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電話線鋪滿全球

說起fbi，很多人會想到神秘、詭異的特工行動，無孔不入的跟蹤和無可比擬的追捕神功。的確，fbi在追捕犯人方面向來有一套無往不利的方法，當然，這種「神功」並非特工在破案時如有神助，而是fbi經過多年摸索，形成的一套約定俗成的辦案方式。利用線人，採用高科技手段追蹤，全球合作的優勢，配合身手不凡的特工，一套完整的工序下來，沒有幾個嫌犯能夠逃出fbi的法網。

線人是fbi最常用的方法，幾乎每一起重大案件的破獲，都有線人的功勞。有的線人是fbi曾經抓捕過的罪犯甚至殺人犯，有的線人則是主動聯絡fbi，向其提供情報，進一步配合案件的調查。當線人成功打入犯罪集團後，fbi的特工們會用跟蹤、竊聽電話等多種方法，循著線人提供的線索，找到犯罪集團的犯罪證據，等待合適的時機，再將其一舉抓獲。

線人提供的線索會幫助fbi展開調查，讓案件在最短的時間內破獲。不過，線人有時候也會給fbi惹出很多麻煩，尤其是曾經屢次犯罪的線人，為了獲得他們提供的情報，fbi必須容忍他們的犯罪行為，甚至引導司法和執法部門做出錯誤的判斷。相比之下，利用高科技的監聽手段辦案，效率更高、獲得的資料更可信，辦案特工還不用擔憂線人惹麻煩或者被其出賣。

可以說，fbi最厲害的手段就是監聽技術。他們擁有高階的監控裝置，負責監控的特工也都訓練有素。監聽人員全部都是大學以上學歷，擁有高超的技術水平，他們首先是電腦科學、資訊科技或者情報、語言方面的專家。多年的全職工作讓他們擁有非常豐富的專業經驗，經過fbi訓練課程，他們還會懂得使用武器、執行監聽任務的技巧和現場偵查。儘管他們不像電影裡的特工一樣，身手矯捷，飛簷走壁，拿著武器一路狂飆，追捕犯人，卻可以通過一條纖細的電話線，清楚地掌控對方的情況。

一開始，fbi根據1978年頒佈的《外國情報監控法》實施監聽行動，監聽的物件包括社會上最秘密的犯罪、可疑的恐怖分子或者間諜。他們會用一套特殊的軟體，獲得目標人物電腦中的資訊，截獲犯罪嫌疑人的電子郵件，在美國本土、歐洲、中東、東南亞、非洲都有手機監聽系統，這些系統幫助fbi完成對恐怖分子的監聽。

在大量獲得通訊資訊的同時，fbi也需要承擔巨大的調查成本，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大規模地投入。因為秘密監聽專案，fbi產生了鉅額的電話費用，2008年，因為沒能按時繳納電話費，監聽部門被多家電話公司切斷了監聽線路。fbi的大部分費用用於租車、租房和監視。按理來說，臥底案件所需的費用應該由fbi總部支出，實際上，大多數情況下，都是臥底案件辦公室動用自己的資金。

這也證明fbi內部財務管理非常混亂，尤其是在秘密調查費用的使用上，依然存在很多漏洞。2006年，就有一位工作人員承認在支付秘密電信服務費時盜竊2.5萬美元。司法部的調查報告顯示，fbi下屬5個分部因為監聽專案產生了990個電話賬單，有一半沒有及時繳費，其中一個監聽部門的辦公室就拖欠了一家電話公司6.6萬美元的電話費。

「9·11」事件之後，配合全面反恐的要求，fbi曾經想要建立全面的電話監聽系統，為此還要求電訊公司改動網路。因為現代通訊採用的是資訊打包的技術，一個資訊被分成幾份獨立傳送，當所有部分都到達目的地後，才能組合成完整的資訊，這給fbi的監聽行動帶來諸多不便。fbi搬出了1994年通過的《通訊協助執法法案》（calea），要求電訊公司在網路中增設有利於監聽的硬體和軟體。

這一舉動遭到了電訊企業和保護個人隱私團體的反對。從技術上講，電訊公司要建立一套統一的技術標準非常困難，既費時費力，還可能給公司帶來財務損失。如果真的按照fbi的要求建設，粗略估計，電訊公司可能要花掉10億美元，耗時一年甚至兩年的時間完成。對於企業來說，這並不是一個穩妥的發展計劃。保護個人隱私團體則認為，fbi的行為可能侵犯公民的隱私，是對公民自由權的踐踏。

儘管如此，fbi還是建立了一個大規模的電話監聽網路，透過這個網路，fbi可以將所有美國人的通話都記錄下來。在波士頓爆炸案中，主要嫌犯塔梅爾蘭和妻子凱瑟琳之間的通話記錄曾經被fbi竊聽，雖然通話內容不足以構成指控他的法庭證據，卻給fbi提供了調查線索，幫助進一步調查案情。不過，fbi對此並不感到滿足，他們還希望能夠合法地監聽網民在gmail和skype等社交網站上的即時通訊。

fbi已經迫使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使用相關的監聽裝置，以便監控它們的網路。《通訊協助執法法案》對電子郵件、雲服務裝置以及像skype這樣的線上通話服務並不適用。於是，fbi根據《竊聽法案》（2008年取代《外國情報監控法》）授予的權力，迫使網際網路巨頭們就範。當然，fbi更希望在無須法官批准的情況下，自由地行使權力。

fbi的邏輯是，犯罪分子已經放棄了陳舊的通訊方式，轉而通過網際網路來交流，因此，他們有權力監聽任何形式的通訊。這一舉動遭到了電腦專家和密碼學專家的反對，他們一致認為，fbi的要求會傷害普通網民的利益，甚至可能讓犯罪分子、外國情報機構竊聽到美國人的談話。

即使fbi緊跟通訊技術的發展，因為科技發展日新月異，fbi的技術有時候顯得很吃力。就在fbi高層官員極力爭取獲得監控社交網路、網站即時通訊的權力時，智慧手機的發展給fbi的監控專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此，fbi特工必須開始使用網路遠端監控等更先進的手段來監聽。透過「遠端行動小組」，fbi可以通過遠端遙控，入侵對方的android手機，獲取對方手機資料，或者通過植入惡意程式收集對方的電腦資料。

在無法監聽對方手機時，fbi特工會將載有特殊連結的電子郵件寄給對方，一旦連結被點開，惡意程式會自動安裝到電腦上，電腦上和手機上的資料，則會自動傳到fbi。這些軟體由受僱的駭客編寫，有時，fbi也會從私人企業購買需要的監聽軟體。

這種竊聽方法並不是fbi剛剛嘗試使用。2002年fbi曾遠端啟用車輛緊急呼叫系統的麥克風來監視犯罪分子；2004年，fbi曾利用所謂的「rovingbugs」來對付歹徒。現在的區別是，fbi可以通過遠端遙控，在不需要入侵對方住所，或者觸碰對方手機、電腦的情況下，實現資訊的竊聽和獲取。

一般來說，如果fbi對監聽物件本人或者住所實行搜尋，必須向法院申請，獲得許可之後才有權檢視對方的資料。如果利用遠端遙控，因為不會實際觸碰到對方的財產，也就不需要向法院申請搜查令。對fbi來說，這種辦案方式更方便，也更自由。

同樣的，這種「非法入侵」的方式常常招來民權組織的抗議，遠端遙控的方式使fbi隨時都可進行監聽，民眾則面臨隨時被侵犯權利的危險，為了防止fbi的監聽權力不被濫用，民權組織呼籲建立更完備的法令法規，對其進行約束。

二被忽略的策劃者

自從「稜鏡門」曝光以來，nsa被認定為監聽專案的最大執行者。在斯諾登曝光的檔案中，多項證據將矛頭指向了nsa——從九家網路公司獲取使用者的資料資訊，包括即時通訊、電子郵箱和社交網路資訊等。這個在通訊、資訊、網際網路方面的行家，一時間成為輿論攻擊的靶子，成為眾矢之的。

殊不知，fbi在監聽專案上從來沒有輸給nsa。為nsa提供音訊、影片、照片、郵件、檔案以及網路日誌等網路資料的九家公司，也將同樣的資料傳給了fbi。人們一般認為，nsa是隸屬國防部的部門，負責訊號監聽和密碼破譯工作，而fbi是司法部的下屬單位，負責國內外的反間諜工作，這兩個機構在業務上是風馬牛不相及，怎麼會都扯到「稜鏡」專案上來呢？這一切，大概都要歸功於「9·11」事件和隨之而來的全面反恐吧。

不管怎麼說，fbi雖然善於使用監聽手段，在通訊、密碼方面畢竟不是行家，因此只能說，它是在監聽專案上「插了一腳」。「9·11」事件之後，美國國會不斷通過一些法案和修正案，擴大對政府監控專案的授權，nsa以反恐為名，對可疑分子撥打或接聽國際長途實施監聽，fbi也採用相似的手段，加入到監聽專案中來。

和nsa獲得資料的方式類似，fbi也會選擇與企業合作，或者利用法律的授權，或者利用企業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利益互換，fbi將微軟、英特爾、蘋果等公司變成了合作伙伴。英特爾旗下的資訊安全公司mcafee經常和nsa、fbi合作，mcafee可以觀察到惡意網際網路流量的情況，通過資料分析，fbi可以查到外國間諜勢力的活動。

一些網路駭客利用合法的伺服器進入政府部門的系統或者私人電腦，mcafee的防火牆恰好能夠收集到這些駭客的資訊，分析出網路攻擊的來源。同時，mcafee非常瞭解全球的資訊網路架構，對於fbi來說，這是不可錯過的資源。通常情況下，fbi會和mcafee的ceo接觸，隨後，由ceo任命專門的人員與fbi合作，向其提供必要的資料。

微軟公司和nsa、fbi合作，幫助其獲得網際網路上的加密檔案。微軟曾經向nsa提供outlook使用者的網路聊天內容和hotmail郵件的資料，允許nsa進入其雲端儲存服務skydrive，這項服務目前的全球使用者總數已經超過2.5億人。在微軟收購skype之後，nsa獲得的視訊通話數量大幅增長。微軟則和fbi下屬資料攔截部門合作，以便fbi掌握outlook中與其職能相關的問題。

fbi還會根據電子產品的不同模式，選擇不同的監聽方式，比如風靡全球的蘋果手機，fbi則選用植入後門的方式，對蘋果使用者實行遠端監控。當世界上的年輕人對他們的「喬幫主」頂禮膜拜時，當每個人都想要擁有一款iphone系列產品時，這些人一定不會想到，當你在蘋果手機中輸入個人資訊時，遠在美國的fbi可能已經收到了這條資訊，並且監視著你的一舉一動。

2012年，反安全駭客小組（antisec）侵入了一位fbi職員的筆記型電腦，從中盜出1200萬個appleios裝置資訊碼，其中包括裝置的唯一識別碼（udid）、使用者名稱、裝置名稱、裝置型別、蘋果推送的訊息記錄、郵政編碼、手機號、地址等資訊。然而，這只是那部電腦中海量資料的一部分。根據這些資訊，fbi可以跟蹤蘋果使用者的行蹤。

這些合作大多是打著「反恐」的旗號進行的，在恐怖主義時代，對於美國人來說，沒有什麼比「反恐」更具有信服力了。2001年，《愛國者法案》通過之後，fbi將「國家安全信函」看成了和企業之間交流的工具。「國家安全信函」授予美國政府部門無須司法監督，就可獲得有關美國人的財產和通訊的詳細資訊，這給fbi這樣的情報部門提供了極大的便利。fbi將它當成了一種獲得資訊的手段，僅谷歌一家，就曾收到過上千封來自fbi的「國家安全信函」，為此，fbi因為濫用「國家安全信函」而受到指責。

fbi將「國家安全信函」發給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信貸公司、金融機構和像谷歌這樣的網際網路公司，要求他們提供客戶的資料、電話號碼、電子郵件地址、所訪問的網站等。2011年，fbi發出了16511封「國家安全信函」，其中涉及7201個個人。根據「國家安全信函」的法律效力，fbi可以獲得有線或電子通訊服務使用者的姓名、地址、服務年限、本地和長途通話費用記錄等資訊，但是無法獲取gmail內容、搜尋請求、youtube影片或使用者ip地址等。要想獲得這些資料，fbi必須使用其他手段。

對於fbi來說，「國家安全信函」是一個非常實用的工具，它無須經過法院的批准，根據言論禁制令，收到信函的一方不能將資訊透露給第三方。因此，當fbi調查恐怖活動時，只需要主管簽發，特工們就可以從信用機構、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或電話公司那裡獲得需要的資訊。根據《愛國者法案》，私人企業無權拒絕fbi的請求。

「國家安全信函」的使用無須審批過程，缺乏相應的司法監督，這給fbi的行動提供了大大的方便，同時，也增加了fbi濫用權力的可能性。fbi曾經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威瑞森電信簽下了數百萬美元的合同，要求在公司中安排fbi的特工，允許他們進入電信資料庫。可以說，藉助《愛國者法案》，fbi的監視活動更加無法無天了。

《愛國者法案》其中一款規定：允許fbi調查人員從美國各大圖書館秘密蒐集讀者詳細的讀書記錄，根據這些情況，判斷讀者是否受到恐怖主義的影響，是否有可能加入恐怖組織。美國的圖書館通常不允許對外透露有關讀者的任何情況。fbi這樣做，使得許多讀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fbi的監視物件。

這樣一來，許多無辜的守法市民可能遭到調查或訊問。比如，在美國生活的伊斯蘭信徒，他們可能到圖書館借閱伊斯蘭教的著作，閱讀相關的書籍和文章，如果因為這樣遭到fbi的調查，他們不僅喪失了個人隱私，還被侵犯了人權。

實際上，蒐集市民在圖書館的閱讀記錄，只是fbi監聽美國公民的手段之一。但凡受到fbi懷疑的公民，他的身上、住所、辦公室都可能被安上fbi的竊聽器，此外，與他人之間的通話、上網記錄、私人信件和電子郵件都會成為fbi調查的物件。也就是說，任何人，只要被fbi盯上，就意味著從此失去一切個人隱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