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德和達爾文
自稱「未來形而上學先河」的康德哲學其實存心不良，不僅顛覆了傳統的思辨模式，還自違初衷，破壞性地打擊了一切形而上學。縱觀整個思想史，形而上學一直在尋找實在的終極本質。如今，人類認識到，借用權威的話就是，實在是永遠不能被體驗的，實在是「本體」，可設想卻不可知，即使是最發達的人類理性也無法超越現象，無法透過瑪雅人的面紗。費希特、黑格爾和謝林過多的形而上學，加上他們對古代難題的不同解讀以及各自提出的自我、理念、意志等概念，使得他們的影響互相抵消，幾乎為零。因此，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末，人們認為宇宙的秘密仍絲毫未曾洩露。在一代人沉醉於絕對理念之後，歐洲思想家作出回應，決定反對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學。
法國人曾經專攻懷疑論，因此，孕育出「實證主義」運動奠基人（如果哲學界有這樣的人物，因為在哲學界，每種思想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被世人視為神聖）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事。1798年，奧古斯特·孔德在法國蒙彼利埃出生，父母為其取名伊西多爾·奧古斯特·瑪麗亞·弗朗索瓦·塞維爾·孔德。孔德年輕時崇拜本傑明·富蘭克林，稱其為「現代蘇格拉底」。他曾說：「富蘭克林在二十五歲時便決定做一個智者，併為此作了周詳的計劃，最終計劃圓滿完成。我現在雖然二十歲還不到，但富蘭克林敢做的我也敢做。」孔德為自己的人生開了一個好頭，他成為偉大空想家聖西門的秘書。在聖西門的指導下，孔德瞭解了杜爾哥和孔多塞的改革熱情，此外，他還認識到，社會現象就像生理現象，可以簡化為法律和科學，而一切哲學都應該關注人類的道德和政治進步。但是，像大多數決心改變世界的人一樣，孔德發現了操持家庭的困難。1827年，經過兩年不幸的婚姻生活，孔德終於精神崩潰，在塞納河試圖自殺，但被人救起。如此，孔德在1830年至1842年間的五卷本《實證主義哲學》和1851年至1854年間的四卷本《實證政治體系》的成就，還得感謝他的救命恩人。
從規模和作者的毅力來看，在現代，如此卷帙浩繁的鉅作僅次於斯賓塞的《綜合哲學》。在著作裡，孔德依據研究主題從繁到簡、從普遍到特殊將科學分為：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社會學，而且每一門學科都以排在其前面的學科成果為基礎。因此，社會學是科學的頂峰，其他學科只是為了給社會學照亮前進的道路才存在。科學，即準確的知識，已經按照上述順序從一個主題蔓延至另一個主題，因此，包羅永珍的社會生活成為科學方法研究的最後一環也相當自然。在思想的各個領域，思想史家都能發現三階段原理的存在：第一階段，人們以神學的方式思考物件，通過某些神靈的意志來解釋一切問題，比如，把行星看成是諸神或者諸神的戰車；第二階段，思考進入形而上學的層次，人們通過形而上學的抽象手段對物件進行解釋，比如，行星按照圓形的軌道執行，是因為圓是最完美的形狀；第三階段，通過精確的觀察、假設、實驗，關於物件的研究最終成為實證科學，人們通過大自然的因果關係法則對各種現象進行解釋。於是，「上帝的意志」被柏拉圖的「理念」或者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等虛幻實體代替，而這些虛幻的實體又被科學規律代替。形而上學是思想發展停滯不前的階段，所以孔德說，拋棄這些幼稚想法的時候到了。哲學並非異於科學，哲學以提升人生為目的，是對一切科學的協調、綜合。
此時的實證主義還散發著一些教條式理智主義的氣息，正好體現了當時哲學家的幻滅和孤獨。1845年，孔德的心被克洛蒂爾德·德沃夫人（當時其丈夫正在獄中服刑）牽動，對德沃夫人溫暖的愛慕還為他的思想增添了色彩。於是，在談及改革力量時，孔德將人的感情置於理性之上。他還認為，要拯救世界，唯有創立新的宗教，而這個新的宗教應該讚美人性，並舉行儀式對人性進行崇拜，從而滋養、增強人類本性中那不絕如縷的無私精神。到了晚年，孔德不停地為他的人性宗教設計著複雜的體系，該體系不僅包括神職、聖禮，還包括禱告、教規。孔德還設計了一種新的日曆，在他的日曆中，沒有異教的神祇和中世紀的聖人，取而代之的是推動人類進步的英雄。正如一位智者所言，孔德獻給世界的是天主教的一切，唯獨沒有基督教的東西。
實證主義運動後來匯入英國的思想大河。英國人以工業和貿易為生，這樣的生活方式不僅孕育了英國思想的靈魂，也使英國的思想家們對事實問題充滿敬畏。根據培根的思想傳統，思想的物件是事物，而心靈的物件是物質；霍布斯的唯物論、洛克的感覺論、休謨的懷疑論、邊沁的功利主義，都是同一主題的不同變奏，這個主題就是現實而又忙碌的生活。在這支英倫交響曲中，唯有愛爾蘭的貝克萊發出了不和諧的聲音。黑格爾嘲笑英國人崇尚物理和化學機械的習氣，並稱他們是「哲學工具」。但是，對於那些認同孔德和斯賓塞並認為哲學是一切科學成果之綜合的人來說，這個稱呼再貼切不過了。因此，相比在發源地，實證主義運動在英國擁有更多的鐵桿粉絲，雖然這些粉絲不及利特雷那般狂熱，但他們擁有英國人特有的固執，這種固執精神支援著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弗裡德里克·哈里森這樣的人終身執著於孔德哲學；同時，其民族固有的謹慎使他們自覺地遠離孔德那講究儀式的宗教。
與此同時，從科學中萌芽、迅速茁壯成長的工業革命反過來也刺激著科學的發展。牛頓和赫歇爾將恆星展示在英國人面前，波義耳和戴維開啟了化學世界的寶庫，法拉第即將獲得激動人心的發明，拉姆福德和焦耳向世人展示了力的轉化、平衡以及能量守恆。
至此，科學已經變得錯綜複雜，困惑的世人迫切希望有一樣東西能夠將這些科學成果綜合起來。
在斯賓塞的青年時代，在一切科學成果中，給英國震撼最大的是生物學的發展，即進化論的提出。在進化論發展方面，科學顯得相當國際化：康德曾提及猿變人的可能性，歌德曾作《植物的變形》一文，而達爾文和拉馬克都提出，物種通過遺傳由簡單形式進化而來，經常使用的器官發達增大，不經常使用的器官則逐漸退化。1830年，聖伊萊爾與居維葉展開了一場關於進化的論戰，這場著名的論戰就像另一齣《埃爾納尼》、另一場對古老思想——不變的世界中不變的規律和秩序——的反叛。聖伊萊爾雖然失敗了，卻震驚了整個歐洲，連白髮蒼蒼的歌德也因此笑逐顏開。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進化論依然像風中的紙屑，飄忽不定。其實，在達爾文提出進化論多年以前，斯賓塞就在《進化的假說》（1852）一文和《心理學原理》（1855）一書中表達了相同的觀點。1858年，達爾文和華萊士在林奈學會宣讀了他們的著名論文，1859年，《物種起源》出版。果然不出慈祥主教們的預料，舊世界從此分崩離析。在《物種起源》中，進化的概念不再模糊，進化也不再被模糊地推斷為從較低物種向較高物種的發展。該書內容豐富翔實，從理論的角度對進化的實際模式和過程作了介紹，達爾文認為：「進化的手段是自然選擇，或者說是在生存競爭中對優秀物種的儲存。」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進化論成了全世界的話題。在這股思想浪潮中，斯賓塞穩坐風口浪尖，這歸功於他那清晰開闊的頭腦。他那清晰的腦袋告訴他，進化論可應用於一切研究領域，而他開闊的頭腦則為他的理論構建提供了幾乎所有的知識。十七世紀，數學主宰哲學，於是出現了笛卡爾、霍布斯、斯賓諾莎、萊布尼茨、帕斯卡；隨著心理學的興起，哲學界出現了貝克萊、休謨、孔狄亞克、康德；十九世紀，謝林、叔本華、斯賓塞、尼采、柏格森等哲學家扮演著主要角色，此時的哲學思想以生物學為背景。在這些時代裡，影響最為深遠的思想都是思想家成果的零碎片斷，或多或少都有些晦澀；但是，每一種具有影響力的思想都與整理、闡述它們的思想家密不可分，正如「新大陸」以亞美利哥·韋斯普奇命名，因為亞美利哥繪製了一幅地圖。赫伯特·斯賓塞是達爾文時代的韋斯普奇，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許還是達爾文時代的哥倫布。
二、斯賓塞生平
1820年，斯賓塞出生於英國德比。從其父母的家族譜系來看，兩邊的祖先都不曾反對英國國教。但是，斯賓塞的奶奶虔誠地追隨約翰·衛斯理，叔父托馬斯儘管是國教的牧師，但在教會內部掀起了一場衛斯理運動，他從來不聽音樂會，不看戲劇，而是積極參加政治改革運動。到了斯賓塞的父親那裡，這種異教情緒更為強烈，並在固守個人主義的斯賓塞身上達到頂峰。斯賓塞的父親從來不用超自然力量來解釋事物。據他的一位熟人說（儘管斯賓塞認為有點誇張），他是「大家唯一能夠見到的沒有任何信仰也不信任何宗教的人」。斯賓塞的父親相信科學，還著有《創造發明的幾何學》一書。政治上，他跟他的兒子一樣，是個人主義者，而且，「不管一個人地位多高，他都不會對他脫帽」。「如果沒聽懂母親問他的問題，他也不會讓母親重複，他什麼都不說，對問題置之不理。儘管這種態度沒有給他帶來一點兒好處，他也不想改變，終生保持著這種習慣。」這不禁讓人想到晚年的斯賓塞對擴大國家職能的萬般抵抗（沉默除外）。
斯賓塞的父親、叔父和爺爺都是私立學校的老師，而他，雖然日後成為十九世紀最負盛名的英國哲學家，但他直到四十歲才擺脫不學無術的狀態。斯賓塞幼時懶散，父親卻篤志好學。十三歲時，他終於被送往辛頓跟隨叔父學習，這個叔父是出了名的嚴厲。果然，斯賓塞很快便逃跑了，他長途跋涉，回到自己家裡——第一天走了四十八英里，第二天四十七英里，第三天二十英里，用以果腹的唯有少許麵包和啤酒。但幾周之後，斯賓塞又回到了辛頓。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系統的學習。可是後來，他自己都說不出在那裡學了些什麼。他跟著叔父既沒有學歷史，也沒有學自然科學和文學。斯賓塞用他特有的語氣驕傲地說：「不論在孩童時代，還是年輕時代，我沒有上過一堂英語課，而且直到現在，我也沒有一條完整正式的句法知識，這應當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這些事實會跟大家普遍設想的有出入。」四十歲時，斯賓塞嘗試閱讀《伊利亞特》，但「讀了約六卷以後，我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即使給我一大筆錢，我也不想把它讀完」。他的秘書科里爾告訴我們，斯賓塞從未讀完過一本科學著作。即使在他最熱愛的領域，斯賓塞也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教育。為了化學，他燒傷過手指，親歷過爆炸；在家和學校附近，他曾經像昆蟲學家一樣對昆蟲進行過觀察；做土木工程師的時候，他學習過關於地層和化石的知識；此外，在生活中，他還會有意無意地撿起心愛的科學。三十歲以前，斯賓塞從來沒有想過哲學。後來，斯賓塞開始閱讀劉易斯的作品，接著試圖閱讀康德，但是，當斯賓塞發現康德把空間和時間看作感知的形式，而不是客觀事物的時候，他便斷定康德是個傻瓜，於是把書扔了。他的秘書說，斯賓塞寫第一本書《社會靜力學》的時候，「除了讀過喬納森·戴蒙德的一本書外，沒有讀過任何其他倫理學方面的文章，而且這本書很老，現在也沒人記得了」。斯賓塞寫作《心理學原理》的時候，也只讀過休謨、曼賽爾和裡德的書，寫《生物學原理》時，只讀過卡彭特的《比較生理學》（還不是《物種起源》），寫《社會學原理》時，還沒有讀過孔德或泰勒的著作，寫《倫理學原理》時，除了瞭解塞奇威克，他既沒有讀過康德的書，也沒有讀過穆勒的書。在這方面，斯賓塞跟穆勒形成巨大反差，因為穆勒接受的是嚴格而精深的正規教育。
那麼，他在數以千計的論證中引用的無數事實是從哪裡來的呢？大多數是「學習所得」，但不是通過讀書，而是通過直接觀察。「他總是充滿好奇心，經常帶著同伴對一些顯著的現象進行觀察……直到親眼看見為止。」他在倫敦雅典娜神殿俱樂部與朋友們討論問題時，經常令他們絞盡腦汁，窮盡一切專業知識，其中包括赫胥黎。在俱樂部，他遍閱期刊，而且「目光犀利，不放過任何一個他認為有用的事實」，就像當初閱讀經其父之手寄給德比哲學協會的期刊那樣。當斯賓塞終於確定自己想做的事情，並找到進化這個中心思想——日後他的作品將圍繞這個主題展開，他的腦袋就變成了一塊磁石，吸引著一切相關材料，而且憑藉卓越的整理能力對令人眼花繚亂的材料進行分類。難怪當時的工人和商人聽到斯賓塞的名字時會很高興，因為他們覺得斯賓塞跟自己很像——不讀書、沒「文化」，但能在生活和工作中學習關於大自然和實際生活的知識。
斯賓塞為了謀生而工作，而工作經歷使他的想法越來越務實。他做過鐵路橋樑的測量員、監督員、設計師，乾的基本上是工程師的活。斯賓塞還經常有些小發明，雖然都以失敗告終，但在《自傳》裡回憶自己的小發明時，他卻像一個父親，即使兒子任性調皮，也依舊充滿愛意。在這些回憶性文字裡，讀者經常能碰到鹽瓶、罐子、滅燭器、病人輪椅等小玩意兒，這些東西雖小，卻都是獲得專利保護的。斯賓塞也像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一樣，年輕時自創過一套食譜。他一度是個素食主義者，但當他發現一位素食同伴得了貧血症，並發現自己的體力日益衰退時，立即停止了素食。「我發現有必要把素食期間寫的東西重新寫過，因為那時候的文字缺乏活力。」
那時，斯賓塞什麼都敢嘗試，他甚至想移民紐西蘭，他不知道，一個年輕的國家對哲學家是沒有任何益處的。斯賓塞曾以他特有的方式，列了兩張單子，一張單子列上移民的理由，另一張列上反對移民的理由，每個理由都用一個數值表示。最後，反對移民的那張單子得了一百一十分，離開英國的那張單子得了三百零三分。不過，斯賓塞還是選擇了留在英國。
斯賓塞的性格遠非十全十美。為了讓自己堅信的現實主義和實用感盡善盡美，斯賓塞忽略詩歌和藝術的靈魂及激情，這著實是個不小的代價。在整整二十卷作品中，斯賓塞唯有一次提及詩歌，還是在一位印刷員的要求下，在文中提了提「科學預測的日常韻律」。斯賓塞是堅忍不拔的，說得難聽點，也叫固執己見。為了給自己的假說尋找證據，他會掃蕩整個宇宙，但他絕不會去深入理解別人的觀點。這種唯我主義使他承受了叛逆者身份的種種壓力。不過，要是沒有這些自負，他也揹負不起自己的偉大。作為人類思想的先行者，斯賓塞還有其他弱點。比如，與他的勇敢、坦率、獨創相伴的是一意孤行的狹隘。斯賓塞反感一切奉承巴結，不接受政府頒發的任何榮譽；連續四十年，他忍受著慢性疾病，在幾乎隱居的生活中從事痛苦的工作。然而，據某位曾經接近他的顱相學家說，斯賓塞「自尊心極強」。身為教師的子孫，斯賓塞在自己的書中掌握這樣一條戒律，並用說教的語氣教導世人。「我沒有絲毫迷惑。」他這樣告訴我們。孤獨的單身生活使斯賓塞缺少一絲人性的溫暖，儘管他有時也會強烈地維護人道。他曾跟那位偉大的英國女性——喬治·艾略特有過密切的交往，但艾略特才華橫溢、個性理智，無法取悅斯賓塞。斯賓塞沒有幽默感，行文風格也不細膩。檯球是他最喜歡的遊戲，但有一次，他輸了，便嚴厲指責對手，責備他為了成為檯球高手而浪費太多時間。斯賓塞在《自傳》中回顧自己的早期作品時，不停地告訴讀者，自己的作品其實應該如何如何寫。
斯賓塞對生活總是正兒八經，雖然生活其實沒那麼嚴肅——不過對他那也是迫不得已，斯賓塞揹負的東西太過宏偉了。「星期天我參加了聖克勞德節慶，看到活蹦亂跳的大人們，我真被逗樂了。法國人真是長不大，我看到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奶奶竟然還騎旋轉木馬，就是我們遊樂場裡的那種。」斯賓塞在一封寫自巴黎的信中這樣說道。他就是這樣，忙著對那些沒時間親身體驗的生活進行分析、描寫。親眼看過尼亞加拉大瀑布後，他匆匆地在日記中記下：「基本如我所料。」他總是以最迂腐的方式講述最普通的事情，好像在告訴我們他唯一一次發誓的情形。斯賓塞沒有遭受過大的病痛，也不曾感受過愛的激情（如果他的回憶錄確鑿可信的話）。儘管有過幾次戀愛，但他在書中回顧這些經歷時，卻像數學家演算題目一樣；在描述那幾段曲折而又溫暖的友誼時，也沒有任何激情。他的一位朋友曾抱怨，要一邊向年輕女速記員口述一邊寫作，他做不到；但斯賓塞卻認為，自己絲毫不會受女速記員的影響。他的秘書說：「斯賓塞薄薄的嘴唇冷若冰霜，說出來的話永遠那麼枯燥無味，從他輕蔑的眼神可見他缺乏溫情。」因此，我們也能理解斯賓塞那平鋪直敘的寫作風格了：既沒有磅礴的氣勢，也用不著感嘆號。在那個浪漫氣息濃郁的世紀裡，斯賓塞就像一座豐碑，莊嚴而又含蓄地聳立著。
斯賓塞擁有超乎尋常的邏輯推理能力，他能像對弈者一樣，精確地將演繹和歸納發揮得淋漓盡致。在人類現代歷史上，最能清晰地解釋複雜問題的當屬斯賓塞了。他善於利用明白曉暢的術語，對費解的問題進行討論，因此，有那麼幾十年，全世界都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人們說我有非凡的闡釋能力，能夠用異乎尋常的方式清晰連貫地運用資料進行推理，並得出結論。」斯賓塞這樣說道。他喜歡進行宏觀概括，這使得斯賓塞的各種假說而不是用來論證假說的證據，成為最吸引讀者眼球的東西。赫胥黎說，事實對理論的扼殺是斯賓塞認為的悲劇。他在自己的腦中裝瞭如此多的理論，以至於每一兩天就得經歷一次悲劇。當赫胥黎發現巴克爾不僅手無縛雞之力，甚至連走路都搖搖晃晃時，他備感震驚，對斯賓塞說：「啊！他是頭重腳輕，我終於找到這樣的人了。」斯賓塞補充說：「那是因為巴克爾獲取的東西大大超過了他大腦組織的能力。」而他自己正好相反，他的大腦組織能力遠遠超過他所吸取的東西，他善於整理、綜合，他還曾經因為卡萊爾缺乏這樣的能力而貶低他。後來，斯賓塞對秩序的鐘情成為一種癖好，他被征服了——被自己出色的概括能力征服。然而，世界需要的正是斯賓塞那樣的頭腦，需要一個能夠將紛亂如麻的事實清清楚楚地轉化為文明成果的人。斯賓塞的缺點亦因他為一代人所做的貢獻而來，但是，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正是這些缺點，表明斯賓塞也是一個普通人。如果本書做到坦率地介紹斯賓塞，那是因為，如果我們瞭解一位偉人的缺點，我們會更加愛戴他；但如果這位偉人完美無缺、耀眼奪目，我們便會心生懷疑，甚至厭惡。
「迄今為止，我的生活可以用一個‘雜’來形容。」斯賓塞在四十歲時這樣寫道。歷史上，很少有哲學家像斯賓塞那樣在事業上斷斷續續、漂浮不定。「大概在那個時候（二十三歲），我沉迷於鐘錶的構造。」但慢慢地，他終於找到了自己的領地，並勤勤懇懇耕種著。早在1842年，斯賓塞便為刊物《非國教徒》（請注意斯賓塞選擇的媒體）寫了數篇關於「政府職權的正當範圍」的文章，包含了他部分仍處於萌芽狀態的放任主義思想。六年後，斯賓塞放棄了工程師的職業，成了《經濟學人》的編輯。三十五歲時，當斯賓塞以輕蔑的口吻對喬納森·戴蒙德的《道德倫理學原理》進行批判時，他父親挑釁性地說，有本事你自己也寫一本這方面的書。斯賓塞接受了挑戰，併成功寫出了《社會靜力學》。這本書雖然銷量不好，卻讓他贏得了進軍雜誌界的入場券。1852年，斯賓塞在《人口論》一文（在這篇文章裡，我們也可以看到馬爾薩斯對十九世紀思想的廣泛影響）中提出生存競爭是一個優勝劣汰的過程，並創造了許多歷史性用語。同一年，斯賓塞在《進化的假說》一文中對陳腐觀念進行了抨擊。根據那些陳腐觀念，新物種的起源基於對舊有物種的漸進式改進是毫無現實依據的。對此，他指出，這種觀念其實更是推翻了物種神造論；文章還進一步說明，新物種的出現與人由受精卵開始成長、植物由種子開始長大一樣，並非神秘莫測、不可思議。1855年，斯賓塞的第二本書《心理學原理》面世，書中追溯了人類心靈的進化歷程。1857年，斯賓塞在文章《進步：法則與原因》中採用了馮·貝爾的一切生命形式從同質向異質發展的觀點，將之上升為歷史和進步的一般法則。總之，斯賓塞把握時代精神，不斷充實自己。至此，斯賓塞已經整裝待發，即將成為一位普遍進化論哲學家。
1858年，斯賓塞修改過去的文章準備結集出版，連他自己都驚訝於那些思想的連續性和統一性。很快，一個想法突然像一道陽光，透進洞開的大門，激發了他的靈感：進化理論不僅適用於生物學，說不定還適用於其他所有科學，它不僅能夠用來解釋生物的種和屬，還能解釋行星和地殼、社會和政治歷史、道德和美學觀念。此時，一個想法讓斯賓塞欣喜若狂，他想通過一系列作品，向世人展示物質和心靈從星雲到人類、從野人到莎士比亞的進化歷程。但是，一想到自己已年屆四十，他幾近絕望——一個已經邁入不惑之年而且體弱多病的人如何能在生命結束之前橫跨縱覽人類的全部知識？就在這三年前，斯賓塞整個人完全病倒了，連續十八個月，他失魂落魄，無法工作，整天漫無目的、頹廢絕望地四處彷徨，沒了一點兒銳氣。當斯賓塞終於意識到自己的潛在能力，準備發奮時，面對虛弱的身體，他苦不堪言。他知道自己永遠都無法重新擁有健壯的身體，永遠無法承受連續腦力勞動超過一小時。沒有人像斯賓塞那樣，在自己選擇的事業面前感到如此力不從心，沒有人會在這樣的年紀選擇開始如此艱鉅的工作。
斯賓塞很窮，但他從不把精力過多地放在謀生上。他說：「謀生不是我的本意，我認為謀生不應成為煩惱。」斯賓塞的叔父去世後留給他兩千五百美元的遺產，得到這筆錢後，斯賓塞立即辭去了《經濟學人》的編輯工作，但很快，賦閒的他便把這筆錢花完了。這時，斯賓塞想，通過找尋客戶預訂自己計劃中的著作也許能夠帶來一筆收入，雖然僅夠勉強餬口，但也過得去。於是，他列了一個提綱，並把它發給朋友們，包括赫胥黎和劉易斯。他們為斯賓塞找了第一批預訂者，這些預訂者的名字如果列在單子上，一定能令人瞠目結舌——這些名字能讓斯賓塞的著作簡介增色不少：金斯利、賴爾、胡克、廷德爾、巴克爾、弗勞德、貝恩、赫歇爾等。斯賓塞的著作簡介於1860年發表後，來自歐洲的預訂達四百四十份，來自美國的有二百份，這樣，斯賓塞每年便可以得到一千五百美元的收入。斯賓塞心滿意足，勁頭十足地開始工作了。
但是1862年，《第一原理》出版以後，許多人取消了預訂，因為在書的第一部分，斯賓塞試圖調和科學和宗教，這一做法得罪了主教和權威人士，不過，該篇章也因此一舉成名。
做和事佬果真不容易。《第一原理》和《物種起源》是當時「筆墨大戰」的焦點，其中，赫胥黎擔任了達爾文主義和不可知論方陣的總司令。那時候，進化論者一度遭到權威人士的排擠，被指傷風敗俗、不堪入目，而且，對他們進行公開羞辱一度成為值得稱讚的事。隨著斯賓塞更多作品的面世，預訂者們紛紛退卻，許多人甚至在收到作品時拒絕付費。斯賓塞不得不為每次發行產生的虧損埋單，但他沒有因此而止步。最後，斯賓塞彈盡糧絕，既耗盡了資金，也失去了銳氣。他向剩餘的預訂者發了一個通知，告知他們自己已經無法繼續完成計劃中的著作。
隨後，人類歷史上一件鼓舞人心的事發生了：斯賓塞最大的勁敵給他寫了一封信，日期為1866年2月4日。在《第一原理》出版前，這位勁敵曾把持著英國哲學高地；如今，他發現自己已被進化論哲學家取代。他的信是這樣寫的：
尊敬的閣下：
上週抵達這裡時，我發現了您12月份出版的《生物學原理》分冊。不用說，看了您附後的通知後，我深感遺憾……我建議，您應該接著寫下去，而且，我會向出版社保證，不讓他們有任何虧損……我希望您不要把這個建議當作我對您個人的恩惠，即便是，我仍希望您允許我向您提議。事情絕非如此，我只想提一個小小的建議，希望我們能夠一起助成實現那個重要的公共目的，為了這個目的，您已經不辭辛勞，付出了健康的代價。
您最真誠的約翰·斯圖爾特·穆勒謹上
斯賓塞婉拒了，穆勒找到他的朋友，併成功說服其中幾位每人預訂了二百五十份。但斯賓塞不為所動，對穆勒的做法表示反對。突然，斯賓塞收到尤曼斯教授的一封信，信中說，斯賓塞在美國的崇拜者以他的名義購買了七千美元的公眾證券，證券的利息全歸斯賓塞所有。這一次，斯賓塞投降了，這份大禮蘊含的精神讓他重整旗鼓。四十年來，斯賓塞奮力拼搏，直至《綜合哲學》全部卷本順利付梓。這種心靈和意志對病痛以及無盡坎坷的征服，是人類歷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
三、第一原理
1.不可知論
斯賓塞開卷便說：「我們常常忘記，‘邪惡的事物裡其實包含著一定的善’，‘錯誤裡也包含著一定的真理’。」因此，斯賓塞提出對宗教思想進行檢視，從而找到真理的精髓，因為不論信仰以何種形式出現，宗教那攝人魂魄的持久力量一定來自真理的精髓。
很快，斯賓塞便發現，關於宇宙起源的一切理論只會把我們逼進死衚衕，讓我們無力構想。無神論者試圖構想一個獨立存在的世界，一個既沒有原因也沒有起點的世界，但實際上，沒有起點或沒有原因的事物是超乎我們想象的。有神論者只是往後退了一步，使問題回到了原點。神學家說：「上帝創造世界。」對此，孩子們提出一個讓人無法解答的問題：「誰創造了上帝？」從邏輯上說，一切終極的宗教思想都是不可思議的。
一切終極的科學思想同樣也超越了人類的理性。什麼是物質？我們將物質分割至原子，但隨後，我們又不得不像分割分子那樣去分割原子。於是，我們陷入了兩難境地：物質可以被無限分割，這是難以想象的；或者說物質可以被有限分割，這同樣難以想象。對空間和時間的分割也面臨同樣的情況，因為從根本上說，分割的有限性和無限性都是非理性的想法。運動是被三層艱澀的外殼重重包裹的，因為它涉及在時間中改變空間位置的物質。如果我們抱著不到黃河心不死的精神對物質進行分析，最終面對的就只有力——一種作用於我們的感覺器官的力，或者說一種與我們的行為器官相抵抗的力。但是，又有誰能告訴我們，什麼是力？隨著我們從物理學轉向心理學，我們開始接觸心靈、意識，但在心理學領域，我們碰到的難題更令人費解。「終極的科學思想代表的都是無法理解的實在……科學家不論選擇什麼研究方向，他最終面對的都是不可破解的謎。而且，隨著研究的深入，他愈加能體會到這一點。於是他發現，人類的認識是如此偉大，又是如此渺小。說人類認識偉大，是因為人類能夠處理一切經驗範圍之內的東西；說它渺小，是因為在一切超驗的事物面前，人類又是如此無能為力。相比於其他人，科學家更真切地知道，從終極本質來看，沒有事物是可知的。」唯一坦誠的哲學，用赫胥黎的話來說，就是不可知論。
知識的相關性是造成這些費解問題的共同原因。「思維是一種關聯性活動。超越關聯性的東西，思想是無法表達的……人類理性受現象束縛，理性的目的是為了與現象貫通。如果我們用理性去解釋超越現象的東西，我們會發現自己其實是在胡說八道。」然而，從名稱和性質來看，關聯的東西和現象的東西均暗示著一些超越關聯和現象的東西，一些終極的絕對的東西。「現實隱藏在現象背後，這個想法存在於我們的意識之中。如果我們細察自己的思想，就會發現，要擺脫這樣的意識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這種不可能使我們更堅信現實的存在。」至於什麼是現實，我們一無所知。
從這個角度來看，調和科學和宗教並不是一件難事。「一般來說，調和敵對觀念，便會得到真理。」我們要讓科學承認，科學「法則」只適用於現象界和關聯物；我們要讓宗教承認，神學是一個神話，一個能將無法概念化的信仰合理化的神話。我們要讓宗教不再把絕對想象成一個誇大的人，更糟糕的是，想象成一個殘忍、嗜血、奸詐的怪物，一個因「喜歡諂媚（比如人類所鄙視的那種奉承）」而痛苦的怪物。我們要讓科學不再否定神祇，或不再將唯物主義視為理所當然。心靈和物質也是相互關聯的現象，是終極原因的雙重效應，而終極原因的本質無法為人所知。人類對這種不可知力量的認可是一切宗教真理的精髓，是一切哲學的開端。
2.進化論
提出不可知論之後，哲學便放棄了對不可知物的探究，轉向可知的事物。形而上學是幻象，正如米什萊所說，它是「一種能夠有條不紊地使自我陷入迷醉狀態的藝術」。哲學的職責和功能應是對科學成果進行綜合和統一。「最低階的知識是零散的知識，科學是部分統一的知識，而哲學則是完全統一的知識。」但如此完全的統一需要一個大而普適的原則，一個能夠涵蓋一切經驗、描述一切知識鮮明特徵的原則。這樣的原則存在嗎？
也許，通過統一最具有概括性的物理學，我們便可接近這種原則。這些高度概括包括：物質不滅、能量守恆、運動連續性、諸力之間關係的永續性（比如，自然規律的不可違背性）、力的轉化和平衡（甚至包括腦力和體力）以及運動的節奏性。對最後一點，大家也許有點陌生，所以需要在這裡稍稍解釋一下。其實，整個大自然都是富有節奏的：從心臟的跳動到小提琴琴絃的振動，從光、熱、聲的波動到海洋的潮汐，從性愛的週期性到行星、彗星、恆星的週期性，從日夜交替到四季輪迴、氣候變化，從分子運動到國家的興衰、恆星的誕生和死亡。
通過分析（我們無法在此詳細給出整個分析過程），所有這些「可知物法則」都可以歸結為最終法則，即力量持久。這個法則似乎有點兒呆滯、缺乏生氣，那是因為它沒有暗示生命的秘密。那麼，現實的動態法則到底是什麼？萬物生長而後衰敗的公式又是什麼？這個公式必定包含著進化和死亡，因為「任何事物從生到死，必然包含著不知不覺的出現以及不知不覺的消失」。
於是，斯賓塞提出了他那舉世聞名的進化公式，該公式使歐洲知識分子大驚失色，而且，他耗費十卷書的筆墨並花了四十年時間才對該公式進行了完整的解釋。斯賓塞說：「進化是對物質的整合以及伴隨著整合而出現的運動的消散。在進化中，物質從模糊、鬆散的同質體轉變為確定、連貫的異質體，而綿延的運動也經歷著類似的轉變。」這話是什麼意思？
天體在星雲中的孕育、地球表面海洋和山峰的形成、植物對營養元素的代謝、人體對動物組織的消化與吸收、胚胎內心臟的發育、出生後骨頭的融合，感覺和記憶統一為知識和思想，知識統一為科學和哲學，家庭擴充套件至氏族、部落、城市、國家、聯盟，甚至「世界聯邦」：這些就是物質的整合，即單一的個體聚合為群體、組群、整體。顯然，這樣的整合會削弱區域性運動，比如國家的強大會使個人的自由相應減少。與此同時，整合也使各區域性之間相互依賴，但這種依賴是一種保護性的關係組織，能夠保證區域性間的「連貫性」，並促進集體的存活。整合的過程也能使形式和功能更為確定：星雲是沒有形狀、模糊不清的，卻孕育了橢圓狀的行星、界限分明的山脈、擁有特定形式和特點的有機體及其器官以及勞動得以分工、功能得以細化的生理結構和政治結構等等。此外，該整體的部分不但是確定的，從性質和運作上來說，還是多元的、異質的。原始星雲是一個同質體，其組成部分是相似的；但很快，星雲便分為氣體、液體和固體，隨後，大地綠茵覆蓋，山巔則白雪皚皚，浩瀚的大海亦一片蔚藍。從相對同質的原生質中，生命進化出各種各樣的營養、生殖、運動和感覺器官。緊接著，一種簡單的語言響徹整個大陸，不同的地方孕育出不同的方言。科學的種子生根發芽，蓬勃發展；各國民間的傳說遍地開花，孕育出豐富多彩的文學藝術。獨特的個性和品質慢慢形成，每個種族、每個民族努力開發自己獨特的天賦。整合、異質、部分聚合為更大的整體，部分割槽分為更多的形式：這就是進化軌跡的核心所在。一切從分散變為整合和統一、從簡單同質變為複雜異質的東西（參考1600年至1900年的美國），都流淌在進化的大河裡，而一切從整合迴歸到分散、從複雜迴歸到簡單的東西（參考西元前200年至西元600年的歐洲），則被捲入衰亡的退潮中。
對這個合成的公式，斯賓塞並不滿足，他繼續努力揭示物質因機械力自然運作的必然性及其何以從分散變為整合。首先，在一定程度上說，「同質體是不穩定的」，也就是說，相似的部分不會長久地保持相似，因為它們會受到不均勻外力的影響。比如，外面的部分會像海岸線上的城鎮，首先遭到攻擊。然後，就像不同的工作將原本類似的人塑造成三百六十行的不同代表，物質慢慢變為異質體。其次，「效應是會倍增的」：一個原因能夠帶來各種各樣的結果，使世界產生各種各樣的差異。瑪麗王后說錯的一句話、埃姆斯電報的修改，或者薩拉米斯的一陣風，都能在歷史上發揮無窮無盡的作用。再次，「隔離」法則的存在：一個相對同質的整體被驅散，進入不同區域，由於被不同環境塑造，而成為不同的事物。比如，根據各地方的特點，英國人變成了美國人、加拿大人或澳大利亞人。自然力便通過這些方式創造了五彩繽紛的進化世界。
最後，也是必然的一點，即「平衡」的出現。在阻力的影響下，任何運動或遲或早都會停止，任何有節奏的振動在頻率和振幅上都會減弱（除非受到外力的作用）。行星的執行從主軌道降到次軌道；隨著時間的流逝，太陽光的熱度和亮度會逐漸減弱；地球的旋轉會因潮汐的摩擦而減慢。今天的地球是一個充滿生命運動的地方，它孕育的無數的生命在此繁衍生息。但終有一天，地球的執行及其各部分的發展會漸漸放慢；我們的血管會乾枯，血液會變冷，血流速度也會減慢。匆匆忙忙的時代成為歷史，我們就像一個行將滅亡的種族，夢想涅槃，期待天堂。接下來，我們思念那能讓我們永遠休憩的天堂，而不是絞盡腦汁地活下去。接下來，平衡迅速被滅亡取代，這就是進化的悲慘結局。於是，社會瓦解，人民外遷，城市變成一片黑暗的窮鄉僻壤，人們又陷入貧苦的生活。面對分崩離析的社會，政府無力挽回局面；在混亂的社會里，人們甚至會忘記往日的太平。個人也是如此：破壞力量征服整合力量，和諧的生命便趨向混亂死亡。地球就像一個亂作一團的劇院，上演著一齣腐朽、悲傷的劇目，主角便是那不可逆轉地走向退化的地球能量。地球將回歸塵土、星雲——地球的發源形態。進化與滅亡的迴圈是完整的，迴圈會重新開始，迴圈是無休無止的，但結局永遠不變。死亡是人生的必然，人類應該「銘記死亡」，出生是衰老和死亡的序曲。
《第一原理》就像一齣宏偉的戲劇，娓娓道出星體、生命、人類的興盛與衰敗、進化與滅亡，它是一齣悲劇，這出悲劇可以用哈姆雷特的話作結語：「餘下的就是沉默。」面對這樣的生存結局，那些在信念和希望中成長起來的芸芸眾生紛紛表示反對，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知道，人終有一死，正因我們無法左右死亡，於是我們更願意關注生命。在斯賓塞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叔本華的影子，兩人都認為，人類的努力是徒勞的。在斯賓塞事業成功的終點，他發出了人生不值得一活的感嘆。他有著哲學家的通病：看得太遠，以致無法看到現實中一切擁有美麗色彩和線條的東西。
斯賓塞懂得，如果一種哲學只講平衡和死亡，不涉及上帝和天堂，它便得不到讀者的青睞。因此，在《第一原理》第一部分的結尾，他憑著非凡的雄辯力和激情捍衛自己的權利——他發現黑暗真理的權利。
如果一個人自認為發現了最高真理，但由於擔心自己的發現太過超前，而在決定是否說出來的時候猶豫不決，那麼，他可以從客觀的角度審視一下自己，以打消疑慮。
他應該記住，觀點其實就像一個媒介，一個人可以通過這個媒介對外在的安排進行調整，使之適應自己的性格；而且，他的觀點也是該媒介的正當組成部分。他的觀點是一個單位的力量，它與其他的力量結合在一起，便能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社會變革便源於此。如此，他便會知曉，他可以以恰當的方式將自己內心最深處的想法表達出來，然後任其發揮影響。當然，他的這些想法，他對某些原則的支援，或是對某些原則的反對，絕非無中生有。他，以及他的一切能力、抱負、信念都不是偶然的，它們是時代的產物。他既是過去之子，也是未來之母。他的想法就像他生育的孩子，不應隨便對待，任其自生自滅。他像其他人一樣，可自指是無數媒介之一，「未知的原因」通過這些媒介產生作用。當「未知的原因」在他身上催生一種信仰，他便可以宣稱自己皈依這一信仰，並將該信仰付諸實踐……因此，智者並不把自己的信仰看成一種偶然。如果發現了最高真理，他便會毫不畏懼地將之公之於眾。只要認識到這一點，不管後果如何，在這個世界上，他扮演的角色便是正當的。如果他的變革目標能夠實現，當然很好；如果不能，只要差強人意，也很好。
四、生物學：生命的進化
1872年，《綜合哲學》第二卷和第三卷問世，名為「生物學原理」。這兩卷書暴露了哲學家在踏入另一專業領域時必然產生的侷限性。儘管書中有細節上的錯誤，但斯賓塞的許多啟發性推論彌補了這一不足。它們對多如牛毛的生物學知識重新進行整合，使之更加清晰明白。
在《生物學原理》開篇，斯賓塞便下了一個著名的定義：「生命是為了適應外在關係而對內在關係的不斷調整。」生命的完整性取決於內在關係與外在關係間的一致性程度；如果該一致性完美無瑕，那麼，生命便完美無瑕。要實現這種一致性，不僅僅是內在關係被動適應外在關係；生命的獨特在於，它能夠預測外在關係的改變，從而主動調整內在關係，就像動物蜷縮自己以避免傷害，人類生火以烘烤食物。
但是，斯賓塞對生命的定義也有不足之處。首先，該定義忽略了生物對環境的改造；此外，生物能夠憑藉一種神秘的力量作出預測性調整，這種預測性調整是生命力的體現，而斯賓塞沒能對這種神秘力量作出解釋。於是，在《生物學原理》後來版本中一個新增的章節裡，斯賓塞被迫對「生命的動態元素」進行討論，並承認自己的定義沒有真正揭露生命的本質。他說：「我們不得不承認，用物理、化學的方法，我們是無法把握生命本質的。」斯賓塞不知道，如此坦白會給自己那套體系的統一性和完整性帶來多大破壞。
斯賓塞發現，為了適應外在關係，生命個體會對內在關係作出調整。他還發現，整個物種也會為了適應生存環境而對繁殖能力進行顯著的調整。生物繁殖起源於營養受眾體的營養吸收面對營養受眾體大小變化的不斷適應和調整。舉例來說，阿米巴在生長過程中，營養受眾體增大的速度會遠遠大於營養吸收面表面積的增速，受眾體必須從營養吸收面獲得營養，於是，便出現了分裂生殖、出芽生殖、孢子生殖、有性生殖，這些生殖方式的共同點就是能夠縮小受眾體和營養吸收面間的差距。因此，如果個體生物的生長超過某個限度，將是非常危險的；也因此，一段時間以後，生長一般都會讓位於生殖。
一般而言，生物的生長變化與能量消耗成反比，繁殖率與生長程度成反比。「飼養員都知道，如果母馬要生小馬駒，就不能讓母馬的體型達到正常大小……反過來說，閹雞，尤其是貓，閹割過的動物往往比它們未被閹割的同伴要大。」隨著個體發育的完全和能力的提高，繁殖率會趨於下降。「如果物種構造低階，它們抵抗外在威脅的能力便會很弱，個體便會大量死亡，為了應對這一問題，該物種就需要強大的生殖能力，否則，便會慘遭滅絕。相反，如果自然賦予物種強大的自衛本能，相應地，該物種的生殖能力就不能很強」，以免過高的繁殖率超過食物供應能力。
一般來說，個性化和生命創造之間，或者說個體發展和生殖之間是相互對立的。相對於生物個體，這一法則應用於生物種群時更具規律性：物種或物群越是發達，繁殖率就越低。但一般來說，該法則也適用於個體。比如，智力的發展似乎與生育是相悖的。「擁有強大生育能力的個體一般在思維方面較為遲鈍；反之，如果個體在學習期間過多地進行腦力活動，該個體往往無法生育，或者在生育時遇到障礙。因此，我們可以預測，人類進化的下一步便是生殖能力下降。」哲學家臭名昭著，原因之一就是他們總是極力避免為人父母。而女人，從做母親的那一刻開始，她們的腦力活動通常就會減少；而且，她們的青春期之所以會縮短，也許就是因為她們過早為繁衍後代作出了犧牲。
為了適應整個物種的生存需求，不同生物的繁殖率會有所不同，但這種適應不是徹底的。馬爾薩斯說得對，生活資料總是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的需求。「這種人口壓力一開始便是人類進步的直接原因。在這種壓力的推動下，人類從最初便廣泛分佈，它還迫使人們摒棄捕食的習慣，變捕食為農耕，於是，人們在地球表面開闢出廣闊的田地。在人口壓力下，人變為社會的人……並形成各種社會情緒。此外，它還刺激了生產力的發展，提高了人類的技能和智力。」人口壓力是生存競爭的首要原因，通過生存競爭，最適應環境的生物便能生存下來，同時，物種的級別也得以提高。
適者生存的主要原因是什麼？是因為該生物自發地進行有利變異，還是因為該生物部分遺傳了世世代代反覆習得的性格或能力？在這個問題上，斯賓塞沒有自以為是，他欣然接受了達爾文的理論。但斯賓塞感到，達爾文的理論依然無法解釋某些現象，這促使他在作出修改的基礎上接受了拉馬克學派的觀點。在與魏斯曼的爭辯中，斯賓塞為拉馬克進行了有力的辯護，並指出達爾文理論的一些缺陷。在那些日子裡，斯賓塞幾乎是單槍匹馬地與拉馬克站在同一戰線。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新拉馬克主義者中竟有達爾文的後代，而當代最偉大的英國生物學家認為，達爾文關於進化的個別理論（當然不是達爾文的一般理論）必須被拋棄，這已成為當今遺傳學專業的共識。
五、心理學：心靈的進化
兩卷本《心理學原理》（1873）是斯賓塞思維之鏈上最為薄弱的一環。早前，斯賓塞曾有一卷本著作論述該主題（1855），在這一卷本中，他憑著年輕人的滿腔熱情，為唯物論和決定論辯護。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和思想的成熟，斯賓塞對該書進行了修改，使得全書在形式上看起來更為溫和。此外，斯賓塞還增加了數以百計的頁碼，這些新增的頁碼上充滿煞費苦心但毫無啟發意義的分析。斯賓塞提出了豐富多彩的理論，但證據極為匱乏。他提出，神經源於細胞間的結締組織、本能源於反射作用的綜合以及獲得性特徵的傳遞、心理範疇來自物種獲得的經驗。除此以外，他還提出「變形實在論」以及上百種其他理論。這些理論不像就事論事並使人清醒的心理學理論，反而像形而上學，令人迷惑不解。閱讀時，我們彷彿離開了現實主義的英國，「回到了康德身邊」。
同時，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在心理學歷史上，《心理學原理》是第一本堅定不移地表述進化論觀點、從遺傳學的角度解釋進化的書。書中，斯賓塞還首次對撲朔迷離的思維進行了探究，一直追溯到最簡單的神經功能及物質運動。的確，斯賓塞的努力失敗了，但又有誰在這樣的嘗試中成功過呢？從一開始，斯賓塞便制訂了一個宏大的計劃，試圖揭開意識進化過程的面紗。最後，為了追溯進化過程，他不得不處處假設意識存在。他堅信，從星雲到心靈，有一個連續的進化過程，他最終承認，物質唯有通過心靈才能被認識。也許，《心理學原理》中最重要的部分即捨棄了唯物論哲學的篇章：
分子振動和精神打擊能被並列表現在意識之中嗎？兩者能被看作一個東西嗎？其實，任何努力都不能讓我們將兩者同化。一個單位的感覺和一個單位的運動是沒有任何共同點的，當我們將兩者並置時，這一點就愈發明顯。這種關於意識的定論可以通過分析得到證實……因為關於振動分子的構想是在諸多感覺單位的基礎上形成的。（也就是說，我們對物質的認識是在心靈單位，即感覺、記憶、觀念的基礎上形成的。）「……如果我們必須在如下兩者中進行選擇：將精神現象轉化為物理現象，抑或將物理現象轉化為精神現象，我們似乎更能接受後者。」
然而，心靈的進化肯定是存在的，它是反應模式經過回憶和想象、知性和理性，從簡單到複合到複雜、從反射到傾向性到本能的發展。如果讀者能夠在有生之年通讀這一千四百頁的生理學和心理學分析，他們會深深體會到生命的連續性和心靈的連續性。他們會像觀看一場慢鏡頭電影，看到神經的形成、適應性反射和本能的進化，以及經歷相互牴觸的衝動、衝突之後，意識和思維的生成。「理性沒有明確的等級之分，也不由真正獨立的機能組成，但理性的最高表現形式是複雜化的結果，這種複雜化來自人們從最簡單的元素出發經歷的不摻雜任何情感的過程。」本能和理性之間沒有任何空隙，兩者都能對內在關係進行調整，以適應外在關係。兩者唯一的區別是程度上的，即本能面對的關係相對來說老套、簡單，而理性面對的關係新穎、複雜。理性行為不過是一種本能反應，這種本能反應在與具體情況引起的其他本能反應的鬥爭中存活下來。「深思熟慮」不過是互相競爭的衝動之間進行內部鬥爭的過程。從根本上說，不管是理性和本能，還是心靈和生命，都是同一回事。
意志是一個抽象概念，我們用它表示處於活躍狀態的整體衝動，而自主則指暢通無阻的觀念向行為的自然轉化。觀念是行為的第一階段，行為是觀念的最後階段。同樣的，情感是本能行為的第一階段，情感的表達是完全反應的有效序曲，正如人發怒時的咬牙切齒充分暗示了要將敵人打得粉身碎骨的決心，過去，這樣的結局便是發怒的自然結果。「思維形式」，比如對時間和空間的感知以及數量和原因等概念，在康德看來是與生俱來的，其實只是出於本能的思考的結果。正如本能是整個物種獲得的習性，對於個人來說它是天生的，各種範疇也是人類在進化期間緩慢獲得的心理習慣，如今，已經成為代代相傳的理性的一部分。「物種的變化日積月累，積累的變化又代代相傳」，心理學所有的古老難題都可以如此解釋。當然，也正是這樣的普遍性假設使斯賓塞的努力遭到質疑，甚至功虧一簣。
六、社會學：社會的進化
在社會學領域，斯賓塞得出了相當不同的結論。厚厚的幾大卷本，是他最傑出的作品，經前後二十多年才出版完成。它們涵蓋了斯賓塞最喜愛的領域，展現了斯賓塞在啟發性概括和政治哲學方面的特長。從第一本《社會靜力學》到最後的《社會學原理》，前後半個世紀，經濟學和政府問題一直是斯賓塞的主要興趣所在。像柏拉圖一樣，斯賓塞以論述道德正義和政治正義開始，以道德正義和政治正義結束。在對社會學的貢獻方面，斯賓塞無人能敵，甚至包括社會學奠基人和「社會學」一詞的創造者孔德。
在那本廣受歡迎的社會學導論《社會學研究》（1873）中，斯賓塞用其雄辯的口才呼籲社會認可這一新興學科，並推動該學科的發展。斯賓塞認為，如果決定論在心理學上是正確的，那麼社會現象中也必有因果法則存在；一個渴望探究人和社會的學生不會滿足於李維那樣的編年史，也不會滿足於卡萊爾那樣的傳記史，他會將眼光投向人類歷史，尋找那些能夠將紛繁複雜的歷史事實轉變為科學圖表式的基本發展脈絡、因果關係和啟發式關聯。正如生物學和人類學息息相關，歷史學和社會學之間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當然，要想配得上科學的頭銜，社會學研究仍需解決成千上萬的難題。這門年輕的學科受到各種各樣偏見的攻擊，這些偏見不僅有個人的，還有來自教育、神學、經濟、政治、民族、宗教等各個領域的。此外，年輕的社會學還受到了自以為無所不知的不學無術者的騷擾。「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名法國人在英國待了三週後，計劃寫一本關於英國的書；三個月後，他發現自己並沒有作好充分的準備；三年後，他得出結論，自己對英國一無所知。」其實，這名法國人已經足夠成熟，完全可以開始著手研究社會學。一個人在成為物理學、化學或生物學領域的權威之前，需要經過畢生的研究，才能厚積薄發；而在社會和政治事務方面，任何一家雜貨店的夥計都可以稱為專家，他們知道解決辦法，並要求被傾聽。
在這一點上，斯賓塞所作的準備可以說是知識分子良知的典範。他僱了三位秘書來協助收集資料，並將資料分類後進行橫向、縱向排列，列出所有重要民族的家庭、教會、職業、政治和工業制度。然後，斯賓塞自費將自己的成果結集出版，共八大卷，他希望其他研究人員能夠證實或者修正自己的結論，但直至他去世，出版工作還沒有全部完成，於是，斯賓塞留下一部分微薄的積蓄，用以完成自己未盡的事業。如此準備了七年之後，1876年，《社會學》第一卷面世，而最後一卷直到1896年才準備付梓。當斯賓塞的其他東西成為古董收藏的物件時，三卷本《社會學》對每一位社會學研究者，仍是一筆價值不菲的財富。
然而，斯賓塞對這部著作最初的想法很符合他那典型的急於概括的習慣。他相信，社會是一個有機體，像人一樣，擁有營養、迴圈、協調和生殖器官。的確，在個人，意識是集中在部門的，在社會，各部門卻會保留各自的意識和意志，而政府集權能縮小個體和社會間的這種差別。「社會有機體和生物個體在以下幾個方面具有共性：首先，社會會發展；在發展的過程中，變得日益複雜；在複雜化的過程中，社會的各個部分越來越彼此獨立；相對於其組成單位個體生命，社會的壽命可以說是永無止境的……無論是社會，還是個體，兩者的整體化以及伴隨其間的異質化都是逐漸加強的。」因此，社會的發展毫無障礙地實踐了進化公式：政治單位的規模不斷擴大，從家庭到國家、聯盟；經濟單位的規模不斷擴大，從小型家庭作坊到壟斷企業、企業聯盟；人口單位的規模不斷擴大，從村莊到小鎮、城市——這一切顯示了整體化的過程，而勞動的分工，職業和行業的倍增，城市和國家間、國家與國家間經濟上的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加深，充分顯示了社會凝聚力的加強以及社會分工的擴大。
這種異質整合原則同樣適用於社會的各個領域，比如宗教、政府、科學和藝術。最初，宗教是對諸多神祇和神靈的崇拜，在各個國家大同小異，但是，當某一個神居於中樞地位、掌握至高無上的權力時，其他神祇便退居其次，並根據各自的職責由高到低排列——宗教的發展便由是展開。最初，神祇很可能來自人們的夢境以及關於鬼魂的說法。因此，英文中spirit（靈魂）一詞不僅在過去，而且今天，還同時指代「鬼怪」和「神祇」。原始思想認為，人在死後、睡覺時、恍惚中，鬼魂或者說靈魂會離開肉體，甚至人在打噴嚏時呼氣的力度也會驅散靈魂，於是，「上帝保佑你」這類的保護性祝福便與這些危險行為緊密聯絡在一起。此外，人們可以在倒影中看到自己的靈魂，而回聲則被認為是靈魂發出的聲音，所以，巴蘇陀人拒絕在河邊走路，因為他們生怕鱷魚捕獲、吞食他們的倒影。原始思想還認為，最初，上帝只是「一個永恆存在的幽靈」，塵世間位高權重的人在變成鬼魂後依然握有大權。在塔納人的語言中，「上帝」一詞的字面意思是「死人」。「耶和華」表示「強者」「勇士」。他也許曾是當地的統治者，去世以後受到膜拜，被奉為「萬軍之王」。這些鬼魂都很危險，因此需要討好，所以，葬禮演變成膜拜，一切巴結奉承世俗首領的手段都被用於祈禱和安撫神祇的儀式上。教會的收入來自信徒對神祇的獻禮，正如一國的收入來自民眾對國家首腦的獻禮。臣民對國王的服從變為祭壇前的雙膝跪地和求福禳災。有說法認為，國王在死後會成神。這種說法可在羅馬得到印證，因為羅馬統治者會在生前即被當地人民神化。一切宗教似乎都可以在這種祖先崇拜中找到源頭。祖先崇拜的力量相當強大，有例為證：有一位首領曾發問，自己是否能在天堂遇見未受洗的祖先，因為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這位首領拒絕受洗。（在1905年的戰爭中，這種祖先崇拜使日本人變得驍勇善戰，因為只要想到祖先在天上俯視著自己，死亡對於他們便微不足道了。）
在原始時代，宗教很有可能是當時人們生活最主要的特徵。在朝不保夕、卑賤低下的日子裡，他們把靈魂寄託於未來，而非當下的現實中。從某種程度上說，超自然宗教是伴隨著軍事社會的出現而產生的，但隨著戰爭被工業取代，人們不再思考死亡，而開始思考生命，人們不再狹隘地崇拜權威，而是踏上了自由、自主的廣闊道路。的確，西方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社會變化便是工業體系對軍事社會的逐步替代。國家政體研究者總是習慣性地根據政府制度——君主制、貴族制或民主制——來對社會進行分類，實際上，政府制度的不同只是表面的，最主要的分水嶺應該是軍事社會和工業社會的不同。軍事國家以戰爭為生，工業國家以工作為生。
幾乎無一例外的是，軍事國家實行中央集權，並以君主制為其國家制度，它們灌輸的合作精神是集體式的、強制性的，而且支援宗教專制，崇拜戰神。在軍事國家裡，階級劃分、階級規範嚴厲死板，男性在家中自然地擁有絕對地位。由於戰爭導致較高的死亡率，它們實行一夫多妻制，而且婦女地位低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激進好戰，因為戰爭強化了中央權力，可使一切服從於國家利益。因此，「歷史只不過是一部各個國家共同寫就的新門監獄紀實錄」，記錄中充斥著搶劫、背叛、謀殺以及民族的自取滅亡。自相殘殺是原始社會的恥辱，但今天，某些社會依然吞噬人民，奴役、毀滅整個民族。在人類宣告戰爭非法，併成功駕馭戰爭之前，文明只是災難與災難之間一段不穩定的插曲。「高度文明、社會化國家的出現從根本上說取決於戰爭的結束。」
人類這一終極理想的實現，與其說取決於人類精神上的轉變（因為人類是環境的產物），還不如說取決於工業社會的發展。工業社會帶來民主與和平：如果人們的生活不再受戰爭的支配，成千上萬的經濟開發區便會四處湧現，權力便會有利地下放至社會的大多數成員。唯有在人類自主性得到解放的地方，生產力才會迅猛發展。而在工業社會里，軍事社會里那些根深蒂固的傳統（這些傳統也推動軍事社會蓬勃發展），比如中央集權、等級制度、種姓制度，會被通通廢除。在工業社會里，軍人們不再位高權重；愛國主義不再是對他國的仇恨，而是對祖國的熱愛。保證國內和平成為繁榮發展的第一要務，而且，隨著資本日益國際化，隨著數以千計的投資跨越國界線，世界和平也變得不可或缺。隨著境外戰爭的減少，國內那些殘酷、野蠻的行為也會相繼減少。
此外，由於男性壽命已經與女性接近，一夫一妻製取代了一夫多妻制。在工業社會里，婦女地位上升，「婦女解放」也自然地出現了。迷信的宗教讓位於自由主義信條，因為後者致力於改善和提升世人的生命和品質。通過工業運轉，人們瞭解了宇宙的執行機制及其不變法則，於是，人們在解釋事物時不再簡單地訴諸超自然因素，而是深入探究自然原因。從此，歷史不再只是研究戰爭中的國王，而是轉向研究工作中的人民，載入史冊的不再是風雲人物，而是人類偉大的發明、創新的思想。政府權力被削弱，那些致力於生產活動的人獲得了更多的權利。於是，「合同契約取代了社會地位的重要性」，能動性的自由發揮取代了處於從屬地位的人人平等，自由合作取代了強制性合作。「人類的信仰發生了改變，人們不再認為，個人為社會而存在；相反，人們堅信，社會為個人而存在」，這種變化充分體現了軍事社會和工業社會的不同。
斯賓塞強烈反對英國國內崛起的帶有帝國主義色彩的軍國主義，但同時，他又把英國看作未來工業社會的典範，並把法國和德國視作軍事國家的典型。
時不時地，我們可以從報上了解到德法之間的軍事競爭。不論是德國，還是法國，其國民都把大部分精力用於軍事力量的擴張，一方的軍備擴張會推動另一方的軍備擴張……最近，法外交部部長在談及突尼西亞、越南東京、剛果和馬達加斯加時表示，法國有必要向這些國家和地區派軍——如果法國要與別國在政治掠奪上一爭高下的話。這位外長還表示，通過強佔弱小民族的領土，「法國已經恢復了許多榮耀，而這些榮耀正是法國所應得的。因為在過去幾百年裡，法國人民作出了無數卓越的努力」。……因此，我們終於知道，為什麼法國和德國一樣，國內的社會改革計劃（根據該計劃，每一位國民在得到社會供養的同時，要為社會付出勞動）會贏得如此廣泛的支援，甚至催生了一個強大而又恐怖的政治機構——我們終於知道，為什麼法國人中會產生聖西門、傅立葉、蒲魯東、卡貝、路易·勃朗、皮埃爾·勒魯這樣的人物，他們時而用文字，時而用行動，試圖為社會帶來共產主義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英國國民的被佔有程度低於法國和德國，這種國民被佔有是社會主義的主要內容。通過觀察，我們證實，不論在軍事體制的形式下，還是在國民體制的形式下，英國在社會主義思想方面，均沒有取得如德國和法國那樣的進展。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斯賓塞認為，社會主義是軍事國家和封建國家的產物，與工業社會沒有必然的聯絡。同軍國主義一樣，社會主義包含著中央集權、政府權力的擴大、人民自主性的衰退以及個人對國家的服從。「表面上看，德國首相俾斯麥也許是傾向於國家社會主義的。」「一個組織越完善，便越僵化。這是一切組織的不變法則。」社會主義之於工業，猶如死板的本能之於動物，它會使人類變得像蜜蜂和蟻類社會一樣，社會主義還會催生奴隸制度，一個比當前狀況更為單調、更為糟糕的奴隸制度。
社會主義需要強制仲裁。在強制仲裁下……管理者在追求個人利益時……便不會遭遇工人聯合的反抗。工人不會像現在這樣，因為預定條款得不到滿足而舉行罷工，因此，管理者的權力不會受到任何約束，它會越來越大、越來越廣泛、越來越穩固，直到無法抗拒……如果我們將目光從官僚機構對工人的管理轉向官僚機構本身，如果我們問自己，官僚機構是如何受到管理的？我們永遠都不會得到滿意的答案……在這種情況下，一種全新的貴族政治會自然產生。為了支援貴族政治，人民大眾會不辭辛勞，埋頭苦幹。而貴族政治一旦穩固如山，便會行使一種權力，一種令過去一切貴族政治難以望其項背的權力。
經濟關係不同於政治關係，前者遠比後者複雜，因此，如果捨棄奴役人民的官僚制度，政府便無力調整政治經濟關係。國家在介入經濟關係時，總會或多或少地忽視複雜工業形勢中的某些因素，而且屢試屢敗，相關的例子可以看看中世紀英國頒佈的工資固定法和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價格固定法。經濟關係必須自發地對供求進行調節，雖然這種自我調節並非十全十美。要想得到最需要的商品，社會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如果某些人或者某些部門獲得了豐厚回報，那是因為他們經歷了不尋常的冒險或痛苦，而且，這些人最受不了的就是強制性平等。在自我調適的環境自發地對人類本性進行改變之前，任何試圖人為改變人性的立法都是枉費功夫，就像占星學一樣。
一想到世界由工薪階層統治，斯賓塞就怒火中燒。通過倫敦《泰晤士報》這種自由、執著的媒體，斯賓塞對工會頭領們瞭如指掌，對他們沒有任何好感。他認為，罷工是沒用的，多數罷工以失敗告終——如果工人在任何時候罷工都能取得成功，物價就會隨著工資上漲而上升，那麼，結果跟罷工之前便毫無區別。也就是說，「現在，除了僱傭階層強加給我們的不公正，擺在我們面前的還有被僱傭階層強加給我們的不公正」。
斯賓塞的結論並非盲目保守。他早就發現，身邊的社會制度不但混亂，而且殘暴，於是，他如飢似渴地四處尋找新的社會制度。最後，他開始支援合作社運動，因為從中斯賓塞看到了合同契約取代社會地位的最高境界，也是在這一過程中，亨利·梅因爵士發現了經濟史的本質。「隨著社會向更高層級發展，勞動法規的強制性會減弱。有這麼一種社會形式：在這裡，相關行為的強制性被降至最低限度。在工作中，每一位成員都是自己的主人，而且，他們只遵守經多數成員同意、為維持秩序而制定的規章制度。這樣，以軍事為目的的強制性合作到以工業為目的的自願合作的轉變就圓滿完成了。」但是，斯賓塞懷疑人類是否足夠坦誠，是否擁有足夠能力去推動一個如此民主的工業制度高效率運轉；但無論如何，斯賓塞都想嘗試一下。他預測，未來某個時候，工業將不再由專橫跋扈的僱主領導，人們也不會為了生產一堆垃圾而耗費自己寶貴的生命。「我們可以從變化的觀念中看到軍事社會和工業社會之間的反差，在工業社會里，人們不再認為個人為社會而存在，相反，人們堅信，社會為個人而存在；同理，如果人們的認識從‘生活為工作’轉變為‘工作為生活’，我們就會清楚地看到工業社會與一個由它進化而來的社會之間的反差了。」
七、倫理學：道德的進化
在斯賓塞看來，工業改造問題的分量是相當重的，因此，在《倫理學原理》（1893）一書裡，他又用大量的篇幅討論了這個問題。斯賓塞坦言：「這是我畢生使命的最後一部分……我之前完成的僅僅是該部分的前期準備。」在維多利亞時代中期，他同周圍人一樣，對道德問題極其嚴肅。因此，在找尋一個全新而又符合自然的倫理標準，從而替代傳統道德準則時，斯賓塞尤為敏感。「所謂的正當行為對人有一種超自然的約束力，但這種約束力在遭遇抵抗時，一種自然的約束力便會取而代之。在先發制人方面，自然的約束力一點都不遜於前者，而且影響面更廣。」
新的道德規範必須以生物學為基礎。「對生物進化論的接受決定著某些倫理概念。」1893年，赫胥黎在牛津羅馬尼斯講壇上提出，不能用生物學來指導倫理道德，「大自然血淋淋，四處尖牙利爪」（丁尼生語）讚美的是野蠻和狡詐，不是愛和正義。但斯賓塞認為，一個無力經受自然選擇和生存競爭考驗的道德準則註定是紙上談兵、百無一用。行為與其他任何事物一樣，可以分為「善」或「惡」，判斷標準應是該行為是否符合人生目的；「最高階行為之下的生命是最長壽、最寬廣、最完滿的」，或者用進化公式的話來說，一種行為如果能使個人或集體在面對各種不同目的時更為協調統一，該行為便是道德的。道德就像藝術一樣，是對多樣化的統一；人達到最高發展階段時，便能夠將生命最廣泛的多樣性、複雜性和完滿性統一於一身。
這一道德定義必然是模糊不清的，因為不論何時何地，變數最大的莫過於人類為符合人生目的而形成的種種具體行為要求，以及相應的善的具體內容。確實，自然選擇會將快樂賦予某些使人長壽的奢侈行為，這些行為方式便因此而被貼上「善」的標籤。在紛繁複雜的現代生活裡，特殊情況層出不窮，但總的來說，快樂意味著生物學上有用的活動，痛苦意味著生物學上有害的活動。但是，在該原則的廣泛框架下，我們可以發現各種各樣可怕的善。在西方被視為道德的行為，世界上總可以找到那麼一個地方視其為不道德；不論是一夫多妻，還是自殺、對同胞的謀殺，甚至殺父弒母，總有這個或那個民族將其奉為崇高道德，並加以稱頌。
在斐濟，酋長去世以後，他們的妻子要被活活勒死，她們認為這是一項神聖的義務。當地一名婦女曾被威廉救走，但「晚上，她又逃走了。她游到河對岸，來到鄉親們面前，堅持要獻出自己的生命。而之前，這位婦女因‘一時軟弱’，勉強同意了豁免處死的決定」。威爾克斯提到過這樣一位婦女：她被人救出後反而指責其救命恩人「傷害」自己，並從此對他懷有深仇大恨。利文斯敦說，他在贊比西河畔同馬可魯魯婦女聊天，當她們聽說在英國，男人只有一位妻子時，她們相當震驚，因為在當地，僅擁有一位妻子的男人是不會「受到尊敬」的。在赤道非洲也是如此。據裡德的說法，「如果一名男子結婚了，他的妻子便會認為他還能養一個，因此會懇求他再娶一名女子，如果該男子拒絕，他的妻子便會稱他‘小氣鬼’。」
有人認為，人人生來都有一種道德感，告訴人們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但顯而易見，上述事實與這一觀點大相徑庭。但是，快樂、痛苦與善行、惡行之間的一般性聯絡也體現出一定的真理，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整個種族後天習得的某些道德觀念會在個人身上得以遺傳。在此，為了調和直覺主義者和功利主義者之間的衝突，斯賓塞用了他鐘愛的公式，再一次將自己的論點建立在習得性格的遺傳上。
但今天，與生俱來的道德感——如果確實有這麼回事的話——已經陷入了艱難境地，因為縱觀人類歷史，倫理觀念從未如此混亂過。最為臭名昭著的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遵循的大部分原則已經與教堂和書本中所宣揚的背道而馳。在歐洲和美洲，人們宣稱信奉和平友愛的基督教所提倡的倫理標準，但實際上，人們信奉的是殺人擄掠的條頓族的軍國主義信條，而且，幾乎所有歐洲統治階級都可追溯至條頓人。天主教法國和新教德國流行的決鬥便是條頓人遺留下來的積重難返的風氣。於是，我們的道德家不得不因這些矛盾不斷認錯道歉，正如在後來實行一夫一妻制的希臘和印度，道德家被迫對神祇行為作出解釋，因為這些神祇是在半濫交時代被塑造出來的。
在倫理道德方面，一國國民遵循基督教的道德觀還是條頓人的信條，取決於該國的主要關注點是工業還是戰爭。軍事社會頌揚某些美德，並寬恕被其他民族稱作罪行的行為。比如，生活在和平工業社會里的民族會強烈譴責侵略、搶劫、背叛，因為他們習得的是一套坦誠相見、互不侵犯的價值觀；而某些經歷過戰爭而對侵略、搶劫、背叛司空見慣的民族不會如此。在不常發生戰爭的地方，人民長期處於和平氛圍中，他們安於勞作、鼓勵互助，因此也更為慷慨、人道。軍事社會里的愛國人士會把勇敢和力量視為個人的最高美德，把服從視為公民的最高美德，把默默地履行生兒育女之職責看作婦女的最高美德。德國皇帝把上帝看作德國軍隊的領袖，他通過參加禮拜儀式來表達自己對決鬥的讚美。北美的印第安人「把使用弓箭、棍棒和矛看作男人最高貴的工作……他們認為農民和機械工職業有失體面……唯有最近，國家福祉才越來越依賴發達的生產力」，「依賴人類智力的非軍事化職業才日益受到尊重」。
戰爭只不過是大規模的自相殘殺而已。為什麼把戰爭歸於自相殘殺之中？為什麼譴責戰爭？——沒有為什麼。「從快慢角度看，公正觀念的成長與社會外在敵對關係的減少同步，與社會成員內部和諧、合作的增多同步」，那麼，該如何促進和諧呢？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相比於約束，通過自由，和諧來得更快。所以，公正的原則應該是這樣的：「人人都有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要不侵犯其他人的平等自由。」該原則與戰爭是相悖的，因為戰爭讚美的是權威、紀律、服從，而該原則有利於和平的工業社會的發展，因為公正意味著機會的絕對平等，能夠最大限度地激勵個人。該原則與基督教的道德觀念並行不悖，因為它認為每個人都神聖不可侵犯，並將他們從迫害中解放出來。該原則還受到終極審判——即自然選擇的認可。因為根據公正原則，人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礎上開發地球資源，人人都能憑藉自身能力和自己的雙手壯大自己。
乍一看，該原則很不現實，許多人會表示反對——他們以為該原則如家庭原則一樣，可推廣至全國，而且在分配時不根據個人的能力和成果，而根據個人的需求——但是，基於家庭原則的社會很快會遭淘汰。
在不成熟階段，物種所獲得的益處必須與其所擁有的能力成反比。在家庭內部，如果獎賞原則是根據價值來制定的，理應獲得最少的一方必須被給予最多。反之，進入成熟期以後，利益必須與價值成正比（價值的衡量標準為是否符合生存條件）。不適應生存條件的物種必須遭受不適應所帶來的痛苦，而適應生存條件的物種會從適應中獲益。如果一物種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須遵循上述兩條法則……在幼年階段，如果物種所獲益處與其效能成正比，該物種便會很快消失；在成年階段，如果物種所獲益處與其無能成正比，該物種便會慢慢衰退，經過幾代之後消失殆盡……有人將父母和孩子與政府和民眾進行類比，能夠合理解釋這一類比的唯一理由便是類比者的幼稚。
為了得到斯賓塞的青睞，「自由」與「進化」展開競爭，最後，「自由」取勝。斯賓塞認為，隨著戰爭的減少，國家用以操縱個人的大部分藉口便會失效，而在永久和平的情況下，國家的職權將被限制在傑斐遜主張的權力制約框架內，國家的唯一職能是為確保個人平等自由不受侵犯。如此的公正應該不計代價地施以保障，從而讓不法分子們知道，他們絕不會因為受害者貧困潦倒而免受懲罰。此外，國家開支應該來自直接稅收，以避免不透明的稅收使公眾看不到政府的鋪張浪費。但「除了維護公正，政府要想不違背公正的原則，便什麼都不可以做」，因為政府需要對有缺陷的個人進行保護，避免其參與獎賞與功勞、懲罰與無能的自然分配，而群體的生存和進步正是取決於這種自然分配。
如果我們能將土地與其所獲得的改造分開，那麼，公正原則便要求土地共同所有。斯賓塞在他的第一本書中主張土地國有化，以創造平等的經濟機會，但後來，他收回了這個觀點（亨利·喬治對此極為反感，並稱其為「複雜的哲學家」），理由是，唯有擁有該土地的家庭才會悉心耕耘它，而且，家庭投入於土地的辛勤勞動會產生一定效果，家庭可將這種效果傳遞給後代，悉心耕耘土地的傳統便可依賴這種傳遞而被繼承。財產私有是公正原則的直接產物，因為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平等自由地保留勤儉節約所得的權利。在遺贈方面，公正並非一目瞭然，但「遺贈權是所有權的一部分，不然，所有權就不完整了」。國家間的貿易與個人間的貿易一樣，應該充分自由；正義法則不應只是部落內部的準則，而應是國際交往中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
概括說來，以平等為基礎的生存權、自由權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利屬於真正的「人權」。以上都是經濟方面的權利，政治權利就如鏡花水月，是無關緊要的——如果經濟生活不自由，政治體制的改革便毫無意義。此外，自由放任的君主制遠遠優於社會民主制。
公民投票僅僅是一種手段：通過投票，維護公民權利的機器得以產生。問題是，全民投票是否能生產出維護公民權利的最佳機器。根據我們的觀察，全民投票其實並不能保障該目的的實現……通過親身經歷，那些本無須親歷便已瞭然的事情變得更加明顯；通過親身經歷，我們也發現，經過全民投票，較大的階層必然會獲益，而較小的階層將被犧牲……顯然，如果一個國家是完全實現了公平的工業型社會，那麼，可以肯定的是，該國憲法代表的絕不是個人，而是利益……也許，合作組織的壯大會在理論上（目前尚未實際實現）消滅僱主與僱員之間的區別，從而給工業型社會帶來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下，敵對的階級利益要麼不存在，要麼被極大削弱，使其不會將事情嚴重複雜化……但是，根據人類現有的人性，而且這種人性還會長久存在，擁有所謂的平等權利並不能保證嚴格意義上的平等權利得以維持。
政治權利是虛幻的，唯有經濟權利才是王道。因此，當女同胞們耗費大量的時間爭取選舉權的時候，她們踏上的其實是一條歧途。斯賓塞擔心，女人那種樂於幫助弱者的母性本能會使她們愛上家長式社會。在這點上，斯賓塞有些混亂。一方面，他認為政治權利毫不重要，另一方面，又認為婦女不該享有政治權利。此外，他一方面譴責戰爭，另一方面又聲稱，婦女不該投票，是因為她們沒有在戰場上出生入死——所有男人都是母親忍受巨大痛苦而生養出來的，這樣的觀點相當可恥。斯賓塞害怕女性，也許是因為女人太過無私，女人信奉的是利他主義。而在全書最高潮部分，他提出，在工業與和平的推動下，利他主義會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與利己主義達到一種平衡，並繼而演變成哲學無政府主義的自發秩序。
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關於這個詞以及相關觀點，斯賓塞差不多是無意識地取自孔德）之間的矛盾來自斯賓塞認為的個體與其家庭、集體、族群間的衝突。也許，利己主義還會繼續佔據主導地位，因為利己主義可能確有其價值。如果每個人都考慮他人利益多於個人利益，那麼我們的生活將會陷入混亂——充斥著打躬作揖、謙虛謹慎。或許，「在社會條件所規定的範圍內去追求個人幸福是達到大眾幸福至高境界的首要前提」。但可以期待的是，同情心會大大擴充套件，人類會向利他主義大步邁進。即使今天，為了孩子，父母也能心甘情願地犧牲自我。「沒有孩子的夫妻渴望擁有孩子，許多孤兒被領養：從中可以看出，要實現自我滿足，利他的行動必不可少。」另外，從強烈的愛國主義中我們看到的是，相比眼前的關切，人們對更廣大的利益充滿激情。一代代人的社會生活使人們互相幫助的渴望日益加深。「綿延不斷的社會規範會塑造人的本性，使得人類最終會自發地追求同情他人所帶來的快樂，從而最大限度地使整個人類受益。」責任感曾迫使一代代人選擇所謂的社會行為，但到那時，責任感將煙消雲散。通過以社會福利為目的的自然選擇，利他行為將成為人的本能，而且，正如所有本能一樣，人類會毫不勉強地選擇利他行為，並樂在其中。人類社會的自然進化使我們越來越靠近理想中的完美狀態。
八、批評
從以上的簡短分析中，聰明的讀者也許會發現論證中存在一些疑難點，因此需要一些小提示來告訴他們到底在哪兒出了問題。批評總會令人不快，尤其是在對某些重大成就進行批評時。但是，斯賓塞的綜合哲學到底如何面對時間的考驗？這是我們必須考察的。
1.第一原理
當然，第一塊絆腳石便是不可知論。我們也許能夠欣然接受人類認識上可能存在侷限性，但我們並不能完全體悟，在寬廣遼闊的存在之海中，我們只是一道轉瞬即逝的波浪。
不過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教條古板。因為根據嚴格的邏輯推理，「一切都不可知」這一結論其實早已隱含著人類對萬物的認識。可以肯定，斯賓塞在洋洋十大卷著作中向我們展示的，正是「大量關於不可知的認識」。正如黑格爾所說：用推理限制理性就如不下水就想游泳。這一切都是邏輯上對「不可知」的咬文嚼字，如今，它們看來如此遙遠，彷彿過去那信仰「活著就是爭辯」的青蔥歲月！就此而言，一臺不可控的機器並不比第一推動力容易想象，尤其是如果我們將第一推動力定義為世界上一切原因和力量的總和。在斯賓塞生活的時代，機器方興未艾，斯賓塞因此對機械抱著理所當然的態度。達爾文亦是如此。生活在一個人與人弱肉強食的時代，達爾文看到的只有生存競爭。
斯賓塞對「進化」的定義是了不起的，然而，我們該如何評判這個定義？它能夠解釋一切嗎？「‘最初，是簡單的事物，然後，從簡單的事物中進化出複雜的事物’，諸如此類的話無法解釋大自然。」柏格森說，斯賓塞所做的只是拼拼湊湊，他並沒有作出解釋，因為斯賓塞沒有考慮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因素，正如他最後認識到的那樣。顯然，批評家們被斯賓塞的定義激怒了。對於一個強烈反對拉丁語研究、認為易於理解便是最佳文風的人來說，拉丁化的英語顯得尤為醒目。然而，我們也需對斯賓塞稍加寬容，因為可以肯定的是，斯賓塞是寧願犧牲清晰明瞭的文風，也要將一切存在流變濃縮在一個簡潔的句子裡。事實上，他對自己的定義確實頗為得意。他曾在心裡反覆斟酌這個定義，就像在舌頭上品嚐一小塊精選巧克力，他先將巧克力舔開，然後又將兩小塊混在一起。斯賓塞認為的「同質不穩定性」是其定義的硬傷。相比由不同成分組成的整體，由相似成分組成的整體難道更為不穩定嗎？很有可能是更為複雜的異質物要比簡單的同質物更不穩定。在人種學和政治學裡，異質性會帶來不穩定是公認的事實，移民向某一民族型別的融合會使社會更為鞏固也是不爭的事實。塔爾德認為，文明來自集體內成員通過一代代相互模仿而產生的相似度的增加；在這裡，進化被認為是朝著同質性發展的。從複雜程度上來說，哥特式建築顯然要超越希臘人的建築，但在藝術成就方面，哥特式建築不見得有所超越。斯賓塞過快地得出結論，認為較早的事物在結構上一定更為簡單，他低估了原生質的複雜程度以及原始人的智力。最後，斯賓塞的定義涉及今天大多數人一提到進化便會聯想到的重要概念——自然選擇。也許（儘管自然選擇的概念也並非十全十美），將人類歷史看作一場適者生存的生存競爭——最適應環境的有機體、社會、倫理道德、語言、觀念、哲學——要比鬆散——連貫、同質——異質、整合——耗散這樣的公式更具啟發性，不是嗎？
「我不善於觀察具體的人性，」斯賓塞說，「因為我總是將自己置於抽象的境地。」斯賓塞很誠實，但同時，這很危險。
斯賓塞在方法上確實過於演繹、過於先驗，與培根理想中和現實中的科學思考步驟迥然不同。據他的秘書說，「只要有想得到的命題」，斯賓塞就會發揮他「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論證能力，不論是先驗的還是經驗的、歸納的還是演繹的」；也許，相比其他論證方法，斯賓塞只是在歸納方面更勝一籌罷了。像科學家一樣，斯賓塞從觀察開始，然後提出假說，但接下來，他不會像科學家那樣訴諸實驗或者進行不偏不倚的觀察，而是有選擇地收集各種有利的資訊。對「反面例子」，斯賓塞根本不去關心；而達爾文正好相反，碰到與其理論相左的資訊，他會立刻記入筆記，因為他知道，相比於稱心的事實，這些反面例子更容易被遺忘！
2.生物學和心理學
斯賓塞曾在一篇論「進步」的文章腳註裡坦誠地說，他的進化思想以拉馬克的習得性特徵遺傳理論為基礎，並非真正以達爾文為先導，因為達爾文的核心觀點是自然選擇。因此，與其說斯賓塞是達爾文學派哲學家，還不如說他是拉馬克學派哲學家。《物種起源》問世的時候，斯賓塞即將邁入不惑之年，而人到了四十歲，一般可塑性便逐漸減弱。
斯賓塞的理論並非完美。比如，他沒能將自己的啟發性原則（斯賓塞認為，人類進步的腳步會使人的生殖能力減退）與一些不可辯駁的事實（比如，開化的歐洲比野蠻民族有更高的生殖率）調和。除了這樣的瑕疵，斯賓塞生物學理論的最主要缺陷是：首先，他無法擺脫對拉馬克的依賴；其次，他沒能找到一個動態的人生觀。斯賓塞承認，生命「是無法用物理——化學術語來設想的」，但是，「這一坦白對他的進化公式、他對生命的定義以及他那套綜合哲學的整體性是致命一擊」。或許，相比觀察有機體幾乎是被動地適應環境，觀察人類為適應內在關係而調節外在關係的理性力量，能更好地幫助我們發現生命的奧秘。按照斯賓塞的觀點，百分之百的適應便意味著死亡。
在數卷本的心理學著作中，斯賓塞作了系統闡述，卻無意與讀者分享自己的發現。我們原本明瞭的東西被紛繁複雜的術語重新包裝，本來清晰明白的地方反而變得晦澀難懂。讀者們疲於理解各種公式、定義；在其著作中，各種心理學事實被斯賓塞簡化為神經結構，這種不可靠的簡化也令讀者疲憊不堪。也許，讀者們最終都沒發現，心靈和意識的起源均未被解釋清楚。斯賓塞曾試圖掩飾其思想體系中這一嚴重破綻，他辯解道，心靈是神經過程的主觀伴隨物，而該神經過程則以某種方式機械地進化自原始星雲。那麼為什麼除神經機制以外，還會有這一主觀伴隨物？斯賓塞沒有說明。當然，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切心理學的核心所在。
3.社會學和倫理學
斯賓塞的《社會學原理》雖然洋洋灑灑兩千頁，卻有許多可攻擊的漏洞。斯賓塞認為，進化和進步是一回事，這一假設貫穿全書。但根據斯賓塞的假設，通過進化，昆蟲和細菌十有八九會在與人類的殘酷鬥爭中最終獲勝。此外，現實也沒有充分證據能夠證明，工業國一定比先前的「軍事」封建國家更愛和平、更有道德。雅典最具毀滅性的戰爭便爆發於封建君主將權力交給商業資產階級之後；在現代歐洲，國家發動戰爭時似乎也不考慮自身是不是工業國。與那些對土地如飢似渴的封建王朝一樣，工業帝國主義同樣窮兵黷武。在現代國家中，最好鬥的便是世界上兩大最先進的工業國之一。此外，德國政府對交通運輸某些方面的控制不但沒有阻礙反而促成了德國工業的快速發展。社會主義顯然不是軍國主義發展的產物，而是工業主義發展的結果。斯賓塞寫《社會學原理》時，英國由於其相對孤立的地理位置，正扮演著歐洲和平主義者的角色，而且，其在工商業方面無可匹敵的地位也使它對自由貿易深信不疑。今天，若斯賓塞還健在，看到自由貿易理論如何在工商業霸權面前土崩瓦解，看到德國進攻比利時對英國造成威脅時，和平主義如何在一瞬間煙消雲散，他定會震驚不已。當然，斯賓塞誇大了工業政權的優點，他幾乎一點兒也沒看到當時英國國內的殘酷剝削，儘管後來，這種情況在政府幹涉下有所緩和。他看到的只是，「在本世紀中葉，尤其在英國，個人自由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難怪尼采對工業主義極為反感，並反其道而行地誇大軍事生活的優點。
若斯賓塞的邏輯性強於其情感，社會有機體的類比便會驅使他走上國家社會主義的道路。因為相比自由放任的社會，國家社會主義更能代表異質物的整合。如果以他自己的公式作為衡量標準，他將不得不把德國稱為進化程度最高的現代國家。對於這一點，斯賓塞曾試圖作出解釋，他提出，異質性包含著各個部分的自由，且這樣的自由意味著將政府的力量限制到最小。然而，這一論調與我們在「連貫的異質性」中所瞭解的有出入。從人身上看，整合與進化幾乎沒有給身體各個部分以任何自由。對此，斯賓塞答道：在社會里，意識存在於社會的各個部分之中，而在人的身體中，意識只存在於整體中。但是，社會意識（對集體利益和程式的意識）在社會里是集中的，就像個體中的個人意識，我們很少有人能夠體驗到那種「國家感」。斯賓塞把我們從專政獨裁的國家社會主義中拯救出來了，代價是，他破壞了自己的前後一致性和整體邏輯。
我們必須記住，斯賓塞是在兩個時代的夾縫中生活的：他的政治思想形成於自由放任政策時代，並深受亞當·斯密的影響；而在他的晚年，英國正絞盡腦汁通過社會控制來糾正其對工業政權的濫用。斯賓塞不厭其煩地重申其反對國家干涉的立場，他反對任何由政府資助的教育，反對政府在金融詐騙方面對公民進行保護。有一次他甚至還主張，對戰爭的運籌也應是私人的事，而不應是國家的事。斯賓塞所希望的，用威爾斯的話說就是，「提升公眾的懶散性，通過國家政策使這種懶散受到尊重」。斯賓塞親自將手稿送到印刷廠，他不敢把稿子交給郵局，因為他對政府機構不抱任何信心。他是一個個性極為強烈的人，無論何種情況下都堅持獨處，否則便會大發雷霆。在他看來，每一項新法案都是對個人自由的侵犯。他無法理解本傑明·頡德的一個觀點，即既然自然選擇已經越來越多地在階級競爭、國際競爭方面作用於集體，越來越少地作用於個人，那麼，為了維護集體團結和集體力量，在更大的範圍內實行家庭原則（根據該原則，弱者應得到強者的扶助）已不可避免。為什麼國家在保護公民免受肉體傷害的同時，拒絕保護他們免受經濟上的傷害？這是斯賓塞沒有想到的。他對政府與公民和父母與孩子的類比嗤之以鼻，認為幼稚可笑；而事實上，這種類比實為弟兄間的互助。與其生物學相比，斯賓塞的政治學更接近達爾文學說。
對斯賓塞的批評到此為止。現在讓我們回到斯賓塞本人，從更公平的角度來看看其著作的偉大之處。
九、結語
《第一原理》幾乎使斯賓塞一夜之間成為當時最有名的哲學家。這本書很快被翻譯成歐洲的大多數語言，甚至包括俄語。在俄國，《第一原理》受到政府的審查，但最終得以通過。斯賓塞被認為是倡導時代精神的哲學家，他的影響遍及歐洲思想的各個角落，尤其深遠地影響了文學和藝術領域的現實主義運動。1869年，他驚訝地發現，《第一原理》已經被牛津大學用作教材。更令人振奮的是，1870年以後，他的書開始給他帶來報酬，使他在經濟上有了保障。有時，他的崇拜者會寄來豐厚的禮物，但他總是如數歸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訪問倫敦時，向德比勳爵提出想見見英國的一些飽學之士。德比邀請了斯賓塞、赫胥黎和廷德爾等，最後，除了斯賓塞所有人都出席了。斯賓塞只與為數不多的幾位知交保持著聯絡。他曾寫道：「沒有一個人能與自己的作品等量齊觀。如果我們將作者思維活動的產物比作產品，那麼，一本書所包含的內容便是其最優質的產品，它們在被寫進書之前會與大量的次品分離，而在作者的日常談話中，這些次品總是與優質品混雜在一起的。」如果人們堅持要來看他，他便會在耳朵裡塞上東西，平靜地聆聽他們的談話。
說來奇怪，他的名望匆匆到來，又匆匆離去，斯賓塞目睹了自身名望的潮起潮落。晚年，斯賓塞陷入悲傷，因為他發現，自己已經無法憑藉言辭激烈的演說阻止「家長式」立法浪潮的到來。他幾乎不受任何階級的歡迎。過去，斯賓塞曾涉足某些科學家的專有領地，現在，他們對他明褒暗貶，無視他的貢獻，而對他的錯誤誇大其詞。各個教派的主教也聯合起來，將他投入永恆受罰的境地。在他直言不諱地談論社會主義和工會政治學以後，曾經因他譴責戰爭而擁護他的工黨成員也憤怒地棄他而去，而那些保守分子雖然欣賞斯賓塞關於社會主義的觀點，卻因他的不可知論而避之不及。「我比任何保守分子更保守，比任何激進分子更激進。」他憂傷地說道。斯賓塞很真誠，但這種真誠過於固執，對什麼都直言不諱使他冒犯了所有團體：他同情工人，認為他們是老闆的犧牲品，但他又馬上補充道，如果將工人和老闆的位置調換，工人也會作威作福；他同情婦女，認為她們是男人的犧牲品，卻又補充說，如果婦女有能力，男人也一樣會是婦女的犧牲品。斯賓塞在孤獨中默默老去。
隨著年事增長，斯賓塞的反抗越來越收斂，表達觀點時也越來越溫和。以前，他總是嘲笑英國那作為擺設的國王，現在，他會說，從人民手中奪走他們的國王與從孩子手中搶走他們的娃娃一樣，都是不對的。在宗教上，他感悟到妨礙傳統信仰是荒唐的、不厚道的，因為這種信仰似乎能給人帶來益處，給人以快樂。他開始認識到，宗教信仰和政治運動都以人的需求和衝動為基礎，而這種需求和衝動是超越理性評判的。此外，他也不再強求這個世界朝著他希望的方向發展；而他過去寫的大部頭便是朝他曾經希求的方向投擲的。回眸過去那段不辭辛勞的日子，斯賓塞覺得自己很傻：他沒有追求生命中更為簡單的快樂，而是去追求文壇虛名。1903年斯賓塞去世，至此他覺得自己的著作都白寫了。
現在，我們當然知道事實並非如此。從一定程度上說，斯賓塞名聲的敗壞是英國黑格爾學派攻擊實證主義的結果。如果自由主義復興，斯賓塞將再次登上十九世紀英國最偉大哲學家的寶座。斯賓塞為哲學提供了一個看待事物的新視角，並帶來了一種全新的現實主義。在這種現實主義面前，德國哲學顯得如此蒼白無力、懦弱抽象。自但丁之後，還沒有人像斯賓塞那樣總結自己所處的時代。他遊刃有餘，將紛繁浩瀚的知識譜成一首完美的交響曲。面對如此傑出的成就，所有的批評家都羞得三緘其口。如今，我們站在斯賓塞通過鬥爭和努力才達到的高度上。我們似乎站得比他高，但這是因為他把我們放在了他自己的肩膀上。如果有一天，其尖酸刻薄的異見被遺忘，斯賓塞將得到更為公正的評價。
邊沁（1748—1832），英國社會和政治理論家。——譯註
利特雷（1801—1881），法國詞典編纂學家、哲學家。——譯註
弗裡德里克·哈里森（1831—1923），英國作家、實證主義者。——譯註
赫歇爾（1738—1822），英國天文學家、古典作曲家，恆星天文學的創始人。用自己設計的望遠鏡發現太陽系多顆衛星及天王星，系統觀測恆星，提出恆星演化學說。——譯註
波義耳（1627—1691），英國物理學家、化學家。——譯註
戴維（1778—1829），英國科學家，礦坑用戴維安全燈發明人。——譯註
拉姆福德（1753—1814），英裔美國人，物理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譯註
拉馬克（1744—1829），法國博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人，「生物學」一詞的發明者。——譯註
聖伊萊爾（1772—1844），法國博物學家。——譯註
居維葉（1769—1832），法國博物學家、動物學家。——譯註
四幕歌劇，威爾第譜曲。——譯註
帕斯卡（1623—1662），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宗教哲學家。——譯註
約翰·衛斯理（1703—1791），聖公會牧師、福音傳播者，與其弟查理同為基督教循道宗（衛斯理宗）的創始人。——譯註
斯賓塞，《自傳》，第1卷，第51頁；紐約，1904。
《自傳》，第1卷，第53頁。
《自傳》，第1卷，第61頁。
《自傳》，第1卷，第7頁。
《自傳》，第1卷，第300頁。
《自傳》，第1卷，第438頁。
劉易斯（1817—1878），英國哲學家、批評家。——譯註
《自傳》，第1卷，第289、291頁。
喬納森·戴蒙德（1796—1828），英國倫理學家、和平倡導者。——譯註
曼賽爾（1820—1871），英國哲學家。——譯註
裡德（1710—1796），英國哲學家。——譯註
卡彭特（1813—1885），英國動物學家、生理學家。——譯註
泰勒（1832—1917），英國人類學家，被稱為文化人類學之父。——譯註
科里爾語（羅伊斯，《赫伯特·斯賓塞》，第210頁）。
科里爾語（羅伊斯，《赫伯特·斯賓塞》，第2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