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希臘文學的研究使他愛上了雅典文化，在他的很多興趣都漸漸褪色時，他對希臘文學的興趣從未稍減。他曾這樣寫道：「一提起希臘，有教養的德國人就感覺是回到了家裡。歐洲人的宗教史源自遙遠的東方……但是現在在這兒的是什麼呢？——是科學和藝術，是滿足生活、提升並點綴生活的一切——它們都直接或間接地來自希臘。」有一段時間，相比基督教，黑格爾更喜歡希臘宗教，他在斯特勞斯和勒南之前寫了一本《耶穌傳》，在書中把耶穌寫成是馬利亞和約瑟的兒子，無視所有神話元素。後來他毀了這本書。
在政治方面，他也顯示出叛逆精神，在他後來對現狀的神化中，這種精神幾乎蕩然無存。在圖賓根大學攻讀牧師資格時，他和謝林曾積極為法國大革命辯護，有一天清早，他還到商業中心區種下一棵「自由樹」。他說：「因為大革命的洗禮，法國已從很多制度中解放出來，這些制度早就被人類精神拋諸腦後，就像人們對待自己兒時的鞋子一樣，但是這些制度還會壓在人類精神之上，人類精神就像其他東西一樣無法倖免，這些制度就像沒有生命的羽毛。」正是在那些充滿希望的歲月裡，「當年輕就是天堂的時候」，他和費希特一樣曾玩過一種貴族氣派的社會主義，將自己獨特的才華投入風靡全歐洲的浪漫主義大潮。
1793年他畢業於圖賓根，學位證書上說他天資高、品行好，擅長神學和語言學，但是並不擅長哲學。他開始很窮，不得不在伯爾尼和法蘭克福當私人教師。這正是他醞釀變化的幾年：當歐洲各國分裂時，黑格爾正聚集能量漸漸成長。1799年，他父親去世，留給他一千五百美元，生活變得相對富裕，他也就沒有再做家庭教師。他寫信給謝林，問哪裡最適合他生活，希望謝林能給他建議一個開銷少、有很多書又有「上等啤酒」的地方。謝林建議他去耶拿——當時處於魏瑪公爵統治下的耶拿是個大學城。席勒在耶拿教歷史，蒂克、諾瓦利斯以及兩位施萊格爾在鼓吹浪漫主義；費希特和謝林則在宣傳他們的哲學思想。1801年黑格爾到了耶拿，1803年成為耶拿大學的一名教師。
1806年，拿破崙戰勝普魯士，耶拿這個學術小城也陷入混亂和恐慌，但黑格爾仍留在那裡。當法國軍隊闖入黑格爾家中，黑格爾逃之夭夭，就像哲學家一樣，帶走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精神現象學》。一時間他窮困潦倒，是歌德讓克內貝爾借給他幾塊錢，讓他暫時渡過難關。在給克內貝爾的信中，黑格爾痛苦地寫道：「我已把《聖經》的話語當作我的啟明星了，經驗讓我學到了《聖經》裡的真理——‘先覓取衣食，天國才會靠近你。’」一段時期，他在班堡編輯報紙，1812年，他成為紐倫堡大學預科的校長。也許是因為那裡的行政工作需要勤儉節約，冷卻了他心中的浪漫主義之火，使他像拿破崙、歌德一樣成為浪漫主義年代的典型遺老。在紐倫堡，黑格爾完成了他的《邏輯學》（1812—1816），這部書非常難以理解，但是卻幫助他贏得了海德堡大學的哲學教席。在海德堡大學，他寫出了他的鴻篇鉅製《哲學全書》綱要（1817），正是因為這部書，1818年他轉入柏林大學。從那時起直到辭世，他毫無爭議地統治了哲學界，就像歌德統治文學界、貝多芬統治音樂界一樣。他的生日僅比歌德晚一天，自豪的德國人為了紀念他們，每年屆時會有兩天假期。
有位法國人曾請黑格爾用一句話來概括哲學，讓僧侶用一句話來概括基督教，黑格爾輸給了那位僧侶。那位僧侶單腳站立說道：「像愛你自己那樣愛你的鄰居。」黑格爾寧願用十卷書來概括哲學。當這些書寫成出版時，全世界都談論它們，他卻抱怨道：「只有一個人理解我，但是甚至那個人也不懂得。」他的大部分文章，大多都是他的備課筆記，就像亞里士多德那樣，或者更糟，是學生聽他講座記下的筆記。只有《邏輯學》和《精神現象學》是他的專著，這是兩部晦澀難懂的傑作，即抽象又凝練，用詞專業生僻，每個陳述句都有謹慎的定語，有很多限定從句。黑格爾評價自己的作品是「為了讓哲學說德語而做出的努力」。他成功了。
《邏輯學》不是對理性方法的分析，而是關於理性概念的分析。黑格爾認為，這些概念就是康德命名的範疇——存在、質量、數量、關係等等。哲學的第一要務就是剖析這些和我們的思想息息相關的基本概念。這些範疇中最具普遍性的就是關係，每個觀念都是一個關係群；我們通過聯絡另一事物來思考某個事物，比較它們的異同。任何沒有關係的觀念都是空虛的，這就是所謂的「純粹的有和無是統一的」：沒有關係或質量的存在是不存在的，也沒有任何意義。這一前提導致至今還在不斷產生並繁衍的奇思妙想，成為研究黑格爾思想的障礙，但也成為一種誘惑。
在所有的關係中，最為普遍的是對立關係。每種思想或事物——世界上的每種觀念和條件——都將走向它的對立面，然後與其結合，並形成更高、更復雜的整體。黑格爾寫道，這種「辯證的運動」無處不在。這當然是一種原來就有的觀點，開始於恩培多克勒，體現於亞里士多德的「中庸論」，亞里士多德曾寫道：「知識的對立面和知識是一回事。」真理（像電子一樣）是對立面的有機結合體。保守派和激進派的真理就是自由主義——心開放則手謹慎，手開放則心謹慎；我們對大問題的觀點是因兩個極端之間的搖擺不斷減少而形成的；在一切可以爭論的問題上，真理是中庸之論。進化運動過程中，事物不斷向對立面發展，並與之融匯相容。謝林說有一個潛在的「對立事物的統一性」；費希特說，正、反、合是一切發展和現實實在的形成方式及秘密。
不只是思想根據「辯證運動」發展演化，事物也是如此；每一件事物都有一個對立面，事物在發展過程中通過相容合併將其對立面轉化。所以，毋庸置疑，我們目前的社會體系隱藏了會自我鞏固的對立面：經濟蓬勃發展、資源沒有被開發的時期需要奮發圖強的個人主義；後來，合作性、追求共同財富的靈感被喚醒；將來，我們既看不到目前的現實，也看不到憧憬的理想，我們看到的會是一個合成體，兩者的某種東西合在一起，產生了一個更高層次的生活。
這個更高階段也存在兩面性，會繼續向對立面發展，進而達到一個更高的組織水平、複雜程度和統一性。思想的運動因此和事物的運動相似：在任何一種運動中，都存在著辯證的發展，從統一到對立再到統一。思想和存在遵循同樣的規律，邏輯學和形而上學是一回事。
大腦是認識這種辯證過程和統一寓於差異的必不可少的器官。心靈的作用和哲學的任務就是發現差異中潛在的統一；道德的任務是統一性格和行為；政治的任務是將個人統一到國家之中；宗教的任務在於企及並感覺到絕對精神的存在，在這一絕對精神中，所有的對立面都將最終統一。在偉大存在的總和裡，物質和精神是一體的，主體和客體是一體的，善與惡也是一體的。上帝就是關係的體系，有意義的萬物在其中運動、存在。在人類身上，絕對精神表現自我意識，然後變為絕對觀念——也就是說，思想是作為絕對精神的一部分而實現自我的，思想超越了個人的侷限和目的，在宇宙的紛亂中，找到潛在的萬物和諧。「理性是宇宙的本質……世界的設計是絕對合理的。」
爭吵和罪惡並非只是負面的想象，它們是真實的；但是從智慧的角度看，它們是趨向圓滿和善良的階段。
鬥爭是發展的規律；性格是建立於世界的風暴和壓力之上的；一個人只有通過履行義務、責任、遭受痛苦才可能達到他的最高點。即使是痛苦也有其合理性；它是生命的象徵，也是重建的激勵者。激情在事物的理性中也佔有一席之地：「世上任何偉大的事情都是伴隨著激情的」，甚至是拿破崙個人的野心客觀上也對國家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生命不是因為幸福而存在，而是因為成就。「世界歷史不是幸福史，幸福的時期在歷史上是空白頁，因為這是和諧的時期」；這種毫無生趣的生活形態對人類來說是不足取的。只有現實矛盾在發展中被解決時，才有真正的歷史，就像從優柔寡斷的青年步入安逸而有條不紊的成年一樣。歷史處於辯證運動之中，它幾乎就是一系列的革命，在這些革命中，普通人和天才們都成為絕對精神的工具。偉大的人與其說是生育未來的人，不如說是接生未來的人。天才和別人一樣將石頭放到石堆上，「他們只是運氣好，最後一個放上這塊石頭，當他把石頭堆上去時，拱門就自己立住了」。「這些人並不知道他們揭示了普遍真理……但是他們瞭解時間——知道什麼時候才算時機成熟。這正是他們那個時代、那個世界的真理；可以說，下一輩人已在時間孕育中形成了。」
這樣的歷史哲學似乎導致了一個革命性的結論。辯證的發展使生活的主要準則發生了變化：沒有什麼是永恆的，在事物發展的每個階段都存在矛盾，只有「矛盾鬥爭」能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最深奧的政治規律就是自由——通向變革的大道暢通無阻；歷史是自由的成長，國家是或者應該是有組織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現實的就是合理的」這一觀點帶有保守色彩：各種情況雖然必然會消失，但是都是發展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階段；從某種意義上說，「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是絕對正確的。既然統一是發展的目的，那麼秩序就成了自由的首要前提。
如果晚年的黑格爾更傾向於自己哲學中保守的寓意而不是激進的寓意，一部分原因是時代精神（用他自己的歷史哲學的術語說）由於變化太多而倦怠了。1830年革命結束後，他寫道：「四十年的戰爭和不計其數的混亂之後，一顆老邁的心終於可以高興地看到，這一切要結束了，和平如意的時期終於要到來了。」——認為鬥爭是發展的辯證法的哲學家居然提倡知足——不過，作為一位年逾六旬的老人，他有權追求平靜和安定。然而黑格爾思想中的矛盾太深，使其無法走向安定和平；他的下一代追隨者帶著辯證法分成了兩派——「黑格爾右派」和「黑格爾左派」。魏斯和小費希特在存在即合理的理論裡找到了天道之說的哲學證據，以及絕對服從的政治合理性。費爾巴哈、摩萊肖特、鮑威爾和馬克思則回到了黑格爾青年時期的懷疑論及「更高的批判主義」，將歷史哲學發展為階級鬥爭理論，由黑格爾的必然性匯出「社會主義是不可避免的」。無論是在物質世界還是在精神世界裡，馬克思將群眾運動和生產力作為一切根本變革的根本原因，以此取代了通過時代精神決定歷史發展的絕對精神。黑格爾這位帝國教授孵化了社會主義之卵。
這位老哲學家抨擊那些激進分子是幻想者，他小心地將自己的早期文章藏起來。他同普魯士政府合作，讚美政府是絕對精神的最新表現，並沐浴在學院風的陽光下。他的對手稱他是「御用哲學家」。他開始認為黑格爾體系是自然規律的一部分，他忘了自己的辯證法已宣告他的思想不會長久且會滅亡。「除了1830年的柏林，從沒有哲學發出過這樣高傲的聲調，哲學皇室般的榮譽也從未如此充分地被承認和保障。」
在那些快樂的歲月裡，黑格爾老得特別的快。他變得心不在焉，和故事書裡的天才一樣；有一次，他只穿了一隻鞋就走進講堂，他沒有注意到，另一隻被他落在了泥潭裡。1831年，霍亂傳到柏林，他身體羸弱，成為這種傳染病最早的受害者之一。病了一天後，他突然安靜地睡去了。正如那個時代見證了拿破崙、貝多芬和黑格爾在一年間相繼出世，1827年到1832年間，德國相繼失去了歌德、黑格爾和貝多芬。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是德國最偉大年代最後的輝煌。
《權力意志》，第2卷，第1部分。
《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第30頁；倫敦，1883。
《純粹理性批判》，第2卷，第27頁；倫敦，1881。後面所有的引述都來自第2卷。
克里斯汀·沃爾夫（1679—1754），德國哲學家。——譯註
理查森（1689—1761），英國小說家、出版家。——譯註
羅伊斯，《現代哲學的精神》，第98頁，1892。
所有行為的動因都是尋求享樂。
《懺悔錄》第2卷，第10章，第184頁。
《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第133頁；倫敦，1883。
保爾森，《伊曼努爾·康德》，第82頁；紐約，1910。
保爾森，《伊曼努爾·康德》，第56頁。
華萊士如此暗示。參見《康德》，第115頁；費城，1882。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導言」，第13頁；倫敦，1909。
塔列朗（1754—1838）,法國政治家。——譯註
華萊士，《康德》，第100頁。
簡單說說應該讀康德的哪些書。初學者很難理解康德的原著，因為他的思想裡用了很多古怪複雜的術語（因此這章很少直接引用他的著作）。最簡單易讀的入門讀物大概要數布萊克伍德哲學經典名著中華萊士的《康德》。厚一點且深奧點的是保爾森的《伊曼努爾·康德》。張伯倫的《伊曼努爾·康德》（兩卷本，紐約，1914）更有趣但是有點散漫和偏題。對康德較好的評價也許可以在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找到（第2卷，第1—159頁）。但是，讀者需自己辨別。
《純粹理性批判》，「序言」，第24頁。
《純粹理性批判》，「序言」，第23頁。
《純粹理性批判》，第1頁。
《純粹理性批判》，第4頁。
「極端經驗論」（詹姆斯、杜威等）質疑這點，反對休謨和康德的觀點，認為經驗既賦予我們關係和先後順序，又賦予我們感覺和事件。
《純粹理性批判》，第10頁。
《純粹理性批判》，第37頁。如果康德沒有加這後半句，他關於認識必然性的言論已然淪陷。
所以，儘管不乏英國人的現實主義傾向，約翰·斯圖爾特·穆勒最終還是定義物質為「感覺永久的可能性」。
《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第7頁。
《純粹理性批判》，第215頁。
華萊士，《康德》，第82頁。
海涅，《散文雜記》，第146頁；費城，1876。
《實踐理性批判》，第31頁。
原文為法語。
《實踐理性批判》，第139頁。
《實踐理性批判》，第19頁。
《實踐理性批判》，第227頁。
《倫理學形而上學原理》，「序言」。
《道德形而上學》，第47頁；倫敦，1990。
《實踐理性批判》，第220頁。
《判斷力批判》，第29節。
張伯倫，《伊曼努爾·康德》，第1卷，第510頁。
保爾森，《伊曼努爾·康德》，第336頁。
《大英百科全書》，詞條「腓特烈·威廉二世」。
保爾森，《伊曼努爾·康德》，第49頁。
西緬（約390—459），敘利亞苦行修士。——譯註
華萊士，《康德》，第40頁。
《持久和平等論文集》，第14頁；波士頓，1914。
《持久和平等論文集》，第19頁。
《持久和平等論文集》，第58頁。
《持久和平等論文集》，第68頁。
《持久和平等論文集》，第21頁。
《持久和平等論文集》，第71頁。
《持久和平等論文集》，第68頁。
《持久和平等論文集》，第76、77頁。
《持久和平等論文集》，第76、77頁。
保爾森，《伊曼努爾·康德》，第340頁。
康德的認識論能夠經久不衰，是因為一位非常實事求是的已故科學家查爾斯·普·施泰因梅茨完全接受他的認識論。「所有我們的感官知覺都受限並依附於時空觀。我們最偉大和最具批判性思維的康德否認時間和空間是經驗的產物，認為它們是範疇——我們的心靈為感官知覺罩上的概念。現代物理中的相對論有著同樣的結論，認為絕對空間和絕對時間並不存在，當物件和事件填入其中，時間和空間才因而存在；也就是說，它們只是知覺的形式。」（1923年，於斯克內克塔迪城一元教堂的演說。）
皮爾遜（1857—1936），英國科學家、自由思想家、統計學之父。——譯註
馬赫（1838—1916），奧地利籍物理學家、哲學家。——譯註
亨利·龐加萊（1854—1912），法國數學家。——譯註
保爾森，《伊曼努爾·康德》，第2卷，第23頁。
《實踐理性批判》，第31頁。
參閱杜威《德國哲學和政治學》。
保羅·李（1849—1901），德國作家、哲學家。——譯註
昂特曼，《科學和革命》，第81頁；芝加哥，1905。
保爾森，《伊曼努爾·康德》，第317頁。
《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第129頁。
保爾森，《伊曼努爾·康德》，第8頁。
保爾森，《伊曼努爾·康德》，第53頁。
萊因霍爾德（1757—1823），奧地利哲學家。——譯註
保爾森，《伊曼努爾·康德》，第114頁。
讓·保爾·里克特（1763—1825），德國作家。——譯註
張伯倫，《伊曼努爾·康德》，第1卷，第86頁。
凱爾德，《黑格爾》，見《布萊克伍德哲學古典名著集》；第5—8頁。有關黑格爾的生平詳見凱爾德的《黑格爾》。
蒂克（1773—1853），德國作家、評論家。——譯註
無情的批判，正如我們設想的一樣，挑戰著這個故事的真實性。
華萊士，《黑格爾邏輯學序言》，第16頁。
黑格爾，《歷史哲學》，第9、13頁。
黑格爾，《歷史哲學》，第26頁。
黑格爾，《歷史哲學》，第28頁。
黑格爾，《歷史哲學》，第31頁。
凱爾德，《黑格爾》，第93頁。
保爾森，《伊曼努爾·康德》，第3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