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黎：《俄狄浦斯》
1742年，伏爾泰在他的劇目《梅洛普》彩排時教導杜梅尼小姐如何達到悲劇的巔峰，杜梅尼抱怨只有在自己擁有「惡魔」後才能被激發出他所要求的激情。伏爾泰回答說：「就是這樣，想要在任何藝術中獲得成功，就必須有這樣一個惡魔。」即便是批判他的人和他的敵人也承認，伏爾泰完全滿足了這個要求。聖佩甫說「他體內有這樣一個惡魔」，德·梅斯特稱他為「地獄將全部權力交在他手上」的人。
其貌不揚、樣貌醜陋、自負清高、輕率無禮、穢褻可憎、肆無忌憚，有時甚至欺詐撒謊，伏爾泰具備了他那個時代和地區的人身上所有的缺點，無一遺漏。但是，同樣是這個伏爾泰，無比仁慈、體貼入微、樂於助人、慷慨解囊，孜孜不倦地幫助朋友；同時不遺餘力地摧毀敵人，一支筆就是他的武器，不過在看到和解的徵兆時便會卸下武裝。人是多麼矛盾啊。
但是所有這些品質，無論好壞，都是次要的，且並非伏爾泰的本質。他的精神世界中取之不竭的豐富智慧才是他令人震驚的內在和本質上的東西。他的著作達九十九卷，每一頁都閃爍著光芒，寓意豐富；儘管主題內容的範圍涵蓋整個世界，卻錯落有致，色彩繽紛，就像一部百科全書。「我的行當就是說出我所想的」：他所想的通常都是值得一說的，而他所說的又通常是無與倫比的。如果說我們現在不再讀伏爾泰了（儘管像法朗士這樣的人在讀過他的作品後變得深奧和智慧），那是因為我們已經對他為我們戰鬥的神學論戰場不再感興趣了，我們已經轉移到其他戰場，更關注於此生的經濟問題而非來生的歸屬問題。伏爾泰對於教權和迷信的全面勝利使那些在他發現時還生機勃勃的問題現在宛若死灰。他的名聲大多來自他獨樹一幟的言論，他寫下的文字儲存了下來，說出的話卻早已不見蹤影，那些如同插上翅膀的言語一去不復返。我們剩下的大多是伏爾泰的軀殼，而很少有他精神的聖火。但是，黑暗中，我們還是透過時光鏡看到了他，這是怎樣的精神啊！「智慧將憤怒變為了戲謔，將火焰化身為光明」，「是靈氣與火焰的產物，史上最令人激動的人，比其他人擁有更加精微和跳動的原子，沒有人擁有這樣精準的頭腦，也沒有人能夠擁有如此既靈活又準確的平衡性」。他也許就是史上最偉大的智者吧？
當然，他比同時代的其他人更加勤奮，成就也更多。「無所事事就相當於不存在，」伏爾泰說，「所有人都是好的，除了那些閒蕩的人。」他的秘書說他只有對時間是個吝嗇鬼。「只有把自己的全部都利用起來，才能對這個世界有所貢獻……隨著我年齡增大，我更發現工作的重要性。長久看來這將是最大的快樂，並且可以取代生活的幻想。」「如果你不想自殺的話，就總是要找些事情做。」
自殺應該是一直都在誘惑著他，因為他總是在工作。「正是因為他總是充滿活力，所以他才以他的生命灌注了整個時代。」生活在最偉大的世紀之一，他（1694—1778）是這個世紀的靈魂和內在。維克多·雨果說：「說到伏爾泰，他標誌著整個十八世紀。」義大利有文藝復興，德國有宗教改革，但是法國有伏爾泰，他對這個國家而言，既是文藝復興，又是宗教改革，還有一半的革命。他堅持蒙田的客觀懷疑論和拉伯雷的健康幽默，他反抗迷信和腐敗的力度比路德、伊拉茲馬斯、加爾文、諾克斯、梅蘭希頓更加激烈和有效，他幫助米拉波、馬拉、丹東和羅伯斯庇爾製造火藥，摧毀了舊體制。「如果我們是通過其所作所為來評判人的話，」拉馬丁說，「伏爾泰毫無疑問是近代歐洲最偉大的作家……命運賦予了他八十四年的時間，他可以不緊不慢地分解墮落的時代，他有時間與時代鬥爭，當他隕落的時候，他是勝利者。」
沒有哪位作家在生前有如此大的影響力。儘管被放逐、監禁，幾乎他的每一本書都受到教會和國家的限制，他仍在殘酷中找到了真理的道路，直到最後，教皇和君主都要迎合他，御座在他面前顫抖，世界上的一半人傾聽他的每一句話，捕捉他的一言一行。在那樣一個時代，很多事物都在召喚破壞者。尼采說，「狂笑的獅子一定會來到」，伏爾泰來了，「大笑著摧枯拉朽」。伏爾泰和盧梭是在封建貴族制向中產階級統治轉型過程中擁有大量經濟和政治擁躉的兩大聲音。當一個上升的階級不滿於現存的法律或習俗時，它就會取理性而棄習俗，取自然而棄法律，就像個體中矛盾的慾望迸發成為思想一樣。所以富裕的中產階級支援伏爾泰的理性主義和盧梭的自然主義，從舊的習慣和習俗中鬆綁是必要的，必須要改革並重新激發感覺和思想，開啟心扉迎接試驗和改變，偉大的改革才會隨之到來。並不是說伏爾泰和盧梭是改革的原因，可能他們與法國生活表層下隱藏的政治和社會波濤洶湧的力量共同構成了改革的原因，他們就像火山爆發時熾熱的火焰一樣閃耀著光芒。哲學之於歷史就像理性之於慾望，都是無意識的過程由下至上地決定有意識的思想。
但是我們在試圖糾正哲學家誇大哲學影響的趨勢中又不可矯枉過正。路易十六在神殿監獄中閱讀了伏爾泰和盧梭後說：「這兩個人摧毀了法國。」也就是說，摧毀了他的王朝。拿破崙說：「如果波旁王朝控制住了那些文字，也許就可以保全自身。大炮的出現摧毀了封建體制，而墨水的出現摧毀了近代社會組織。」伏爾泰說：「書籍統治世界，或者至少統治那些有書面語言的國家，其他的不計其內。」「教育是最大的解放」，而他解放了法國。「一旦一個國家開始思考，就不可能被阻止了。」有了伏爾泰，法國開始思考了。
伏爾泰，本名弗朗索瓦·瑪麗·阿魯埃，1694年生於巴黎，他的父親是一位躊躇滿志的公證人，而母親有點貴族氣派。也許他的機敏和暴躁來自父親，而草率和智慧來自母親。他來到這個世界非常不易，母親因為難產生下他便去世了，剛出生的他弱小多病，護士說他活不過一天，這個護士犯了個小小的錯誤，伏爾泰一直活到八十四歲，但是他一生都遭受著病魔的折磨，這也鑄就了他不屈不撓的精神。
他從他的模範哥哥亞芒那裡獲得啟發，亞芒虔誠地信奉詹森教派的邪說，並英勇地為信仰獻身。亞芒向一位建議他更有勇氣的朋友說：「就這樣吧，如果你不想被處以絞刑，至少不要去妨礙別人。」他們的父親說他有兩個傻兒子，一個鐘情於詩歌，而另一個喜愛散文。事實上，弗朗索瓦幾乎在他剛會寫自己名字時就會寫詩了，這使那位非常現實的父親更堅信他不會有什麼作為。在弗朗索瓦出生後，阿魯埃全家搬到了省城，那裡非常有名的交際花妮農·德·朗克洛卻發現了這位年輕人身上的潛力，她死後把兩千法郎留給弗朗索瓦買書。而他的早期教育就是來自這些書，還有一個放蕩的神父（活生生一個傑羅姆·康戈納），神父教給他禱告和懷疑主義。他之後的老師是耶穌會的會員，他們教授給他懷疑主義最重要的方法，那就是辯證法，一種可以證明一切的藝術，並使他後來養成了懷疑一切的習慣。弗朗索瓦成了辯論高手，在他十二歲的時候，其他孩子都在操場上玩耍，弗朗索瓦已經在旁邊和神學家討論神學問題了。到了需要養家餬口的年紀時，他對父親說想要以文學為職業，觸怒了這位老人。老阿魯埃說：「文學，是那些想對社會無用、連累親戚還最後餓死的人從事的職業。」父親說話時，桌子都在顫抖。弗朗索瓦就這樣走上了文學道路。
他並不僅僅是一個安靜用功的小夥子，他也淘氣地偷別人的油挑燈夜讀。他喜歡半夜和鎮上風趣的名流們歡笑嬉戲，嘗試打破戒律，直到他的父親怒不可遏，把他送到卡昂的一位親戚那裡，並交代要嚴格管制這個年輕人。但是他的看護者迷上了他的智慧，很快就任由他自由活動。監禁之後是放逐，父親又將他送往海牙，和法國大使生活在一起，並要求對這個魯莽冒失的男孩嚴加調教。但是弗朗索瓦在那裡與一位姑娘墜入愛河，他偷偷摸摸地與她約會，給她寫激情四溢的情書，結尾總是重複道：「我一定會永遠愛你。」這段戀情被發現後，他被遣送回家。他對那個姑娘的記憶只停留了幾周而已。
1715年，弗朗索瓦二十一歲，他去了巴黎，正值路易十四離世。繼承王位的路易斯年齡太小，無法統治法國，更何況是巴黎，於是大權便落入攝政王之手。那時作為世界中心的法國生活一片混亂，年輕的阿魯埃隨波逐流，混跡其中。很快他就以恃才放曠聞名京城。彼時為了縮減開支，攝政王將皇室馬廄裡的馬賣掉一半，弗朗索瓦評論說，如果把皇室裡的無用之人除去將更有意義。最後，在巴黎大街小巷流傳的所有俏皮話都歸到他名下。不幸的是，其中兩首詩指責攝政王企圖篡位，這引得攝政王盛怒。一天，攝政王在公園裡與這個年輕人見面，對他說：「阿魯埃先生，我打賭我可以讓你見識到你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什麼？」「巴士底獄的內部。」結果第二天阿魯埃就見到了，那是1717年4月16日。
在巴士底獄時期，不知什麼原因，他取了筆名伏爾泰，渴望並最終成為一名詩人。在結束十一個月的服刑前，他寫出了還不錯的長篇史詩《亨利阿德》，講述的是那瓦爾國王亨利的故事。後來攝政王可能發現他關押了一個無辜的人，就將他釋放了，還給了他一筆撫卹金。為此，伏爾泰寫信向他致謝，感謝他如此照顧他的生活，並請求今後允許他自己照顧自己的起居。
他幾乎是從監獄一躍而至舞臺上。1718年他創作了悲劇《俄狄浦斯》，並連演四十五場，重新整理了巴黎的記錄。他的老父親本來是來斥責他的，但是在包廂裡看演出時，每到精彩之處就要咕噥：「哦，無賴，這個無賴！」劇目結束後，封特奈勒見到伏爾泰，對其戲劇給予高度讚賞，稱之為「太棒的悲劇」；伏爾泰微笑著回答：「我必須得看你的田園劇。」這個年輕人沒有心情注意自己的語言或刻意表現出謙遜，他在他的戲劇中不也有這樣草率魯莽的臺詞嗎——
我們的神父並不像我們普通人想的那樣，
他們的學問僅僅由於我們會輕信。（第4幕，第1場）
還有阿拉斯普嘴裡劃時代的挑戰——
讓我們信任自己，用我們自己的眼睛去看；
讓這些成為我們的神殿、三腳祭壇和神諭。（第2幕，第5場）
這個劇目使伏爾泰淨賺四千法郎，他拿來進行投資，這是文人中聞所未聞的智慧。經歷了所有的苦難後，文學不但為他賺得大筆錢，還發揮了作用。他很相信那句老話，一個人首先要生存，然後才能進行哲學思考。1729年，他購買了政府的一個拙劣計劃的全部彩票，從中大賺一筆，政府因此非常生氣。但是隨著他變得富有，他也更加慷慨；當他進入中年後，越來越多受他庇護的人圍繞在他身邊。
伏爾泰具有猶太人的經濟頭腦，又有法國人聰慧的文筆。可是他接下來的一個劇目《阿特米爾》卻失敗了。這讓他備嘗失敗的痛楚，以致此後每一次成功都加劇他生怕日後遭遇失敗的刺痛感。他總是對公眾的看法非常敏感，甚至嫉妒動物，因為它們不知道人們是怎麼看待它們的。命運戲劇性地在他的失敗上又加了一筆：他患上了天花。他喝了一百二十品脫的檸檬汁，吃了一些瀉藥，才得以治癒。當他走出死亡的陰影后，發現自己已經因為《亨利阿德》出了名，走到各處都備受歡迎，貴族力捧他為世界上極有教養且溫文爾雅的人、不可多得的語言大師，以及歐洲文化傳統的最佳繼承人。
他在沙龍中沐浴了八年的陽光，隨後命運轉了向。一些貴族對這個年輕人沒有頭銜和地位、僅僅是天資聰穎而已這個事實無法釋懷，而且無法原諒他的與眾不同。在一次索利公爵莊園舉行的晚宴上，伏爾泰公然侃侃而談，盡顯才智，羅杭公爵問道：「這個大嗓門的年輕人是誰？」伏爾泰立即回答道：「閣下，他並沒有顯赫的貴族名字，卻以自己的名字獲得了尊重。」回答公爵的問題已經是傲慢了，而且答得讓公爵無言以對，這簡直是大逆不道。公爵糾集了一群暴徒夜襲伏爾泰，但是叮囑他們說：「不要打他的頭，說不定這個腦袋還會產生一些好東西。」第二天，在劇院，伏爾泰包著傷口一瘸一拐地出現了，他走到羅杭的包廂，提出與他決鬥，然後回到家中整日練習花劍。但是尊貴的公爵不想匆匆將自己送上西天，還是被一個天才害的，因此向身為警務大臣的表兄請求保護。伏爾泰被捕了，被投入他的「老家」巴士底獄，又一次享有從裡面看世界的特權。他幾乎是被立即釋放的，但條件是被放逐到英國。他去了，到達多佛後，又喬裝返回海峽這邊，怒火中燒的他要為自己報仇。不過，聽說自己已經被發現，並且可能第三次被捕時，他又上了船，乖乖回到英國待了三年（1726—1729）。
二、倫敦：《哲學通訊》
他開始鼓足勇氣學習一門新的語言。發現瘟疫（plague）只有一個音節，而瘧疾（ague）卻有兩個音節時，他心生牢騷——倒是希望瘟疫能夠吞噬這種語言的一半，瘧疾侵吞掉另一半。很快，他就能酣暢地用英語閱讀了，一年內，他熟練地把握了那個時代最優秀的英語文學作品。他通過波林布羅克勳爵認識了一些文人學士，與他們一個個吃飯，這些人中甚至包括難以捉摸、尖酸刻薄的教長斯威夫特。他從不談論家世，也不問別人的家庭情況，康格里夫談起自己的戲劇時，稱其不足掛齒，覺得自己其實不是作家，而是一個閒適的人，伏爾泰機智地答道：「如果你不幸只是和其他人一樣的紳士，我真不應該來看你。」
使伏爾泰感到驚奇的是，波林布羅克、蒲伯、阿狄生和斯威夫特都可以自由地、隨心所欲地寫自己想寫的東西：這是一個有自己思想觀點的民族；重整宗教，絞死國王並從國外請來另外一位，建立了歐洲最強大的議會。這裡沒有巴士底獄，那些享有聲譽、拿著撫卹金的人及遊手好閒的皇族無權在毫無理由和不經審判的情況下，把那些沒有頭銜的敵人送進監獄。這裡有三十個教派，卻沒有一個神父。這裡有所有教派中最敢作敢為的教派、教友會，貴格會教徒讓整個基督教世界瞠目結舌，因為他們的行為舉止和基督教徒完全相同。伏爾泰畢生都對他們感到詫異：在《哲學辭典》中，他讓他們中的一位說：「上帝囑咐我們要愛我們的敵人，對我們遭遇的不幸毫無怨言，完全沒有如下意思：讓殺人犯身著紅衣，頭戴兩英尺高的帽子，通過大聲擊鼓招募民眾入伍，然後我們應該穿洋越海去殘殺我們的兄弟。」
也是在英國，活躍著充滿活力的智識活動。培根的名字還未褪色，歸納法遍地開花。霍布斯（1588—1679）實踐著文藝復興的懷疑精神以及他的老師的務實精神，使之成為完整且顯而易見的唯物主義，他因此可能在法國獲得獻身謬誤大獎。洛克（1632—1704）寫了一部心理分析鉅著（《人類理解論》），其中沒有任何超自然假設。柯林斯、廷德爾和其他自然神論者重新堅定了他們對上帝的信仰，同時也對國教的每一條教義提出質疑。牛頓剛剛離世，伏爾泰參加了他的葬禮，常常想起這個享有舉國榮耀的謙遜的英國人留下的種種印象。伏爾泰寫道：「不久前，一群顯赫的人一起談論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誰是最偉大的人——愷撒、亞歷山大、帖木兒還是克倫威爾？一些人說毫無疑問是艾薩克·牛頓。對極了，因為他用真理的力量掌控了人們的心靈，而不像那些用暴力奴役他人的人，我們應對他心生敬意。」伏爾泰成了一名仔細研究牛頓作品的學生，之後成為法國支援牛頓觀點的領軍人物。
我們不得不驚歎，伏爾泰能夠如此快地掌握幾乎所有英國教給他的東西——文學、科學和哲學，經由法國文化和法國精神之火的淬鍊，他將所有這些不同的元素轉化為法國式智慧和雄辯的寶藏。他在《哲學通訊》中寫道：他的手稿在朋友間傳閱，他不敢印刷，因為他對「背信棄義的法國」的高度讚賞應該不合皇家審查官的口味。他將英國的政治自由和學術獨立與法國的專制和禁錮對比，批判法國無所事事的貴族和收繳什一稅的神職人員，他們將巴士底獄當作回應所有疑問和懷疑的手段；他鼓勵中產階級奮起爭取他們在這個國家應得的地位，就像英國的中產階級一樣。不知不覺中，這些信件成為吹響法國大革命的第一聲號角。
三、西雷：《哲理小說》
但是攝政王並不瞭解這隻「雄雞」，1729年，他批准釋放伏爾泰，允許他返回法國。伏爾泰又享受了五年巴黎生活：血液中流淌著美酒，筆下流淌著精神。後來，一個無賴的出版商得到了《哲學通訊》，未經過伏爾泰同意就出版了，而且大肆銷售。善良的法國人，包括伏爾泰自己都感到非常震驚。巴黎議會要求立刻將這本書當眾燒燬，罪名是「造謠誹謗，與宗教、道德和權威作對」，伏爾泰意識到自己又要進巴士底獄了，深思熟慮後，他溜走了，而且利用這個機會與一個有夫之婦私奔了。
沙特勒侯爵夫人當時二十八歲，伏爾泰已經四十歲。侯爵夫人是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先跟隨可敬的莫珀圖，後跟隨克萊奧學習數學，她翻譯了頗具學術性的牛頓《原理》註釋版，並很快在法國科學院舉辦的關於火的物理論文競賽中排名超過伏爾泰，總之，她似乎絕不是那種會私奔的女人。但是侯爵是那麼無趣，而伏爾泰又是那麼富有情趣，她稱他「每一處都惹人喜愛」，「是法國最具光彩的人」。他用對她熱烈的讚美作為愛的回報，稱她是「一個偉大的人，唯一的缺點就是生為女人」，從她及法國其他擁有高智商的女性身上，伏爾泰看出男女生來智力相當，並且認定她在西雷的莊園是他們躲避巴黎險惡政治環境的避難所。侯爵帶兵外出，這其實是他長久以來逃避數學的方式，伏爾泰對這一新安排也沒有什麼異議。不少年輕女士出於某些利害關係選擇與富有的老頭結婚，她們對老態龍鍾沒什麼興趣，渴望浪漫，而當時的道德允許女人找情人，只要處理適當，面子上過得去。如今侯爵夫人選擇的不僅僅是情人，而且是一個天才，全世界都原諒了她。
在西雷的莊園裡，他們在一起的時光並不是用來卿卿我我，而是整天都用在學習和研究上。伏爾泰有一個造價不菲的實驗室，用於自然科學實驗，多年來這對情侶在重大發現和專題論文上互相競爭。他們有很多賓客，但大家達成默契，在晚上九點以前只能自娛自樂。晚飯過後，有時會上演私人戲劇，或者由伏爾泰給客人朗讀生動形象的故事。很快，西雷就成了象徵法國智慧的巴黎，貴族和中產階級都加入進來，朝聖似的享受伏爾泰的紅酒和智慧，欣賞他表演自己的戲劇。他很高興成為這花花世界的中心，他將什麼都看得很淡，有一陣還把「大笑，也讓別人笑」作為座右銘。俄國的葉卡捷琳娜女皇稱他為「歡樂之神」。「如果自然沒有讓我們輕浮一點的話，」他說，「我們將是最不幸的。因為有人輕浮，大多數人才不會上吊」，一點也沒有陰鬱的卡萊爾的影子。「有時傻傻的很愉快。如果哲學家們不能笑掉他們的皺紋的話，不幸將會發生。我把嚴肅看作是一種疾病。」
他開始寫一些愉快的哲理小說——《查第格》《老實人》《小大》《天真漢》《現實世界》等，他的九十九本著作展現出其精神的最純粹形式。它們不是小說，而是詼諧的傳奇，英雄不是人而是想法，反面人物是迷信，情節是思想。有些僅僅是片段，像《天真漢》，是盧梭前的盧梭。一位北美休倫的印第安人與一些回鄉的探索者們一起來到法國，他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就是把他變成基督徒。神父給了他一本《新約》，這個印第安人非常高興，並很快要求讓自己受洗，還要接受割禮。他說：「因為我在書裡沒發現有人不受割禮的，所以顯然我要為了希伯來習俗而犧牲，越快越好。」這個問題還沒有穩妥地解決，他又開始糾結於懺悔，他問福音書是不是要求這樣做，並在聖詹姆斯使徒書中找到一段：「互相懺悔彼此的罪惡。」他完成懺悔後，一把拉下懺悔椅上的神父，讓他坐下也對自己懺悔：「來吧，朋友，書裡說了，‘我們必須互相懺悔彼此的罪惡’，我已經懺悔了，你也只能懺悔了才能幹別的。」他愛上了聖伊芙小姐，卻被告知不能娶她，因為在他受洗時她是他的教母，他對命運耍的這個惡作劇非常憤怒，並威脅要取消洗禮。待到獲准娶她，他驚奇地發現，結婚時「需要公證人、牧師、證人、婚約和豁免……‘你們真是無賴，要求這麼多的預防措施’」。隨著故事的依次展開，原始基督教精神和教會基督教精神之間的矛盾被搬上舞臺，有人懷念學者的公正和哲學家的寬大仁慈，伏爾泰已經開始了他與迷信之間的對決，在戰爭中，他要求從敵人那裡獲得公正和寬大仁慈。
《小大》是對斯威夫特的模仿，但可能比它的宇宙想象模型更為豐富。有一個居住在天狼星上的人訪問地球，他高五十萬英尺，這樣才符合居住在那麼大一個星球上的人的特徵。在他穿越宇宙的路上，他捎帶上了一個來自土星的人，那人很傷心，因為他只有幾千英尺高。當他們穿越地中海的時候，天狼星人沾溼了腳。他問他的同伴土星人有多少種感官。「我們有七十二種，但是我們每天都在抱怨太少了。」「你們的平均壽命是多少？」「很短……我們星球上幾乎沒人能活過一萬五千年。所以你看，我們出生的那一刻就開始死亡了，我們經歷的不過是一個點，我們的停留也只是一瞬間，我們的星球就是一個微粒。我們能學到的非常少，還沒來得及從經驗中獲益，死亡就已經來臨了。」他們站在海里，就像抓起一隻小動物似的拿起了一艘船，天狼星人將它放在大拇指甲上，引起船上人的陣陣騷動。「船上的牧師不停地念咒除魔，船員在咒罵，哲學家們忙著建立一個體系」，試圖解釋地球引力失效引發的混亂。天狼星人彎下腰，就像他們頭頂上的一片烏雲，他說：
「至高的神很高興能夠在你們這群智慧的小小人面前展現無所不能和權力，毫無疑問你們在地球上的快樂肯定是純粹美好的，因為不受物質的妨礙，從表面上，你們肯定在快樂和思考中度過人生，這正是完美精神的真正愉悅。我現在找到了真正的快樂，就在這裡。」
「我們有充足的物質，」一位哲學家回答，「幹出不少壞事來……比如說，你肯定知道在我說話的此時，有我那十萬的同胞戴著帽子，殘殺著相同數目的戴著頭巾的同胞，最後，要麼他們殺了別人，要麼自己被殺。而這是很久以前就開始在地球上發生的事。」
「太邪惡了！」憤憤不平的天狼星人厲聲叫道，「我真想邁出兩三步，把這些殺人狂全部踩在腳下。」
「別白費力氣了，」哲學家說，「他們很勤奮，他們會自取滅亡。十年之後，這些可憐鬼中連百分之一都活不成……另外，受到懲罰的不應該是他們，而應該是那些好吃懶做的野人，他們只管在宮殿裡發號施令，殘殺數以百萬的人，然後莊嚴地感謝上帝讓他們成功。」
《老實人》是伏爾泰的晚期作品，接下來最好的故事就是《查第格》。查第格是一位巴比倫哲學家，「極盡人類智慧之所能……他知道的玄學比任何時代的人知道的都要多，他無所不知」。「妒忌心使他想象自己愛上了西密拉。」為了保護她不受到強盜的攻擊，他的左眼受傷了。
一位使者被派往孟菲斯，去拜訪埃及一位偉大的醫生赫爾墨斯，帶了一大批隨從。他看了查第格，宣佈這位病人將失去他的眼睛。他甚至預言這一重要時刻來臨的時間。「如果是右眼的話，我是可以治的，但是左眼我就沒辦法了。」所有巴比倫人都悲嘆查第格的命運，崇拜赫爾墨斯深邃的學問。可是兩天之後，膿腫自己爆裂，查第格的眼睛痊癒了。赫爾墨斯寫了本書證明它不該痊癒，不過查第格沒有讀。
他急忙跑去找西密拉，但西密拉聽聞赫爾墨斯的首次診斷結果後就與另一個人訂婚了，她說：「我太討厭一隻眼睛的人了。」查第格因此娶了一位村婦，希望能從她身上找到宮廷貴婦西密拉身上沒有的美德。為了確保妻子是忠貞的，他和朋友設計了一個計謀——查第格裝死，朋友在一小時後向他的妻子求愛。查第格被宣佈死亡，躺在棺材裡，他的朋友前來表示同情，並恭喜他的妻子，最後向她求婚。她敷衍地推託了一下，然後說：「之前我是不會答應的，可現在，就答應了你吧。」查第格「死而復生」，奔向了樹林，想要通過大自然的美麗來安撫自己。
之後，他變成一個非常智慧的人，成了國王的大臣，為國王的領地帶來了繁榮、正義、和平。皇后愛上了他，國王察覺到這一點，「惶惶不可終日……他特別注意到皇后的鞋是藍色的，查第格的鞋也是藍色的；皇后的絲帶是黃色的，查第格的帽子也是黃色的」。他想把他們倆都毒死，皇后發現了這一陰謀，給查第格傳去訊息：「快走，求你了，看在我們相愛和黃絲帶的分兒上，快走！」查第格又跑進了樹林。
後來，他將人類比作在一小塊土地上互相蠶食的一群昆蟲。這一真實形象使他感覺到自己和巴比倫存在的虛無性，也因此消解了他不幸的感覺。他的靈魂變得無限自由，超脫了感官，思忖著不變的宇宙秩序。但是之後他回到自己……想到皇后也許已經為他死了，整個宇宙也從他眼前消失了。
走出巴比倫，他看到有人在殘暴地毆打一個女人，那女人大聲求救，查第格上前揍了那個男人，最後為了自我保護，一記重拳將男人打死了。他轉身問那女人：「還有什麼我能為你做的嗎？」「去死，惡棍！你殺害了我的愛人。噢，我要撕碎你的心！」
查第格被捕並被貶成了奴隸，但是他為他的君主教授哲學，成了最可信任的顧問。由於他的建議，法律廢除了殉夫傳統（寡婦將自己和丈夫一起下葬），而要求寡婦在下葬之前和一位英俊男士單獨相處一小時。查第格被派到錫蘭國王那裡，教他如何通過挑選候選人中最輕盈的舞者來辨識忠臣：他在舞廳門廳裡擺滿珠寶，使它們很容易被偷走，讓每一個候選人單獨穿過無人監視的門廳，等全部候選人都進來後，請大家跳舞。「從沒見過跳舞的人如此為難或不雅，他們都低垂著頭，彎著腰，雙手捂著雙腿兩側。」——故事就這樣進行著，我們可以想象那些西雷的夜晚。
四、波茨坦和腓特烈大帝
那些無法會見伏爾泰的人只能與他通訊。1736年，他開始與腓特烈大帝通訊，當時腓特烈還只是王子，不是國王。腓特烈的第一封信就像一個小孩寫給國王的信，我們可以從滿篇的讚美之詞中一窺當時伏爾泰的名聲，雖然那時他還沒有寫出任何鉅著。信中稱伏爾泰為「法國最偉大的人，最偉大的語言大師……能夠和這樣一位擁有如此卓越成就的偉人生活在同一時代，簡直是我的榮幸之一……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使人心花怒放的」。「什麼樣的歡樂能夠比得上心靈的歡愉呢？」腓特烈是一個自由思想者，看待各種教義就像國王看待他的臣民一般，伏爾泰寄望於這位腓特烈君主能夠使啟蒙運動風行，而他自己也許可以充當柏拉圖之於狄奧尼修斯的角色。當腓特烈不接受伏爾泰對他的溢美之詞時，伏爾泰回應道：「能夠拒絕奉承的王子就像敢於否認教皇絕對正確的人一樣少。」腓特烈送給他一本《駁馬基雅維利》，書中，這位王子用優美的語言闡述了戰爭的罪惡以及身為國王維護和平的責任，伏爾泰面對這位皇家和平使者幾乎喜極而泣。但是幾個月後，腓特烈當了國王，入侵西里西亞，將整個歐洲化為血海。
1745年，當伏爾泰成為法國科學院的候補成員時，這位詩人和他的數學家夫人去了巴黎，為了得到這個其實不必要的頭銜，他宣稱自己是一個絕好的天主教徒，奉承耶穌會會士，大肆撒謊，總之，就像我們碰到這種情況的做法一樣。不過他失敗了，直到一年之後才成功，他在歡迎宴會上的致辭成為法國文學經典之一。他在巴黎停留了一段時間，遊歷在沙龍之間，寫出一部部戲劇。從十八歲寫《俄狄浦斯》到八十三歲寫《伊雷娜》，他創作了一系列戲劇，其中一些是失敗的，但大多數都獲得成功。1730年《布魯圖》失敗了，1732年《艾利菲爾》也失敗了，朋友們都勸他放棄戲劇，但是同年，他寫出了《札伊爾》，大獲成功。1741年創作《穆罕默德》，1743年是《梅洛普》，1748年寫了《西密拉米斯》，1760年是《坦克雷德》。
悲喜劇也同時在他的生活中上演。對沙特勒夫人的愛經歷了十五年時光後變得稀薄了，他們甚至不再爭吵。1748年，侯爵夫人愛上了英俊的小夥子聖朗貝侯爵，伏爾泰發現後勃然大怒，但是當聖朗貝乞求他的原諒時，他又發了善心。那時他達到了人生的頂峰，也開始看到死亡就在前方：他不認為年輕人不應該享樂。「這就是女人，」他達觀地說（忘了其實男人也一樣），「我取代了黎塞留，聖朗貝把我轟出局。這就是秩序，長江後浪推前浪，這個世界就是這樣。」他為聖朗貝寫了一段小詩：
聖朗貝，玫瑰花的生長都是為了你；
玫瑰的刺是我的；
花是給你的。
1749年，沙特勒夫人在分娩時去世了。也是此時，她的丈夫、伏爾泰和聖朗貝同時出現在她的床前而彼此毫無責備，卻因為共同的損失而變成了朋友。
伏爾泰竭力使自己通過工作忘記傷痛，他一度讓自己拼命寫作《路易十四的時代》。但是真正解救他的是來自波茨坦宮廷腓特烈的邀請，附帶三千法郎旅費的邀請是難以拒絕的，1750年，伏爾泰去了柏林。
讓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腓特烈的宮殿裡有豪華的房間，並受到與同時代高高在上的君主同等的款待。起初，他的信中洋溢著滿足之情，他在7月24日給達壤泰的信中如此形容波茨坦：「十五萬士兵……歌劇、喜劇、哲學、詩歌、優雅、精銳衛兵還有詩歌的靈感，小號和提琴、柏拉圖式的晚餐、社交活動、自由，誰會相信這一切呢？但是這確實是真的。」幾年前，他寫道：「啊……多麼美好的生活，與三四位智慧且不相互戒備的文人一起居住，（可以想象！）互相愛護，安靜地生活，培養藝術，談論藝術，互相啟發！我一直想象有一天能夠生活在這樣一個小小的樂園裡。」我現在就在這兒了！
伏爾泰避開國宴，他無法忍受和五大三粗的鐵漢將軍們一起，他留著時間參加腓特烈更晚些時候的私人晚宴，他會邀請一小部分文學圈的朋友，因為那時，這位偉大的王子一心渴望成為詩人和哲學家。晚宴上的對話使用的是法語，伏爾泰曾嘗試學德語，在幾近窒息的時候放棄了，他倒希望德語能多點智慧，少點子音。聽過這些對話的人說，它們比世界上最有趣、最好的書還要精彩，他們無所不談，暢快淋漓。腓特烈的聰慧幾乎和伏爾泰相當，然而只有伏爾泰敢於和他唇槍舌劍，妙語連珠，讓對方啞口無言，卻又並無冒犯。伏爾泰歡喜地寫道：「只要敢於思考，在這裡就是自由的。」腓特烈「一手抓傷你，一手又撫平你……沒有什麼事情能夠攔住我……經過五十年的暴風雨，我終於找到了港灣。我找到了國王的庇護、哲學家般的言談、一位和藹可親的魅力之人，在我不幸的時候安撫了我十六年，保護我免受敵人的傷害。如果有什麼事情可以肯定的話，那就是普魯士國王的人品」。然而……
同年11月，伏爾泰認為他應該通過投資薩克森債券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但是這是腓特烈禁止的。債券漲了，伏爾泰從中賺了一筆。他的經紀人赫希威脅要公開這筆交易而進行勒索。伏爾泰「一躍而起，卡住他的脖子，讓他乖乖滾蛋」。腓特烈知道了這件事，勃然大怒。「我能用他也就還有幾年時間，」他對拉美特利說，「榨乾了橙子就把皮扔掉。」拉美特利也許是急於趕走對手，向伏爾泰透露了這件事。晚宴雖然還在繼續進行，但伏爾泰寫道：「我還是一直夢到橙子皮……一個人在從教堂塔尖墜落，發現自己在緩緩墜下，說，‘就這樣綿延下去也不賴’，這簡直太不像我了。」
他也想停止這樣的生活，因為他像一般法國人那樣想家了。最終的決定性事件發生在1752年。莫伯圖是腓特烈從法國請來的偉大數學家，他和其他很多人試圖通過直接參與啟蒙運動來喚醒德國人的精神，他與另一位數學家柯尼希因對牛頓的解讀不同而發生了爭執。腓特烈站在莫伯圖一邊，而伏爾泰勇氣十足卻謹慎不足地站在柯尼希一邊。他給德尼女士寫信說：「我很不幸，我也是個作者，還站在國王的對立陣營裡。我沒有節杖，我只有一支筆。」同時，腓特烈寫信給他的姐姐：「我的文人中出了魔鬼，我對他們無可奈何。除了社交活動，這幫人一點也不聰明……動物看到擁有思想的人類經常也不比它們好到哪兒去，應該會很欣慰。」此時，伏爾泰又寫了一篇反駁莫伯圖的著名文章《嚴斥阿卡甲博士》。他給腓特烈讀這篇文章，腓特烈整晚笑個不停，但是請求他不要發表。伏爾泰默許了，不過文章已被送去印刷——作者不可能扼殺自己創作的孩子。文章發表後，腓特烈怒火中燒，伏爾泰趕忙逃離火場。
在法蘭克福，雖然遠離腓特烈的管轄範圍，但是伏爾泰還是被國王的特工逮捕了，並被告知，除非交出腓特烈的詩稿《帕拉斯神像》，否則不能放他走，因為這首詩與社會禮儀很不相稱，甚至甚於伏爾泰的《奧爾良少女》。但是這份可怕的詩稿卻被他在半路上丟了。找到詩稿前的幾周裡，伏爾泰簡直就像坐牢。一位書商認為這是個大好時機，可以來逼迫伏爾泰交賬，伏爾泰憤怒之下給了他一記耳光。後來，伏爾泰的秘書科利尼安慰這位書商說：「先生，扇你耳光的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
最後他被赦免了，他準備穿過邊界回到法國，卻傳來他被法國驅逐的訊息。這位年邁的老人不知所措，該何去何從？有一段時間他甚至想過去賓夕法尼亞，足以想象他當時的絕望。1754年3月，一整個月他都在日內瓦郊區尋找「一個容身之地」，安全地遠離巴黎和柏林的獨裁君主。最後他買下了一所名叫「樂園」的老房子，安定下來種種花草，恢復身體。在他的生命看似要邁入古稀之年時，他開始了他最崇高和最偉大的創作時期。
五、樂園：《論道德文集》
他為什麼又遭到了驅逐？是因為他之前在柏林發表的那「最雄心勃勃、最洋洋灑灑、最富有特點和最膽大妄為的著作」。光看名字就來頭不小：《論從查理曼到路易十三各國道德精神》。這是他在西雷的時候為沙特勒夫人而寫的，因為受她對歷史的不屑的啟發而寫。
她曾說：「歷史就是一本舊年曆，對於我這樣一個住在自己莊園裡的法國婦女而言，知道瑞典的伊吉爾繼承了哈琴之位，奧斯曼是奧托格魯爾的兒子，於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喜歡讀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歷史，他們描述的一些畫面很吸引我。但是我從來沒有讀完過我們當代國家冗長的歷史，除了混亂和困惑，我什麼也讀不到。一大堆瑣事之間沒有聯絡，也沒有因果關係，上千場戰爭什麼問題也沒解決。我拒絕學習這種只能將我的思想湮沒而無法給我啟發的東西。」
伏爾泰同意這樣的觀點，他在《天真漢》中寫道，「歷史僅僅是一幅幅犯罪和不幸的圖畫」。他在1768年7月15日寫給霍拉斯·沃波爾的信中說：「約克派、蘭卡斯特派和其他派別的歷史讀起來確實像一部攔路搶劫的土匪的歷史。」他向沙特勒夫人表示，將嘗試尋找把哲學賦予歷史的方法，在川流不息的政治事件中找到人類心靈的歷史。他說：「只有哲學家才配寫歷史，在所有國家裡，歷史都被虛無的故事扭曲了，直到最後哲學家出來啟迪人們。當他們最終到達黑暗之中時，他們發現人類的心靈已經被錯誤矇蔽了數個世紀，很難醒悟；他們發現慶典、事實和紀念碑一堆一堆的，只為了證明謊言。」他總結說，「歷史終歸只是我們用在死人身上的一連串伎倆」，我們篡改過去，為了符合我們對未來的希望，最終，「歷史證明所有事件都可以由歷史證明」。
他像一個礦工般工作，在「錯誤的密西西比河流」找尋人類歷史真實的金沙。年復一年，他進行著準備工作：《俄國史》《查理十二史》《路易十四時期》《路易十三時期》，通過完成這些任務，他堅定了理性良心，也正是它將一個人成就為天才。「耶穌會神父丹尼爾寫《法國史》時，在巴黎皇家圖書館攤開一千二百卷文獻資料，花了一個小時瀏覽了一遍，然後找到伏爾泰之前的老師圖納明神父，將所有材料退還給他，聲稱這些材料都是‘沒用的廢紙，對他寫那部歷史沒什麼用。’」伏爾泰可不是這樣，只要手頭有的關於這個題目的材料他都看，他瀏覽了上百捲回憶錄，給上百位當時各個著名事件的倖存者寫信，甚至在書出版後還繼續研究，每一版都作出修改。
準備工作不僅僅是資料的蒐集，他還需要新的篩選和排列方法。僅僅有事實是不夠的，即便發生的確實是事實。「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的細節之於歷史，就像行李之於負重的部隊，我們必須從大的視野看待事物，因為人類的心靈是如此之小，細節的重量會導致沉船。」「事實」應該由編年史作者蒐集，並且就像詞典那樣編排，在人們需要的時候可以提供查閱，就像查單詞一樣。伏爾泰想尋求的是一個統一的原則，這樣整個歐洲文明史就可以由一條線串起來，他認為這條線就是文化史。他決定，在他的歷史中不談國王，而要談各個運動、勢力和群眾；不談國家，而要談人類；不談戰爭，而要談人類心靈和思想的進步。「戰爭和革命是其中最小的部分，軍隊的勝負和城池的得失在歷史中太常見了……如果去掉藝術和心靈的歷程，在任何時代，你都會‘發現沒有任何東西是可以吸引後人的’。」「我想寫一部不是關於戰爭而是關於社會的歷史，弄清楚人們在家庭內部是如何生活的，他們共同培育的藝術是什麼……我的目標是人類心靈的歷史，而不僅僅是瑣碎事實的清單；我也不關心那些偉大君主的歷史……但是我想知道人類從野蠻邁向文明的臺階是什麼。」如此把君主排除在歷史之外是一次最終將他們排除在政府之外的民主思潮運動，《論道德文集》開啟了波旁皇室的廢黜歷程。
於是他寫出了第一部歷史哲學，首次嘗試系統地追憶歐洲思想發展中的自然因果脈絡，預期這樣的試驗將廢棄超自然的解釋方法：只有神學讓位，歷史才能迴歸本來面目。據貝克爾說，伏爾泰的書奠定了現代歷史科學的基礎，吉本、尼布林、巴克爾和格羅特都是他的追隨者，他是他們的師祖，他的首次發現至今無人超越。
但是為什麼這部偉大的著作會使他遭受驅逐呢？因為說了實話，就觸犯了每一個人，特別是隨後由吉本發展出的觀點，觸怒了那些神職人員，基督教對異教的迅速征服使得羅馬內部瓦解，並淪為入侵的野蠻人的階下囚。更激怒他們的是書中猶地亞和基督教世界的篇幅比以往要少得多，反而以來自火星的旁觀者般的態度大談中國、印度和波斯，還有這些國家的信仰。一個廣闊嶄新的世界就這樣通過新的角度展現出來，任何教條都黯然失色而具有相對性無窮的東方在地理上出現了，歐洲突然意識到，他們就像那個擁有更偉大文明的地方的實驗半島。怎麼可以原諒一個歐洲人表現出如此的不愛國？國王下令說，這個法國人竟然首先認為自己是人，其次才是法國人，那麼我們應該永遠禁止他再次踏上法國的土地。
六、費爾涅：《老實人》
名為「樂園」的莊園只是一個臨時住所，伏爾泰還要找一個能永久居住的棲身之處。1758年，他在費爾涅找到一處，在瑞士邊境，離法國很近。在這裡他可以逃離法國的權勢；如果瑞士政府找他麻煩，他可以去就近的法國難民所。他終於結束了自己的流浪生活，他的四處奔波和居無定所並不全是因為他精神上的不安，其實反映出他由於遭受迫害而無所不在的不安全感，六十四歲的時候才找到可以當作家的房子。他的一個故事《斯卡門塔多遊記》篇末的內容幾乎就是自己生活的寫照：「我已經見過世界上所有稀罕和美麗的事物，我決定什麼也不看了，只看自己的家。我娶了個妻子，很快就懷疑她背叛了我……儘管有這樣的疑慮，總體來看，我還是最幸福的。」他沒有妻子，只有一個侄女，這對一個天才來說可能更好。「我們從沒聽說他想留在巴黎……毫無疑問，這明智的驅逐延長了他的生命之光。」
他在自己的花園裡很快樂，種植果樹，但並不期望能夠在有生之年結出果實。當一位崇拜者讚美他為後人所做的偉業時，伏爾泰回答：「是的，我種了四千棵樹。」他對每個人都很客氣，但也有可能被逼得惡語相譏。一天，他問一位來訪者從哪裡來，「從哈勒那裡」。「他是一個偉大的人，」伏爾泰說，「一個偉大的詩人、自然主義者、哲學家，幾乎是一個全才。」「您說的這一切更加讓人心生敬佩了，因為哈勒先生不是這樣對待您的。」伏爾泰說：「啊，也許我們都錯了。」
現在，費爾涅成了全世界的文化中心，每一個有學識的人或受到啟發的君主都會前來拜訪，或者與他通訊。來的人包括持懷疑主義的神職人員、開明的貴族、有學問的女士，以及從英國來的吉本和鮑斯威爾，還有達朗貝爾、愛爾維修和其他啟蒙運動的反叛者。最後，招待這些來訪者的花銷讓伏爾泰有點吃不消了，他抱怨說，他變成了整個歐洲的旅店老闆。對一位聲稱住了六週的拜訪者，伏爾泰說：「你和堂·吉訶德之間的區別是什麼？他把旅店當成了城堡，而你把城堡當成了旅店。」他總結說：「上帝！請別再讓朋友們來了，我會自己對付我的敵人的。」
除了絡繹不絕的來訪者，還有前所未見的海量信件，且都寫得聰慧過人。來信的人各式各樣，情況各不相同：一位德國鎮長請求「私下說說到底有沒有上帝」，並請伏爾泰讓信使帶回回信；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三世因為伏爾泰不時提到北部而興奮，告訴他這對於他們來說是最大的鼓勵；丹麥國王克里斯琴七世因為沒有迅速進行全面改革而來信表示歉意；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送給他一份精巧的禮物，經常寫信給他，並希望不會招他厭煩。甚至是腓特烈，在杳無音訊一年後，也開始和這位費爾涅的國王通訊。
他寫道：「你做過些對不起我的事情，不過我已經全部原諒了，甚至想要忘掉它們。但是如果你不是碰到我這樣一個瘋狂愛慕你天才智慧的人，你當初很難輕易逃掉。你想聽好話嗎？好，那我就跟你說實話。我認為你是數個時代以來誕生的最優秀的天才，我敬慕你的詩歌，我熱愛你的文章……在你之前的所有作家沒有一個像你這樣機智，像你這樣穩妥儒雅。你的言語富有魅力，你知道如何寓教於樂。你是我認識的最有吸引力的人，如果你願意，你可以讓全世界都愛你。你那富有魅力的頭腦有時會冒犯人，但是同時又讓那些認識你的人對你寬恕遷就。總之，如果你不是凡人的話，你也會是完美的。」
誰會想到這樣一個快樂的人會變成悲觀主義的倡導者呢？年輕的時候，在巴黎沙龍尋歡作樂，他見識過了生活中陽光的一面——巴士底獄除外。但是即便是在那些無憂無慮的日子裡，他還是反對萊布尼茨的非自然的樂觀主義。一位熱情的年輕人與萊布尼茨站在一邊，稱「這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還出了本書攻擊伏爾泰。伏爾泰回應道：「我很高興聽到你專門寫了本書來攻擊我，我十分榮幸……不管是以詩歌還是其他形式，你什麼時候能夠告訴我，為什麼那麼多不幸的人在你所謂‘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裡扼喉自殺呢？我將非常感激。我等待著你的駁斥、詩歌和辱罵，但是在內心深處，我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倆都不知道。」
遭受迫害和虛幻的想法侵蝕了他的生活信念，他在柏林和富蘭克林的經歷扼殺了他的希望。但是1755年11月是他的信念和希望遭受最大痛苦的時候，報道說里斯本發生了可怕的地震，三萬人喪生。地震發生在萬聖節，教堂裡擠滿了做禮拜的人，死神終於發現對方如此密集地聚攏在一起的機會，大大地收穫了一筆。當伏爾泰聽到法國神職人員解釋說，這場災難是對里斯本人民的罪惡的懲罰，他的震驚變為嚴肅和憤怒。他滿懷激情地賦詩，有力地指出亙古便有的兩難境地：上帝能夠阻止邪惡但他不願，或者上帝想要阻止卻無能。他對斯賓諾莎的回答並不滿意：善與惡都是適用於人的，不適合宇宙，人類的悲劇從永恆的角度看微不足道：
我是偉大整體中微不足道的部分。
是的，所有的動物都生來有罪，
所有有知覺的事物都由相同的定律而生，
像我一樣遭受苦難，像我一樣死去。
禿鷲緊緊地抓住怯懦的獵物，
血淋淋的利喙咬住顫抖的獵物：
看起來一切都很好。但是，一瞬間，
大雕將禿鷲撕得粉碎。
而這大雕又被人用利箭射穿了胸膛，
這個人臥倒在沙場的塵土裡，
和垂死同伴的鮮血中，
他們最後也成了掠食鳥的盤中餐。
整個世界都在怒吼，
一生苦難，彼此殘殺。
在這可怕的混亂中你說，
正是個人的苦難成全了全體的美好！
這是什麼樣的幸福啊！用顫抖的聲音，
你痛苦又可憐地大叫：「一切都好！」
世界早令你失望，你的心
早已上百次地駁斥了你的思想……
最博大的心靈判詞到底是什麼？
沉默：命運之書對我們仍封閉著。
人是自己的陌生人，
他不知道自己從何處來，也不知道要向何方去。
被苦難折磨的微塵躺在泥床上，
被死亡吞噬，成了生命的笑柄。
但是思考的微塵，他們前瞻的目光，
被思想掌控著，窺到隱約的星辰。
我們的存在與無限一體，
我們自己從未發現，也不知道。
這個世界，這個充滿驕傲和謬誤的舞臺，
站滿了病態的笨蛋，談論著幸福……
以往，我的歌唱少有悲傷的曲調，
多是愉悅的陽光大道；
時過境遷，歲月教導了我，
更讓我染上人類的脆弱，
在陰鬱的黑暗中我尋求一絲光亮，
我忍受痛苦，不再抱怨。
幾個月後爆發了七年戰爭，伏爾泰將其看作是瘋狂和自殺，是對歐洲的毀滅，只為了決出英國還是法國應該獲得加拿大的「幾英畝白雪」。正值戰爭時期，讓-雅克·盧梭公開回應那篇針對里斯本地震的詩歌。盧梭認為那場災難不能責怪人本身，如果我們生活在郊野而不是城裡，就不會發生這樣大規模的死亡；如果我們生活在藍天下而不是房子裡，倒塌的房子就不會壓在我們身上。伏爾泰對如此深奧的神正論竟大受歡迎備感驚奇，他憤怒，因為自己的名聲被這樣一個堂·吉訶德拽入了泥潭，他以「人類從未使用過的最犀利的智慧武器」回應盧梭，那就是「伏爾泰式的冷嘲熱諷」。1751年，他僅用三天時間就完成了《老實人》。
從沒有悲觀主義者能如此高興地爭論，也從沒有人認識到這是個充滿不幸的世界後還能發自內心地大笑。幾乎沒有故事能講得如此簡單而含義深刻，完全只是敘述和對話，沒有描述，情節也是在熱鬧中匆匆掠過。法朗士指出：「在伏爾泰的指尖，筆鋒在狂笑中奔跑。」這也許是所有文學中最好的一篇短篇小說。
老實人，正如他的名字所示，是一個簡單又忠誠的小夥子，是威斯特法倫某大男爵的兒子，師從潘格洛斯。
潘格洛斯是一位形而上神道宇宙學教授……他說：「所有事物都必然是為了達成最好的結果，這是可以論證的。通過觀察可以發現，鼻子是為了架眼鏡的……腿是用來穿襪子的……石頭是被設計出來建造城堡的……豬的出現是為了我們整年都可以吃到豬肉。總之，那些說所有一切都很好的人是愚蠢的，他們應該說所有事物都是為了最好的。」
當潘格洛斯大發議論時，城堡遭到保加利亞軍隊的襲擊，老實人被捕當了兵。
命令他向右轉、向左轉、退槍機、上膛、舉槍、射擊、行進……在春光明媚的某天，他決定去散步，他一直往前走，認為人類和動物有權享受隨意使用雙腿的特權。走了兩裡格遠，來了四個六英尺高的彪形大漢，將他捆綁起來投進了地牢。他有兩個選擇，看他喜歡哪一個：要麼在隊伍中被鞭打三十六下，要麼接受兩個鉛球同時落在腦袋上。他自負地表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他哪一個也不選。但他被要求必須作出選擇。幸虧有上帝賜予的禮物——自由，他決定接受三十六次鞭打。但是他捱了兩次。
老實人逃往裡斯本，在船上碰到潘格洛斯，潘格洛斯告訴他男爵夫婦是怎麼被人謀殺的，城堡是如何被摧毀的。他總結說：「所有這些都是必須的，因為個人的不幸才會使全體幸福，所以個人越不幸，全體就會越幸福。」他們到達里斯本的時候恰好遭遇地震，地震結束後，人們彼此訴說著他們的不幸和痛苦，一名年老的女傭斷言她是最不幸的：「我曾一百次想過自殺，但是我熱愛生命。這個荒唐的弱點可能是我們最重要的性格之一，有什麼比一直扛著一個隨時可以卸下且你也想要卸下的包袱更荒唐的事嗎？」另一個人說：「全盤考慮，船伕的生活比總督的要好，但我相信其中的差別十分細微，沒必要費神研究。」
老實人為了躲避異教審判，去了巴拉圭。「那裡的耶穌會神父掌管一切，人民什麼也沒有，這是理性和公正的傑作。」在荷蘭殖民地，他遇到一個黑人只有一隻手和一條腿，用一塊破布遮體。這個黑奴解釋說：「我們在甘蔗廠幹活時，研磨機夾住了我的一根手指，他們就切掉了我的一隻手；我們想逃跑，他們就砍掉了我的一條腿……這就是在歐洲吃到糖的代價。」老實人在一塊未開採的礦區發現了四處散落的金子，他回到岸邊租了一艘船帶他去法國，可是船長帶著金子跑了，留下老實人在碼頭上沉思。他身上幾乎什麼也沒有了，他買了一張去波爾多的船票，在船上和一位名叫馬丁的長者攀談起來。
老實人說，「你相信嗎，人們一直以來都是像今天這樣互相殘殺的，他們一直以來都說謊、詐騙、背叛、忘恩負義，是土匪、白痴、竊賊、流氓、貪婪者、酒鬼、守財奴，心懷嫉妒、野心勃勃、血腥殘忍、誹謗中傷、放蕩縱情、狂熱，是偽善者，是傻瓜？」
「你相信嗎，」馬丁說，「禿鷲總是在發現鴿子後吃掉它們？」
「當然。」老實人說。
「嗯，」馬丁說，「如果禿鷲本性難改，你又為什麼想要人會改變本性呢？」
「噢，」老實人說，「這有天壤之別，因為自由意志——」
如此一路爭辯，他們就到了波爾多。
我們不能逐一講述老實人其餘的經歷，那是對中古神學和萊布尼茨樂觀主義困惑的無情戲謔。體驗了這麼多不同人的不同邪惡後，老實人最後在土耳其定居，當起了農民，故事是以師生間的對話結尾的：
有一次潘格洛斯對老實人說：
「在這個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裡，事情都是相互關聯的，如果你沒有被帶離那座宏偉的城堡……如果你沒有被送去異教審判……如果你沒有走遍美洲……如果你沒有失去所有的金子……你就不會在這裡吃著香櫞和阿月渾子果仁了。」
老實人回答說：「所有那些都很好，但是我們還是去我們的園子種植吧。」
七、《百科全書》和《哲學辭典》
《老實人》如此無禮的書竟然大受歡迎，由此可以想見當時的時代精神。路易十四時期的貴族文化，除了大量主教參與其中為之辯解外，都已經能對教義和傳統平和寬容了。宗教改革在法國的失敗，使得法國人在主教絕對正確和完全不信教之間沒有折中的選擇。當德國和英國的知識分子還在宗教發展道路上昂首闊步時，法國思想家已經從屠殺胡格諾派的狂熱轉向了冷酷的敵對，拉美特利、愛爾維修、霍爾巴赫和狄德羅都對他們先前的宗教進行了攻擊。讓我們看看伏爾泰之後進入並生存於其中的知識環境吧。
拉美特利是一位軍醫，由於寫了《靈魂的自然史》而丟了工作，又因為《人是機器》而遭到驅逐。他一度在腓特烈的皇宮裡避難，腓特烈本人就是一位進步的思想家，並且決心從法國引進最新的文化。笛卡爾像一個被火燙到手指的小男孩一般丟掉的機械主義，被拉美特利撿了起來，並公開宣稱整個世界，包括人，都是機器。靈魂是物質的，而物質也是有靈魂的。不管它們是什麼，它們互相作用，彼此相伴生長和衰退，因此，毫無疑問它們本質上是相同的，而且互相依存。如果靈魂是純粹的精神，那麼為什麼熱情會使全身發熱，而發燒又會擾亂思想？所有的機能都來自一顆最原始的種子，經由機能和環境之間的互相作用發展而來。動物為什麼有智力而植物沒有？因為動物四處覓食，而植物只能接受現成的。人類擁有最高的智慧，是因為人類有最強的慾望和最廣的活動力，「沒有慾望存在就沒有思想」。
雖然拉美特爾因為這些觀點而遭驅逐，愛爾維修卻把它們當成他的《論人》的基礎，成為法國最富有的人，並獲得地位和榮譽。因此我們有了無神論倫理學，就像拉美特爾的無神論形而上學。所有的行動都由利己主義和自私而來，「即便英雄也追隨讓他們獲得最大快樂的感受」，「道德只是利己主義的裝飾和掩體」。良心不是上帝的聲音，而是對警察的恐懼，是我們的父母、老師和媒體對我們成長中的靈魂不斷傾注禁令的最終沉積。道德不應在神學中發掘，而應該在社會學中，是社會不斷變化的需求的反映，不是一成不變的啟示和教義，道德必須決定什麼是善的。
這群人中最偉大者當屬德尼·狄德羅（1713—1784）。他自己寫就的諸多片段及霍爾巴赫男爵的《自然的體系》中都表現了他的想法，霍爾巴赫的沙龍成了狄德羅的聚集場所。「如果我們回到最開始，」霍爾巴赫說，「我們會發現，是無知和恐懼創造了神明，幻想、熱情、欺詐只是裝飾和遮掩，怯懦者崇拜它們，容易上當受騙者傳承它們，習俗尊重它們，暴政支援它們，以使盲眾服務於他們的利益。」狄德羅說，相信上帝與屈從於獨裁聯絡在一起，兩者休慼與共，「直到最後的國王被最後的神父的肚腸絞死之時，人們才能獲得自由」。只有當天堂毀滅的時候，地球才能迴歸本來的面目。唯物主義也許看待這個世界過於簡單化了，一切物質或許原來就是有生命的，不可能將意識的統一僅僅歸於事物和運動。但是唯物主義是對付教會的有力武器，在找到更好的武器之前，應該一直用這個。同時，我們必須傳播知識，鼓勵工業，工業將促進和平，知識將催生新的合乎自然的道德。
這就是狄德羅和達朗貝爾在1752年至1772年間一卷卷出版的《百科全書》中宣揚的觀點。教會封殺了最初幾卷，隨著打壓勢力的增大，狄德羅的同伴棄他而去，出於憤怒，他繼續工作，而且更加賣力了。他說：「我不知道有什麼比這更卑鄙了，就像那些神學家反駁理性時空泛而慷慨激昂的演說。聽他們所說會使人相信，不能進入基督教的殿堂，就像一群牛被趕進了牛棚。」如潘恩所說，這是一個理性的時代，這些人從未懷疑過，學者是在對所有真理和善行進行最終檢驗。他們說，如果理性自由了，烏托邦將在幾代人的時間裡建成。狄德羅沒有想到：他剛剛從巴黎引薦的精力旺盛而神經質的讓-雅克·盧梭正在他的腦袋和心裡種下反對理性登極的革命種子，這場革命以令人印象深刻的伊曼努爾·康德為理論武裝，很快佔領了哲學的每一座城堡。
伏爾泰對任何事情都感興趣，自然也會插手每一次鬥爭，他也一度被拉入《百科全書》的圈子。他們都欣然稱他為領袖，他也不拒絕這樣的奉承，雖然他們的有些想法還需要修正。他們讓他寫一些關於他們壯舉的文章，他一口答應，還寫了不少，這使他們都很高興。當伏爾泰完成他的工作後，就開始編寫他自己的百科全書，他稱為《哲學辭典》。他以前所未有的膽識，按照字母順序排列一個個題目，每個標題下都洋洋灑灑地揮灑他無盡的知識和智慧。試想一個人什麼都寫，還寫出了一本毫不遜色的名著；除了他的哲理小說外，這可以稱得上是他作品中最具可讀性和耀眼奪目的作品，每一篇文章都是簡練、清晰和智慧的典範。「有些人即便是在小小的一卷中都可以長篇大論，而伏爾泰在一百篇中都體現了簡練。」伏爾泰最終證明自己是個哲學家。
他像培根、笛卡爾、洛克和其他所有近代哲學家一樣始於懷疑，並假想一張白紙。「我把狄迪莫斯的聖託瑪斯看作我的嚮導，他總是堅持親自驗證。」他感謝培爾教會了他懷疑，他拒絕一切體系，並懷疑「哲學中每一學派的領袖都有一點冒充內行」。「我研究得越多，就越堅信形而上學體系之於哲學家就像小說之於女人。」「只有冒充內行的人可以肯定，而我們並不知道最初的原則。我們連為什麼我們可以隨意活動我們的胳膊都不知道，就去界定什麼是上帝、天使、心靈，還有上帝為什麼創造了世界，未免也太過誇張了。懷疑不是一個很令人滿意的境況，但是完全確信肯定是很荒唐的。」「我不知道我是怎麼被創造的，我是怎麼出生的。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完全不知道我所看到的、聽到的和感覺到的事物的原因……我見過物質，像天狼星，還有顯微鏡下最小的微粒，但是我還是不知道什麼是物質。」
他講述了一個善良的婆羅門長老的故事，他說，「我希望我沒有出生」。
「為什麼？」我問。
「因為，」他回答，「我研究了四十年，發現很多時間都浪費了……我相信我是由物質構成的，但是我卻不能使自己滿意，我不知道什麼創造了思想。我甚至不知道大腦的理解是否和走路或消化一樣只是簡單的官能，或者我用頭腦思考是否就和我用手拿起東西一樣……我說了很多，我說完後，還是很困惑，而且為我所說的感到羞恥。」
同一天，我和他的鄰居，一個老婦人聊天，我問她，是不是因為無法知道靈魂如何產生而每天不開心。她甚至無法理解我的問題。她一生中甚至連一秒鐘都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而那位善良的婆羅門長老卻不斷自我折磨。她內心深處相信守護神的化身，如果她能夠得到恆河的聖水洗禮沐浴，她就認為自己是最幸福的女人。我為這個可憐人的幸福感到驚訝。我回到哲學家那裡，我說：
「離你不到五十碼的地方，一位老婦人什麼都不想而活得很快樂，你不為你如此痛苦而羞愧嗎？」
他答道：「你說得對，我對我自己說了一千遍了，如果我能和那個老鄰居一樣無知，我應該也很快樂。但是那並不是我想要的快樂。」
婆羅門長老的回答給我留下了比任何事情都要深刻的印象。
即便哲學家最後像蒙田一樣問「我知道什麼」，這也是最偉大的冒險，是最崇高的冒險。讓我們學會為知識的微小進步而高興，而不是通過我們虛妄的想象創造出一個新的體系來。
我們不應該說，讓我們開始創造原則，從而我們可以解釋一切；我們應該說，讓我們對事物作出準確的分析，然後嘗試著去看，這種種不同中是否有一種原則可以解釋一切……大法官培根指出了科學也許應該遵循的道路……但是笛卡爾出現了，與他應做的背道而馳：沒有研究自然，而是希望可以預測她……這位最好的數學家在哲學上只是妄想而已……讓我們去計算、稱量、測量、發現吧，這才是自然的哲學，剩下的幾乎全部都是虛無妄想。
八、雪恥
一般情況下，伏爾泰也許絕不會從溫和的懷疑主義的哲學平靜轉為晚年的激烈爭論。他所生活的貴族圈已經很好地接受了他的觀點，沒有激烈的爭論；甚至連神父也對他在信仰上的種種問題視而不見，紅衣主教最後也考慮，他們是無法把他變成優秀的嘉布遣會修士的。是什麼讓他從一個彬彬有禮的不可知論者變成了激烈的反教權主義者，不允許任何的妥協，滿腔憤怒地加入摧毀教會主義惡性的戰爭中？
離費爾涅不遠的地方是圖盧茲——法國第七大城市。伏爾泰時期，那裡完全由天主教掌控，城市裡到處張貼著有關南特詔書（允許新教徒信仰自由的詔書）撤銷的壁畫，把聖巴託羅繆大屠殺當作節日來慶祝。圖盧茲的新教徒不能當律師、醫生、藥劑師、雜貨商、書商和出版商，天主教徒也不能僱傭新教徒為僕人或職員。1748年，一位婦女因為僱用了一個新教徒產婆而被處罰三千法郎。
圖盧茲的一位新教徒讓·卡拉斯有一個女兒是天主教徒，他的一個兒子上吊自殺了，可能是因為生意上失利。圖盧茲的法律規定，自殺的人要被裸體綁在囚籠上，臉朝下，巡街遊行，最後還要施以絞刑。這位父親意識到這點，便讓親戚朋友們作證兒子是自然死亡，結果，流言四起，說是這位父親為了阻止兒子改信天主教而殺了自己的兒子。卡拉斯被捕，飽受折磨，不久死了（1761）。他的整個家庭也飽受迫害，徹底毀了，逃往費爾涅尋求伏爾泰的幫助，伏爾泰將他們收留在自己家中，安慰他們，對他們講述的中古世紀的迫害故事大感震驚。
大約在同時（1762），傳來伊麗莎白·西文斯的死訊，又一次流言四起，傳說她是在準備改信天主教時被人推入水井。勢力弱小的新教徒不敢這麼做，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逃脫了流言的追堵。1765年，一個十六歲的年輕人拉巴爾因為損壞十字架而被捕，不堪酷刑折磨，最終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他被斬首，屍體被扔入火堆，而眾人竟然鼓掌喝彩。這個小夥子身上有一本伏爾泰的《哲學辭典》，也被一同丟入火堆。
伏爾泰幾乎生平第一次徹底變成一個嚴肅的人。當達朗貝爾也厭惡政府、教會和眾人，給伏爾泰寫信說他將嘲弄一切，伏爾泰回答：「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智慧是無法調和屠殺的……這是一個哲學和歡愉的國家嗎？它更像一個聖巴託羅繆大屠殺的國家。」這一切對於伏爾泰就像德雷福斯案之於左拉和阿納托爾·法朗士，這樣的暴虐不公觸怒了伏爾泰，他不再只是一個耍筆桿子的人，他成了一個行動的人。為了這場戰爭，他將哲學擱置一旁，或者說將他的哲學變成了無情的炸藥：「這時，我的一絲笑容都會讓我認為自己是在犯罪。」也正是此時，他寫下了那最著名的座右銘——雪恥，激起整個法國的靈魂反抗教會的肆虐。他開始傾瀉如此熾熱的智慧之火，融化了主教的桂冠和節杖，粉碎了法國神職人員的勢力，幫助大眾推翻皇權。他向他的朋友和隨從發出召喚，召集他們參加這場戰鬥：「來吧，勇敢的狄德羅，無畏的達朗貝爾，聯合起來……壓倒狂熱者和無賴，摧毀枯燥無味的高談闊論、拙劣的詭辯還有撒謊的歷史……數不勝數的荒謬。不要讓那些敏於感知的人屈從於那些毫無感知的人，即將出生的一代應該擁有理性和自由。」
在這膠著時刻，有人想要收買他；他通過蓬皮杜夫人收到紅衣教主的權位允諾，作為他與教會和解的回報，好像那些沉默寡言的主教會使這樣一位毫無疑問統領知識界的人物感興趣似的。伏爾泰拒絕了，他像另一個加圖，開始在每一封信的結尾寫上「雪恥」。他發表了《論容忍》：如果神職人員遵守他們的佈道原則，寬容地對待不同的人和事，他也許可以容忍他們教義的荒謬。但是，「福音書中都難以找到蹤跡的那些細枝末節卻成了基督教歷史上血腥鬥爭的源頭」。「那個對我說‘相信我所做的，否則上帝會懲罰你’的人，現在應該說‘相信我所做的，否則我將謀殺你’。」「什麼權力可以使一個生來自由的人非要被迫和另一個人想法一致？」「由迷信和無知構成的狂熱是所有世紀的通病。」聖皮埃爾推崇的那種永恆的和平不可能實現，除非人們學會容忍彼此在哲學、政治和宗教上的不同。社會健康的首要任務就是摧毀教會權力，它是排除異己的根源所在。
《論道德》之後是大量的小冊子，像尼亞加拉大瀑布一般，包括歷史、對話、信件、教理問答、斥責、諷刺、說教、詩歌、故事、寓言、評論和散文，都以伏爾泰或者其他上百個筆名寫成，是「迄今為止由一個人寫出的最令人驚歎的龐雜的宣言」。哲學從來沒有講得這麼清楚和生動過。伏爾泰寫得太好了，人們都沒有意識到他是在寫哲學問題。他卻非常謙虛地說：「我很清楚地表達了自己，我就像一條小溪，非常透明，因為它本來就不深。」所以大家都讀他，不久，所有人，甚至包括神職人員都開始讀他的小冊子，總計售出了三十萬冊——雖然比起今天很多作品的讀者數量而言這不算多，但這在文學史上是無前例的。他說，「大部頭的書已經不受歡迎了」。他繼續日復一日地，堅持不懈地派出他的這些小兵，令世界驚歎於他的思想的豐富和七十年來積攢的偉大力量。正如愛爾維修所說，伏爾泰穿過了盧比孔河，站在了羅馬前面。
他開始對《聖經》的真實性和可信度進行「更高的批判」，他從斯賓諾莎那裡獲得了大量的資料，還有很多來自英國的自然神論者，大多數來自培爾的《批判辭典》。這些材料在他手中變得如此的光彩照人。有一本名為《薩帕塔的疑問》的小冊子寫了這樣一則故事：薩帕塔是神職人員的候選人，他天真地問：「我們如何進一步說明我們燒死的成百上千的猶太人是四千年前上帝的選民？」他接著問了一些《舊約》中顯然時間和描述前後矛盾的問題：「當兩個教會會議互相指責時，就像常常發生的那樣，究竟哪一方是正確的呢？」最後，「薩帕塔沒有得到回答，就以最簡單的內容宣揚上帝。他宣佈上帝是人類共同的父親，是獎賞者、懲罰者還是寬恕者。他從謊言中找出真相，將宗教和狂熱分離開來，他教授德行並且身體力行。他是一個溫文爾雅、和藹可親、謙遜無比的人，他最終在1631年巴利阿多利德恩典中被燒死」。
在《哲學辭典》「預言」這個詞條裡，他引用了雷賓·艾薩克《信仰的屏障》中反對希伯來人對猶太人的預言的內容，接著頗為諷刺地說，「這些對他們自己的宗教和語言進行盲目解讀的人們，與教會鬥爭，固執地認為這些預言不可能是關於基督的」。在那些危機重重的日子裡，人們被迫說些言不由衷的話，而實現目的最便捷的途徑總不會是筆直的。伏爾泰喜歡追蹤基督教教義和儀式的歷史，他追溯到希臘、埃及和印度，認為基督教在這些國家的適用是基督教在古代獲得成功的原因。在關於「宗教」的詞條中，他很含蓄地問道：「在我們自己神聖的宗教之外——當然我們的毫無疑問是最好的，但在這之外，什麼宗教是擁有最少爭議的？」他繼續描述與當時的天主教直接對立的信仰和崇拜。「基督教肯定是神聖的，」他以高深莫測的語調說，「它綿延了一千七百年，除了那些充滿墮落和廢話的事實。」他說，幾乎所有古代人都有相似的神話故事，並斷言神話故事是神職人員編造出來的：「第一個無賴碰上第一個傻瓜成就了第一個神學家。」但是，他並不是把宗教問題都歸因於神職人員，而是歸諸神學。神學中細小的不同造成了諸多慘痛的爭執和宗教戰爭。「不是普通人……發起了這些荒謬致命的爭論，製造了這麼多恐懼的根源……那些人正在享受你們的勞動成果。悠然自得無所事事，盡享你們的血汗和痛苦，將你們變為他們的信徒和奴隸，他們讓你們擁有破壞性的狂熱，他們就成了你們的主人；他們讓你們迷信，不是讓你們敬畏上帝，而是讓你們對他們產生恐懼。」
我們不要就此認為伏爾泰是沒有宗教信仰的，他其實堅決反對無神論，以至於一些百科全書的編纂者批評他說：「伏爾泰是個盲從者，他信上帝。」在《無知的哲學家》中，他論證斯賓諾莎的泛神論，但又退回到幾乎是無神論的位置。他給狄德羅的信中寫道：
我承認我不同意桑德森的觀點，他否認上帝是因為他生來失明。我也許錯了，但是以他的角度，他應該意識到上帝給了他那麼多代替視力的東西，認知和思考事物之間美妙的聯絡。他應該懷疑有一位無所不能的匠人。如果思考上帝是什麼，上帝為什麼創造萬物都是放肆行為的話，那對我來說否認上帝的存在才是十分放肆的。我很迫切地希望見到你，與你談談，無論你認為自己是上帝創造的傑作，還是隻是必然的產物，取之於永恆、不能否定的物質的一顆微粒。不管你是什麼，你是我所不知道的世界中非常可貴的一部分。
他向霍爾巴赫指出他的書名《自然的系統》暗示著組織萬物智慧的神。另一方面，他堅決否認奇蹟和祈禱能獲得超自然效力：
我站在修道院門口，修女費秀對修女孔菲特說：「上帝對我非常照顧，你知道我是多麼愛我的歌雀，如果不是我祈禱萬福馬利亞治好了她的傷，她也許已經死了。」……一位形而上學家對她說：「修女，沒有什麼比萬福馬利亞更好的了，特別是當一個女孩用拉丁文在法國郊區祈禱的時候；但是我相信上帝在你的歌雀身上沒花多少功夫，儘管她很可愛。我希望你能瞭解上帝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修女費秀說：「先生，您有一點異教的味道。我的懺悔牧師……會認為你不信上帝。」形而上學家說：「我相信普遍的上帝，他在很久之前就制定了萬物的秩序，像太陽的光芒。但是我不相信上帝會因為你的歌雀就重新改變世界的組織。」
「尊敬的殿下，命運決定一切。」真正的禱告不是要求打破自然規律，而是接受自然規律作為上帝不可改變的意志。
同樣，他否認自由意志。對於靈魂，他是一個不可知論者：「四千卷的形而上學也無法讓我們明白什麼是靈魂。」作為一位老人，他更願意相信永生，卻發現永生很難。
沒有人會認為跳蚤有永恆的生命，那麼為什麼不是大象、猴子或者我的僕從呢？……一個孩子死在了母親的肚子裡，正是他在接收靈魂的時候。他還會復活為胎兒、兒童或成人嗎？想要再一次復活成同一個人，你必須有完全精準的記憶，因為記憶是識別工具。如果你失去了記憶，你怎麼能成為同一個人呢？……為什麼人類那麼自信只有他們擁有精神不滅的原則？……也許是因為他們的自負。我相信，如果孔雀會說話，它們也會吹噓自己的靈魂，並堅信它就藏在它們美麗的尾巴里。
早期，他拒絕接受永生的信念是道德所必需的：古希伯來人沒有永生，但他們是「上帝的選民」；還有，斯賓諾莎是道德的典範。
晚年，他改變了想法。他開始感覺到，對上帝的信仰除非連帶著對懲罰、獎勵的永恆信念，否則沒有什麼道德價值。也許，「對一般人而言，有一個因果報應的上帝」是必需的。培爾問到，一個無神論的社會能否存活？伏爾泰回答，可以，如果他們都是哲學家的話。但是世上少有哲學家。一個小村莊，要想治理好就必須有宗教。「我想讓我的律師、裁縫和妻子都信上帝，」甲乙丙中的甲說，「那樣，我應該就會極少被搶劫和欺騙。」「如果不存在上帝，那就有必要創造一個。」「我開始更重視幸福和生活，而不是真相。」在啟蒙運動期間，他就預見到之後康德會攻擊啟蒙運動的各種教義。他對他的無神論朋友也只是略加反駁。他在《哲學辭典》詞條「上帝」中對霍爾巴赫說：
你說信上帝……會使人避免犯罪，這已經令我感到滿足了。如果這個信仰能夠阻止十起謀殺和十起誹謗的話，我想全世界都會歡迎的。你說宗教帶來了無數的不幸，說迷信統領了我們這個不幸的世界。這是神的絕對崇拜者最殘酷的敵人。讓我們一起唾棄這個撕碎自己母親胸腔的惡魔，那些與之鬥爭的人是我們的恩人。它就像毒蛇，將宗教扼死在它的懷裡。必須在不傷害它所吞噬的母親的情況下扭斷它的頭。
把迷信和宗教區別開來是他的基本觀點。他欣然接受登臨訓誡的神學，並且大力讚揚耶穌，但聖徒的狂熱與此不可相提並論。他將耶穌描繪為聖賢，哀嘆那些假借他的名義犯下的罪行。他建立了自己的教堂，並題詞「伏爾泰為敬神而建」，他說這是歐洲第一個為了敬神而建的教堂。他在上帝面前做了動人的禱告，在詞條「有神論者」中終於清楚地闡述了自己的信仰：
有神論者堅信至高之神的存在，仁慈厚愛，權力無邊，創造萬物……懲罰所有罪行，卻不殘暴；嘉獎一切善行……與其餘的世界結合在這條原則之下，他不加入其他任何相互矛盾、爭執的教派。他信奉的宗教是最為久遠的，因為對於上帝的樸素膜拜是先於世界上所有系統的。所有民族都聽得懂他的語言，雖然他們不瞭解彼此的語言。從北京到卡宴他都有兄弟，將所有聖人都攬在旗下。他相信，宗教不是存在於無法言說的形而上學中，也不存在於徒有其表的形式裡，而是在崇拜和公正裡。行善是他的信仰，服從上帝是他的教義。回教徒向他大喊：「如果你去麥加朝聖，你就小心點！」神父對他說：「如果你不去洛雷託聖母堂朝聖，你就要受到詛咒。」他對洛雷託和麥加一笑了之，但是他幫助窮人，保護受壓迫的人。
九、伏爾泰和盧梭
伏爾泰全身心投入了反抗教會暴虐的鬥爭中，在他的晚年，他甚至被迫退出了反抗政治腐敗和壓迫的鬥爭。「政治不是我的本行，我總是盡己所能使人變得更智慧和更有尊嚴。」他知道政治哲學可以變得很複雜，隨著年齡的增長，對這一點他深信不疑。「我厭倦了那些坐在他們自己的閣樓裡統治國家的人」，「這些立法者草率地統治世界……他們沒法管好自己的妻子或家務，卻很享受管理整個世界」。這些問題不可能通過簡單和通用的公式解決，或者將傻瓜和無賴分在一邊，我們自己分在另一邊的方式解決。「真理和派別沒有關係，」他給沃夫納格的信中寫道，「像你這樣的人的職責就是有所偏好，但不排他。」
由於富有，他傾向於保守，就像那些飢餓的人迫切希望改變。他的靈丹妙藥就是廣散錢財：財產可以給予人人格尊嚴，使人自信。「擁有財產可以使人備感力量。擁有財產的人管理自己的產業肯定比管理別人的要好。」
他對政府的形式不感興趣，理論上，他傾向於共和制，但是他知道，共和制也有其問題：共和制允許的黨派之爭，如果不造成內戰，至少也會損害國家的統一；這隻適合那些被地理環境保護的小國家，那裡還沒有被財富破壞和腐蝕；總之，「人很少能管好自己」。共和制最多隻是個過渡，是社會的初級形式，來自家庭的統一。美洲印第安人就生活在部落共和國裡，非洲也遍佈這樣的民主。但是經濟地位的差異結束了這種政府平均主義，而這種經濟差異又是發展的必然產物。「哪個更好，君主制還是共和制？」他回答道：「這是個討論了四千年的問題。問富人，他們希望是貴族制；問大眾，他們希望是民主制；只有君主自己希望是君主制。那為什麼幾乎整個世界都被君主統治呢？問問老鼠吧，它們提議在貓脖子上掛一個鈴鐺。」當有人爭辯說君主制是政體的最佳形式時，「還是讓馬可·奧勒留當君主吧，對窮人而言，被一隻獅子吃掉和被一百隻老鼠吃掉有什麼區別呢？」
同樣，伏爾泰對國籍也非常淡然，就像一個四海為家的人，他沒有字面意義上的愛國主義。他說，愛國意味著一個人除了自己的國家之外仇恨其他所有國家。如果一個人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但是又不犧牲他國，他就是一位理性的愛國者和世界公民。伏爾泰是一個「優秀的歐洲人」，他在法國還與英國、普魯士打仗時，讚美英國文學和普魯士國王。他說，只要國家之間存在戰爭，他們中間就沒什麼好選的。
他最痛恨的就是戰爭。「戰爭是萬惡之首，所有侵略者都會修飾自己的罪行，冠之以正義的頭銜。」「禁止殺人！所有殺人犯都應受到懲罰，除非他們是在號角中大規模地屠殺。」他寫了一篇《關於人的整體思考》，在《哲學辭典》關於「人」的末尾寫道：
一個人由籽苗，也就是還在母體內的時候，變為動物狀態，也就是嬰兒的時候，再變為自己能感受到具有成熟理性的狀態，這個過程需要二十年。要認識哪怕是人體結構很小的一部分，也需要三十個世紀。要了解靈魂，則需要永恆的時間。但是，殺掉一個人，只要一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