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眾所周知，世上有兩個美國。一個是歐洲式的美國。這個美國主要包括東部各州，在這裡，老一輩心懷敬仰，翹首仰望異國的貴族制；而新來的移民則抱著懷舊的情緒思念著故土的文化傳統。在這片歐洲式的美國國土之上，沉著穩重、溫文爾雅的盎格魯——撒克遜靈魂與焦躁不安、大膽創新的新民族精神發生了一場激烈的衝突。英國式的思想和行為準則終將屈從於籠罩它、淹沒它的大陸文化，但當下，儘管英國式道德早已淪喪，美國東部文學依然瀰漫著英倫氣息。大西洋沿岸各州的藝術和審美標準依舊是英國的標準，文學傳統依舊是英國的傳統，我們的哲學——如果我們還有時間從事哲學研究的話，也依舊承襲著英國的思想傳統。在這片孕育華盛頓、歐文、愛默生甚至愛倫·坡的新英格蘭土地上，美國哲學思想的開拓者喬納森·愛德華茲寫下了自己的著作，並捕獲、塑造了一位古怪的外來人物——美國最新崛起的思想家喬治·桑塔亞納。當然，桑塔亞納只是託了地理位置之福，才被稱為美國哲學家，其實，他是一位出生於西班牙的歐洲人，在懵懵懂懂的童年時代被帶到美國。而今，飽經風霜的他像來到天堂似的回到了歐洲，似乎在美國的日子只是他的一個準備期。桑塔亞納沉浸在舊美國的「上流社會傳統」之中。
另一個美國則是美洲式的美國。它旗下的人民，不論是東北部地區的歐洲移民，還是印第安納州的土著人，還是牛仔們，都深深紮根於美國這片土壤，而非歐洲土地。他們的舉止、觀念、理想是土生土長的；他們的靈魂既沒有沾染任何裝點著波士頓、紐約、費城和里士滿的家族文雅之風，也沒有東部和南部歐洲移民反覆無常的熱情；這裡的男男女女在近乎原始的環境和勞動中成長起來，一個個體魄強健，雖外表粗糙，心靈卻率直而簡樸。
這便是養育了林肯、梭羅、惠特曼、馬克·吐溫的美國。在這裡，有「粗鄙實用的知識」，有「務實的居民」，也有「頭腦冷靜的商人」；這片美洲式的美國令威廉·詹姆斯動情，於是，詹姆斯在其哲學中對這片土地高呼萬歲；在這片土地上，還誕生了約翰·杜威。
我們首先來考察一下桑塔亞納，雖然按時間順序不該如此，在偉大的哲學家中，數他最為年輕，桑塔亞納還代表著古老的異國學風，其微妙的思想、芬芳的文風彷彿鮮花被帶離房間後空氣中四處瀰漫的花香。十有八九，我們將無法再擁有桑塔亞納這樣的人物，因為日後，書寫美國哲學史的不再是歐洲，而是美國。
一、喬治·桑塔亞納
1.生平
桑塔亞納1863年生於馬德里，1952年卒於羅馬。1872年，他被帶到美國，直到1912年離去。桑塔亞納在哈佛大學獲得學位，並自二十七歲起在那裡執教，直至五十歲。
他的一位學生如此生動地描述他：
上過先生的課並記得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就像一個嚴肅、可愛而內斂的精靈，他的臉龐好似文藝復興畫家筆下的使徒約翰的臉：深邃的眼神、仁慈的微笑，一半是淘氣，一半是得意。說話時，先生那圓潤洪亮的嗓音好似平穩的流水，抑揚頓挫的聲音如禮拜儀式般流暢而穩重。至於先生的課堂，真好比是一首詩篇，錯綜複雜卻又渾然天成，其價值不亞於一則預言。先生說話，一切都為聽眾著想，而不是把聽眾視作聽話的機器；先生說話，總能在聽眾心底激起層層漣漪，讓他們心潮澎湃，好似接到一紙神諭。先生的身上散發著一種神秘氣息，令人肅然起敬；他看似遙遠，實則充滿無限魅力。他讓人感動，自己內心卻平靜如水。
其實，桑塔亞納對自己所在的國家並不滿意，隨著時間在大量的學習中漸漸流逝，他的心也越來越柔軟，靈魂則像詩人般敏感（他首先是位詩人，然後才是哲學家）。
想必是受夠了嘈雜而又匆忙的美國都市生活之苦，桑塔亞納出於自保來到波士頓，想盡量離歐洲更近些；日後，從波士頓到劍橋和哈佛，桑塔亞納也慢慢開始偏愛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不願支援詹姆斯和羅伊斯。面對同事聲名鵲起，他付之一笑，微笑中隱隱地透露出一絲苦澀。桑塔亞納平日裡遠離人群及出版機構，但他知道，能夠以全美大學中最優秀的哲學院為家，他很幸運。「在理性生活裡，這是一個清新的早晨，雖然雲霧朦朧，但陽光會依舊燦爛。」
《美感》（1896）是桑塔亞納的第一篇哲學論文。對此文，連素來就事論事的繆斯特伯格也大加讚賞，稱其為美國對人類美學的最大貢獻。五年後，桑塔亞納完成《解讀詩歌與宗教》一書，該書由零散文章結集而成，可讀性也更強。接下來的七年裡，桑塔亞納就像雅各布一樣，為其所愛而默默工作，僅零星發表一些詩歌；期間，他準備著自己的傑作——《理性的生活》。這厚厚的五卷本（《常識中的理性》《社會中的理性》《宗教中的理性》《藝術中的理性》和《科學中的理性》）使桑塔亞納一夜之間贏得聲譽，而聲譽的品質則大大補償了五卷本《理性的生活》在流傳方面的不足。站在我們面前是一個西班牙貴族的靈魂，一個嫁接在紳士愛默生枝頭上的西班牙貴族靈魂：地中海貴族血統與新英格蘭個人主義的完美融合——而首要的是，這是一個獲得徹底解放的靈魂，他不受任何時代精神的騷擾，說話時帶著異教學者的腔調，他從古代亞歷山大走來，用冷靜、傲慢的眼神環視我們小小的世界，用平靜至極的說理和完美無缺的言辭敲碎我們的新舊夢想。自柏拉圖以來，從未有過披著如此美麗語言外衣的哲學：用詞奇巧，結構精妙，不但能洞幽察微，還帶著嘲諷與智慧。作為詩人，他以豐富的比喻說話，作為藝術家，他又以稜角分明的段落說話。世上竟還有如此人才，不僅善於感受美的吸引，還能聽到真理的呼喚。令人讚歎！
《理性的生活》完成以後，桑塔亞納享受著成名的榮耀，平日裡吟詩著書，怡然自得。隨後，說來奇怪，桑塔亞納在離開哈佛到英國定居以後，當全世界都以為他已經封筆時，1923年，他出版了又一部鉅著——《懷疑主義與動物信仰》，他還高興地宣佈，此書僅是為一個全新哲學體系吹響號角。桑塔亞納稱該體系為「存在領域」。一位已到耳順之年的人，竟能再次踏上遠航的征途，一如既往地寫就一本思想活躍、文風優美的著作，著實令人振奮。我們之所以從此書開始講述桑塔亞納，是因為它是瞭解桑塔亞納全部思想的入口。
2.懷疑主義與動物信仰
桑塔亞納在前言中寫道：「此書中是一個全新的哲學體系。如果讀者在閱讀時不禁失笑，我向他保證，他失笑時我亦在笑……我只不過為讀者說出了他們失笑的緣由。」
桑塔亞納是謙虛的（這不像一位哲學家所為），他認為除了自己的哲學體系之外，其他體系也並非無法成立。「如果他喜歡別人的體系，我便不強求他在思考時遵循我的體系。如有可能，讓他擦淨自己的心靈之窗，到時，展現在他面前的世界將更加燦爛、更加斑斕、更加美麗。」
在桑塔亞納這部一生中最後的、導論式的著作中，他提出應首先清理認識論這張牽絆了、阻礙了現代哲學發展的蛛網。在描述《理性的生活》之前，桑塔亞納使用認識論專家熟悉的術語和手段討論了人類理性的起源、有效性和侷限性。他認為，人類思想有一大陷阱，那便是不經批判便認可傳統的假設。桑塔亞納不依常規地說道：「對深深紮根於傳統與慣例之中的人來說，批判無疑是一件新奇的事情。」桑塔亞納幾乎對一切事物都抱著懷疑的態度：世界就像一條小溪，它透過我們不完美的感官來到我們面前；我們的記憶也不可靠，它浸染著慾望，過去便透過這不可靠的記憶來到我們的面前。在桑塔亞納看來，唯有一物可確信無疑，即當下的經驗——這顏色、這形狀、這滋味、這氣息、這質量，這才是「真實」的世界，對它們的感知便是「對本質的發現」。
唯心主義沒有錯，但其影響並不大。沒錯，我們只能通過我們的思想來認識世界，但世界幾千年的運轉足以說明，我們的全部感覺真真切切地存在，因此，我們無須為未來擔憂，便可接受這一人類的實際侷限。「動物信仰」或許是一種神話信仰，但這神話也不壞，因為與任何推理演繹相比，人生要美妙得多。休謨的不足在於，他以為只要找到了觀念的起源，他便破壞了觀念的有效性：「在他看來，私生子是不合法的。看來，他還不及一位法國女士富有智慧，那位法國女士曾問道，難道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自然出生的嗎？」對經驗真實性的懷疑在德國人那裡發展到幾乎病態的程度，好像一位瘋子為了把手上本不存在的灰塵洗去，永不休止地衝洗著自己的雙手。但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是這些「在自己心中尋找宇宙根基」的哲學家也並非如其設想，真的相信事物不被感知便不存在。
我們並非必須清除我們關於自然世界的觀念，或在現實生活中時刻懷疑自然世界，因為唯有在超越自然的時候，我們才是唯心主義者，而平日裡，我們依然是現實主義者……身在爭辯之外時，如果我贊同自己並不相信的觀點，我應感到羞恥。在我看來，放棄自己的主張，而在別人的庇護下苟且偷生，是小人之為，是懦夫之為……因此，在我眼裡，現代作家中沒人稱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哲學家，除了斯賓諾莎……我坦誠地用自己的雙臂擁抱自然，在不著邊際的思考中，我把動物信仰當作我日日遵循的準則。
桑塔亞納便如此與認識論來了個一刀兩斷。從此，我們便能輕裝上陣，跟隨桑塔亞納俯觀他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偉大重建——《理性的生活》。顯然，對一個全新的哲學體系來說，這一認識論導論是一次不可或缺的洗禮。它是一種過渡，因為哲學依然穿著認識論的外衣作揖打躬，好像勞工領袖到了皇宮而一時穿上絲綢錦緞那樣。終有一天，當中世紀的陰霾散去，哲學也將離開雲霧繚繞的天庭，下凡處理人間事務。
3.科學中的理性
理性的生活，「該名稱指一切以意識性成果為依據的現實考慮和行為」。理性不是本能的仇敵，它是各種本能協調一致的結果；理性是被我們意識到的本性，照亮我們的道路和目標。它「是兩種因素——衝動和觀念的美滿結合，如果將兩者完全分開，人便會淪為禽獸或瘋子，而理性的動物則是這兩種怪物的結合，不再虛幻的觀念和不再輕浮的行為共同成就了他」。理性是「人類對神性的模仿」。
《生活的理性》以科學為基礎，因為「科學包含著所有可靠的知識」。桑塔亞納懂得，理性不可靠，科學也難免犯錯，因此，他雖接受現代科學分析方法，但同時認為，現代科學分析方法只能對我們觀察而來的規律進行簡要的描述，這種「規律」並不是支配世界、永不改變的「規律」。但是，即使如此看待科學，它依然是我們唯一的依靠；「對理智的信仰……是唯一的信仰，理智的豐碩成果使這種信仰得到廣泛認可」。因此，桑塔亞納決心要認識生活，他像蘇格拉底一樣，認為未經討論的人生不值得過活。為此，他要用理性的手術刀對「人類進步的每一步階梯」、人類歷史的每一個重要場景進行靜觀默察。
桑塔亞納非常謙虛謹慎，他沒有提出新的哲學，而只是將舊有的哲學應用於當下的生活。他認為，史上第一批哲學家不可超越，他們屬於最優秀者；在這第一批人當中，他把德謨克利特和亞里士多德放在第一位。他把樸素而坦然的唯物論放在首位，其次是冷靜、沉著的理智。「亞里士多德的人性概念完美無瑕：一切理想事物均以自然為基礎，而一切自然事物都經歷過一個理想的發展過程。如果對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展開一番徹底的認識和思考，我們便會知道，他的倫理學是如此的不可超越。理性生活在那裡找到了經典闡釋。」從此，桑塔亞納以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和亞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為武器，探索當代生活中的種種問題。
在自然哲學中，我是一名堅定的唯物論者……顯然也是當今世上唯一的一位……但我並不自詡知道物質本身是什麼……我等待著科學家來告訴我。……但無論物質是何物，我依然大膽地稱之為物質，正如我把我的朋友稱為史密斯或瓊斯，儘管我並不知道他們有何秘密。
桑塔亞納不贊同泛神論，因為泛神論只是無神論的一個託詞罷了，把大自然稱為上帝，並不能給大自然增添什麼；「自然一詞已充滿足夠的詩意，它充分表現了我們所生存的這個世界那強大的繁衍能力和控制能力、無限的生命力以及變化無窮的秩序」。倘若永遠固守那精美文雅但矯揉造作的陳腐信仰，與笨拙地修補過時盔甲的堂·吉訶德何異？桑塔亞納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詩人，他知道，如果世界缺乏神性，便好似一個沒有溫暖的家，令人不適。「人類為何總是違背自然，回過頭來又以各種各樣的形式狂熱崇拜虛無縹緲的神呢？」或許，那是「因為靈魂更接近於永恆與理想」，它不滿足於現狀，渴求更美好的人生；但對死亡的思考讓它悲痛欲絕，它寄希望於某種力量，某種能夠使它在變遷中永垂不朽的力量。但桑塔亞納斷定：「我相信世上絕無不朽的事物……無疑，世界的精神與活力便是我們體內那活躍的因素，正如小小的波浪起伏造就了茫茫的大海；但世界的精神與活力會穿透我們而去，無論我們如何聲嘶力竭，它也不會停下前進的腳步。我們的特權僅在於，能夠在它前行的時候感知到它的存在。」
或許，機械論具有普遍性；儘管「物理學無法對地殼中那些細微的運動和發展（包括人類的發展在內）作出解釋」，但心理學研究的最佳方法便是作出如是假設：即使在人類靈魂的最深處，機械論也無處不在。唯有當心理活動的物理和物質基礎成為心理學的研究物件時，心理學才能走出文學的困境，成為名副其實的科學。即使是斯賓諾莎那論述情感的傑出作品，充其量也不過是「文學性的心理學」，一種演繹辯證法，因為它在衝動和情感背後找到的並非其生理的和物理的基礎。今天的「行為主義者」已經找到了正確的道路，他們應該無所畏懼地走下去。
生命的機械性和物質性是如此徹底，以至於意識（意識不是事物，而是一種狀態、一個過程）沒有任何因果功效；因果功效在於熱力，而不在思想的光芒之中，衝動和慾望依賴這種熱力推動著大腦和肉體運作。「思想的價值是理想性的，而非因果性的」，也就是說，思想不是行動的工具，而是像一座影院，放映的是繪聲繪色的經驗，思想還能體會道德與審美帶給人的喜悅。
是心靈掌控著困惑的肉體嗎？在各種身體習慣還未確定如何相互配合之前，是心靈為各種身體習慣指點迷津嗎？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臺內部自動機械裝置在從事著那不可思議的工作，而心靈只是這兒看看、那兒瞧瞧，時而表示欣喜、支援，時而又作些無力的反抗，最終也只能旁觀機械裝置運作的整個過程？……拉朗德，或無論其他什麼人，如果用望遠鏡搜尋天堂時找不到上帝，那麼，他即使用顯微鏡搜尋大腦，也不會找到人類的心靈……相信心靈存在無異於相信魔法存在……心理學家能夠觀察到的唯一事實便是物理事實……靈魂只是物質性的動物體內一種精妙而敏捷的組織……它是一個龐大的由神經和組織構成的網路，在每一代人那裡形成於萌芽階段。
這樣的唯物論無疑令人心情舒暢，但我們必須接受它嗎？經過幾百年的努力，哲學依然無法對花朵的生長和孩子的嬉笑作出合理解釋，但令人驚奇的是，像桑塔亞納這樣敏感的思想家，如此輕盈的詩人，會將如此沉重的哲學背在自己的肩上。或許，把世界看作一個一半是物質一半是精神的「二元混合體」是類似「將機械與幽靈結合的笨拙之舉」，不過這卻清楚明白併合乎邏輯地體現了桑塔亞納的想法：他把自己看作一個自動思考自身並反映其自動性的自動人。如果意識沒有任何功效，它為何能如此緩慢、如此痛苦地進化發展？在一個無用事物很快便被淘汰的世界裡，它又如何能生存下來？意識是人類作出判斷的器官，承載著人類的快樂，它的主要功能是對反應進行預演和協調——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依據。或許，與陸地和海上的種種機器相比，花朵及其種子、孩子及其嬉笑包含著更多的宇宙秘密；或許，從生命的角度解讀自然，而非從死亡的角度認識自然，才是明智之舉。
桑塔亞納也讀過柏格森的書，桑塔亞納對柏格森嗤之以鼻並避而遠之。
柏格森大談特談生命，自以為摸透了生命的本質，然而，要對何為生命作出回答，勢必要對死亡與出生進行考察，這才是合乎常理的分析方法。陽光和雨水帶動了生命的運轉，但這個必須等待陽光和雨水來啟動的創造意志又是什麼？一顆子彈能夠瞬間了結一個人的生命，這樣的生命又是什麼？溫度微微下降，便能將整個生命衝動驅逐至宇宙之外，這樣的生命衝動又是什麼？
4.宗教中的理性
聖佩甫這樣評論他的同胞：即使很長一段時間不做基督徒，他們也會繼續做天主教徒。勒南、法朗士、桑塔亞納也如此分析。桑塔亞納熱愛天主教，就像男人對欺騙過他的女人仍痴心不改一樣——「儘管我知道她在說謊，我仍然相信她」。他為自己失去的信仰悲傷，他那失去的信仰是「一個輝煌燦爛的錯誤」，與生命本身相比，「這樣的錯誤更符合靈魂的衝動」。在牛津的一次古老儀式中，他如此描述自己：
流亡的我，
既遠離了狂風呼嘯的荒野，
在那裡，瓜達拉納高聳著它紫色的山巔，
又遠離了精神的王國，
它是至善的溫柔之鄉，是一切希望的歸宿。
正是憑藉這種神秘的愛、這種堅定不移的懷疑，桑塔亞納奠定了《宗教中的理性》一書的崇高地位。這部著作的字裡行間不僅透露出作者一如既往的懷疑態度，還充滿了溫柔的悲傷；此外，在天主教的優美中，桑塔亞納找到了熱愛它的充足理由。確實，桑塔亞納嘲笑「傳統正教，因為根據傳統正教，宇宙不但因人類或人類精神而存在，而且宇宙因此是善的」，但是他也鄙視「年輕的智者和迂腐老朽的諷刺家所謂的啟蒙和教化，他們搔首弄姿，自以為發現了科學不適用於宗教（對此，即使是最無知的蠢材也看得出少許門道），卻對信仰由之產生的思維習慣、信仰的本義、信仰的真正功能置之不理」。宗教這一現象著實引人注目，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有自己的宗教，如果我們不懂宗教，我們何以認識人類？「人終有一死，但通過研究宗教，無神論者便能直麵人類存在的神秘性與悲劇性；無神論者便能知曉，宗教為何如此深刻動人，以及從某種意義上說，宗教又是如此公正。」
同盧克萊修一樣，桑塔亞納把恐懼視作神祇出現的根源。
對超自然力的信仰是人類在命運最低谷時，為自己下的一個絕望的賭注；它遠遠不是正常生命力的源泉，如果命運好轉，生命力便會慢慢恢復……如果一切順利，我們就歸功於我們自身……一個人學會辨別並反覆實踐的第一類事情是這樣的：擁有自己的意志，並能抵制不經意的慾望；因此，他們面對現即時產生的第一種情感便是仇恨，這種仇恨在弱者面前變為殘忍，在強者面前變為恐懼和奉承……可悲的是，宗教，即使是最高階的宗教，其歸於神祇的動機也是低賤的，至於動機的緣由，竟是人生的重擔與苦痛。得到最好的供奉、被人銘記、讚頌、盲目拘謹地服從，這一切對神祇來說攸關體面，為此，神祇會賜予恩惠、施以懲罰，無所不用其極。
造就神祇的除了恐懼，還有人類的想象：人類是無可救藥的萬物有靈論者，並用擬人的方式解讀萬物。人類將大自然人格化、戲劇化，並以各路神祇象徵它。以彩虹為例，人類「將彩虹看作……一位美麗羞澀的女神飄然而過後留在天幕上的痕跡」。並非人類相信這些優美的神話，人類是藉助詩性來忍受人生的平淡無奇。今天，人們對神話的興趣已經日漸減少，科學使人質疑想象，甚至猛烈抨擊想象；但在原始民族那裡，尤其在近東地區，人類的想象力依然如天馬行空、無拘無束。整部《舊約》裡詩歌、隱喻比比皆是；創作《舊約》的猶太人並不以字面意思解讀自己塑造的人物。但當重實際、輕想象的歐洲民族將《舊約》拿在手中時，卻把詩歌誤認為科學，西方神學也因此誕生。一開始，基督教是希臘神學與猶太人道德的結合，這是一個不穩定的結合，因為希臘神學與猶太人道德必有一方向另一方屈服。最終，在天主教中，希臘與異教成分佔據了上風，而在新教中，取勝的是嚴厲的希伯來道德準則。前者經歷了一場文藝復興，後者則接受了宗教改革的洗禮。
被桑塔亞納稱為「北方蠻族」的日耳曼人從未真正接受過羅馬基督教。「一種非基督教之勇氣與榮譽的倫理、一種非基督教的迷信、傳說和感性，不停地流淌在中世紀人們的血液裡。」哥特式大教堂沒有任何羅馬特徵，它是野蠻的象徵；好戰的條頓人昂首於和平的東方人面前，將基督教從一種歌頌兄弟情誼的宗教變成了灌輸商業美德的訓誡，將一個一貧如洗的教派變成一股四處開花、權勢沖天的宗教勢力。「條頓人把這年輕的宗教——深邃、野蠻、充滿詩意的宗教——引入基督教，替代了那兩個垂死世界的最後一聲嘆息。」
桑塔亞納認為，如果在認識基督教時不拘泥於其字面意思，那麼基督教便稱得上美輪美奐；然而，日耳曼人堅持直意理解，於是，傳統的基督教日後在德國瓦解也就成為必然。如果從字面上理解，那些古老的教條，比如對無辜者死後進入地獄的詛咒，或者在萬能仁慈者創造的世界中罪惡的存在，都變得荒謬至極。不同人對基督教的不同解讀勢必形成各種各樣的教派，並在精英階層形成一種溫和的泛神論，但這種泛神論充其量不過是「理想化的自然主義」。萊辛和歌德、卡萊爾和愛默生便是這場變革的標誌性人物。簡而言之，崇尚武力的耶和華曾因歷史的偶然而隨崇尚和平的先知和基督融入基督教，可喜的是，耶穌憑藉其道德體系將耶和華摧毀消滅了。
從其性格和家族傳統來看，桑塔亞納不可能贊同新教，因為年輕時代的信仰更讓他著迷。他咒罵新教徒，斥責他們拋棄了中世紀的美麗傳說；最重要的是，桑塔亞納不滿新教徒對聖母馬利亞置之不理，他像海涅一樣，把聖母馬利亞看作「詩歌中最美的花朵」。正如智者所言，桑塔亞納相信世上沒有上帝，但他卻堅信，馬利亞是上帝的母親。他用聖母馬利亞與聖徒的畫像裝點自己的房間，他深愛著天主教的美麗，甚於愛其他任何信仰的真理。也因如此，桑塔亞納愛藝術甚於工業。
對神話的批判有兩個階段……第一，憤怒地斥責神話為迷信；第二，微笑著把神話看作詩歌……宗教是需要人類用想象力去解讀的人類經驗……如果說宗教能夠通過字面而非象徵表現真理和人生，那簡直是天方夜譚。誰拘泥於字面，誰就無法對宗教進行有益的哲學思考……宗教問題絕不應成為爭論的焦點……我們應該對宗教虔誠地表示敬意，對這些寓言中所蘊含的詩意表示理解。
因此，有教養的人絕不會去驚擾那慰藉、激勵我們人生的神話，或許，他還會對神話欣羨不已，因為神話能帶給人無限的遐想。不過同時，他也不會相信來生。「對永生來說，出生便是一個不祥的兆頭。」唯一能夠吸引他的是斯賓諾莎筆下的永生。
桑塔亞納說：「誰生活在理想中，並在社會或藝術中表達這種理想，誰便擁有了雙重的永生。在世時，永恆將他重重包圍；死後，其他人在他的影響下紛紛投向永恆的懷抱。通過與其內心的至善保持完美的一致，其他人便可成為他的化身，體現他內心的一切，並使其代代流傳，實現永生不滅。無需任何託詞，也無須欺騙自己，他便可以大聲說，他不會完全死去；因為與一般人相比，他更清楚構成其存在的到底是什麼。通過審視並承認死亡和宇宙的變遷，他將登上精神之頂、敏悟之巔。如此設想，他或許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瞭解到，他是永恆的。」
5.社會中的理性
設計一種方法，使人無須受到超自然之希望與恐懼之刺激，便能廣施美德，這是哲學的大問題。這個問題在理論上已被解決過兩次：蘇格拉底和斯賓諾莎都曾為世界設計過足夠完美的自然的或合理的倫理體系。如果人類能夠依據其中的任意一種塑造自我，世界將呈現一片祥和景象。但是，「世上從來不曾有過完全理性的道德規範或社會制度，尋找它也是難之又難」，那幾乎已成為哲學家的奢望。「每一位哲學家的內心都有一片寧靜的港灣，但我懷疑，在他人的生命裡追尋虛構的幸福……只是一個詩化的象徵；哲學家在真理中享受快樂，他留戀這片人生的美景，也願意欣然棄之而去」（儘管在他們身上，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種頑強的生命力）。對我們其餘人來說，無論是過去還是未來，道德的發展必須寄望於社會情感的培養。「在愛的氣氛中、在溫馨的家庭裡，社會情感猶如鮮花般盛開。」
的確，正如叔本華所指出的，愛是種族對個體的一種欺騙。此外，「愛的原因十分之九在於施愛者，十分之一才可能在於被愛者」，愛「使靈魂再次陷入非個人的盲目衝動之中」。儘管如此，愛並非沒有回報：一個人付出得越多，獲得的滿足感就越強。「據說拉普拉斯曾在臨終時說，科學是微不足道的，除了愛，一切都是虛的。」畢竟，羅曼蒂克的愛情雖然只是富於詩情畫意的妄想，但它結出的果實——親子關係——給本能帶來的滿足感要遠遠大於任何單身生活帶給人的安全感。我們因孩子而不朽；「如果我們把自己的人生比作底稿，那麼，當我們發現自己那流芳百世的作品一半已經被收入一個更為潔淨的副本時，我們便會毫不猶豫地將充滿汙跡的底稿付之一炬」。
家庭是人類獲得永恆的途徑，是社會的基本組成單位，即使其他一切社會機構或單位停止運轉，家庭依然能夠延續人類的命脈。但是，家庭只能將人類文明提升至一個較為低階的層次，文明如需向前邁進，還需建立一個更龐大、更復雜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家庭不再是生產單位，也無須控制家庭成員間的經濟關係，它的權威和力量將越來越受到國家的支配。正如尼采所說，國家像一隻怪物；這隻怪物的體型不是過大，便是過小；但它高度集權的暴政也有好處，即掃清數不清的專制小國——這些小國長年累月地騷擾人民、束縛人民，並給他們的生活帶來巨大災難。與一百個趁人不備、日日夜夜敲詐買路錢的小海盜相比，一個從小海盜手中接受貢品的大海盜要好得多。
從一定程度上說，人民的愛國熱情便是如此被激發出來的；他們知道，寧願政府當權，也不要社會大亂，因為後者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令桑塔亞納不解的是，這種愛國主義是否弊大於利，因為一旦社會需要變革，變革的擁護者便會揹負不忠的罪名。「愛國者，除非他的愛國心盲目而又懶散，否則必然會對國家的現狀及國家的理想進行鑑別，這種鑑別反過來會要求社會進行變革，他們也會為之付出努力。」另一方面，種族愛國主義必不可少。「一些種族明顯優於其他種族。優越的種族能夠更好地適應生存環境，由此便獲得了精神上的勝利、自由以及相對的穩定。」因此，異族結婚具有很大的危險性，除非通婚的種族互不侵犯，並承認相互間的平等地位。「大敵當前之時，猶太人、希臘人、羅馬人、英國人才會表現出空前的偉大，他們奮勇抗敵，並接納對方的文化。但是，只要民族間的接觸變為融合，他們的偉大便在瞬間消失了。」
國家的罪大惡極之處在於，它總是傾向於成為一部戰爭機器。它把某些國家視為劣等民族，在他們面前耀武揚威、不可一世。但桑塔亞納認為，世上從未有一個民族贏過一場戰爭。
在多數國家、多數時候，政府和政黨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說都是反面的。如果一個社會的政黨和政府的確如此，那麼，若不考慮戰爭對國家造成的破壞，戰爭中是本國軍隊取勝還是敵軍取勝，對這個社會來說，實際上毫無區別……無論如何，普通民眾在這樣的國家裡需要繳納大量稅款，在個人利益方面，他們忍受著無盡的苦惱，並處處被國家忽視。儘管如此……這些被壓迫的民眾依然會像其他人一樣，洋溢著愛國熱情。如果有誰指出，政府根本不代表民眾利益，而且民眾對政府的忠誠只是出於個體的無助，完全不合常理，那麼，這些被壓迫的民眾即使是拼了老命，也要去詆譭這個人的聲譽。
對哲學家來說，這樣的語言相當強硬；但是，還是讓我們全面瞭解一下桑塔亞納。他認為，一般來說，一個較大的國家征服和吞併較小的國家是人類通往秩序與和解的重要一步；如果世界由某個超級大國或大國集團來統治，這將是人類的福分。正如世界曾是羅馬的天下，它起初以刀劍統治，後來以文字統治。
今天，人們已不再提及曾經夢寐以求、名義上幾近建成的世界秩序——一個實現了普遍和平、理性藝術四處滲透、哲學被頂禮膜拜的帝國……我們今天的政治實踐可追溯至那些黑暗的年代，在那些黑暗年代裡卻誕生了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的政治理論，這些關於世界帝國和天主教派的理論反過來又與先前的理性時代遙相呼應。當時，有那麼一小撥人有著統治世界的意識，他們一度把世界看作整體進行考察，並試圖公正地統治它。
或許，國際體育運動的發展能為團體競爭精神的宣洩提供一定的渠道，並在一定程度上充當「戰爭的道德等價物」；為了爭得世界市場，貿易各方大打出手，或許，金融交叉投資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桑塔亞納不像斯賓塞那樣熱衷於工業，因為他知道，工業雖然渴望安定，但也充滿鉤心鬥角。總的說來，相比於喧鬧嘈雜的現代都市，桑塔亞納在古色古香的貴族氛圍中更覺安心。我們製造大量的東西，甚至淹沒在自己製造的物品之中，正如愛默生所說：「我們擁有的物質坐在鞍上，駕馭著人類。」「在一個完全由哲學家組成的世界裡，每天一兩個小時的高質量體力勞動便能滿足我們的物質需求。」英國比美國要聰明得多。為什麼？因為英國即使同樣沉溺於一股製造狂熱之中，卻仍有一部分國民認識到休閒和藝術的價值。
桑塔亞納認為，世界已有的一切文化都是貴族統治的結果。
迄今為止，文明存在於種種習慣的傳播與擴散之中，而這些習慣來自特權階層。文明並非源於人民，但文明在人民中以異於人民的方式出現，然後，文明便從上至下強加在人民身上……如果一個國家主要由工人和農民組成，那麼，這個國家必然是粗俗野蠻的。在這樣的國家裡，一切自由傳統必將消亡，愛國主義所蘊含的合理歷史精髓也將蕩然無存。毫無疑問，愛國情緒必將延續下去，因為人們缺乏的不是慷慨之氣。他們有各種衝動；他們缺乏的是經驗，因為經驗的積累意味著高階機構的建立，而這些高階機構聯合起來便能形成一個貴族社會。
桑塔亞納不喜歡平等的概念，他同意柏拉圖的觀點，認為不均等的平等仍是不平等。但是，桑塔亞納也沒有把自己出賣給貴族制，因為他知道，歷史證明，貴族制是利弊參半。其弊端在於，一個人若要成就一番事業，非出身名門不可。貴族制還會阻礙其自身優勢和價值的提升，更不用說其提升空間本來就相當有限。此外，從理論上來說，這些優勢和價值偏偏又是貴族制應該培養並運用的。貴族制帶來了文化繁榮，同時也帶來專制和暴政；在貴族制度下，數以百萬計的民眾俯首稱臣，為少數人的自由付出沉重代價。政治的首要原則是，評判一個社會時，應該根據其採取的提高社會成員生活水平和個人能力的措施是否優越；「若不是每一個人都過上了優越的生活，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值得名垂青史，甚至都不及海洋中的一堆泥沙」。從這個角度來看，民主制是對貴族制的巨大改進。但是，民主制也並非十全十美；民主制度中不僅僅有腐敗及政府的無能，更糟糕的是，民主制還有其獨特的專制手段，即對一致性的迷戀。「最令人恨之入骨的莫過於一種俗不可耐、專門抹殺個性的專制制度。它無孔不入、無處不阻撓，處處表現出自己的殘忍與愚蠢，將一切新事物、剛露頭角的天才們扼殺在搖籃中。」
桑塔亞納最為鄙視的莫過於現代生活的嘈雜和忙亂。令他不解的是，既然古老貴族制的教條認為善不是自由而是智慧，為何它不能帶給人更多的幸福呢？更何況人們對自身的不足已欣然接受。不過根據古典傳統，確實只有少數人能夠得到幸福。但如今，民主制開放了自由放任政策下這場工業主義角逐——人人可以參加這場自由式摔跤，於是，再也沒有人懂得滿足，每一個靈魂即使將自己撕裂也要不顧一切地往上爬。階級之間相互鬥爭，毫無約束；「不論是誰取得這場鬥爭的勝利，都會結束自由主義」。這也是對革命的懲罰：為了生存，他們必須重建他們曾經摧毀的專制制度。
革命向來都是模稜兩可的。一般來說，革命要成功，必須依賴其適應能力，以及對其反抗物件的再吸收能力。改革成千上萬，世界依然墮落。為什麼？因為每一次成功的改革都會建立一個新的制度，而新的制度又會有相應的新的弊端。
那麼，我們應該爭取什麼樣的社會形式呢？或許，社會形式並不存在，因為不同的社會形式之間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如果真要說出一個答案，那便是「榮譽政體」。在榮譽政體下，政府官員由德高望重者擔任；此外，榮譽政體是一種貴族制，但不世襲，每一個人，不論性別，都可憑藉自己的能力沿著開闊的大道到達國家的最高層；對無能者來說，無論他贏得多少公民選票，這條道路也永遠是對其封閉的。「唯一存在的平等將是機會的平等。」有了這樣的政府，腐敗將降至最低限度，在政府的鼓勵下優秀的科學和藝術必將繁榮發展。在當今政治的一片騷亂中，這種民主制與貴族制的結合正是全世界朝思暮想的：唯有最優秀者才能榮登統治者的寶座，但是，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機會，有機會成為最優秀者中名副其實的一員。這不禁讓人再次想起柏拉圖，這位在《理想國》中提出讓哲學家成為國王的思想家總是端坐在每一種深思遠慮的政治哲學的最前沿。我們越是思考這些問題，便越確信自己又迴歸到柏拉圖。我們不需要新的哲學，我們只需鼓起勇氣，實踐我們最古老、最燦爛的哲學。
6.評論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這幾頁文字散發的是一種憂鬱的氣息，這憂鬱屬於這樣一個男人：他捨棄自己所愛的一切，作為一名失去祖國的浪子，他把自己看作西班牙貴族，一位流亡至中產階級美國的西班牙貴族。有時，一種無名的悲傷會突然出現，他會說：「人生值得過活，這是人一生中最為必要的假設；否則，‘人生值得過活’將是人一生中最不可能的論斷。」在《理性的生活》第一卷中，他從哲學的角度談論著人類生活與歷史的故事和意義，但在最後一卷他又質疑，所謂的意義或故事真的存在嗎？他下意識地描述著自身的悲劇：「完美本身便蘊含著悲劇，因為創造完美的宇宙本身是不完美的。」像雪萊一樣，桑塔亞納從未在這個平凡的星球上感到自由自在過；世界上星星點點的美好確實給桑塔亞納帶來愉快，但在面對事物醜陋的一面時，他那強烈的美感又給他帶來更多的痛苦。有時，他會變得尖酸刻薄。或許，那是因為他從未像異教徒那樣，由衷地舒心歡笑，從未感受過勒南或法朗士那親切而寬容的人道主義。他總是一副清高超然的樣子，也因此總是孤獨。「智慧的作用是什麼？」他問道；回答是——「為了在做夢時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為了超然於世界，又不對世界心懷敵意；為了欣賞那短暫的美麗，憐憫那短暫的痛苦，同時又時刻牢記，這些美麗和痛苦是多麼短暫」。
但是，人們在不停地對自己發出死亡警告的同時，或許也扼殺了活著的快樂；為了生存，一個人必須更多地想到生而非死；不僅要珍惜眼下的、實際的事物，還要懷抱遙遠的、美好的希望。「思辨的目標不是別的，而是把人生當作永生來度過；既要學習真理，也要投身於真理。」不過，這會使人過於嚴肅地看待哲學，也許哲學根本不值得如此嚴肅地看待；而且，如果哲學使人脫離生活，它和神秘的迷信何異？在迷信中，人們迷戀著彼岸世界的虛情幻景，卻看不到當下的美味珍饈。桑塔亞納說：「理想的幻滅給人智慧。」但是，幻滅只是智慧的開端，正如懷疑是哲學的開端，智慧不是目的或圓滿；快樂才是目的，而哲學只是手段。如果我們把哲學當作目的，我們便會像印度教的神秘主義者一樣，把專注於自己的肚臍眼作為人生的目標。
桑塔亞納把宇宙僅僅看作一臺物質機器，與其憂鬱、內向的個性不無關係；桑塔亞納將生命從世界中剝離出來，在自己的心中找尋生命。但是，他本人反對這樣的說法；儘管我們可以不相信他，但他喋喋不休的抗議，優美動人，著實令我們心服口服：
理論並不是冷冰冰的。倘若通過賦予某一感覺以形式，音樂便能充滿激情，那麼，將我們所知曉的一切整理得秩序井然、有條不紊，不是能給人更多的美感，不是更能使人感到驚駭嗎？……如果你只對特別的神靈深信不疑，或者總是期盼在第二次生命中延續你的浪漫冒險，那麼，唯物論定會讓你失望，並使你感到不快；而且，在你思考的一兩年內，你會不停地告訴自己，我已經失去了活著的理由。但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絕不會半路出家，他們像偉大的德謨克利特——一位整日笑容可掬的哲學家一樣，生來信奉唯物論。一臺機器能容納如此神奇而美麗的生靈，能帶來如此多令人興奮的激情，它能給予唯物論者莫大的愉悅，這愉悅與遊客在自然歷史博物館欣賞五顏六色的蝴蝶、火烈鳥、水生甲殼動物、猛獁象、大猩猩時的感覺一樣，具有相同的理性特徵。人生總是充滿意外，但毫無疑問，人生難免有痛苦的時候，不過，痛苦很快便會過去。而人生又是一場盛會，何其壯觀！宇宙萬物間的相互影響又是何等的趣味盎然！那些微小而又純粹的激情何其愚蠢，又何其不可避免！
但是，如果蝴蝶會說話，它會提醒我們，博物館（像唯物論哲學一樣）裡陳列的只是一些無生命的東西，現實世界總是會努力避開這些可悲的標本；激情使人痛苦，但現實卻依然將自己置身於這痛苦之中，置身於那千變萬化、永無休止的生命河流之中。
一位觀察敏銳的朋友說：
桑塔亞納生來喜愛孤獨……我記得有一次，一艘遠洋客輪在南安普敦靠岸，我倚靠在輪船的欄杆上，看著一大群旅客紛紛走出擺渡船，擠在通往客輪的跳板上。我發現，有一個人遠離人群，站在擺渡船的一側，靜靜地、饒有趣味地看著同船的旅客急急忙忙、推推搡搡，直到甲板上空無一人，他才不緊不慢地上船。「除了桑塔亞納還會有誰？」站在我身旁的人說；看到桑塔亞納最真實的一面，我們深感欣慰。
最終，我們不得不如此評價他：通過哲學，桑塔亞納坦誠無畏地表達著自我；通過哲學，一個成熟、敏感又過於憂鬱的靈魂靜靜地用莊嚴優雅、古色古香的美麗文字述說著自己。一個世界的消逝令桑塔亞納深以為憾，於是，他在哲學中以悽然的語言委婉地表達自己的遺憾之情。或許，這樣的悽然讓我們不快，那低調的哲學令人反感，但是，我們卻能在桑塔亞納的哲學中看到這個方生方死的時代的完整容顏。在這樣的時代裡，人類不可能擁有絕對的智慧和自由，因為他們在拋棄舊有觀念的同時，還未找到帶領他們趨向完美的新觀念。
二、威廉·詹姆斯
1.生平
我想，無須提醒讀者便很清楚，不論從哪方面看，我們之前概括的哲學實際屬於歐洲哲學，只不過出現在歐洲之外罷了。它有著古老文化精細優雅、成熟內斂的特點；拿起《理性的生活》讀上幾段你便會發現，這根本不是發自美國本土的聲音。
而在詹姆斯身上，不論是腔調、措辭，還是用詞的變化，均具美國特色。為了使自己的想法為普通民眾理解，他總是樂於使用「兌現價值」「效果」「利潤」等特色詞彙；說話時，詹姆斯不像桑塔亞納或亨利·詹姆斯那樣，帶著貴族般的矜持，而是喜歡用生動活潑的方言，鏗鏘有力、坦率直接。正因如此，他的「實用主義」和「精力儲備」哲學讓人不禁想到「務實」「發憤」的羅斯福。此外，詹姆斯還道出了普通人的心聲——普通人對舊神學思想的信仰雖然脫離實際，但這樣的信仰與商業金融領域的務實精神，與那將荒蠻變為樂土的堅強、執著和勇氣，共存於美國人的靈魂之中。
1842年，威廉·詹姆斯出生在紐約。他的父親是施維登堡派的神秘主義者，不過神秘主義並無損他的智慧和幽默；兒子威廉也一樣，集智慧、幽默與神秘於一身。威廉在美國的私立學校度過幾個年頭之後，和弟弟亨利（比威廉小一歲）一起被送到法國的私立學校學習。在法國，他們開始接觸夏爾科及其他精神病理學家的著作，並一起轉向心理學。後來，他們中的一人把小說當作心理學著作來寫，另一人則把心理學當作小說來寫。亨利的大半輩子在國外度過，最終成為英國公民。他接觸歐洲文化的時間比威廉要長，因此，亨利有著其兄長所缺乏的思想成熟度。而回到美國定居的威廉卻深受鼓舞，他發現，這個國家不僅擁有一顆年輕的心，還蘊藏著無數機會與希望。他牢牢把握著時代與本土精神，好似插上了時代精神的翅膀，登上其他哲學家聞所未聞的寂寞荒涼的聲譽之巔。
1870年，詹姆斯在哈佛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之後，從1872年至1910年逝世，詹姆斯一直留校任教，一開始教授解剖學和生理學，後來教心理學，最後教授哲學。他最大的成就是他的處女作——《心理學原理》（1890）。此書既包含解剖學內容，也包含哲學內容，還有作者深刻的分析，令讀者愛不釋手；究其原因，應該是因為詹姆斯的心理學還未擺脫其母體——形而上學的影響。即使在今天，此書作為心理學概論的代表作依然引人入勝，使讀者受益良多。在弟弟亨利的幫助下，詹姆斯的文字變得更為細膩，並完成了自休謨以來心理學歷史上最為激烈的反思——休謨的反思清晰明白、洞若觀火，但也著實不可思議。
詹姆斯對啟發式分析的熱情使他必然從心理學進入哲學的王國。他認為，形而上學的目的不過是對問題進行清晰的思考（這一點有違其實證主義傾向），他還用明白易懂的語言定義哲學，認為哲學「只是用最為綜合的方法對萬物進行的思考」。1900年以後，詹姆斯出版的著作幾乎全部屬於哲學領域。詹姆斯的第一部哲學著作是《信仰的意志》（1897），隨後，他又出版了心理學分析鉅著《宗教經驗種種》（1902）以及《實用主義》（1907）、《多元的宇宙》（1909）、《真理的意義》（1909）等多部重要著作。詹姆斯逝世一年後，《哲學諸問題》（1911）面世，隨後，《徹底經驗主義論文集》（1912）出版。我們將從最後一本書開始對詹姆斯的探索之旅，因為在這些論文中詹姆斯清晰系統地闡述了其哲學思想的基礎。
2.實用主義
詹姆斯總是把具體事物作為自己的思考物件。即使把心理學作為思考的起點，他也不是那種一味沉醉於縹緲、晦澀之中的玄學家，他永遠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在他看來，思想，無論如何與物質劃清界限，本質上都是一面反映外部物理實在的鏡子。其實，這面鏡子比一些人認為的要好，它所能感知、反映的不僅僅是獨立的事物（休謨便持這種觀點），還有事物間的聯絡；它把萬物放在大環境中進行考察，而人類對大環境的感知與對萬物形狀、觸感、氣味的感知一樣，快速而又敏捷。因此，康德的「知識問題」（我們是如何將意義和秩序置於我們的感覺中的？）是毫無意義的——意義和秩序，至少是其輪廓，本來就存在於我們的感覺之中。英國學派的原子心理學將思想看作一系列獨立的想法，這些獨立的想法以機械的方式建立相互聯絡，這樣的心理學不過是對物理學和化學的模仿，會使人誤入歧途；思想不是一系列想法，它是一條河流，其中奔流不息的是人的感知和感覺，而想法則像血液中的血球，是思想河流中轉瞬即逝的結點。我們的某些心理「狀態」（這也是一個靜態的迷惑人的術語）與我們言語中的介詞、動詞、副詞和連詞相對應，而某些「狀態」則反映了名詞和代詞；我們能夠感覺人和物，同時也能感覺「為」「向」「反對」「因為」「後面」「以後」等詞語。正是思想河流中這些「過渡性」語言元素構成了我們完整的心理活動，使我們得以對萬物的連續性進行衡量。
意識不是實體，也不是一個東西，它是對各種變化關係的整體把握；意識好似一個焦點，在這個點上，思想的次序和關係與事件的次序、萬物的關係相互重疊，並給人以啟迪。在這樣的瞬間，人類思維中閃現的便是實在本身，而不僅僅是「現象」，因為在現象和「表面」之外空無一物。瞭解一個靈魂，我們無須超越經驗過程，因為靈魂不過是我們心理生活的總和，正如「本體」不過是所有現象的總和，「絕對」是世界萬物的關係網一樣。
正是這種對直接、實在、真實事物的熱情使詹姆斯舉起了實用主義大旗。詹姆斯從小接受的是崇尚明晰的法式教育，因此對艱深晦澀、喜愛賣弄術語的德國形而上學恨之入骨。難怪當哈里斯等人將早已垂死的黑格爾哲學介紹到美國時，詹姆斯的反應就好像一位檢疫員發現了瘟疫。他堅信，不論是德國形而上學的術語還是其研究的問題，都是虛幻的；為了向每一個坦誠的心靈證明德國形而上學的空洞無物，他想方設法對其意義進行檢驗。
1878年，詹姆斯終於找到了他夢寐以求的武器：在《科普月刊》中他偶然發現了查爾斯·皮爾士寫的一篇文章——《如何使我們的觀念清晰明白》。皮爾士說，為了找到某一觀念的意義，我們必須對該觀念在實踐中產生的結果進行考察，否則，對這一觀念的爭論便會無休無止，且一定不會有什麼結果。皮爾士為詹姆斯指明瞭道路，後者也興高采烈地踏上了這條道路；他用這一方法對古老的形而上學的問題和理念進行了細緻考察，在這一方法的衝擊下，古老的形而上學就像突然遭到電擊的化合物，瞬間土崩瓦解。而那些富有意義的問題則被披上了一層現實的面紗，變得如溪水般清澈見底——正如柏拉圖那著名的洞穴比喻：它們走出陰暗的洞穴，沐浴在燦爛的陽光之中。
這一簡單而又古老的方法幫助詹姆斯對真理進行全新的解釋。以前，真理被認為是客觀關係（美和善也曾被如此理解），現在，倘若真理如美、善一樣與人類的判斷和需求息息相關，又會如何？「自然法則」曾被認為是永恆不變的「客觀真理」，斯賓諾莎曾把它作為其哲學核心；但其實，這些真理不過是系統闡述了實踐中方便而成功的經驗，它們不是對客觀的複製，而是對具體結果的正確推測，是真理的一個觀念的「兌現價值」。
恰如「正確」只不過給我們帶來行為上的便利，真理……也不過是能給我們帶來思維上的便利。便利的可以說就是時髦的；當然，這要從長遠的眼光和整體的角度去理解，因為那些可以便利地適合眼前經驗的事物未必可以令人滿意地適合將來的一切經驗……真是善的一種，而且，正如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真並非一個與善迥然不同的範疇，它與善和諧一致。無論什麼，只要它從信仰上被證明是善的，那它便是真的。
真理是一個過程，是「觀念偶然發生的作用」；事實便是證據。實用主義不考慮觀念的來源，或者觀念的前提是什麼，它考察的是觀念的結果；實用主義「轉換了重點，它將眼光著眼於前方」。實用主義是「一種態度，它不考察原本的事物、原則、‘範疇’或者假定的必要性，它考察的是最終的事物、結果、效用、事實」。經院哲學問觀念是什麼，於是陷入了「詭辯」之中；達爾文學說問觀念的起源是什麼，於是陷入星雲之中；實用主義問觀念的結果是什麼，於是將思考引向了實踐、使它面向未來。
3.多元論
現在，我們要用實用主義的方法來對哲學最古老的問題——上帝的存在和本質，進行解答。經院哲學家認為，「上帝是實在的，是自身存在的，是在萬物之外和之上的，是必然的、唯一的、無限完善的、純潔的、永不改變的、無量的、永恆的、智慧的」，何等壯觀！對這樣一個定義，哪個神不感到自豪？但是，這樣的定義意味著什麼呢？——它對人類有什麼效用呢？如果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們便是上帝的玩偶，也就是說，我們根本無力對上帝從一開始便描繪、擬定的命運軌道作出改變；加爾文主義和宿命論就是上述定義的必然結果。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對機械決定論進行一番考察，結果是相同的：如果我們信仰決定論，我們便會成為印度教的神秘主義者，置身於茫茫無涯的命運之海中，被命運如牽線木偶般玩弄。當然，我們不接受這些陰暗的哲學，人類之所以反反覆覆地提及它們，是因為它們有著符合邏輯的簡單與勻稱。然而，生命不理睬它們。生命將它們淹沒，片刻不停地向前奔去。
哲學在某些方面或許無可指摘，但它有兩個缺陷，其中任意一個對其普遍性都是致命的一擊。首先，從本質上說，哲學的基本原理絕不能阻撓和挫敗我們最心愛的願望……哲學會與我們積極的偏好（如願望、希望）發生矛盾，但糟糕的是，哲學要剝奪我們偏好的物件。如果哲學與我們最私密的力量格格不入，以至於在普遍事務中將其孤立，並存有一舉消滅它的動機，那麼，這樣的哲學比悲觀主義更不受歡迎……這就是唯物主義總是不能被普遍接納的原因。
所以，人們接受或排斥某種哲學，根據的是自己的需求和氣質，而不是「客觀真理」。他們不會問：「這合乎邏輯嗎？」他們會問：「如果我們將一種哲學付諸實踐，那麼，這種實踐對我們的生活和興趣意味著什麼？」不論是支援還是反對，哲學只能給人以啟迪，但絕對無法被證實。
邏輯和說教永遠不能使人信服；
夜晚的溼氣浸入我的靈魂，愈來愈深……
現在，我對哲學和宗教來一番重新考察。
在課堂上，它們或許可以得到很好的證明，但在廣闊的天地和奔湧的海洋中，它們根本得不到證明。
我們都知道，需求決定觀點，但我們的觀點絕無可能左右我們的需求。
在很大程度上，一部哲學史就是一部人類多種氣質衝突的歷史……一位哲學家不論擁有哪種氣質，他在進行哲學思考時，總是試圖把自己的氣質隱藏起來。我們在習慣上不承認氣質是理由，為了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他會要求自己提出的理由不摻雜任何個人因素。其實，由他的氣質所造成的偏見，比任何更為客觀的前提給他造成的要強烈得多。
這些對哲學作出選擇並對哲學起支配作用的氣質可以分為兩種：柔性的和剛性的。柔性氣質散發著宗教氣息，它喜歡確定不變的教條以及先驗真理，信仰自由意志、理想主義、一元論和樂觀主義。剛性氣質不信仰宗教，它信仰的是唯物論、經驗主義（只用「事實」說話）、感覺論（將一切認識歸於感覺）、宿命論、多元論、悲觀主義和懷疑論。其實，每一類理論的內部也存在著激烈衝突，難怪具有某一氣質的思想家在選擇自己的理論時，往往既選擇第一類，也選擇第二類理論。也有一批人（比如威廉·詹姆斯）在氣質上屬於「剛性」，他們沉溺於事實，並依賴自己的感覺，但是，他們又有著柔性氣質者的特點，他們對決定論深惡痛絕，而且離不開宗教信仰。我們能否找到一種哲學，對這些明顯衝突的需求進行協調呢？
詹姆斯認為，多神論能夠幫助我們對相互矛盾的不同需求進行整合。他提出「有限的上帝」概念，「有限的上帝」絕不是端坐在白雲之上、冷眼旁觀的奧林匹亞山怒吼之神，「他是一位拯救者，在所有的世界命運塑造者中，數他年紀最長、資質最深」。宇宙不是一個封閉、和諧的系統，它是一個戰場，處處是相互牴觸的趨勢和目的。因此，宇宙並非一元，而是多元的；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似乎有點兒可悲：我們生活在混亂之中，說這種混亂源於一個始終如一的意志，根本無濟於事，因為種種跡象表明，宇宙內部的矛盾和分裂早已存在。或許，古人比我們更聰明，當今世界多元化的發展程度已足以令人吃驚，因此，多神論比一神論顯得更為真實。這樣的多神論一直都是「普通大眾真正信仰的宗教，今天也如此」。人們是對的，哲學家錯了。一元論是哲學家與生俱來的病症，他們渴望的（正如他們所思考的）不是真理，而是統一。「‘世界等於一！’這樣的公式或許會導致數字崇拜。‘三’和‘七’被認為是神聖的數字，但是，抽象而論，為什麼‘一’比‘四十三’或者‘二百萬零一十’要好？」
與一元宇宙論相比，多元宇宙論的價值在於，哪裡有相互牴觸的趨勢、相互鬥爭的力量，我們的實力和意志便能在哪裡發揮作用，協助爭端的解決；在我們的世界裡，沒有什麼是不可改變的，一舉一動都舉足輕重。對我們來說，一元世界猶如一個死亡之地，在這樣的宇宙中，不論願意與否，我們都得扮演全能上帝或原始星雲為我們指定的角色；即使我們流乾眼淚，也無法抹去這永恆劇本中的任何一個詞句。在一個一切均已成定局的宇宙裡，個性猶如天方夜譚；一元論者使我們相信，「實際上」，我們都是馬賽克鑲嵌畫上的一塊碎片。但在一個一切尚未被決定的宇宙中，我們能為自己的角色書寫臺詞，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今天的抉擇會對我們不得不生活於其中的未來產生決定性影響。在這樣的世界裡，我們可以擁有自由；這個世界充滿的是機遇，而非命運；一切都不是「靜止不動的」；我們的為人和所為或許會改變世上的一切。帕斯卡說，如果克利奧帕特拉的鼻子長一寸或短一寸，歷史便會被重新書寫。
但是，要證明這種自由意志或多元宇宙或「有限的上帝」，與證明與之對立的哲學形態一樣，缺乏理論依據。就連現實依據也因人而異——某些人如果信仰決定論，放棄自由主義哲學，可能生活得更好，這也說得通。當證據匱乏的時候，我們應該根據切身利益和道德利益作出選擇。
如果某種生活真是我們應當過的較好的生活；如果某種觀念，一旦我們信仰了它，便能夠指引我們去過這樣的生活，那麼，除非信仰它會不經意地與我們其他更重要的切身利益衝突，我們最好還是信仰那種觀念。
如今，從人們對上帝的堅定信仰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信仰確實有其普遍的生命和道德價值。詹姆斯驚異於各種各樣數不清的宗教體驗、宗教信仰，同時也被它們深深吸引；即使對某些宗教不敢苟同，他也以藝術家般的敏銳之心，對它們進行生動的描繪。他發現，每一種宗教其實都有其道理，他希望人們能夠以寬廣的胸襟面對每一種希望。於是，他毫不猶豫地參加了心靈研究學會；為何宗教信仰不能像其他現象一樣成為人們潛心研究的物件呢？最終，詹姆斯相信了另一個世界的存在，即精神世界。
我本人絕不相信我們人類的經驗就是宇宙中存在的最高形式的經驗；我寧可相信，我們與整個宇宙的關係，就像我們的貓兒、狗兒與整個人類生活的關係。它們住在我們的客廳裡、書房裡，參加到我們的各種活動中來，雖然它們對這些活動的意義全然不知。它們只不過是歷史曲線的一條切線，對這歷史曲線的起點、終點和形狀，它們也全然不知。我們就是萬物那更廣闊生活的切線。
儘管如此，詹姆斯並不認為哲學是對死亡的沉思。因為對他來說，一個問題的解決能夠為人在世時的事業提供指導、予以激勵，這個問題才有價值。「他研究的是我們人類本性的優越性，而非其綿延時間的長短。」與其說詹姆斯日夜沉迷在書房裡，不如說他時刻在生活的浪潮中隨之起伏。他是一位熱情洋溢的工作者，為了人類的進步作著不懈的努力，他不停地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用自己的勇氣感染、鼓勵每一個人。他認為，每一個個體都有自己的「精力儲備」，這些儲備會在一定的環境下釋放；他對個人、對社會喋喋不休地說教，其實是在懇求，懇求人類在有生之年用盡自己的「精力儲備」。眼見人類把大量的精力浪費在戰爭上，詹姆斯感到震驚。他認為，如果能夠「把戰爭的槍口對準自然」，人類這種好戰好勝的強大沖動便能得到更好的發洩。每一個人，無論貧富，為何不能將人生中寶貴的兩年獻給自己的國家？但為國家獻身，絕不就是對其他民族大開殺戒；為國家獻身，可以是掃除瘟疫、排幹沼澤、灌溉沙地、挖掘溝渠，也可以是致力於自然工程、社會工程——建造它們是一個緩慢而又痛苦的過程，而戰爭卻能在頃刻間將其摧毀於無形。
詹姆斯支援社會主義，但他不喜歡社會主義對個性與天才的壓迫。泰納把一切文化現象簡化為「種族、環境和時代」，這是片面的，因為他沒有考慮個人的因素。唯有個體才有價值，其他一切的一切都只是手段，甚至包括哲學。因此，我們一方面需要一個政府，一個懂得維護社會每一個個體利益、服務於每一個個體利益的政府，另一方面需要一種哲學、一種信仰，來告訴人們，「宇宙不是一個迂腐的學園，而是一個刺激的樂園」，世上儘管有失敗，但它依然等待人們去獲取勝利的果實，人類的精力必將因此而得以全面發揮。
一位遭難的水手，葬身在此岸，
他勉勵大家，要揚帆猛進。
我們遭難時，眾多勇敢的帆船，
曾衝破驚濤，戰勝風險。
4.評論
我想，對於這種哲學思想中的新舊元素，讀者無須指點便能明白。科學和宗教歷來是一對冤家，如今，兩者的戰爭依然打得轟轟烈烈，實用主義哲學只不過是這場戰爭的一部分；同康德和柏格森一樣，詹姆斯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將信仰從機械唯物主義的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實用主義博採眾長，根植於眾多的哲學思想：康德的「實踐理性」、叔本華對意志的昇華、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理論、從功效角度對一切善進行衡量的功利主義、英國哲學重經驗重歸納的傳統……同時，它也與美國生活的真實場景息息相關。
當然，正如許多人指出的，詹姆斯的思考內容雖說早已抵達大洋彼岸，但其思維方式是完完全全屬於美國的。美國人天生好動，並熱愛學習，因此，當詹姆斯準備在哲學的海洋裡揚帆起航時，其文字與思想的風帆早已高揚，其哲學之旅也因此而變得輕鬆無憂，好似天空中飛翔的小鳥。亨內克稱其哲學為「市儈哲學」，確實，詹姆斯的哲學散發著一股市場推銷的氣息：他談論上帝，好像在用各種推銷手段向滿腦唯物論的顧客介紹一件商品；他勸我們信仰上帝，好像在向我們推薦某種高回報率的長期投資，並向我們擔保，接受這種信仰，不僅不會蒙受任何損失，還能贏得整個（另一個）世界。這一切體現了年輕的美國對歐洲形而上學和科學的防禦與反抗。
當然，詹姆斯提出的檢驗真理的新方法其實並不新；我們這位哲學家並不喜歡故弄玄虛，他謙虛地說，實用主義是一個「新名詞，但全新的外衣之下是陳舊的思維方式」。如果有人說新的檢驗方法要求真理是能經受實踐或實驗考驗的東西，我會告訴他，「當然如此」；如果有人說新的檢驗方法意味著個人效用即對真理的考驗，我會告訴他，「當然不是」；個人效用只適用於個人，唯有普遍永恆的效用才能構成真理。如果某些實用主義者認為某種信仰曾經真實是因為這種信仰曾經有用（儘管現在已被證明虛假），那麼，這些實用主義者只是滿口胡言，沒有真才實學，因為那只是一個有用的錯誤，絕非真理。實用主義唯有成為老生常談，才是正確的。
然而，詹姆斯的本意其實是想清理一下束縛了哲學向前發展的蛛網；他希望以一種一鳴驚人的全新方式，重新演繹英國人對待理論和思想的方法。他只是繼承了培根的事業，將哲學的面孔再次轉向不可逃避的現實世界。詹姆斯定會為世人銘記，不是因為他對真理的論述，而是因為他對經驗的強調——一種全新的現實主義；他會為世人稱頌，或許更是作為一名心理學家而不是哲學家。他知道，自己沒有找到那古老難題的答案，他坦然承認，自己闡述的只是另一種猜測、另一個信仰。詹姆斯去世時，他的書桌上放著一張紙，上面是他寫下的最後一句話，或許也是他最富個性的一句話：「世上本無結論可言。在我們應該終結的事物中，有什麼終結了呢？命運不能預測，勸告無法賜予。永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