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nsa還花大量精力去「黑」國外的計算機網路，這一行為在nsa的預算表上美其名曰「攻擊性網上行動」。2011年，美國情報機構曾經實施了231次「攻擊性網上行動」，大多數是由nsa發動的。當cia的資訊操作中心逐漸擴張起來後，也加入了「攻擊性網上行動」的行列。顯然，這些行動都需要大量的財政支援。
所謂「日防夜防，家賊難防」，當nsa大範圍地竊取其他國家的情報資料，監控外國人動向時，在nsa內部，每天接觸機密檔案的員工也不會逃過nsa的檢查。在nsa或者cia的求職者中，有的人的確是和基地組織有關或者「背景不乾淨」的，為了確保機構內部沒有敵國間諜，nsa每年都會對僱員進行背景調查，fbi、cia等其他情報機構也是如此。在曼寧洩密事件發生後，國會馬上命令國家情報委員會建立一個內部甄別體系，以避免類似的事情發生。
nsa內部有兩個專職人員，負責監控僱員們的工作狀態，如果發現哪個人一次性下載大量檔案，或者進入不常用的加密資料庫，就可能被列入「黑名單」，接受進一步調查。這個內部監控的計劃每年也會耗掉數百萬美元，然而，篩查的範圍僅限於nsa的內部僱員，因此，像斯諾登這樣的承包商僱員，即使他在nsa內部網站的不同區域下載了海量的高度機密檔案，nsa的檢查小組仍然無法察覺。
隨著人員的擴編和財政預算的不斷增加，nsa的權力也越來越大，竊聽美國公民的電話、網路，竊聽其他國家領導人、軍事活動，竊聽各國通訊電纜、收集機密情報，已經成為nsa的「日常功課」。根據《外國情報監控法》的規定，nsa不可以將美國公民和境內的合法居民作為監聽物件，不管這個人是在美國還是海外。如果nsa的僱員在監聽外國目標的過程中，無意中發現了美國公民的通訊資訊，除非其中包含重要的情報或者犯罪證據，否則應該銷燬。
雖然nsa的行動需要得到外國情報監控法庭的批准，大多數時候，法庭也沒法掌控nsa的行動。在布什政府授權nsa可以在沒有獲得批准的情況下實施監聽之後，nsa的權力濫用現象就越發嚴重。2003年，nsa在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轉換器上安裝秘密竊聽軟體，已經能夠隨意監聽全國範圍內的網路和電話資訊。
在竊取資訊方面，nsa和cia有明確的分工合作。nsa認為，通訊資訊、硬碟驅動上的資料是有價值的，cia則願意負責靜止的訊息。因此，經過雙方的討論，cia負責竊取硬碟，在電腦中植入竊聽程式碼，nsa則負責網路技術方面，在cia工作的基礎上，竊取外國的資料。
參議院的情報委員會成立的初衷是監督情報機構，保護公眾免受情報部門濫用權力的監控。如今，情報委員會寧願將時間放在削減nsa的預算、左右nsa的人事變動上，而不是調查nsa的行動是否侵犯了公民利益。這也是情報委員會未能發現、制止nsa未經授權監聽美國公民的原因。
2006年，司法部同意，nsa可以在未得到授權的情況下，擷取醫生與病人、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談話內容。一般情況下，醫生、律師與其服務物件之間的談話被視為個人隱私，受到法律的特別保護。當其中一方位於美國境外，或者與基地組織有聯絡時，nsa即可對其談話內容進行監聽。
2008年，nsa被國會賦予新的權力後，更加肆無忌憚地濫用權力，頻頻違反隱私法律規定，越權執法。一年下來，nsa濫用權力的次數達到了上千次。根據nsa的內部統計，從2011年5月到2012年5月，nsa共有2776次未經授權而搜尋情報、存檔受法律保護的通訊資料，其中有的是無意間獲得的，比如程式出錯、設定出錯等原因，有的則是明知違規的情況下進行的操作。
2008年，nsa曾將華盛頓的區域碼和埃及國際長途的電話編碼搞錯（一個是202，一個是20），結果攔截了大量來自華盛頓的通訊記錄。當時，這個錯誤並沒有讓nsa的領導層知道，華盛頓也毫不知情。事後，nsa的監督人員稱，nsa畢竟是一個由人來管理、運作的單位，監督程式繁雜而費時，有時難免出錯。
缺乏足夠限制的環境，使得nsa的員工變得傲慢、大膽起來，不僅監視fbi、cia的高階官員，有的人甚至利用手中的便利資源，實現個人目的。在美國特工和安全人員中，離婚率普遍較高，這和他們的工作性質也有關係。不過，也有人是因為利用工作機會監視伴侶，被發現後而遭遇離婚。
2013年，有一位nsa的安全人員利用手中的監聽資源，偷偷監視自己的伴侶。由於nsa擁有一套可以攔截一切資料的基礎設施，大多數人的通訊資訊都可被這一設施自動擷取，因此，nsa的安全人員如果想要檢視妻子或者丈夫的郵件和通話記錄，只需要輕鬆攔截，就可以獲得對方的郵件、口令、通訊記錄和信用卡資訊。
這樣的案例在nsa的歷史上並不多見，平均一年大約有一例。不過，nsa還是給這樣的行為取了一個代號：loveint（愛情情報）。nsa內部安全人員會定期接受背景調查，比如接受測謊儀的測試。背景調查只是為了找到內部的間諜和洩密人員，拒絕合作的人將面臨解僱。違規者通常在這個時候「不打自招」，像loveint這樣的違規案例，一般不會涉及重大的監控法令，當事人會被處以行政處分或者終止聘用。
20世紀70年代，短波通訊和衛星通訊佔據全球90%的通訊，絕密的外交電報也是通過這兩種方式傳送的。於是，美國在全世界建立通訊監聽站，在太空中放置大量的偵察衛星，通過這些通訊手段，nsa可以擷取各國的通訊資訊，實現對全球各地區的即時監控，nsa隨之進入了一個竊聽的「黃金時代」。
如今，這些曾經讓nsa引以為傲的裝置已經無法滿足時代的要求，也無法滿足美國人的監控慾望了。為了讓全世界的軍事、政治、經濟等情報無一遺漏地彙集到nsa總部，美國又將監聽網撒向了海洋——隨著光纜的發展，國家之間的越洋電話都是通過海底光纜進行通訊的，於是，nsa的監控物件則從太空回到地球，進入海底尋找新的目標。
1988年，美國電報電話公司開發出海底光纜，徹底改變了通訊的方式。光纖的發展使得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的資訊轉化成光束，經由一根頭髮絲一般的導線，就可以迅速傳遞到千里之外。1991年，第一條跨越太平洋的海底光纜建成並投入使用，隨後，各國開始在海底鋪設光纜。1997年，英國旗幟電信公司將1.7萬千米的光纜鋪到了北非、中東和日本，俄羅斯和中國也相繼鋪設了數千米長的海底光纜，到目前為止，光纖已經取代了短波和衛星，成為新世紀的通訊方式。
為了重新回到竊聽全球通訊的「黃金時代」，nsa便打起了海底光纜的主意。早在海底光纜開發出來的第二年，nsa就招攬了一批通訊專家，尋找切開光纜、竊取光纜資訊的方法。隨後，nsa派特工人員搭乘間諜潛艇潛入海底，將深埋在海床下的光纜切斷並帶進了潛艇工作艙。nsa的行動並沒有被運營商察覺，不過，他們也沒有找到處理訊號的方法。
從法律上說，竊聽海底通訊是違反國際公約的，美國的法律也禁止nsa擷取國際通訊。正因為如此，美國海軍派遣潛艇執行間諜任務時，情報官員永遠三緘其口，即使面對媒體的盤問，也是含糊其辭，不願意承認軍方的竊聽行動。
從技術上說，竊聽光纜資訊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一方面，光纜運營商不會笨到不加任何保護措施，讓使用者的資料資料隨便外洩，在數百米甚至數千米深的海底進行竊聽行動，並不是件輕鬆的事。另一方面，即使竊聽到訊號，如何將海量資訊轉化為有價值的情報，也是nsa需要面對的重大技術問題。
即使如此，美國也不太可能放棄對海底光纜的竊聽，以便獲得有利於美國利益的情報。為了實現這一目標，nsa在全世界蒐集通訊專家、密碼專家，研究世界上最先進的破解通訊密碼的方法。
nsa有自己的警隊、購物商場、體育設施和自設的電視網路，有專門的播音員播放新聞，通過內部電視線，還可以看到無人機拍攝到的阿富汗地面情況。nsa和cia共享一個高度保密的網際網路絡，接上這個網路，可以聽到其他國家外交人員的談話，也可以聽到其他國家軍事演習中士兵的通話。拉登搬到阿富汗之後，nsa就通過這個網路竊聽了拉登的衛星電話，兩年時間裡，記錄了超過2000分鐘的通話內容。正是憑藉nsa的竊聽，美軍找到了拉登在阿富汗的軍事訓練營，無人機的轟炸雖然沒能擊斃拉登，卻也把他嚇得再也不用衛星電話了。
nsa在竊聽通訊資訊方面的確是行家，美軍在中東的許多軍事行動都要依賴nsa的竊聽技術。不過，由於顧及的範圍太廣，資訊太多，nsa也有過重大的失誤——未能成功防範「9·11」恐怖襲擊。nsa每小時截聽200萬次來自全球的通訊，在浩如煙海的資訊中找到重要的情報，就像大海撈針一樣困難。正是因為這樣，「9·11」事件中的5名劫機者就住在nsa總部附近的民居，甚至可能和安全人員一起乘車駛過一號公路去華盛頓機場，而這些，nsa竟然渾然未覺。
面對龐大的資料，雖然有嚴格的規定，並不是所有人都能隨意使用和外洩這些資料，但nsa本身就面對巨大的資料處理壓力。為了儲存和分析龐大的資料，nsa專門打造了一個名叫「accumulo」的資料庫，資料庫的眾多機器中儲存著p級的資料（1p=1000t=1,000,000g）。accumulo支援多種格式的資料，任何來源的資料都可以進入其中，此外，它還具有強大的分析能力，可以將資料製成圖表，建立資料間的連結。
儘管如此，網路公司每天生成大量的資料，如facebook使用者每天生成的資料超過500t。面對如此龐大的數字，nsa只能選擇非常有限的一部分來儲存，這也決定了，accumulo只能在一個限定的範圍內發揮它的分析水平。2013年，nsa在猶他州建設的密碼破譯和資料分析中心總投資達到了12億美元，同時，還在馬里蘭州建立了一個新的資料中心，這個資料中心的高能計算機能儲存容量達到5zb（1zb大約是1萬億gb）的資料，可以儲存全球網民未來一百年的通訊資料。
全方位、多角度地掌握海量資訊，的確讓世界各地的私密動態都掌握在nsa手中。為了儲存、整理、分析這些資料，nsa將陷入一場持久戰——通訊資料每天源源不斷地產生，nsa就要一直想辦法提升計算機系統的分析能力，擴大資料庫的儲存空間，而這一切的基礎，就是廣泛吸納僱員、不斷增加預算，用美元將nsa堆成情報界的超級王國。
三以反恐為名的情報之戰
2013年，距離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已經過去了12年。在這12年裡，美國以「反恐」的名義，在全球範圍內打擊各類恐怖組織，隨之而來的便是整個國家機構都朝著一個目標傾斜——反恐。反恐成為美國政府的重要議題，不管是布什政府還是歐巴馬政府，都一以貫之地執行著反恐政策，同時，反恐也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軍事戰略的重點。
2002年7月，布什政府公佈了《國土安全戰略報告》，提出了確保國土安全的四個任務：邊界與交通安全；國內反恐怖活動；預防生物、化學和核武器的恐怖襲擊；應對和處理緊急情況。隨後，《國防報告》、《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相繼釋出，美國正式將恐怖主義視作最大的安全威脅，併為此調整國家戰略部署。在《抗擊恐怖主義國家戰略》中，布什政府闡明瞭美國對恐怖主義即將採取的策略：循序漸進地瓦解、削弱，最後消滅恐怖主義組織。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國會給軍方一次性撥款250億美元，作為反恐的專項費用。2003年，美軍開支繼續上漲，國防預算達到了3793億美元，比2002年增長了11.7%，其中專門用於反恐專案的開支為270億美元。此外，美國還特別撥款36億美元，給援助美國反恐行動的國家。2004年，國防預算總額為4005億美元，又增長了5.7%，其中用於國土安全專案的預算為260億美元。
美國政府在軍事力量上大筆投資，建設反恐作戰部隊，更新武器裝備的同時，也將情報機構劃入了反恐的陣營。除了增加反恐情報的預算，招收情報人員，改進電子資訊的擷取手段，聯邦調查局的職能重心也從打擊國內外犯罪轉移到反恐偵察，國家安全域性和中央情報局也參與到這場反恐大戰中。隨著反恐戰爭的進行，情報部門逐漸將反恐當作唯一的工作重心，一切工作都是為了反恐，「打擊恐怖主義」也為任何立法、軍事行動提供了適當的理由和充分的依據。
在固有情報部門的基礎上，美國政府又新增了許多情報組織，新增與重組的部門加起來，達到了263個，政府機構和私營企業均增添了負責情報、反恐和國土安全工作的辦公室。國防情報局（dia）的僱員從原本的7500人擴充至16500人；fbi的打擊恐怖活動工作組從35個增加至106個。
2004年12月，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了情報機構改革法案，決定設立國家情報總監一職，成立國家反恐情報中心。如果說，1947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是為了防止珍珠港事件的再次發生，這一次的情報機構改革法案就是為了防止「9·11」事件的再次發生。
當國家反恐情報中心（nctc）成為美國政府的情報總庫時，每天負責為總統提供有關恐怖威脅的簡報。到了歐巴馬政府時期，歐巴馬允許nctc瀏覽美國公民的檔案，還可以通過不同渠道獲得政府檔案、衛星圖片、機密電報等大量情報。將公民的資料資訊收集、整理、分析，這些行為都是嚴重侵犯公民隱私的做法，是法律禁止的，在以前的情報工作中也是不允許的。可見，從反恐之戰開展以來，美國政府已經將公民隱私先行棄之一旁，將打擊恐怖主義、維護國土安全放在了第一重要的位置。
政府賦予情報機構權力、金錢和最高的授權，情報機構是如何反應的呢？在沒有人知道花了多少錢、僱了多少人的情報計劃中，情報機構似乎沒能發揮其有效作用，反而漸漸變得龐大、笨重，而且越來越神秘。nsa每天攔截、儲存17億條資訊，其中包括電子郵件、通話內容和網路上的即時訊息，先進的電腦裝置幫助nsa輕鬆完成了資料的傳輸和儲存。但是，分析情報的工作依然要靠人工完成，這也是情報網路迅速擴張，但是情報處理效率欠缺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由於人員的迅速擴張，許多情報分析人員沒有經過長期的訓練，缺乏相關的經驗。對於剛剛畢業的大學生來說，他們對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區的瞭解非常少，不懂那裡的情況，也不熟悉他們的語言。在這種情況下，情報機構只能廣泛撒網，希冀在龐大的資料庫中找到線索，羅列出一張長長的「恐怖主義者黑名單」。
從2001年到2007年，有關恐怖嫌疑人的資訊已經達到了40萬條；到2009年，這一數字增長到55萬。2013年，嫌疑人的人數從55萬上升到87.5萬，這個數字還將繼續上漲。不斷增加的資料讓情報機構的甄別負擔更重了，想要在海量的資訊中分析、甄別，找到真正的恐怖主義者，根本就是「missionimpossible」。
由於這份名單並非監控名單，而是被情報機構列為「潛在恐怖分子」的資訊庫，因此，nsa或者fbi都沒有將其中的某個人當作重點物件，進行進一步的監控和調查。而且，名單上所列之人遍佈全球各地，有的人生活在非洲、美洲，有的人就在美國本土活動，就像波士頓爆炸案中的兩名嫌疑人一樣，他們在美國出生、在美國長大，平日裡像正常人一樣工作、學習、生活。情報部門永遠不會想到，一個普通的公司職員，或者俱樂部裡的拳擊手，有一天會成為恐怖襲擊的發起人——如果真是這樣，情報部門的偵察任務就更繁重了。
「9·11」事件發生之後，美國全力緝拿發起恐怖襲擊的兇手。這時，長期負責監控通訊資訊、掌握國內外重要情報的nsa向fbi提供了一份可疑人員的名單，其中包括嫌疑人的姓名、電話號碼、電子郵件地址等。fbi在拿到nsa提供的名單後，便派出特工行動，找名單上的嫌疑人進行約談。隨著調查的深入，特工們發現，這份名單非但沒有幫助他們找到襲擊事件的真兇，還侵犯了那些守法公民的隱私。
經過fbi的查證，名單上的人要麼是「查無此人」，要麼就是普通的守法民眾，查到最後，聯邦特工白忙活了一場，還險些因為侵犯公民隱私而惹上麻煩。由此證明，nsa的全面監控的確掌握了大量的資訊，但是這些資訊數量過於龐大，而且大多數都未曾經過證實，在關鍵時候並不能真的起到作用。在重大的事件中，還可能耽誤最佳的調查時機，針對「9·11」事件的調查便是如此。
當fbi的探員將nsa的監控資料看作有力的線索時，便放棄了其他更有用的線索，結果導致fbi的調查精力被分散，原本有用的線索也失去了進一步調查的機會。對此，nsa的官員卻不這樣認為，「如果沒有nsa的情報線索，波特蘭等市的恐怖分子也不會輕易被抓獲」。
在美國發起反恐戰爭的十多年後，類似「9·11」事件的恐怖襲擊還在世界範圍內發生著。一些研究恐怖主義的學者將恐怖分子比喻成「毒蜂」。毒蜂在用毒刺刺向人畜，給他人帶來傷害的同時，內臟器官也會隨著流出，生命也走到了盡頭。「毒蜂」一詞形象地比喻了那些為了實現攻擊與報復，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恐怖主義者。
對此，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湯姆·裡奇在就職演講中曾說，成功的情報工作是戰勝恐怖主義的基礎。事實證明，多年來的情報工作並沒有成功阻止恐怖分子的襲擊行動，也沒能讓人們迴歸到平靜的生活中。
nsa從來不會因為一兩次的失誤而放棄「撒大網、捕大魚」的監控行動，自從2009年底特律發生一次未遂的恐怖襲擊之後，nsa對資料庫的要求更加嚴格了，修建新的資料管理中心，頻繁擴大資料的容量。儘管許多人認為，要想找到潛在的恐怖分子，不能只靠大面積的撒網，而應該針對具體物件深入地分析，找到具體的危險。顯然，痴迷於全面掌控的人並不信這套，所以我們看到，nsa的資料中心越建越大，儲存能力不斷升級，情報人員要想找到目標人物，卻要在浩如煙海的資料中苦心搜尋，結果可想而知了。
「9·11」事件之後，由於美國的嚴加防範，基地組織將目標轉移到印度尼西亞、西班牙和英國等地，開始在世界各地製造恐怖襲擊事件。2004年3月，西班牙馬德里市城鐵發生10次嚴重爆炸，190人當場死亡，1240人受傷；沒過幾天，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和布哈拉州發生5起恐怖襲擊事件，造成19人死亡、26人受傷；4月，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的一棟聯合國辦事處建築遭到恐怖襲擊，至少造成3人死亡；5月，俄羅斯聯邦車臣共和國首府體育場發生爆炸，車臣共和國總統艾哈邁德·卡德羅夫被炸身亡。
這些恐怖襲擊都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影響，但是都不曾波及美國本土，這也讓曾經深受重創的美國人喘了一口氣。近年來，情況逐漸糟糕起來。2008年10月28日，來自明尼蘇達州的希爾瓦·艾哈邁德在索馬利亞發動了自殺式襲擊，成為第一個生長在美國的人肉炸彈；2009年，美國逮捕了三名企圖在紐約地鐵實施恐怖襲擊的極端分子。這些人都擁有美國的合法居留身份，也都在靠近阿富汗的巴基斯坦地區受過基地組織的訓練；2009年年底，一名曾經受過恐怖組織訓練的奈及利亞青年企圖炸燬從荷蘭飛往底特律的飛機，可惜行動失敗。種種跡象表明，恐怖主義正再次向美國本土進發。
2011年，被美國政府視為頭號敵人的本·拉登被擊斃，長達十年的反恐之戰貌似以美國的勝利告終。然而，歐巴馬或許沒有想到，反恐之戰並沒有就此結束。2013年4月15日，正在舉辦國際馬拉松賽事的波士頓發生爆炸案，造成3人死亡，100多人受傷。在爆炸案發生之前，情報部門沒有絲毫的防備。
爆炸事件發生後，波士頓警察局局長愛德華·戴維斯參加了國會聽證會。戴維斯說，fbi等執法部門的確與地方執法部門有密切的合作，但是合作過程中不存在反恐情報的共享。通常情況下，都是地方執法機構向聯邦層面的執法部門彙報資訊，聯邦執法部門卻沒有資訊反饋，兩邊缺乏雙向的情報互動。
諷刺的是，早在爆炸案發生之前，俄羅斯的情報部門曾經提醒說，塔梅爾蘭（爆炸案嫌犯之一）是極端組織的支援者，fbi也曾對他進行調查，最終因為找不到證據而放棄對他的進一步監控。當然，fbi不曾將這一資訊通告地方執法部門。
對於常規性的、國與國之間的情報工作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秘密打入對方的組織內部，藉以蒐集情報。面對恐怖組織，這個方法就不太可行了。情報人員幾乎無法打入恐怖組織內部，更不用說進入高階決策層。像阿富汗的基地組織、秘魯的「光輝道路」，他們只招募年輕的成員，在招募之前，他們會對候選者的家世、性格、經歷考察得非常清楚，甚至比cia招募特工還要謹慎，因此老練的諜報人員幾乎不可能打入其組織內部。
情報上的不對等使得美國陷入了草木皆兵的狀態，尤其是近幾年來，深入到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讓美國人一談到「恐怖主義」就神經緊張，全國上下進入了「後反恐時代」。有人將美國為了打擊恐怖主義而在全國造成的緊張氛圍和50年代麥卡錫煽起的「反共」運動相比較。
或許有人覺得一個是政治運動，一個是防禦國家安全的行動，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不過，它們確有一些相似之處——給美國的民主自由蒙上汙點。當時，麥卡錫大肆渲染共產黨已經侵入政府和輿論界，開始煽動人們互相揭發，導致一些著名人士受到政治迫害。四年後，隨著麥卡錫在選舉中遭到選民唾棄，社會上的恐怖氛圍才得以消除。
在反恐的名義下，情報機構對美國公民和全球公民的資訊進行監控、蒐集，表面上看起來沒有直接的後果，也沒有造成無辜人士的受害，但監控行動可以隨著時間的變化清楚地掌握一個人的大量資料。針對某個單一個體，nsa可以通過監控所得的資訊瞭解其性格、職業、社交圈子、私人生活等方方面面，日後如果政府對這個人感興趣，就可以從資料庫中將其調出來，用資料資料拼湊出一個人幾十年的完整生命，對於個人來說，這是珍貴的生命歷程，也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個人隱私；對於情報分析員來說，可能只是計算機裡的一個低階的儲存單位。
許多與美國敵對的恐怖分子，他們在常規軍事力量上無法和美國抗衡，於是選擇駭客入侵美國的金融系統、通訊系統和水電基礎設施的方式，這類行動成本很低，如果成功的話，的確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由於網路世界不存在邊界，對手的身份也不明確，可能是好奇貪玩的青少年，可能是帶有商業目的的犯罪團伙，也可能是外國敵對勢力。駭客只要抓住網路系統中的一個漏洞，就可以發動襲擊，到那時再防禦已經晚了。因此，情報部門覺得進攻才是最好的防禦方法，所以，五角大樓和nsa都在提升自己的網路攻擊能力，以應對無國家邊界的網路之戰。
2010年，谷歌和nsa就網路反恐方面的合作事項展開談判。谷歌將在不侵犯使用者隱私的前提下為nsa提供重要的資訊，也就是說，nsa不會直接監視使用者的網路搜尋和電子郵件活動，而是通過谷歌這個中轉站。反過來，nsa會協助谷歌調查伺服器被駭客襲擊的事宜——如果沒有政府部門的幫助，谷歌很難遏制網路上的襲擊活動。在谷歌之前，矽谷地區的高科技公司也都在和nsa等情報機構合作。
十幾年來，「9·11」事件改變了美國人一向自以為無人敢犯的本土觀念，也改變了美國人的隱私概念，使得美國政府很輕鬆地將手伸入每個人的生活。政府一直強調，反恐的政策會在國家安全和公民隱私之間尋找平衡點。事實證明，情報機構根本就沒有顧及民眾的隱私，而是在反恐的名義下將調查深入到每個人的生活中。
從2001年開始，不論是美國人搭乘國內的飛機，還是外國旅客進入美國領土，所有人都不能攜帶液體，行李、背包都要經過嚴格的檢查，個人還需要脫掉衣服，近乎赤裸地走入進行安檢的x光機。即使所有人都在抱怨過於嚴格的安檢程式，美國人還是願意默默接受。「稜鏡門」之後，共和黨並沒有向歐巴馬政府施加壓力，「稜鏡計劃」得以繼續施行。從民意調查上來看，美國民眾依然願意為了防範恐怖襲擊的威脅，在隱私問題上做出更大的讓步。或許，「9·11」事件真的讓美國人嚇破膽兒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