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尼采之「家系」
尼采是達爾文的孩子，俾斯麥的弟兄。
尼采不僅嘲弄了英國的進化論者，還嘲弄了德國的民族主義者。但這些都不重要，因為這些都是他慣用的伎倆，他總是將矛頭指向那些對他影響至深的人。其實，尼采是在下意識地掩飾自己所受的恩惠。
斯賓塞的倫理哲學並非進化論最必然的結果。如果生命是一場唯有最適者才能生存的競爭，那麼力量便是最高的美德，柔弱便是唯一的缺陷。能夠存活下來的便是善，是勝者；退卻的便是惡，是敗者。對這一必然的結論，唯有維多利亞時代中期懦弱的英國達爾文主義者、有身份的中產階級——法國實證主義者和德國社會主義者——才會隱瞞。這些人有足夠的勇氣對基督教神學說「不」，但他們既不敢訴諸邏輯，也不敢打破產生於基督教神學的道德觀念以及人們對溫文爾雅和利他主義的崇拜。他們紛紛退出英國國教、天主教、路德教，卻不敢放棄基督教——尼采如此說道。
從伏爾泰到奧古斯特·孔德，暗暗激勵著法國自由思想家們前進的是不再默默地被埋沒在基督教理想背後……而是要超越基督教理想，如有可能的話。孔德「為他人而活」的主張比基督教還基督教。德國的叔本華、英國的約翰·斯圖爾特·穆勒，他們主張將同情心、憐憫、利他作為行為的準則，該主張得到了人們的讚譽……所有的社會主義體系都不經意地將自己搭建在這些共同的教條之上。
達爾文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完成的是百科全書派沒有完工的工作：百科全書派推翻了現代道德的神學基礎，但道德本身依然完好無損，奇蹟般地懸在空中。其實，只要有一陣生物學的微風，便能將這空架子的殘餘收拾乾淨。然後，思路清晰的人很快便意識到每個時代最深邃的思想家的共識：一、在這場我們稱為生命的戰鬥裡，我們需要的不是善，而是力量，不是謙卑，而是驕傲，不是利他，而是果敢的智慧；二、平等、民主與選擇、生存是相悖的；三、天才，而非庸民，才是進化的鵠的；四、權力，而非「正義」，才是各種事物的區別和一切命運的裁決者。——尼采是這麼看的。
如果一切真如以上所說，那麼，歷史上最偉大、最顯赫的人物莫過於俾斯麥了。俾斯麥對現實人生了如指掌，他曾直言「國與國之間不存在利他主義」，現代社會的事情不應通過投票和口才決定，而應該通過鐵和血決定。對充滿妄想、「理想」、民主思想的風燭殘年的歐洲來說，俾斯麥真像一股摧枯拉朽的旋風！在短短幾個月裡，俾斯麥使頹廢的奧地利俯首稱臣，使沉醉於拿破崙傳奇的法國屈膝投降；在短短的幾個月裡，不也是俾斯麥迫使所有德意志小「邦國」、小君主國、公國和政權融入偉大的德意志帝國之中，使其成為全新的力量道德的象徵？煥然一新的德意志需要一個聲音來宣揚它日益強大的軍事和工業力量，需要一種哲學來為其發動戰爭作辯護。基督教無法為戰爭辯護，但達爾文學說可以。只要有一點兒大無畏精神，一切皆有可能。
尼采是無畏的，於是他便成了德意志的代言人。
二、青年時代
尼采的父親是一名牧師。尼采出生於神職之家，不論是他的母系還是父系，先輩中都有好幾代人擔任過神職，尼采本人也是一名傳教士。
尼采抨擊基督教，正是因為他心裡積聚了太多基督教的仁義道德；他的哲學學說是通過矯枉過正的否定來平衡基督教過分的溫和、仁慈與和平的努力。從這點看，善良的熱那亞人稱尼采為「聖徒」，不是一種極大的侮辱吧？尼采的母親與那位撫養康德長大的母親一樣，是一名虔誠的清教徒。或許是除了一次嚴重的違規之外，尼采自始至終都是一名虔誠的清教徒，如雕像一樣貞潔。也正因如此，他對清教主義和虔誠行為展開猛烈攻擊。尼采，這個積重難返的聖徒，是多麼渴望成為一個罪人啊！
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在普魯士的洛肯，那天正好是當權的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生日。這一象徵愛國的巧合，使得尼采那曾數次擔任皇家家庭教師的父親感到異常興奮，於是決定用國王的名字命名自己的孩子。「無論如何，選擇這一天作為我的生日有一個好處：小時候，我的每一個生日都是舉國歡騰的日子。」
父親早逝以後，尼采不得不由家中那些聖潔的女人來撫養，這讓他深受其害。在她們的影響下，尼采的內心變得女人般脆弱和敏感。他不喜歡鄰里那幫掏鳥蛋、偷果子、玩打仗、說鬼話的壞小子。他的同學叫他「小牧師」，有一位同學還說他像「教堂裡的耶穌」。他喜歡一個人讀《聖經》，或者讀給別人聽，他充滿感情的誦讀，聽得人熱淚盈眶。
但在尼采心底，卻隱藏著一種近乎神經質的堅忍和自豪：如果他的同學懷疑穆丘斯·斯凱沃拉的故事，他會在自己的掌上點燃一把火柴，任其在手上燃燒，直到全部熄滅。這件事很典型，終其一生，尼采都在不斷尋找肉體的和精神的方法來錘鍊自己，實踐自己理想中的男性形象。「我所不是的，在我看來，就是神性和美德。」
十八歲的時候，尼采終於對其父輩信奉的上帝信心盡失。他開始用餘生不停地尋找新的神祇。最終，他認為自己找到了——「超人」就是他的新神。事後，尼采說，自己輕易地接受了這種改變；但是，尼采向來善於自我欺騙，因此，他的自傳並不可靠。他變得憤世嫉俗，像一個孤注一擲後慘敗的失意者。宗教曾是尼采的生命支柱，而今，生活在他眼裡空空如也，沒有絲毫意義。在波恩和萊比錫期間，他突然與大學同學一起淫蕩縱慾，他甚至一改挑剔考究的習慣，學會了吸菸喝酒這些男人的嗜好。但很快，他便對酒精、女人、菸草產生了厭惡，他開始冷嘲熱諷他那個時代國內流行的嗜酒之風。他認為，喝酒吸菸的人難以清晰地感知、敏銳地思考。
也就在此時——1865年，尼采發現了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書，這是「一面鏡子，從中我窺見了世界、人生，以及我那駭人而又壯麗的本性」。他把書帶回自己的寓所，如飢似渴地讀了起來，不放過任何一個字。「叔本華好像是親口在對我說，我能感受到他的熱情，我似乎能夠看到他站在我的面前。為了放棄、為了拒絕、為了順從，每一行字都在發出號叫般的聲音。」灰色調的叔本華哲學給尼采的思想留下了永久印記：當他虔誠地追隨「作為教育者的叔本華」（尼采的一篇文章的標題）時，甚至當他譴責悲觀主義而認為悲觀主義是頹廢的一種形式時，他骨子裡依然是不快樂的。他的神經系統似乎是為了忍受痛苦而精心設計的，他頌揚悲劇，讚美其為生命的快樂——這不過是又一次自我欺騙。唯有斯賓諾莎和歌德能將尼采從叔本華手中解救出來。尼采雖然宣揚「寧靜」「愛命運」，但從不付諸實踐，所以，智者的寧靜、沉著的平靜從未屬於尼采。
二十三歲的時候，尼采應徵入伍。他本可以因為近視和寡母獨子的身份被免除兵役，但軍隊還是沒放過他；在薩多瓦和色當那些遊蕩的日子裡，哲學家也得去當炮灰。尼采從馬上摔下來，胸肌嚴重扭傷後，負責徵兵的中士才不得不放棄這個獵物，但尼采的傷再也沒有徹底恢復。他的從軍生涯如此短暫，以至於離開軍隊的時候，他還像剛入伍時一樣，對戰士的迷思一點也沒有改變。他嚮往充滿命令與服從、忍耐與紀律的斯巴達式艱苦生活，但如今，他已經無須實踐這個理想。尼采之所以開始崇拜軍人，是因為健康問題使他再也無法成為軍人。
軍旅生涯結束後，尼采走向一種完全相反的生活：開始了作為語言學家的學術生涯。他沒有成為戰士，而是做了博士。二十五歲那年，尼采受聘成為巴塞爾大學古典語言學教授。在這裡，他能夠遠遠地欣賞俾斯麥的鐵與血。但對這個需要終日伏案的不鹹不淡的職業，尼采又感到後悔，他的後悔很奇怪：一方面他希望自己從事的是像醫生那樣務實、不必久坐的職業，另一方面又發現自己被音樂深深地吸引。他有幾分鋼琴家的氣質，還寫過幾首奏鳴曲。他說：「沒有音樂，人生便是不完整的。」
離巴塞爾不遠就是特里布森，音樂巨匠理查德·華格納和別人的妻子同居於此。1869年，尼采應邀前往，並在那裡過了聖誕節。尼采對未來的音樂有著火一般的熱情，而華格納，對一個能讓自己的音樂事業沾點學術氣息的新人也不會小覷。在這位偉大音樂家的影響下，尼采開始寫作他那以希臘戲劇開篇、以《尼伯龍根的指環》收尾的處女作，他在書中大肆讚揚華格納，將華格納比作現代的埃斯庫羅斯。為了能有一個安靜的寫作環境，遠離喧囂的人群，他來到阿爾卑斯山。1870年，就在這裡，尼采得知德法開戰了。
他猶豫了。希臘精神以及詩歌、戲劇、哲學、音樂的靈感觸手可及，然而，尼采無法抗拒祖國的召喚，因為那同樣飽含詩意。他寫道：「眼前，是你的祖國，它有著可恥的起源，而且對許多人來說，它是一口永不枯竭的苦難之井，是一團在無數次危機中將他們吞噬的火焰。但是，在它發出召喚的時候，我們的靈魂便會驟然忘掉自己；在它血腥的召喚下，廣大民眾被國家所驅策，鼓起勇氣，振奮精神，擁抱英雄主義。」在前往戰爭前線的路上途徑法蘭克福時，尼采看到一大隊騎兵穿過小鎮，馬蹄聲響徹天空，騎兵們看起來光彩奪目。他說，當時，自己眼前一亮，突然有了某種認識，自己的全部哲學自那一刻的感知開始孕育發展。「平生第一次，我感到最高、最強的‘生命意志’並不表現在為生存而展開的悲慘鬥爭中，而是表現在‘戰爭意志’‘權力意志’‘征服意志’中！」由於視力問題，尼采沒有成為真正計程車兵，他不得不接受在後方從事護理工作的安排。雖然他目睹了很多恐怖景象，但他從來不知道戰場上真正的廝殺到底是怎樣的。後來，他那羞怯的靈魂在沒有親歷的情況下竭盡想象把血腥的戰場理想化了。即使是做護理，尼采也過於脆弱和敏感；一見血便不舒服的他很快病倒了，半死不活地被送回家中。此後，他的神經變得像雪萊一樣脆弱，脾胃像卡萊爾一樣嬌弱；在他那戰士般的銅盔鐵甲下藏著的卻是女孩般的靈魂。
三、尼采和華格納
1872年初，尼采的處女作，也是其唯一完整的著作——《悲劇的誕生：源於音樂的靈魂》出版。
在尼采之前，沒有語言學家能夠如此詩意地表達自己。在書中，尼采描寫了希臘藝術信奉的兩位神祇：狄俄尼索斯（或巴克斯）和阿波羅。狄俄尼索斯是酒神、狂歡之神，他象徵著樂觀向上的人生、行動中的歡樂、狂喜的情感和靈感、本能、冒險和無畏的痛苦，狄俄尼索斯還是歌曲、音樂、舞蹈、戲劇之神。阿波羅是和平、安逸和休憩之神，象徵審美情感和理性思考、嚴密的邏輯和哲人般的冷靜，他還是繪畫、雕塑和史詩之神。在希臘藝術中，最高貴者莫過於以上兩位理想人物的結合——狄俄尼索斯騷動不安的男性力量以及阿波羅恬靜安寧的女性美。在戲劇中，狄俄尼索斯是合唱的靈感之源，阿波羅是對白的靈感之源；狄俄尼索斯的信徒們扮成半人半羊狀，組成一支整齊的隊伍，合唱便來源於此；而對白則是一種回想，是對情感體驗的一種反思。
希臘戲劇最深刻的特點，在於狄俄尼索斯通過藝術征服悲觀主義。在現代詩賦中，我們遇到的希臘人是歡快的、樂觀的，但過去的希臘人並非如此，他們熟識人生的痛楚和悲劇般的短暫。當彌達斯向西勒諾斯發問：對一個人來說，什麼樣的命運是最好的，西勒諾斯回答道：「朝生暮死的可憐人類，意外與不幸的孩子，你為什麼要逼我說出那不說為好的答案？最好的命運可望不可及，那就是不出生，成為虛無。其次便是早死。」顯然，這些人無須再學習叔本華或印度宗教。但是，希臘人用自己傑出的藝術驅散了幻滅的陰雲：他們用自己的痛苦創造了洋洋大觀的戲劇，他們還發現，「唯有作為審美現象」、作為藝術沉思或藝術重建，「存在和人世才表現為合理」。「崇高是藝術對醜惡的平息。」悲觀主義是頹廢的表現，樂觀主義是膚淺的表現；「悲觀的樂觀主義」才是強者的心態，他們鍥而不捨地試圖從深度和廣度上體驗人生，即使以悲痛為代價；在他們眼裡，能夠認識到鬥爭是生命的法則，這是一種快樂。「過去的希臘人不是悲觀主義者，悲劇本身強有力地證明了這一事實。」「悲觀的樂觀主義」催生了埃斯庫羅斯式的戲劇和前蘇格拉底哲學，當時正值「希臘輝煌時代」。
「理論家型」的蘇格拉底是希臘人的性格從堅忍變為鬆散的標誌之一，「人們的身體和靈魂曾經擁有的馬拉松式強健，逐漸被含糊不清的啟蒙取代，並伴隨著體力和腦力的日益弱化」。批判哲學取代了前蘇格拉底時代的哲理詩，科學取代了藝術，理性取代了直覺，辯論取代了競技。
在蘇格拉底的影響下，柏拉圖從運動員變為美學家，從劇作家變為邏輯學家，他開始反對激情，抨擊詩人，研究知識論，他甚至在基督教誕生之前便成了一名基督徒。在希臘古城德爾斐的阿波羅神廟上，刻著這麼兩句毫無激情的雋語——gnothiseauton（認識你自己）和medenagan（凡事勿過度）。後來，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那裡出現了「知識是唯一美德」的謬論，而在亞里士多德那裡則是使人萎靡不振的中庸之道。一個民族在青年時代會創造神話、詩歌，衰落之時便轉向哲學、邏輯學。青年時代的希臘誕生了荷馬、埃斯庫羅斯，其衰敗之際則成就了歐里庇得斯——一個放棄邏輯學而投身戲劇的劇作家，一個摧毀神話和象徵的唯理論者。歐里庇得斯還是一個感傷主義者，他驅逐了那個崇尚男子氣概時代所盛行的悲觀的樂觀主義，他是蘇格拉底的朋友，摒棄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合唱，迎來一群日神阿波羅式的辯論家和演說家。
難怪阿波羅的德爾斐神諭稱蘇格拉底為最有智慧的希臘人，而歐里庇得斯位居蘇格拉底之後，為第二位最有智慧的人；也難怪「阿里斯托芬憑藉其無懈可擊的直覺……對蘇格拉底和歐里庇得斯有著同樣的憎恨，在他們身上看到了文化墮落的病症」。
的確，蘇格拉底和歐里庇得斯最終都放棄了自己的主張：歐里庇得斯在其最後的劇作《酒神的伴侶》中向狄俄尼索斯投降，是他自殺的序曲；而監獄中的蘇格拉底奏起了狄俄尼索斯的音樂，以慰藉自己的心靈。「蘇格拉底不得不這樣自問：‘也許，我無法理解的東西不一定不合理？也許，還有那麼一片將邏輯學家排除在外的智慧王國？也許，藝術是科學不可或缺的相關物和補充？’」但是，一切都為時已晚，邏輯學家和唯理論者的工作已經無法回到原點，希臘戲劇和希臘性格已經衰落。驚人的事情已經發生：詩人和哲學家「放棄自己的主張之時，他們早先掀起的潮流已征服了一切」。英雄的時代已經落幕，酒神藝術已經終結。
但是，酒神的時代也許還能歸來？康德不是摧毀了一切理論理性和理論家嗎？叔本華不是已經讓我們重新認識了本能的深刻和思想的悲劇嗎？華格納不是另一個埃斯庫羅斯嗎？他藉著酒神般的狂喜，恢復了神話和象徵，並再次將音樂和戲劇糅合在一起。
「從德意志精神的酒神根基，湧現出一種力量，一種與蘇格拉底文化的原始條件毫無共同之處的力量……即德意志音樂……在它那如太空般廣闊的天宇上，遍佈著從巴赫到貝多芬，從貝多芬到華格納的軌跡。」很久以來，德意志精神被動地反映著義大利和法國的日神藝術；所以，要讓德意志民族知道，他們的本能優於這些腐朽文化；要促使他們像改革宗教一樣，掀起一場音樂改革，將馬丁·路德般狂野的活力重新注入藝術和生命之中。誰能說，經歷了戰爭痛苦的德意志民族不會迎來另一個英雄時代？誰又能說，有了音樂精神，悲劇不會重生？
1872年，尼采回到巴塞爾，身體依然虛弱，內心卻燃燒著一股激情，他不想把剩餘的體力再浪費在枯燥乏味的講臺上。「我手頭的活夠我工作五十年，在如此壓力下，我必須爭分奪秒。」當時，尼采對戰爭產生了一絲幻滅感，他寫道：「德意志帝國在根除德意志精神。」1871年的勝利使德意志的靈魂增添了一份粗鄙的自負，而對精神發展來說，沒有什麼比這種自負更為惡劣。尼采是頑皮的，在任何偶像面前，他都不會服服帖帖。尼采決定對德意志這種愚笨的自負進行抨擊，為達到目的，他開始攻擊大衛·斯特勞斯——在所有擁護這種自負的人中，他最受人尊重。「我戰鬥著踏入社會：這是司湯達給的建議。」
在其著名的《不合時宜的沉思》第二卷《作為教育者的叔本華》中，尼采將炮火對準了信奉沙文主義的大學院校。「經驗告訴我們，培養偉大哲學家的最大障礙在於，公立大學總是將那些糟糕的哲學學者捧在手裡……沒有國家敢庇護柏拉圖和叔本華這樣的人……國家總是害怕他們。」在《我們的教育機構的未來》一文中，他再次展開攻勢；在「歷史學對生活的利與弊」中，尼采對整日沉迷於古老學術細枝末節的德國知識分子進行了辛辣的嘲諷。實際上，尼采在這些文章中已表明了自己的兩個獨特觀點：一、道德和神學必須根據進化論重建；二、生命的職責不是讓多數人變得更好，這些大多數人被個別看待時，是最無用的，生命的職責應該是「天才的創造」，是優秀人格的培養和提升。
在所有這些文章中，最為激情澎湃的一篇題為「華格納在拜羅伊特」。文章裡，尼采將華格納比作齊格弗裡德，稱其「從不知恐懼為何物」，他還認為，華格納創造了唯一真正的藝術，因為他是將各種藝術融合為崇高的審美綜合體的第一人。尼采還在文中向整個德國呼籲，認識即將到來的華格納節日的偉大意義——「對我們來說，拜羅伊特象徵著戰鬥之日的清晨聖禮」。這是一個年輕崇拜者的聲音，一個女性般的靈魂發出的聲音，它在華格納身上發現了男性的果斷和勇氣，這種果斷和勇氣將在日後成為超人理念的一部分。但這位崇拜者同時是一位哲學家，他在華格納身上看到了一種使高貴靈魂不悅的專橫跋扈和狂妄自大。他無法容忍1871年華格納對法國人的攻擊（華格納的歌劇《唐豪瑟》在巴黎沒有得到善待！）；聽聞華格納對布拉姆斯的嫉妒，他感到震驚。甚至在《華格納在拜羅伊特》這篇充滿溢美之詞的文章裡，其主題也沒有為華格納埋下一個好兆頭：「很長時間以來，世界都是東方化的，如今，人們渴望希臘化。」——尼采知道，華格納有一半閃米特人血統。
1876年，就在拜羅伊特，各種節日劇院內不分晝夜地演出華格納的歌劇，不曾間斷。華格納的崇拜者們來了，大大小小的國王、王子來了，遊手好閒的闊佬也來了，而其中身無分文的則被擠在門外。尼采突然想到，華格納與蓋爾何其相似，《尼伯龍根的指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突出的舞臺效果，音樂劇中那些遙遠的情節，有的在音樂中消失，卻進入戲劇中去了。「我曾想，將來會有一種佈滿交響樂的戲劇，一種脫胎於利德的藝術形式，但華格納被充滿神秘感染力的歌劇深深吸引，踏上了相反的路。」而尼采做不到，他無法往這個方向前進，因為他憎惡戲劇的和歌劇的東西。他寫道：「待在這裡我會發瘋。我心懷恐懼地等待這一個個漫長的音樂之夜過去……我已經無法繼續忍受了。」
尼采選擇了逃跑，沒跟華格納打招呼。當時，華格納在音樂領域正如日中天，享受著全世界的膜拜。尼采跑了，他「對浪漫主義中的女性化和隨心所欲的狂想曲、對充滿理想主義的謊言、對人類良心的軟化感到厭倦與反感，而這一切曾經征服一顆最勇敢的靈魂」。然而不久，在遙遠的索倫託，他再次碰到歡慶之餘出來休假的華格納。當時，他正在寫作一部全新的歌劇——《帕西法爾》。華格納在劇中刻意讚美基督，讚美憐憫的、沒有肉體的愛，讚美一個被「十足的傻子」「傻子基督」拯救的世界。尼采再次一聲不響地走開了，從此再沒有跟華格納說過話。「如果一個人缺乏對自身的坦率和真誠，我絕不認為他是偉大的。我一旦發現這種缺乏，那這個人的成就便與我不再有任何干系。」相比聖徒帕西法爾，尼采更青睞叛逆者齊格弗裡德，所以他無法原諒華格納：在華格納心中，基督教的道德價值和美學分量遠遠超過其神學缺陷。在《華格納事件》中，尼采怒火滿腔，發瘋似的對華格納展開猛烈的攻擊：
華格納迎合一切虛無的佛教天性，並給這種奉承穿上音樂的外衣；他迎合一切基督教精神，一切頹廢的宗教表現形式……理查德·華格納……一個絕望的浪漫主義破老頭，在聖十字面前轟然倒地。難道沒有德國人懷著悲痛和憐憫，目睹這可怕的一幕？我是他唯一的受害人嗎？……然而，我也曾是最墮落的華格納崇拜者……我是時代的產兒，像華格納一樣，也就是說，我們都是墮落者。對於這一點，我心知肚明，所以我要為自己辯護。
尼采並非如自己所想的那樣，他實際上更像日神阿波羅：尼采不喜歡酒神般的狂野活力，也不喜歡美酒、歌曲和溫柔愛情，他喜歡細微、脆弱、精細的東西。「你的哥哥，他有獨特的敏銳氣質，總是感到誠惶誠恐，」華格納對福爾斯特·尼采女士說，「有時候，他會因為我的笑話而感到尷尬——然後，我便會使出渾身解數來給他講我的笑話。」尼采身上有許多柏拉圖的影子，比如，尼采擔心藝術會使人忘記堅強。性情柔弱的尼采天真地以為，全世界的人都像他自己一樣——他差點因此皈依基督教。也許，世上還沒有足夠的戰爭讓這位儒雅的教授稱心如意。然而，當他冷靜下來，他心裡比誰都清楚，華格納和他都沒有錯，帕西法爾的溫柔和齊格弗裡德的力量都不可或缺，從宇宙的高度俯瞰，這些看似殘忍的對立其實能相互融合，成為一個個有益的創造性統一體。尼采稱之為「星際友誼」，正是這種友誼，將他與華格納無聲無息地維繫在一起，與華格納的交往是尼采人生中最為寶貴、最有意義的經歷。後來，尼采精神錯亂了，但當他看到去世已久的華格納的照片時，在頭腦清醒的一瞬間，他輕輕地說：「我很愛他。」
四、查拉圖斯特拉之歌
經歷了藝術上的失意，尼采轉而向科學和哲學尋求庇護。體驗過酒神的熱烈和特里布森、拜羅伊特的狂歡後，尼采將自己的靈魂投入科學的海洋，在那裡接受日神般冷峻的洗禮，而哲學也確實為他「提供了一個任何暴政都無法滲透的避難所」。像斯賓諾莎一樣，激情四射的尼采試圖通過細察自己的激情來平靜自己，他說，我們需要「一種情感化學」。因此，在他的下一本書《人性的，太人性的》裡，他扮演了心理學家的角色，他以外科醫生般的冷酷對最溫柔的情感、最可貴的信仰進行了深入剖析，並在一片反對聲中勇敢地將這一切獻給當時臭名遠揚的伏爾泰。尼采還把書寄給華格納，華格納回贈尼采《帕西法爾》一書。兩人從此斷絕往來。
1879年，在盛年時期，尼采病倒了。他的身心遭受重創，匍匐在死亡的邊緣。在病榻上為自己準備後事的時候，他還不忘戰鬥到底。他對他妹妹說：「答應我，我死後，只有我的朋友才能站在我的棺材旁邊，絕不能有任何好事之徒。記住，不要讓牧師或其他任何人在我下葬時散佈謊言，因為那時，我再也無法保護自己；讓我誠實地以異教徒身份進入墳墓吧。」但是，尼采痊癒了，這一充滿英雄色彩的葬禮不得不推遲。
大病過後，尼采開始熱愛健康，熱愛太陽，熱愛生命、歡笑和舞蹈，他還愛上了卡門的「南方音樂」；在與死神進行了一番殊死搏鬥後，尼采的意志變得更為堅強，他變得樂觀向上，即使在痛苦的時候也能感受到生命的甜美。也許，正因為這場大病，尼采決定接受斯賓諾莎的觀點——面帶微笑地接受自然的限制和人類的命運。他在悲壯而努力地踐行著。「在我心裡，偉大便是‘熱愛命運’：……不僅要在任何情況下毫不氣餒，還要愛它。」唉！知易行難啊。
在之後的著作中，尼采的書名——《曙光》《快樂的智慧》充分體現了作者在康復期間的感恩之情。與他日後的著作相比，這兩部書的語氣更為親切，語言更為溫和。此時，尼采開始了一年的平靜日子，靠著大學補助過著樸素的生活。此時，這位傲慢的哲學家竟然像開始融化的堅冰，變得可愛而又脆弱，他發現自己墜入了情網。但是，莎樂美拒絕了尼采的深情表白，或許是因為尼采的思想太過尖銳、太過深刻，令人侷促不安。相比之下，保羅·李較為安全，於是，保羅扮演了「佩吉洛醫生」的角色，而尼采則成了「德·繆塞」。尼采絕望地離開了，臨走時還不忘寫下幾句針對女性的警句。實際上，尼采天真、熱情、浪漫、溫柔，非常單純。他攻擊溫柔，不過是想忘卻這一人之本性——因為溫柔，尼采遭到欺騙並陷入無盡的苦痛；因為溫柔，尼采受到了無法癒合的創傷。
尼采找不到一個可以隱居的地方：「與別人一起生活很難，因為相對無言太難了。」他從義大利輾轉到瑞士上恩加丁的錫爾斯——瑪利亞，登上阿爾卑斯山頂。在這裡，他既不愛男人，也不愛女人，只求超越人類。就在這個荒無人煙的山巔，尼采靈感四溢，寫就了一生最偉大的著作。
我坐在那兒，等待著——但不期盼任何東西，
我享受著，我的享受超越善與惡，時而
享受著陽光，時而享受著陰涼；存在的唯有
白晝、湖水、正午、無休無止的時間。
這時，我的朋友，突然間，一分為二，
查拉圖斯特拉走過我的身邊。
此時，他的「靈魂緩緩升起，飄飄欲仙」。尼采找到了一位新的導師——索羅亞斯德，一位新的神祇——超人，一種新的宗教——永恆輪迴：他現在必須歌唱——在狂人的靈感中將哲學注入詩歌。「我會唱一首歌，而且我要唱響它，儘管我孤單地站在空蕩蕩的房子裡，儘管我不得不唱給我自己聽。」（一句話，道出了多少孤獨啊！）「啊，你，偉大的星星！假如沒有你所照耀的人們，你的幸福何在？……瞧！我對自己的智慧已經厭倦，就像採蜜過多的蜜蜂；我需要有人伸手來分享了。」就這樣，尼采完成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全書完成時，正值「神聖時刻——華格納在威尼斯謝世」。這是他給《帕西法爾》的華麗答覆，可是《帕西法爾》的創作者已經仙逝。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是尼采的傑作，他本人亦深知這點。「這部作品獨樹一幟。」尼采後來這樣寫道，「別與詩人們相提並論，也許，當今世界還沒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查拉》一樣，脫胎於如此強大的力量。……即使將世界上所有善良、偉大的靈魂聚集在一起，也無法說出查拉圖斯特拉的一句話。」有點兒誇張！但毫無疑問，《查拉》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著作之一。然而，印刷過程中的一波三折令尼采頭疼。一開始，書的第一部分被推遲印刷，因為印廠正忙於印刷五十萬冊讚美詩；緊接著，書的出版又遭到一系列反猶太小冊子的阻撓；最後，出版商又拒絕印刷書的最後一部分——因為從經濟利益考慮，該部分毫無價值。於是，尼采不得不自掏腰包。尼采的書賣了四十本，送了七本；一人表示認可，沒人表示讚賞——從未有人如此孤單。
查拉圖斯特拉，三十歲，經歷山中冥想後，下山向大眾佈道，就像其原型波斯人索羅亞斯德那樣。但大眾卻轉身去看走鋼絲。演員從鋼絲上掉下來，一命嗚呼。查拉圖斯特拉把死者背在肩上，帶著他離開。「你把危險當作自己的職業，所以，我要親手埋葬你。」「與危險並肩生活，」他宣揚道，「把你的城市建在維蘇威火山邊，把你的船隻派遣到未經探索的海域去，使你自己隨時處於戰鬥狀態。」
別忘了懷疑。下山後，查拉圖斯特拉遇到了一位與他談論上帝的老隱士。查拉圖斯特拉一個人的時候，他心裡暗想：「這可能嗎？這位生活在林中的老聖徒竟然不曉得上帝已死！」當然，上帝已死，所有的上帝都死了。
古代諸神在很久以前便已壽終正寢。可以肯定的是，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美好而快樂的結局！
他們沒有在暮光中踟躕逝去，儘管謊言都那麼說！相反，他們大笑而死！
他們死於一位神祇道出一句邪惡至極的話語之時。這位神祇說：「世上只有一位神！除我之外，不能有別的神。」
一位老朽的吹鬍子瞪眼的神，一位嫉妒心十足的神，就這樣忘乎所以。
於是，所有的神鬨堂大笑，他們在坐椅上晃動著身子，喊道：「有諸神而沒有上帝，這不正是神道嗎？」
誰長著耳朵，就讓誰聽去吧。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何等歡鬧喧囂的無神論！「沒有諸神，不正是神道嗎？」「如果諸神存在，還有什麼可以創造？……如果諸神存在，我怎麼能忍受不是上帝的自己？因此，諸神並不存在。」「誰比我更不虔敬，我就能愉快地聽他佈道！」「懇求你，我的兄弟，要對大地忠誠，不要相信那些對你侈談超越大地的希望的人！他們只會毒害他人，不管他們自己知道與否。」許多昔日的叛逆者，最終還是回來舔舐這甜蜜的毒藥，把它當成人生必不可少的麻醉劑。「君子們」聚集在查拉圖斯特拉的洞穴裡，為傳播他的教義作準備；他離開他們一陣子，回來後發現他們正給一頭「用自己的形象創造世界」的驢子上香——「愚蠢到了極點」。這並非教誨，但緊接著，尼采寫道：
真的，善與惡的創造者必須首先是一名毀滅者，他必須搗毀一切價值。
因此，最高的惡是最高的善的一部分。這是創造性的善。
讓我們談下去吧，你們這些最聰明的人，無論我們談得有多糟糕。沉默更糟糕，一切不可言說的真理都會變成毒藥。
讓真理打破一切能打破的東西吧！許多房子等著被建造。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這是褻瀆神明嗎？但查拉圖斯特拉抱怨說：「不再有人懂得敬畏。」他自稱是「不信神的人中最虔誠的一位」。他渴望信仰，憐憫「所有如自己一樣因厭惡而深感痛苦的人，對他們來說，過去的上帝已經死去，新的上帝甚至還未出現在襁褓中」。於是，他呼喚新上帝的名字：
所有的神都死了；現在，我們希望超人來臨。……
我告訴你們什麼是超人。人類是應當被超越的。你們曾做過怎樣的努力超越人類？……
人類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是一座橋樑，而不是一個目標：人類的可愛之處，在於他是過渡、是沒落。
我愛那些只知在沒落中生活的人，因為他們正是那些超越者。
我愛偉大的輕蔑者，因為他們更是偉大的崇拜者，他們像一支箭，渴望射向彼岸。
我愛那樣一種人，他們不是到星空之外尋求沒落和犧牲的理由。為了有一天能讓大地屬於超人，他們只將自己獻給大地……
該是人類確立目標的時候了，該是人類播種最高希望的時候了……
告訴我，我的兄弟，如果人類缺乏目標，那難道不是缺失了他們自己嗎……
愛最遠方的人，勝過愛你的鄰居。
尼采似乎早已預料到，所有的讀者都會把自己看作超人，並通過指出超人還未誕生，來為自己辯護；我們只能做超人的先驅、超人的土壤。「不要圖謀超乎你能力之外的東西……不要要求超乎你們能力之外的道德！不要尋求不可能的事情。」對我們來說，唯有超人才知道的幸福不是幸福，我們最好的目標便是工作。「很長時間以來，我不停地為了我的幸福而奮鬥，如今，我為我的工作而奮鬥。」
尼采用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上帝，對此，他並不滿足，因為他必須使自己不朽。繼超人學說之後，尼采又提出永恆輪迴論。他認為，萬物都會迴歸，每一個細節都會絲毫不差地經歷無數次輪迴：尼采會迴歸，苦難深重的鐵血德意志會迴歸，從草木愚夫到查拉圖斯特拉的人類心靈所經歷的一切苦難都會迴歸。這樣的學說是可怕的，恐怕人類歷史上再也不會出現如此無畏地肯定人生、擁抱人生的學說。難道不是嗎？現實的組合是有限的，而時間是無止境的，終有一天，生命和物質將不可避免地重演過去的故事。由於這樣的重複，一切歷史都必須收回其在天空畫出的曲折軌跡——決定論將我們再次帶回歷史的關口。難怪查拉圖斯特拉最後意欲談論此事時，恐懼感突然襲上心頭。內心恐懼的他，全身顫抖，不敢踏出一步，直至一個聲音在他耳邊說：「你自己又有何礙，查拉圖斯特拉？把話說出來，將一切打個粉碎！」
五、英雄道德
對尼采而言，《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就像一部福音書，他後來的著作僅僅扮演著評論者的角色。如果歐洲不欣賞尼采的詩歌，也許，它會理解尼采的散文。隨著查拉圖斯特拉的歌聲遠去，先知變身為哲學家，把玩起邏輯學。我們這位哲學家雖然懷疑邏輯，但那又有什麼關係？——如果邏輯學不能使論證牢不可破，它至少能使論證更為明白清晰。
尼采從未感到如此寂寞，連他的朋友們都覺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古怪。曾與尼采在巴塞爾共事的奧韋爾貝克和布林克哈特等學者對《悲劇的誕生》讚賞有加，但此時，他們不得不悲嘆，一位傑出的語言學家已經沒落，而要他們為一位詩人的誕生喝彩，他們做不到。尼采的妹妹（她差點兒就佐證了尼采的觀點：對於一位沒有妻子的哲學家來說，姐妹可以很好地扮演妻子的角色）突然離他而去，要去嫁給一位尼采極度鄙視的反猶太分子，然後，再去巴拉圭建立一塊共產主義殖民地。考慮到兄長的健康，她懇求羸弱的尼采一同前往。但是，比起健康的身體，尼采更珍重自己的心靈，他希望留在戰鬥打響的地方，對他來說，歐洲是一家必不可少的「文化博物館」。從此，尼采居無定所，不時地四處遷移，先後在瑞士、威尼斯、熱那亞、尼斯、都靈生活。在聖馬可廣場的獅子周圍，經常有鴿子聚集，尼采就喜歡在鴿子堆裡寫作——「聖馬可廣場是我最好的工作室」。然而，他不得不聽從哈姆雷特的建議：勿站在太陽底下，因為陽光會刺傷他患病的眼睛。於是，尼采不得不把自己關在昏暗、骯髒、寒冷的閣樓裡，在緊閉的窗前奮筆疾書。由於眼疾，尼采不再著書立說，寫下的只是一些格言警句。
他將自己的部分零散感悟收集起來，整合了兩部書：《善惡的彼岸》和《論道德的譜系》。他希望能在書中毀滅舊有道德，為超人的道德鋪平道路。有一陣子，尼采重新做回一名語言學家，力求以那並非無可挑剔的詞源學來推廣他的新倫理。他發現，在德語中，有兩個詞表示「不好」，一個是schlecht，另一個是böse。schlecht用在上級對下級的語境中，表示「平庸的、一般的」，後來演變為「粗鄙的、沒用的、不好的」。böse用在下級對上級的語境中，表示「不熟悉的、不規則的、不可估量的、危險的、有害的、殘忍的」，比如說，拿破崙很böse。許多原始的民族都害怕傑出的人，把這些人看作分裂分子，中國便有這麼一句俗語：「偉人乃公眾之不幸。」類似的，gut也有兩種含義，分別與schlecht和böse相反：一種含義為貴族使用，表示「強大的、勇敢的、有權的、好戰的、神聖的」（gut一詞來源於gott，神），另一種含義為平民使用，表示「熟悉的、和平的、無害的、善良的」。
在這裡，我們看到兩種相互對立的對人類行為的價值評判、兩種倫理觀念和標準，即「貴族道德」和「庶民道德」——一種是主人的道德，一種是奴隸的道德。貴族道德是古典時代公認的道德標準，尤其對羅馬人而言。在羅馬人（哪怕是一個普通民眾）看來，所謂的美德便是男人氣概、勇氣、冒險和膽量。但在亞洲，尤其是在猶太人的腦海中，卻孕育了另一種道德標準：遭受政治壓迫的人們變得謙遜、無助、無私。實際上，這是在求助。在庶民道德的籠罩下，人們熱愛安定與和平，厭惡冒險和權力；人們不再追求力量，他們樂於狡詐，人與人之間的報復不再公開，而是變得隱秘；憐憫代替了嚴厲，模仿代替了創新，人們不再因享有殊榮而自豪，而是無情地譴責自己的良心，因為榮譽只屬於異教徒、羅馬人、封建主和貴族，良心才屬於猶太人、基督徒、資產階級和大眾。從阿摩司到耶穌，一大批能說會道的先知將奴隸階層的思想發揚光大，使之幾乎成為普世倫理觀。於是，「俗世」和「肉體」成為罪惡的代名詞，貧窮成了道德的象徵。而耶穌則將這種價值標準推至頂峰。在他看來，人人都擁有平等的價值，享有平等的權利。
後來，耶穌的教義又發展出民主思想、功利主義、社會主義。於是，人們開始根據庶民哲學、漸進的平等化和庸俗化、頹廢和墮落的生活來定義進步。頹廢生活的最後一幕便是對憐憫慈悲、自我犧牲的讚美，對罪大惡極者不理性的安慰，以及「人類社會排洩功能的喪失」。積極的同情是可取的，而憐憫則是一種麻痺心靈的奢侈品，對那些無可救藥、昏庸無能、窮兇極惡的廢物，那些滿是缺陷、活該害病、違法犯罪的畜生來說，憐憫則是浪費感情。憐憫隱含著粗俗，是一種侵犯，比如，「‘探望病人’是想到鄰居無助之時，心生的一種類似性高潮的優越感」。
這一切「道德」的背後是一種隱秘的權力意志。愛是對佔有的渴望，求愛是一場戰鬥，交媾則是戰鬥後的控制。難怪唐荷西要殺了卡門，那是為了防止她成為他人的所有物。「人們以為自己在愛情中是無私的，那是因為他們想從他人身上得到好處，這些好處往往是從他自己身上無法得到的。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他們便會要求佔有對方……在所有的人類情感中，愛情是最自私的，所以，受傷時，愛情最不寬容。」即便是愛真理，也只是出於佔有真理的渴望，或許，愛真理者只想開墾一片處女地，成為第一個佔有真理的人。謙卑是權力意志的保護色。
在權力意志面前，理智和道德便成為絕望之物，因為它們只是被權力玩弄於股掌之間的武器。「哲學體系是一座華麗的海市蜃樓」，我們看到的並非我們長久尋找的，而只是我們自身慾望的反映。「所有的哲學家都會擺出一副姿態，好像他們的思想都是通過冷峻、純粹、神聖且不偏不倚的辯證法得來的……實際上，他們的觀點只是片面的主張、想法或‘建議’，它們基本上是被抽象、提煉出來的哲學家心中的慾望。事後，他們便會蒐集種種論點來為自己辯護。」
決定我們思想的便是這些埋藏在最底層的慾望、這些權力意志的悸動。「更多的時候，人類既無法意識到，也無法感受到自己的智力活動……有意識的思考……是人類最微弱的智力活動。」本能是權力意志最直接的動作，它不受意識的干擾，因此，「本能是迄今為止人類發現的最富智力的活動」。確實，意識的作用被糊里糊塗地高估了，「意識或許應該被放在第二位，它幾乎可以說是次要的、多餘的。也許，意識註定要消失，註定要被完全的自動化取代」。
強者不會用理性的外衣來掩飾內心的慾望，他們的邏輯很簡單，即「我要」。對那些充滿活力、未受腐蝕、擁有主人翁精神的靈魂來說，慾望因其本身而正當地存在，而良心、憐憫或悔恨絕無立錐之地。但如今，猶太教、基督教民主思想風行於世，使得強者們羞於承認自己擁有強大的力量和健壯的身體，他們開始為自己尋找「理由」。貴族的美德和價值標準正在慢慢消失。「歐洲正在受到新佛教的威脅」，連叔本華和華格納都皈依了佛教，成為可憐的佛教徒。「歐洲整個道德體系的建立是以一種對大眾有用的價值為基礎的。」強者不得施展強大的力量，他們必須儘可能表現得如弱者一樣，因為「勿做我們力量範圍之外的事，便是善」，康德，這位「柯尼斯堡的偉大中國佬」不也證明，人類絕不能被當作手段嗎？於是，強者的本能——打獵、戰鬥、征服和統治，由於缺乏宣洩的渠道，逐漸演變成自我傷害，並進而產生禁慾主義和「歹心」。「一切本能，如果找不到一個排解通道，便會向內深入——這就是人類那不斷發展的‘內向化’：於是，我們便有了被稱之為靈魂的最初形式。」
墮落的原理是這樣的：領袖們受到大眾美德的影響，並被大眾美德庸俗化。因此，「第一要務便是迫使道德體系服從等級秩序，並對各種道德假設重新進行考查，直至人們徹底認識到，說出‘適合你的也適合他’這樣的話是不道德的」。不一樣的特點會產生不一樣的功能，所以，在社會中，強者那「罪惡」的品德與弱者那「美好」的品德都不可或缺。苦難、暴力、危險、戰爭，與善良、和平有同等的價值。眾所周知，偉大的人物只會在充滿危險暴力的環境中、在迫使人變得殘酷時才誕生。對人來說，最好的東西便是強大的意志、權力以及無限的激情。沒有激情的人就像一塊豆腐，終將一事無成。貪婪、嫉妒甚至仇恨都是鬥爭、選擇、生存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惡之於善，相當於變異之於遺傳、創新和試驗之於風俗習慣。如果永不用近乎犯罪的手段衝擊一下現有的「秩序」，哪裡有進步可言？如果惡真的不好，那它早已不復存在。我們必須警惕自己，不要過於善良，因為「人類必然變得越來越善，又越來越惡」。
發現世界上還有如此多的罪惡、如此多殘酷的事情，尼采深感欣慰。他認為，「殘忍構成了古人極大的喜悅和快樂」，一想到這一點，尼采便感到虐待狂般的愉悅。他相信，我們從悲劇中，或者從任何崇高的事物中獲得的快樂都是一種經過提煉的間接的殘忍。「人類是最殘酷的動物，」查拉圖斯特拉說，「欣賞悲劇的時候、觀看鬥牛的時候、旁觀刑罰的時候，他們能夠感受到人間未曾有過的快樂。然後，人類創造了地獄……瞧，地獄就是他的人間天堂。」如今，想想自己的壓迫者在另一個世界接受永久的懲罰，人類便能忍受一切苦難了。
終極的倫理學是生物學層面的，我們評判事物的依據應該是該事物對生命的價值，為此，我們需要從生理學的角度「重估一切價值」。真正能考驗一個人、一個種群、一個物種的是活力、能力和權力。在一定程度上，我們或許能夠接受十九世紀（不然，一切高尚的美德便會遭到毀滅），因為在十九世紀，肉體得到人們的重視。靈魂是有機體的功能之一。人類大腦中的血，多一滴或少一滴，都會給人帶來無限痛楚，這種痛楚遠遠超過被鷹啄食肝臟的普羅米修斯所忍受的痛苦。不同的食物催生不同的思想方法，比如，米飯推動佛教的形成，而德國的形而上學則是暢飲啤酒的結果。因此，一種哲學是真理還是謬論，完全取決於該哲學讚美的是人生的昇華還是人生的墮落。墮落者說，「人生毫無價值」，其實，還不如讓他說「我毫無價值」。當人生中一切崇高的價值開始腐爛，當民主——即對一切偉人的質疑——每十個年頭毀滅一個民族，人生為何還值得過活？
現今，熱愛交際的歐洲人總喜歡擺出傲人的架勢，彷彿他們才是唯一獲得認可的種族。他們對自己的品質，比如公德心、慈善、尊重他人、勤奮、節制、謙遜、寬容、同情心等，大加讚美，並視這些品質為人類特有的美德。在這些美德的作用下，他們在普通大眾面前彬彬有禮、隱忍不言，顯得極有用處。但在一些情況下，當人們認為領袖或領頭羊確不可少時，他們便一次又一次地試圖召集大批聰明的善於交際的人，來代替發號施令的指揮官，各種議會機構便源於此。然而，要是果真有一位專斷獨裁者出現，來管理這些善於社交的歐洲人，那也是上天的一種祝福，好似一塊巨大的磐石被卸去——拿破崙出現後的一系列影響便是最好的明證；一部受拿破崙影響的世界史，幾乎就是一部人類追求高尚幸福的歷史。通過一個個偉大的個人、一個個偉大的時期，這種高尚的幸福橫跨了整個世紀。
六、超人
正如道德不存在於善良之中而存在於力量之中，人類的目標不應是整體的提升，而應是培養出更健康、更強大的個體。「我們的目標不是整個人類，而是超人。」一個明智之人，最不會去做的事情便是改善人類：人類無法被改善，人類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人類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唯一存在的只是一大堆個體。這些個體堆積在一起，看起來更像一個龐大的實驗室。在這樣的實驗室裡，每個時代都會有一些試驗成功，但是，失敗的是大多數。在這裡，試驗的目的不是謀求大眾幸福，而是型別的改善。如果不出現更高階的型別，還不如終結人類社會。社會應是一種強化個人權利和個性的工具，種群本身不應是目的。「如果所有的個體只會維護機器，那麼，機器又有何用處？如果機器」，或者說社會組織，「本身便是目的，那真是一場人間喜劇」！
一開始，尼采說得好似希望一種全新物種產生，但後來，尼采想到了超人——一種優秀個體。超人突破重重險阻，從泥沼般的平庸百姓中脫穎而出，他的誕生，更多地要歸功於謹慎的育種和悉心的培養，而不是佈滿荊棘的自然選擇。傑出個體的成長與正常生物的成長過程是相悖的，因此可以說，大自然對其最優秀的產品是最為殘忍的，她更喜歡平庸普通的物種，併為其撐上一把保護傘。大自然有一種永無休止的逆轉趨勢，它會將物種逆轉至同一個型別、逆轉至普通百姓的水平——即大多數人控制最優秀的人，如此迴圈往復。唯有通過人工選擇，通過一種深謀遠慮的優生優育，通過一種使人高貴的教育，超人才能生存。
讓優秀的個體為了愛情而結婚——英雄配女僕、天才配女裁縫？真是荒謬至極！叔本華錯了，愛情不能保證優生，對於陷入愛河的男人，我們不應讓他作影響其一生的決定，愛和智慧，男人無法同時擁有。情人之間的誓言，應被宣佈無效，情人之間的愛情，應該立法規定為婚姻的法定障礙。最優秀者只能與最優秀者通婚，愛情應該留給烏合之眾。婚姻的目的不只是傳宗接代，它還肩負著培育個體的重任。
你很年輕，渴望結婚生子，但我問你，你是一個敢於盼望孩子的人嗎？你是勝利者嗎？你能剋制自己、控制自己的情感、駕馭自己的品行嗎？當你許願的時候，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獸性？為了得到某種必需品？為了排解自己的孤獨？為了化解內心的衝突？我倒希望，你的勝利和自由是對孩子的渴望。你應該建造一座活生生的紀念碑，來紀念你的勝利、你的自由。你應該超越你自己。但首先，你必須磨鍊你的肉體和靈魂，使之健壯強大。你不僅要繁衍自己，還要使後代越來越強！我把兩個人創造一個個體——一個比創造他的人更為強大的個體——的意志稱為婚姻。如果一對夫妻彼此尊重，對如此意志的婚姻表示尊重，我便把這對夫妻的關係稱為婚姻。
沒有好的出身，高貴便無從談起。「僅僅是智力不能使人高貴，相反，我們總是需要某種東西來使智力高貴起來。那麼，這種東西是什麼呢？血統……（在此，我指的並不是‘閣下’這樣的貴族頭銜，也不是‘哥達年鑑’——那說的是蠢驢。）」擁有了良好的出身以及優秀的育種，按照超人的培養方案，下一步便是進入一所嚴厲的學校。在這裡，追求完美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不值得讚揚，學生幾乎得不到任何安慰，反之，他們需要承擔許多責任；在這裡，學生要學會默默忍受肉體上的疼痛，學生的意志是學會服從、學會發令，絕不能讓自由意志主義者胡說八道！在這裡，學生不準通過放縱和「自由」而削弱自己堅強的毅力和德行！但在這裡，學生要學會痛快地笑；我們可根據哲學家笑的能力給他們分出高下。「誰跨越了最高的山峰，誰便笑對一切悲劇。」在這種超人教育中，沒有任何迷幻麻醉般的道德說教，準超人們雖然必須忍受意志上的禁慾，但沒有任何肉體上的懲罰。「美麗的姑娘，不要停下你們的舞步！這裡沒有帶著邪惡眼神的掃興者……長著美麗腳踝的姑娘，這裡也沒有你們的仇敵。」就算是超人也喜歡美麗的腳踝。
如此生育、培養出來的人是超越善惡的。在實現目的的道路上，如果需要變得「惡」，他會毫不猶豫地變得「惡」，他會無所畏懼，而不是慈悲善良。「什麼是善？……勇敢便是善。」「什麼是善？一切能夠增強人的權力感、權力意志、權力本身的東西。什麼是惡？一切源於軟弱的東西。」或許，超人身上最顯著的特點便是對冒險和鬥爭的熱愛，但前提是，這種冒險和鬥爭有目的性。超人不會首先尋找安全的避難所，他會將幸福留給多數人。「查拉圖斯特拉熱愛著這一切，比如遠洋航海，他不愛沒有冒險的生活。」因此，一切戰爭都是善的，儘管在現代，戰爭的根源都是那麼粗鄙不堪。「一場善的戰爭能夠神化任何開戰的原因。」連革命也是善的，但善的不是革命本身，因為最不幸的事情莫過於人民大眾掌握至高的權力。在鬥爭年代，那些由於缺乏激勵或機遇而蟄伏已久的人物終於甦醒，成為時代的偉人，他們在騷亂中誕生，成為歷史舞臺上叱吒風雲的舞者。在法國大革命的動盪中，拿破崙誕生了；在暴風驟雨、社會秩序極度混亂的文藝復興時期，一批偉大人物如繁花般四處盛開。此後，歐洲便再也無緣重見這一美景。
充沛的活力、高超的智力、無限的自豪——這就是造就超人的三要素。但是，活力、智力、自豪這三者必須達成一種平衡：一個崇高的目的能將混亂的慾望鑄造成一種強大的個性，一個人擁有了崇高的目的，便擁有了特定的熱情，這種熱情在目的的統領下成為權力。「如果一位思想家不是園丁，而只是植物的土壤，那麼，他是可悲的！」誰是衝動行事的人？怯懦者。怯懦者缺乏自我剋制的能力，怯懦者不敢說「不」，怯懦者是不和諧音，是頹廢者。自我約束，是人生的一個制高點。「一個人如果不甘成為芸芸眾生中的普通一員，他只需放下對待自我那種隨和的態度便可。」有了目標，便可對人苛求，但首先，需嚴格要求自己；有了目標，便可隨心所欲，除了背叛朋友——這是高貴者享有的終極特權，是超人的最後法則。
唯有把超人當作人生的目標、努力的酬勞，我們才會熱愛生活、奮發向上。「我們必須設立一個目標，為了這個目標，我們相親相愛。」讓我們成為偉人，或者成為偉人的僕人和工具吧！為了實現拿破崙的目標，數以百萬計的歐洲人奮勇向前，將自己作為工具，為波拿巴欣然犧牲自己，倒下的時候還歌唱著他的名字，何其壯觀的景象！或許，即使我們無法成為波拿巴，我們當中理解這一切的人依然能夠成為他的先知，為他的到來鋪平道路。我們，不論來自哪片土地，不論生於哪個時代，無論相隔多遠，都能為了這一目標攜起手來，共同努力。這些名不見經傳的助手呵，這些熱愛高貴的人呵，如果查拉圖斯特拉能夠聽到他們的聲音，即使身陷苦痛，也會引吭高歌。「今天，你們這些孤獨的人喲，好似一盤散沙的人喲，終有一天，你們會成為一個民族。選擇了自己的你們，從你們這裡，一個優秀的民族將要誕生；你們的民族裡，超人將要誕生。」
七、頹廢
因此，貴族是通往超人的必由之路。民主——「這種熱衷於清點人數的制度」——必須儘早剷除。對所有高貴的人而言，廢除民主的第一步便是毀滅基督教。民主始於基督的勝利；「第一位基督徒，在其本能最深處，是一位反對任何特權的叛逆者，他為了‘平等的權利’生活，併為了‘平等的權利’不懈鬥爭，要是在現代，他早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如果他是你們當中最偉大的人，就讓他成為你們的僕人吧」——這是一切政治智慧、一切健全頭腦愛玩的顛覆遊戲。的確，一個人在閱讀《福音書》的時候，會感覺自己像是沉浸在俄國小說的氛圍中；原來，《福音書》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剽竊。
這樣的觀念唯有在發展滯後的民族中，在統治者已經墮落、統治力量不復存在的時代才會紮根。「尼祿和卡拉卡拉在位時，出現這樣一種怪論，即最為低賤的人比身居高位的人更有價值。」
正如基督教對歐洲的征服結束了古代貴族制，好戰的條頓男爵對歐洲的佔領復興了古老的男性品德，併為現代貴族制的發展奠定了根基。這些人的肩上沒有「道德」重負，他們「不受任何社會約束；他們在返回野獸般的良心無辜中，變成幸災樂禍的猛獸，他們在進行了屠殺、縱火、掠奪、毆打等一系列可憎的暴行之後，還會大搖大擺、心安理得地離去，彷彿只是完成了一場學生式惡作劇」。
然而，就是這麼一批人，卻在日後進入了德國、斯堪的納維亞、法國、英國、義大利和俄國的統治階層。
一群金髮猛獸、一族征服者和統治者，憑藉其強大的軍事力量和組織能力，肆無忌憚地將可怕的利爪伸向那些或許在人數上佔據優勢的人民……這群野獸建立了國家。國家本應以一紙契約開始，但這樣的美夢很快煙消雲散。契約跟他有何干系？他是一呼百應的總指揮、大自然的主人，他已經憑藉暴行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這批傑出的統治者已經走向墮落，原因有三方面：首先，天主教對女性品德的頌揚；第二，宗教改革中的清教徒與平民化理想；第三，與低等人群通婚。天主教教義在演變為文藝復興的貴族文化和非道德文化之時，宗教改革憑藉猶太教的嚴峻與肅穆將演變中的天主教教義打了個稀巴爛。「最終，有人理解什麼是文藝復興嗎？有人願意去理解什麼是文藝復興嗎？在重估基督教價值的過程中，為了使那與基督教價值相悖的貴族價值取得勝利，人們用盡了一切手段、一切本能、一切聰明才智……在我眼前，我看到了一種可能性，它的魅力和絢麗的色彩有無限的魔力……切薩雷·波吉亞成了教皇……我的話你理解嗎？」
新教和啤酒使德國人的智慧變得愚鈍不堪，如今，還得加上華格納的歌劇。結果，「今天的普魯士人成了最危險的文化公敵之一」。「有德國人在場，我便會消化不良。」「如果正如吉本所言，世界要走向滅亡，需要的只是時間——儘管是很長的時間，那麼，要想在德國剷除一個錯誤的觀點，需要的也只是時間——儘管是更長的時間。」德國人擊敗拿破崙後，正如當年馬丁·路德擊敗教會，文化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從此，德國拋棄了她的歌德們、叔本華們、貝多芬們，她開始崇拜「愛國者」；「德國高於一切——恐怕這就是德國哲學的終結」。德國人有一種天生的嚴肅和深度，這讓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還能拯救歐洲。相比法國人和英國人，德國人擁有更多的男性品德：他們堅毅、耐心、勤勞，在學問、科學、軍紀上，皆是如此。如果能夠看看整個歐洲是如何因德國軍隊而憂慮，一定是件有趣的事。要是能將德國人的組織能力與俄國潛在的人力、物力配合起來，那麼，一個偉大的政治時代便將來臨。「我們希望德意志民族與斯拉夫民族互動發展，我們希望能擁有最聰明的銀行家——猶太人，如此，我們便能主宰整個世界……我們希望與俄國無條件地聯合。」不然，我們面臨的便將是四面楚歌、自我滅亡。
德國人在心理上有個毛病，那就是過於冷淡；這是他們為自己的堅強性格付出的代價。德國錯過了一段悠久的文化傳統，正是這段傳統，使法國人成為整個歐洲最優雅、最敏感的民族。「我只相信一種文化，那就是法國文化，我認為，在歐洲其他地方，稱自己有文化都是一種誤會。」「如果一個人閱讀蒙田、拉羅什福科……沃夫納格和尚福爾，那麼，相比於閱讀其他國家的作家的作品，他更能體會到一種古色古香。」伏爾泰是「高貴的心靈之王」，泰納是「第一位健在的歷史學家」，甚至後來的法國作家福樓拜、布林熱、法朗士等，其思想和語言的清晰度都遠遠超過歐洲其他作家——「這些法國人的思維真是乾淨、微妙而又精確！」歐洲人高貴的品位、感覺、舉止其實都是法國人的傑作，但是，它們只屬於過去的法國，即十六、十七世紀的法國。法國大革命在摧毀貴族制的同時，也摧毀了文化的媒介和苗圃。如今，法國的靈魂已經變得瘦弱而蒼白。儘管如此，它依然閃耀著某些優秀品質的光芒；「與德國人相比，法國人在思索心理學和藝術方面的問題時，表現出無與倫比的精細和透徹……此時此刻，當德國在政治領域以世界一極的姿態崛起時，法國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獲得了全新的重要地位」。
俄國是歐洲的金髮野獸。俄國人民「頑固、倔強，信奉逆來順受的宿命論。因此，即使在今天，他們也比我們歐洲人更有優勢」。俄國有一個強大的政府，他們沒有「低能的議會」。在那裡，意志的力量積蓄已久，迫切需要釋放。因此，如果哪一天俄國成為歐洲的主人，我們也不必驚訝。「一位胸懷未來的思想家，在思考關乎歐洲的各方面問題時，必定會將籌碼放在猶太人和俄國人身上——他相信，他們最有可能在力量之間的偉大博弈中取得勝利。」但總體來說，義大利才是當今最優秀、最具活力的民族，正如阿爾菲耶裡誇耀的：「人類之樹」在義大利生長得最茂盛。即使是最底層的義大利人，都擁有男人的風度、貴族般的自豪；「無論何時，威尼斯一位貧窮的船伕看上去都比柏林的大臣還要風度翩翩。說到底，柏林的大臣不及一個威尼斯的船伕」。
最糟糕的是英國人，腐蝕法國人頭腦的便是英國人對民主的妄想。「店主、基督徒、婦女、英國人以及其他民主主義者可以歸為一類。」英國的功利主義和庸俗習氣是歐洲文化的糟粕。唯有在人吃人的激烈競爭中，人們才會把人生看成一場生存競爭，僅僅為了生存的競爭。唯有店主和船員數量成倍增加，遠超貴族數量之後，民主才會出現。這是英國獻給現代世界的禮物，一份希臘式禮物。誰將從英國手中救出歐洲並從民主手中救出英國呢？
八、貴族制
民主意味著放任自流，意味著有機體的各個部分都可以隨心所欲，意味著整體與個體間的連貫性失效、肆意與混亂的時代到來、對庸俗的追求及對卓越的仇恨，民主還意味著偉人的消失——偉人怎麼會屈服於粗鄙辱人的選舉？如此一來，他們還有什麼機會？「正如家犬痛恨野狼，民眾最痛恨的莫過於自由的精神、抗拒鐐銬與跪拜的人」以及非「固定黨員」。在這樣的土壤中，超人何以成長？當一國之中最偉大的人被束之高閣，灰心喪氣、默默無聞，這個國家又如何能變得偉大？這樣的社會終將失去本色；在這樣的社會中，民眾相互模仿，這種模仿在水平上而非縱向上展開——主流之人取代超人而成為了偶然或楷模。人與人之間愈來愈像，連性別差異也愈來愈小——男人變成了女人，女人變成了男人。
於是，女權主義便成為民主和基督教思想的必然結果。「當男人不像男人時，女人便努力使自己像個男人。唯有男人味十足的男人，才能拯救女人的女人味。」易卜生「這個典型的老處女」，創造了那個「被解放的婦女」。「女人是由男人的一根肋骨創造的？——‘我的肋骨如此脆弱，太神奇了！’男人說。」因為「解放」，女人失去了權力和地位；如今，婦女哪裡還能享受波旁王朝時所享受的地位？男女平等是天方夜譚，因為男性與女性之間的衝突是永恆的，沒有鬥爭的勝利，就沒有和平——唯有一方成為另一方的主人，和平才會降臨。男女平等會帶來危險，即使平等了，女人也不會滿足。其實，女人從屬於男人便已心滿意足，只要這個男人是真正的男人；畢竟，女人的完滿和幸福繫於她們的母性。「女人的一切是一個謎團，這個謎團的答案只有一個——生兒育女。」「對女人來說，男人是一個工具，其最終目的永遠是孩子。但對男人來說，女人是什麼呢？……一個危險的玩偶。」「男人應該學會戰鬥，女人應該學會取悅戰鬥中的男人，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愚蠢的。」「與完美的男人相比，完美的女人是一種更高型別的人類，同時也更為稀有……對待女人，無論怎麼溫柔，都不過分。」
婚姻衝突的部分原因在於，女人在婚姻中獲得圓滿的同時，男人卻日益狹隘、空虛。男人追求女人的時候，承諾要把整個世界都獻給她；等她嫁給他以後，他便開始兌現自己的承諾。但是，他必須從孩子誕生的那一刻開始，忘掉他承諾的世界，因為從這時起，愛情無私蛻變為家庭的自私。誠實和創新是單身漢才能擁有的奢侈的東西。「就最深刻的哲學思考來看，所有的已婚男子都是可疑的……在我看來，一個把全面衡量存在價值作為自己的事業的人，還要為了妻子和孩子，擔負起照顧家庭、賺取麵包、保持安穩、追求社會地位的重任，那真是荒唐至極。」許多哲學家在孩子出生前便已死去。「風，透過門上的鑰匙孔吹將進來，對我說，‘來吧！’我那聰明的門自動開啟，對我說，‘走吧！’但是，愛已將我綁縛在孩子身上了呵。」
伴隨女權主義而來的是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它們都是民主的廢棄物。如果平等的政治權利能夠達成正義，為什麼平等的經濟權利無法做到？為什麼還需要有領袖？讚頌《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人中並非沒有社會主義者，但是，他們的讚頌我不要。「他們中的一些人宣揚我的人生哲學，但同時，他們又宣揚平等……我不希望人們把我與這些鼓吹平等的傢伙混為一談。因為在我心中，正義如是說：‘人類沒有平等。’我們希望我們毫無共同之處。」「你們這些鼓吹平等的人，無能的暴烈與瘋狂就這樣從你們心中喊出平等的口號呵。」大自然不喜歡平等，它喜歡個體間、階級間、物種間的差異。社會主義違背了生物發展規律：進化過程包含著較高階的物種、種族、階級或個體對較低階的物種、種族、階級或個體的利用；生命便是一種剝削，它終究都將依賴別的生命而生存；大魚吃小魚，這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社會主義就是一種嫉妒：「他們總想得到我們的東西。」然而，社會主義運動是易於控制的。要想控制社會主義運動，只需時不時地開啟一下主人與奴隸之間的活板門，斃掉一兩個滿腹牢騷的領袖即可。令人害怕的不是領導者，而是那些下層的人，他們以為可以通過革命擺脫自己的從屬地位，殊不知，他們的低賤是自己無能與懶惰的必然結果。唯有奮勇反抗的奴隸才顯得高貴。
無論如何，奴隸都比當今的主人——資產階級要高貴得多。十九世紀文化低劣的標誌便是腰纏萬貫的商人成了人們崇拜、欣羨的物件。其實，這些商人也是低賤的奴隸，他們是例行公事的傀儡、繁忙生意的受害者，他們沒有時間追求新思想，因為對他們來說，思考是一種禁忌，思維的樂趣遙不可及。因此，他們總是孜孜不倦、無休無止地尋找著「幸福」，他們的豪宅從來沒有家的溫馨，他們的奢華粗鄙不堪、毫無品味，畫廊裡掛著的一幅幅「真跡」甚至還貼著價格標籤，他們那充滿肉慾的享樂，如此單調乏味，一點兒也不能使人思維活躍、神清氣爽。「瞧這些富得流油的人！他們獲得了財富，卻因此一貧如洗。」做一個貴族，有外在的約束，但貴族們獲得了相應的補償——深邃的頭腦；富人們雖然也接受了外在的約束，卻無法涉足智慧的王國。「看看這些身手敏捷的猿猴，看看他們都是如何往上爬的！他們相互踐踏，也因此使自己墮入泥潭與深淵……店主們身上散發的是一陣陣惡臭，抱負被扭曲，連口中撥出的氣息都充滿邪惡。」其實，這些豪商巨賈們沒有任何用處，因為他們不會以高貴的方式使用錢財，他們永遠不會用錢財來贊助文藝事業，因此也無法使其錢財穿上尊貴的外衣。「唯有知識分子才應該持有財產」，因為除知識分子之外，其他人都把財富本身看作終點，為了獲取錢財，他們不顧一切，愈來愈像一頭魯莽的公牛。看看「當今這些癲狂的國家吧，對他們來說，最大的渴望便是多多生產、多多賺錢」。於是，人變成了猛禽：「天天打著伏擊戰，為的就是有一天能捕獲對方。這便是他們獵取獵物的辦法——守候，他們稱之為睦鄰友好……在各種各樣的垃圾中，他們攫取甚至最微小的利益。」「如今商人們的道德真的不值一提，他們的道德只是海盜道德的改進版——以最低價買進，以最高價賣出。」此外，這些人天天喊著要實行自由放任政策，喊著反對任何人的干涉，其實，他們才是最需要被監管、被控制的人。或許此時，實行一定程度的社會主義較為合理，儘管社會主義依然是一種相當危險的制度：「我們應該從私人或私企手中奪回那些有利於大量財富積累尤其是有利於貨幣市場發展的運輸部門和貿易部門，並像對待那些一無所有的人一樣，把擁有過多財富的人列為社會危險分子。」
比資產階級高貴而比貴族低賤的是士兵。在戰場上，被榮譽麻醉計程車兵在臨死的那一刻是快樂的，因此，一位手下士兵全部陣亡的將軍遠比一位通過利潤機器吸光員工鮮血的僱主高貴得多，關於這一點，只要看看員工離開工廠而奔赴血腥戰場時的輕快腳步便可明瞭。拿破崙並不是屠夫，相反，人們對他心懷感恩，因為他將軍人的榮譽賦予陣亡計程車兵；他不像僱主，為了經濟利益將他們剝削致死。人們紛紛投奔拿破崙，聚集在他奔赴地獄的旗幟下，他們寧願冒著生命危險去戰鬥，也不願在難以忍受的單調乏味中製造一百萬個領釦。「終有一天，榮譽將屬於拿破崙——他為一個時代創造了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普通人和勇士終於比商人和市儈更有價值。」對那些身心日益軟弱、生活日益舒適、內心日益可鄙的民族來說，戰爭是一劑良藥，它能激發人在和平環境中慢慢退化的本能。民主制的柔弱嬌氣是一種毒藥，而戰爭和兵役是必要的解藥。「當一個社會本能地放棄戰爭與征服時，這個社會便已墮落，這同時意味著時機的成熟——實行民主制的時機已經成熟，店主們扮演統治者的時機已經成熟。」然而，在現代，發起戰爭的理由絕不能稱為高貴；與今天人們使用槍炮解決貿易爭端相比，過去的王朝戰爭和宗教戰爭要更高貴一些。「五十年之內，這些巴別塔式的政府」（歐洲的民主制政府）「都將捲入一場大戰，為了獲得世界市場而拼個你死我活」。或許，在這場瘋癲之後，統一的歐洲便會來臨，但如果能夠實現這樣的目標，即使來一場商業大戰也不算是過於高昂的代價。因為只有在統一的歐洲，有機會拯救歐洲的更高階的貴族制才會誕生。
在政治活動中，要防止商人進入統治階層；因為商人像普通政客一樣，目光短淺、思想狹隘，他們不像接受過專門治國訓練的天生貴族，擁有長遠的眼光和開闊的思維。高貴的人擁有治理國家的神聖權利，也就是說，他們有出類拔萃的掌握權力的能力。普通人有普通人的位置，這個位置絕不是王位。普通人只要坐在屬於自己的位子上，便會快樂，且對社會來說，他的品德與領導人的品德一樣必不可少，因為「一個深刻的頭腦，如果把庸俗本身作為拒絕庸俗的理由，是絕對不可取的」。勤奮、節儉、規矩、節制、堅信，有了這些美德，庸人也會變得完美，但這種完美只就庸人作為工具而言。「一個高等文明就像一座金字塔，唯有以廣闊的地基為基礎，才會高高聳立；樹立起一座金字塔的先決條件是有強大而穩固的庸民階層。」不論何時，不論何地，都會有一些人成為領袖，一些人追隨領袖；在那些智力高超的較高等人的指引下，大多數人將被迫工作，但同時，他們也樂於工作。
哪裡有生物，哪裡就有服從的聲音。一切有生命者都是服從者。我聽到的下一句是：不能聽命於自己者，便要聽命於他人。這就是生物之道。而我聽到的第三句乃是：命令比服從更難。因為命令者要揹負起服從者的一切重負，這些重負會將他生生壓垮——在我看來，一切命令之中都包含著努力與冒險，有生命者在命令他人時，自己也處於極大的風險之中。
因此，理想的社會便可分為三個階層：生產者（農民、無產者和商人）、官員（軍人和機關工作人員）和統治者。統治者掌權，但他們不在政府中擔任行政職務，因為政府像僕人一樣，其實際工作是卑微的。在這樣的社會里，領導者不是官員，而是精通哲學的政治家。他們的權力依賴於他們對財政和軍事的控制，但在生活中，他們更像軍人，而不是銀行家。他們將重新成為柏拉圖的捍衛者（柏拉圖沒錯，哲學家就是最高貴的人）。他們會成為文人雅士，但不缺勇氣和力量，他們集學者和將軍於一身。通過禮儀和精神，他們緊密團結在一起：「通過道德、尊重、習俗、感恩，這些人能夠嚴守規則，通過相互監督、內部競爭，這些人更能按規矩辦事；另一方面，他們的連結也將激勵他們在思考、自制、雅緻、自豪、友誼等方面產生更多的靈感。」
這樣的貴族會成為一個固定的社會階層嗎？貴族的權力會世襲嗎？答案多半是肯定的，雖然偶爾也會被注入新的血液。最能敗壞與削弱貴族制的依然是貴族與庸俗不堪的有錢人的聯姻，正如英國貴族習慣所為；正是這種通婚腐蝕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治國機構——古羅馬貴族元老院。世上沒有「偶然的出生」，每一次出生都是大自然對婚姻的一個裁定，完美的人唯有在一代代的精挑細選與充分準備之後才會誕生；「一個人成為其自身之前，代價已由其先輩付出」。
聽慣了民主的聲音，這種貴族的聲音是不是過於刺耳？但是，「無法忍受這種哲學的民族終將走向死亡，將這種哲學奉為莫大福祉的民族註定將成為世界的主人」。唯有這樣的貴族，才擁有一統歐洲的遠見和勇氣；唯有他們，才能結束當下這愚鈍的民族主義、這狹隘的「祖國情結」。讓我們做一名「優秀的歐洲人」吧！像拿破崙一樣，像歌德、貝多芬、叔本華、司湯達、海涅一樣。長久以來，原本可以團結一致的我們，卻像一盤散沙，滿腦子愛國式偏見和狹隘的地方主義，沉浸於此，偉大的文化何以繁榮？狹隘政治的時代已經過去，偉大的政治時代已蠢蠢欲動，它已成為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新的人類何時會出現？新的領袖何時會誕生？歐洲何時會重生？
你難道沒聽說過我的孩子們的事嗎？跟我說說，說說我的花園，我的「歡樂島嶼」，我那全新的美麗民族。因為他們，我很富有，因為他們，我曾一貧如洗……我不曾放棄什麼？為了得到它們——那些孩子、那生命的田園、那些寄寓著我最高意志與最高希望的生命之樹，我還有什麼不能放棄？
九、評論
它像一首美麗的詩。或許，這就是詩，而不是哲學。我們知道，這首詩並非十全十美，它有時也荒謬至極；我們知道，在努力說服自己、修正自己的道路上，尼采走得有點兒過了頭。但在字裡行間，我們能看到備受煎熬的尼采。我們愛他，即使在我們質疑他的時候。曾幾何時，我們終日疲於傷感、妄想，忍受著質疑與拒絕的痛感。隨後，尼采像一支強心劑，來到我們的身邊，就像擁擠不堪的教堂內冗長的儀式結束、人們散去以後那寬敞的空間和清新的空氣。「誰懂得體會我那文字的氣息，誰便知道，那是高貴的氣息、令人神清氣爽的氣息。一個人必須適應這種氣息，否則，他會窒息而死。」千萬不要將這瓶麻醉劑誤以為是哺育嬰兒的乳汁。
看啊，這是怎樣的風格！「終有一天，人們會說，海涅和我是迄今為止用德語寫作的最偉大的藝術家，任何一個地道的德國人，哪怕他竭盡全力，也被我們遠遠甩在後頭。」實際情況大致也確實如此。「我的風格會跳舞。」他說。他的每一個句子都是一把長矛，他的語言流暢、緊湊，充滿活力——這是劍客的風格，迅速而出色，令常人目不暇接。但如果我們反覆研讀他的作品，便能發現，他的出色源於一種誇張的手法、一種有趣但終究有點兒神經質的自負、一種極為敏捷的對一切公認理念的顛覆和對一切品德的嘲諷以及對一切罪惡的讚美。我們發現，尼采就像一個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喜歡駭人聽聞，並樂於其中。因此我們得出結論，如果一個人對道德毫無偏好，他便很容易在尼采的文字中尋得樂趣。這些教條式的斷言、這些未經修飾的泛論、這些預言式的重複、這些自相矛盾的話語——與他人的矛盾，但更多的是自相矛盾——這一切展示了一個失去平衡、在癲狂邊緣徘徊的頭腦。最終，尼采的出色令我們精疲力竭，他的出色像鞭打肉體的噼啪聲、對話中高分貝的強音。在他那強有力的話語中，有一種條頓人的狂暴；在他的文字中，絲毫看不到作為藝術第一原則的那種剋制，絲毫沒有尼采欽羨的那種法國人的平衡、和諧以及爭論時的文雅。儘管如此，尼采的文字風格依然是強大的，他的激情與不厭其煩的重複征服了我們，他無意證明什麼，他在宣告，他在啟示，他憑著自己的想象力而不是邏輯，贏得了我們的心。他獻給我們的不只是哲學，不只是詩篇，而是新的信仰、新的希望、新的宗教。
從尼采的風格和思想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是浪漫主義運動的產兒。他追問道：「哲學家都是如何要求自己的？使自身超越時代，使自己化為‘永恆’。」對這一理想，尼采肅然起敬，但他的敬意更多地表現為破舊立新，而非循規蹈矩；尼采曾經受過時代精神的洗禮，並沉浸其中。他不知道康德的主觀主義——正如叔本華所直言，「世界是我的意志」——如何演變成了費希特的「絕對自我」，「絕對自我」又如何變為施蒂納的不平衡的個人主義，直到超人的非道德主義。尼采的超人不單單是叔本華心中的「天才」、卡萊爾心中的「英雄」以及華格納的齊格弗裡德，他有點兒像席勒的卡爾·摩爾和歌德的葛茲。其實，尼采從年輕的歌德那裡得到的遠不止「超人」（uebermensch）一詞，儘管他對歌德後來那奧林匹亞神般的平靜抱以嘲諷、妒忌。尼采的語言充滿了具有濃厚浪漫氣息的溫柔與感性，「我受苦」出現的頻率與海涅的「我死」不相上下。他自稱為「一個神秘的、酒神女祭司般瘋狂的靈魂」，把《悲劇的誕生》稱為「一位浪漫主義者的自白」。他給布蘭代斯的信中寫道：「恐怕我身上有著太多的音樂家氣質，以至於我不得不成為一位浪漫主義者」，「當作家的作品開始說話時，作家就必須閉上嘴巴了」。但尼采從不隱藏自己，在他作品的每一頁中，他都以第一人稱出現。他頌揚本能，反對三思；頌揚個體，反對社會；頌揚「酒神」精神，反對「日神」精神（即浪漫主義對古典主義的反抗），因此成為時代的背叛者——這是鐵的事實。尼采之於他那個時代的哲學，正如華格納之於他那個時代的音樂——他們將浪漫主義潮流推向最高，是浪漫主義運動的兩座高峰。尼采大力頌揚從一切社會束縛中解放出來的叔本華的「意志」和「天才」，正如華格納頌揚那粉碎了《悲愴奏鳴曲》《第五交響曲》和《第九交響曲》等古典主義枷鎖的激情。尼采是盧梭譜系中的最後一位偉大子孫。
現在，讓我們回頭再看看與尼采一起走過的路。一路上，由於意見相左，我們常常禁不住想打斷他，此刻，雖然已不起任何作用，我們仍然可以坦陳我們的意見。晚年的尼采還不算糊塗，意識到自己的荒謬如何促成了《悲劇的誕生》的獨創性。維拉摩維茨·默倫多夫等學者對尼采的《悲劇的誕生》嗤之以鼻，並將它掃出語言學的殿堂。尼采試圖從埃斯庫羅斯推出華格納，但他的努力只是一位年輕崇拜者在一位暴虐神祇面前的自我犧牲。誰會認為宗教改革富有「酒神精神」，即狂熱的、非道德的、嗜酒的狂歡？又有誰會認為，文藝復興正好相反，寧靜、剋制、溫和，富有「日神精神」？誰會懷疑，「蘇格拉底文化的本質是歌劇文化」？對蘇格拉底的攻擊，是一位華格納崇拜者對邏輯思維的藐視；酒神崇拜，是一位不離板凳的人對行動者的崇拜（對拿破崙的神化也是如此），是一位害羞的單身漢對男人的酗酒和性慾深藏不露的嫉妒和羨慕。
或許，尼采把前蘇格拉底時代看作希臘的黃金時代並沒有錯。因為毫無疑問，伯羅奔尼撒戰爭對伯里克利文化的經濟和政治基礎都是一次重創。然而，如果我們在蘇格拉底身上只看到他的激烈言辭（好像尼采的主要作用並不在此），而忽略他對社會的拯救，那真是荒謬；蘇格拉底身處的社會就像一片廢墟，相比哲學，造成社會崩潰的原因更在於接連不斷的戰爭、生活的腐化、道德的敗壞。唯有精於悖論的教授才會將赫拉克利特那晦澀且教條的隻言片語置於柏拉圖那成熟的智慧和藝術之上。尼采指責柏拉圖，就像指責他所有的「債主」一樣——在債務人眼裡，債權人永遠成不了英雄。然而，如果沒有塞拉西馬柯和卡里克利斯的倫理學、蘇格拉底式的柏拉圖政治學，尼采的哲學還有什麼？儘管用盡了他的語言學知識，尼采從來不曾真正吃透希臘精神，他從來不曾學到，中庸和認識自己（正如阿波羅神諭的銘文和偉大的哲人所告誡的）是用來防範——而不是撲滅——激情與慾望的火焰的，日神阿波羅必須約束酒神狄俄尼索斯。一些人把尼采說成是一個異教徒，事實並非如此；尼采既不是伯里克利那樣的希臘異教徒，也不是歌德那樣的德國異教徒，他們因善於平衡與自制而變得強大，而尼采身上缺少的正是這樣的平衡與自制。「我要把一切修養的前提——寧靜，歸還給人類。」尼采寫道。但是，一個人如何給予別人自己所沒有的東西？
在尼采所有的著作裡，《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受到的批評最少，一部分原因是它晦澀難懂，另一部分原因是它那毋庸置疑的價值使種種吹毛求疵自慚形穢。崇尚「日神精神」的斯賓塞和崇尚「酒神精神」的尼采有著共同的永恆輪迴思想，但在人們看來，永恆輪迴就像一個病態的幻想，是哲學家為了使人們相信來生，在最後關頭所作的荒誕離奇的努力。在尼采身上，每一位評論家都能看到這樣的悖論：他一方面大膽宣揚自我主義（查拉圖斯特拉宣稱，「自我就是一切，神聖不可褻瀆，自私應該得到祝福」——這顯然與施蒂納相呼應），另一方面又為了迎接超人，服務於超人，呼籲利他主義和自我犧牲。但是，讀了這樣的哲學，誰會把自己劃歸僕人而不是超人之列呢？
至於尼采在《善惡的彼岸》和《論道德的譜系》中所勾勒的倫理體系，那完全是一種誇張，儘管讀來令人振奮。我們都承認，告誡人們要更加勇敢、要更為嚴格地要求自己是必要的——幾乎所有的倫理學家都如此告誡人們；但是，告誡人們要更加殘忍、「更加邪惡」就並非正當之舉了——這難道不是尼采的過分之處嗎？此外，時代不需要他不停地抱怨說，道德是弱者用來限制強者的武器。強者們並未因此而對尼采產生好感，相反，他們相當狡猾地利用了他的觀點：大多數道德準則不是來自上層，而是來自下層；民眾通過模仿德高望重者而表達自己的讚美和指責。此外，我們應該不時地嘲弄一下謙卑，這也沒錯，正如我們的「白髮好詩人」所云，「我們已經低頭容忍夠久了」，但是，我們在當代人身上實在看不到太多的謙卑。尼采缺乏的，正是那種他本人極力讚美的歷史感——他認為歷史感對哲學極其重要——不然，他早就會認識到，有關人心溫順謙卑的說教對那幫殘暴、好戰的野蠻人來說，是一劑必不可少的解毒良藥，而這幫野蠻人在西元頭一千年裡幾乎毀滅了那個他獲得滋養、尋求庇護的文化。這種對權力和運動狂野的推崇，不正反映了時代的狂熱與混亂嗎？所謂普遍的「權力意志」也無法說明印度人的寧靜、中國人的鎮定以及中世紀時農民對循規蹈矩的滿足。權力是我們當中某些人的偶像，但大多數人寧願安定、和平。
總的來說，正如每一位讀者所發現的，尼采並未認識到社會本能的地位和價值，他認為自我與個體的衝動需要通過哲學進一步強化。大家一定想知道，當整個歐洲陷入各國為一己之利而挖掘的戰爭泥潭時，當它日漸忘記那些文化習慣和風俗時，尼采的眼睛正望向哪裡？這些風俗習慣正是尼采所讚賞的啊！而且這些風俗習慣的存在需要依賴於合作、禮節和自制。基督教的核心作用便是通過灌輸溫文爾雅的極端理想形象來約束人類那天生的野性，而思想家如果擔心人類已經墮落、喪失了自我、滿口基督教倫理道德，他只需看看身邊，便會感到安慰與放心。
尼采因疾病與焦躁而變得孤獨，他被迫捲入那場反抗人類怠惰和庸俗的戰爭，於是，他認為，一切偉大的美德都是孤獨者的美德。他從反對叔本華關於個體淹沒於物種之中的觀點出發，提出個體應該獲得不均衡的解放，擺脫社會控制的束縛。愛情受挫以後，他開始猛烈攻擊女性，這完全不符合他哲學家的身份；對一個男人來說，這也令人感覺相當彆扭。失去雙親與朋友的尼采從來不知道，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刻來自人與人之間的親情與友誼，而不是統治與戰爭。他的人生不夠長久，或者說不夠寬廣，他那些片面的真理也因此沒有成熟為智慧。或許，再給尼采幾年生命，他便能夠將自己混亂刺耳的思想整理為協調悅耳的哲學之音。尼采在談論耶穌時曾說過一句話，這句話用來形容他自己其實更為真實：「他走得太早，他本應收回自己的學說，如果能夠活到」一個更為成熟的年齡，「如果收回自己的學說，他就足夠高貴」。但是，死神卻另有安排。
也許，尼采的政治思想比他的道德思想更為高明。貴族制是最理想的政體，對此，誰會反對？「哦，慈悲的上天啊！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個最適合的人，一個最聰明、最勇敢、最優秀的人，我們會找到他，立他為我們的國王，這樣，真的什麼都好了……我們應該用什麼辦法來找到他？慈悲的上天難道不肯教給我們找到他的方法嗎？我們真的萬分需要他！」但是，到底誰才是最好的？最好的只出現在特定的家族裡嗎？我們因此而必須實行貴族世襲制嗎？然而，我們不是有過世襲制嗎？它帶來的是什麼？爭權奪利的朋黨派系、整個階級的不負責任以及社會發展的停滯不前。貴族因與中產階級的通婚而多次遭到毀滅，但或許，它同時也因與中產階級通婚而獲得拯救；試問，除此之外，英國的貴族制又是如何儲存自己的呢？近親結婚的結果是一代不如一代，顯而易見，這些問題錯綜複雜，需要從多個方面進行思考。而對這些問題，尼采強有力地表達了自己的支援與反對。世襲貴族不喜歡世界統一，他們偏愛狹隘的民族主義政策，無論他們表現得擁有多麼寬廣的世界主義情懷，一旦放棄了民族主義，他們便會失去權力的主要源泉——對外交關係的控制。此外，正如尼采認為的那樣，一個世界性的國家對文化或許也是毫無裨益的：人民群眾的團體一龐大，其前進的腳步便會減慢。而且，與一心想要統一擴張的帝國時代相比，如果德國只是一個「地理上的概念」，各個朝廷為了贊助藝術而相互競爭，德國對文化的貢獻或許會更大；器重歌德、拯救華格納的不可能只有一個皇帝。
學者普遍認為，文化全盛時期是那些貴族世襲的時代，其實，這是一個謬見。相反，正是由於正在崛起的資產階級的資助，人類文化如繁花般盛開的伯里克利時代、美第奇家族時代、伊麗莎白時代、浪漫主義時代才會誕生。此外，文學藝術領域的傑出創作均非出自貴族家庭成員之手，而是來自中產階級後裔——比如，接生婆的兒子蘇格拉底、律師的兒子伏爾泰、屠夫的兒子莎士比亞。時代的激盪刺激著文化創造，在這樣的年代裡，一個充滿活力的全新階層正在朝著權力和自豪邁進。在政治領域也如此：如果把沒有貴族血統的天才排除在政治之外，那真叫自掘墳墓。因此，更好的原則便是——「事業向天才敞開」，無論出身何處；天才總在最不尋常的地方降臨人間。讓所有的出類拔萃者統治我們吧！唯有當貴族成為一個變動的團體，當貴族掌握特權不是因為他的出生，而是因為他的能力時，這個貴族制才算好的——貴族成員應通過人人機會均等的開放式民主不斷篩選與培養產生。
經過這一番演繹（如果的確必不可少），最後還剩下什麼呢？剩下的足以讓批評家們不爽。尼采遭到每一個追求社會地位者的駁斥，但是，他依然屹立不倒，他是現代思想史上的一座豐碑，是德國散文的一個巔峰。無疑，當他預測未來人們會將歷史分為「尼采前」與「尼采後」時，他對自己的誇張感到些許心虛，但是，他確實成功地對幾百年來人們認為理所當然的體制和理念進行了有益的批判性審查。至今，人們還認為，尼采開啟了希臘戲劇以及哲學的新視野；他向世界揭示了華格納音樂中浪漫主義墮落的萌芽；他憑著手術刀般鋒利——或者說雖給人帶來痛苦但有益健康的敏感與微妙，對人性進行了剖析；他揭露了倫理道德中一些藏而不露的根鬚，現代思想家中還從沒人能做到這些；「他創造了一種迄今為止在道德王國——貴族中還不為人所知的價值觀」；他迫使人們誠實地思考達爾文學說的倫理學意義；他寫出了十九世紀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散文詩，而最重要的是，他把人類看作人類必須超越的東西。尼采的話帶著嘲諷與真誠，他的思想就像一道純潔的閃電、一陣強勁的狂風，穿越了現代人類心靈的烏雲與蛛網。因為尼采的文字，歐洲哲學的空氣乾淨了許多、清新了許多。
十、終曲
「我愛他，因為他想創造那超越自身之物，然後突然死去。」查拉圖斯特拉說。
尼采的思想強度過早地耗盡了他的生命。他與時代的抗鬥最終使他精神錯亂；「與一個時代的道德體系抗爭，總是一件可怕的事，這個時代終會展開報復……對抗爭者發動內外夾擊」。在生命的最後年頭，尼采的文字愈加尖刻，他不但攻擊個人，還攻擊固有的思想——華格納、基督教等等。他寫道：「智慧的增加或許正是由語言鋒利度的降低來衡量的」，但他無法控制手中的筆。隨著精神的崩潰，連他的笑聲聽起來都神經兮兮。除了通過他自己的文字，我們無論如何也無法知道，腐蝕其身心的到底是什麼：「或許，我最知道為什麼人類是唯一會笑的動物：孤獨的他承受著太多的痛苦，使他不得不創造出笑來。」在身體方面，疾病以及日益惡化的視力狀況是造成尼采崩潰的另一原因。此外，他開始患上誇大妄想症和疑慮妄想症。有一次，他把自己的一本書寄給泰納，並附上一張紙條，在紙條上，尼采向這位偉大的批評家保證，這本書是有史以來最了不起的著作。在《瞧這個人》這本尼采最後的書中，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充斥著瘋狂的自我讚美。瞧這個人！——這個人我們真是瞧得夠明白的了！
或許，如果尼采能再得到些讚美，即使是一丁點兒，也能遏制他的唯我主義，並讓他更好地控制自己的理性與神智。但是，人們對尼采的讚美姍姍來遲。在幾乎所有人都忽視他、辱罵他的時候，泰納給他寄來了一封信，送給他慷慨的讚美之言；布蘭代斯寫信告訴他，他正在哥本哈根大學講授一門以尼采「貴族的激進主義」觀點為內容的課程；斯特林堡也來信對他說，自己正在把他的思想用於戲劇中；或許最好的還是，一位匿名的崇拜者給他寄來了一張四百美元的支票。但是，當這些星星點點的光芒開始閃爍之際，尼采的視力和靈魂已經陷入黑暗，他放棄了希望。「我的時代還沒有到來，」他寫道，「唯有未來的未來才屬於我。」
1889年1月，最後的猛烈一擊——中風，在都靈向尼采襲來。幾近失明的他跌跌撞撞地回到自己的閣樓，倉促而又瘋狂地把幾封信寫完：給科西瑪·華格納的，他僅寫道——「阿里阿德涅，我愛你」；給布蘭代斯的信稍長，以「被釘死者」署名；給伯克哈特和奧弗貝克的信如此荒誕，以至於奧弗貝克匆匆趕來救他。趕到時，他發現尼采正用雙肘猛擊著鋼琴，帶著酒神般的狂喜，歌唱著、喊叫著。
尼采被送到精神病院，但很快，他年邁的母親前來認領並帶走了他。母親寬恕了他，開始親自照顧兒子。多麼感人的畫面！一位執著的母親，兒子曾背棄她珍愛的一切，而敏感的她承受了這一切，如今，她對兒子的愛依舊濃烈，重新將兒子抱在懷裡——這難道不是一幅聖母憐子圖嗎？1897年，尼采的母親去世，他被妹妹帶走，來到魏瑪居住。在魏瑪，有一尊克萊默所作的尼采雕像——一副可憐的模樣，曾經強有力的心靈，現在已經破碎、絕望，變得百依百順。但是，尼采也並非全無快樂：如今，他享受著神志清醒時從未體會過的安寧與平靜；大自然對他仁慈，才讓他瘋的。有一次，他發現妹妹望著他在哭泣，他無法理解妹妹的眼淚，問她：「伊麗莎白，你為什麼哭？我們難道不幸福嗎？」還有一次，他聽到別人在談他的書，蒼白的臉上突然泛起紅光，說：「啊！原來我也寫過一些好書。」這些清醒的瞬間很快便被時間湮沒。
1900年，尼采去世。很少有人為成為天才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
引述自法蓋《閱讀尼采》，第71頁；紐約，1918。
列維編《瞧這個人》（英文版），第15頁。
據傳西元前508年，古羅馬被伊特魯里亞國王波希納的軍隊包抄，羅馬青年斯凱沃拉潛入敵營謀殺波希納。但行動失敗，因為他殺錯了人。被捕後，他對著波希納喊道：「我叫蓋烏斯·穆丘斯，羅馬的公民。我以敵人的身份來到這裡，來刺殺我的敵人。我欣然接受死亡，正如我欣然地接受使命。我們羅馬人是勇敢的，不幸來臨的時候，我們會勇敢地面對。」波希納聽後又害怕又惱怒，他下令將穆丘斯拋進火中。穆丘斯接受了懲罰，毅然將自己的手伸進火中，絲毫不露任何痛苦的神情。波希納被穆丘斯的勇敢所感動，便釋放了他。——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