。袁術既然死了，曹操便就地任命嚴象為揚州刺史，去安撫孫策，還舉孫權為茂才以示親切。嚴象沒想到的是，他一抵達廬江，就被李術殺掉了。

李術殺嚴象，究竟是因為李術跋扈，還是孫策授意而為，已無可考據，總之堂堂一位刺史就這樣被殺了。而曹操忙於應付袁紹，也無暇找他算賬。沒過兩個月，意圖襲擊許都的孫策就離奇地被許貢門人刺殺。結果嚴象遇害一事，便被擱置了。

年僅十八歲的孫權接下了孫策的事業，周瑜、張昭等人傾心輔佐，卻不代表所有人都認同。李術久有異心，看到孫策身死，便極其高調地接納了從孫權麾下叛逃的人，打算自立。孫權問他要人，李術回了一封無比囂張的信：「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孫權正愁初掌大權無處殺威，見李術這等態度，立刻寫信給曹操，說：「嚴刺史是您親自選拔的，沒想到一來這裡就被李術那廝給砍了，我也早就看他不順眼，就讓我替曹叔叔您報仇吧！」

於是孫權親自率領孫氏親族大舉圍城，李術走投無路，向曹操求援。曹操既沒興趣也沒餘力去救他，結果皖城被攻破，李術梟首，結束了他不太光彩的一生。

李術從就任廬江太守到敗亡，大約大半年，橫跨建安四年和五年。時間雖短，卻還算比較平靜，沒有戰亂，沒有屠城、沒有遷徙，算是廬江百姓最後安寧的時光。

從心理角度來說，李術是個桀驁不馴的人，雖然在孫策麾下他不敢造次，但野心這種東西是無法壓制的。當他被任命為廬江太守，第一次擁有自己的武裝和地盤時，心中必然大喜。帶著這種昂揚情緒給兒子娶親，藉機大操大辦，也是可以理解的。

於是，太守的身份問題就算是初步解決了。如此看來，焦仲卿和劉蘭芝的悲劇，不過是被提前了半年而已。就算他們沒有被拆散，繼續相依為命，很快也會遭遇孫權的屠城；就算逃過屠城這一劫，也會隨著其他十幾萬戶被曹操強迫遷徙到北方。如果運氣不好的話，夫妻兩人，一個在魏屬廬江，一個在吳屬廬江，不能交通來往，更是悲慘。亂世下的小人物命運，真是叫人唏噓。

我在滿足之餘，卻還帶著淡淡的遺憾，有一個疑問始終在心中揮之不去——難道《孔雀》真的只是一曲小人物的悲歌麼？焦仲卿和劉蘭芝，真的只是亂世之中的一粒不為人知的沙礫麼？

再一次重讀《孔雀》，我發現自己忽略了一個小小的細節。

這個細節對《孔雀》本身來說，無關宏旨。但當《孔雀》與外部世界的聯絡被確定的時候，這個細節連綴起來的，是一個令我們後世之人為之一驚的歷史可能性驟然浮出水面。

《孔雀東南飛》中，焦仲卿跟母親訴說自己對劉蘭芝的深情，他母親這樣說：「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他母親覺得鄰居家有個叫秦羅敷的大姑娘，比劉蘭芝好得多，勸兒子去娶那個新歡。

這個女孩的名字是否有些耳熟？

秦羅敷？

那不就是另外一首樂府《陌上桑》裡的女主角麼？

在《陌上桑》中，羅敷是一位充滿智慧的堅貞女子，當輕佻的「使君」調戲她的時候，她利用巧妙的言辭拒絕了對方的請求。

有一種說法認為「秦羅敷」是漢代美女的通稱，所以在兩首樂府裡都出現了這個名字，這當然是一種可能性。

但還有一種可能性——如果這兩個秦羅敷就是同一個人呢？

也就是說，假定秦羅敷真的也生活在建安年間的廬江，並和焦仲卿做鄰居呢？

在《陌上桑》裡，秦羅敷曾經如此誇耀過自己的夫君：「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

其中「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不能當成一份真實履歷。漢末大夫是宮內官，屬於君主宿衛人員，但多為閒職榮銜，二十歲斷不可能獲此官位；「侍中郎」按漢無此官職，或為侍中，侍中為省內官，比大夫離君主又近了一層。

所以從小吏到大夫，再到侍中郎云云，只是虛指和比附，暗示她夫婿年富位顯、官職高遠。樂府裡很多詩句提到「侍中郎」，都是作為誇飾自家官位高的代稱。「專城居」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自己有專城居住，暗喻為太守、刺史、州牧等地方大員，還有一種是表示他有資格在京城居住，是京官。

所以這一段話，意思應是表達自己夫婿平步青雲，位高而權重。《後漢書·輿服志·諸馬之文》載：「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青翅尾，當盧文髦。」「青翅尾」即詩中所云「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足見顯貴。

真正要留意的，是前兩句：「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東方就是東都洛陽，進一步引申為天子所在的都城，從這一點對照，那麼「專城居」顯然該用第二種解釋，即京官。

秦羅敷的丈夫能統領一千多名騎兵，又是京官，這究竟會是什麼職位呢？

查《漢官儀》，可知長水校尉，統烏桓騎兵七百三十六人，員吏百五十七人，加起和來恰好一千之數。查遍漢代官職，同時符合「千騎」「京城」與「近官」的，唯有秩比兩千石的長水校尉而已。

長水校尉屬北軍諸校，掌屯於長水與宣曲的烏桓人和胡人騎兵。漢末雖然這個職位早已不統兵，但編制仍舊是存在的。

既然秦羅敷和焦仲卿同為建安人物，那麼她的夫婿也該是建安時人。而建安一朝裡，擔任長水校尉、可以查到的只有一人——種輯。

這一下子，把我們從廬江遠遠地拋去了北方的許都。

長水校尉種輯，和車騎將軍國舅董承、昭信將軍吳子蘭、議郎吳碩等人都是獻帝身邊的忠臣。他們在建安四年接了漢獻帝的衣帶詔，密謀反曹，結果在建安五年正月被悉數誅殺。

秦羅敷在廬江採桑，她的夫婿卻在許都因為反對曹操而死。這本身已經充滿了傳奇的色彩，而種輯被殺三個月後，發生了一件三國曆史上舉足輕重的大事，陡然讓這一層關係變得更不尋常。

建安五年元月，董承、種輯等伏誅；四月，孫策在丹徒遇刺身亡。

表面上看，這兩件事並沒有任何聯絡。

但如果仔細分析這兩件事的性質，就會發現其中意味深長。

孫策生前一直策劃「陰欲襲許，迎漢帝」，以他的實力，這計劃如果真的實現，只怕曹操會有大麻煩；而董承的計劃如果實現，漢帝自立，習慣了「挾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也會有大麻煩。

這兩件反曹大事一內一外，目的驚人的一致，發動的時機如此接近，而失敗的時間也近乎一致，這實在不能不讓人深思兩者之間是否有什麼必然的關係。

回過頭重新檢視孫策在江東的聲望。他「誅其英豪，威行鄰國」，收人無數，也得罪人無數。破陳瑀，殺嚴白虎，殺高岱，殺許貢，殺于吉，殺周昕，孫策每殺一個名人就在暗中多樹了許多敵人。陳登曾經偷偷發給嚴白虎餘黨印綬，讓他們對付孫策，好為陳瑀報仇，可見就算許貢門客刺殺失敗，後面等著對付孫策的人，還排著長長的隊呢。

而廬江郡，恰好也是這麼一個孕育著對孫策仇恨的地方。

建安年前，廬江太守陸康深孚人望，與孫堅原來關係還不錯，孫堅還曾經救過陸康的兒子。可當袁術派遣孫策攻打廬江的時候，急於獲得地盤的孫策採取了激進的手段。「圍城數重。康固守……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飢厄，死者將半。」（《後漢書》）後來東吳的中流砥柱陸遜陸伯言，當時也在城裡，在圍城前被送去了吳中，才得以倖免。

陸康被孫策逼死之後，陸氏宗族也大受波及。廬江變成了孫策紮在江東大族心頭上的一根刺。後來孫策、孫權兩代極力拉攏陸康的兒子陸績、從孫陸遜，也是存了舒緩撫慰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廬江被圍的時候，「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這可以與臧洪被殺時「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相比較。可見陸康麾下對陸康的愛戴忠誠，不遜於「烈士」臧洪。

如此忠誠之士，看到自己主人因孫策而死，主家殘破，會有什麼舉動？不言而喻。

《孔雀》詩裡，焦仲卿描述與劉蘭芝新婚燕爾，「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為久」，而那時候他早已經是府吏。也就是說，在陸康為太守時，焦仲卿就在太守府供職，可以稱得上深蒙陸康知遇的「廬江故吏」。

於是在建安五年的兩件大事——刺曹與襲曹——在看似毫無關聯的廬江郡發生了相交。其中的兩個關鍵人物，一個是與反曹先鋒種輯有姻親關係的秦羅敷，另一個則是主人憤死的「廬江故吏」焦仲卿。

仔細讀《孔雀》一詩可以發現，焦仲卿是很忙碌的。劉蘭芝就曾經抱怨說：「君既為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

這幾句抱怨提供了兩個重要線索。第一，焦仲卿非常忙碌，很少回家；第二，他是個「守節情不移」的人。作為府吏，工作忙碌是可以理解的，可這是他的本職工作，為何劉蘭芝要用「守節」這個詞呢？

陳壽在評價呂凱的時候，用了同樣一個詞「守節不回」，表彰其面對雍闓等人的威脅，仍舊忠誠於劉備、劉禪的行為。可見「守節」是指忠誠故主，堅定不移。廬江是袁術授意孫策攻下來的，又派來了麾下大將劉勳做太守，焦仲卿與他談不上什麼故主之情，那麼劉蘭芝說的「守節」，只能解釋成焦仲卿為陸康守節情不移。

可陸康當時已死，而為死去的故主守節，唯有殉死與報仇兩種方式。比如臧洪的兩位司馬，就是選擇了第一種方式，而焦仲卿，可能選擇的是第二種。他恐怕平日裡在家裡經常長吁短嘆，也向妻子透露過內心的志向，所以劉蘭芝知道丈夫的心思，才會說他「守節情不移」。

那麼焦仲卿整天忙碌而不回家，到底在做些什麼呢？

讓我們暫時把視線放回到許都。

當孫策打算襲擊許都的訊息傳到曹操耳中的時候，許多人都很驚慌，唯有一位幕僚笑著說：「策新並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三國志》）

短短數天之後，孫策就遇刺身亡。這段話顯示出了驚人的預見性，和後面事態的發展極其一致。如果說前半段評價孫策在江東樹敵太多，容易招致報復，還算是分析切中的話，後半段說孫策一定會死於刺客之手，就近乎神仙一樣的預言了。

這位幕僚，就是曹操手下最可怕的謀士郭嘉。

郭嘉這一段話，作為戰略分析來看非常不靠譜，沒有人會把重大戰略建築在「敵酋仇人太多，早晚會被暗殺」這個不確定性極高的薄弱基礎之上——除非他能洞見未來。

郭嘉雖然聰明，但他不是神仙。所以，與其說「孫策被刺」是郭嘉的推測，倒不如說是他成竹在胸的一個計劃，一個郭嘉早就在策劃和部署的暗殺計劃。只有這個計劃是郭嘉全盤掌握的時候，他才會十分篤定地勸曹操不必擔心南方之事。

孫策的被刺，是郭嘉策劃的。問題就在這裡出現了，從建安四年開始，郭嘉一直身在許都，隨後還要跟隨曹操去官渡，沒有記錄表明他曾經外出過。而刺殺孫策這等大事，必須要有一個人在江東居中排程、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