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亞里士多德到文藝復興
西元前五世紀末，斯巴達封鎖並攻陷了雅典城，源自希臘哲學與藝術的政治主權思想得以延續，但雅典人那活躍而獨立的思想卻日漸衰微。西元前399年，蘇格拉底被處以死刑，雅典人的靈魂便隨他一同逝去，僅僅在他引以為傲的學生柏拉圖身上得以殘存。西元前338年，馬其頓國王菲利普在克羅尼亞戰敗雅典人，三年後，亞歷山大將底比斯古城夷為平地，至此，雅典人無論在政權上還是在思想上的獨立性都被損毀殆盡，就連品達的華美頌歌也無法粉飾這一殘酷事實。馬其頓人亞里士多德主導著希臘的哲學思想，這也反映出希臘人在政治上受制於北方更強壯、更年輕的族群。
亞歷山大之死（西元前323年）加快了這一衰敗程式。這位年輕的帝王，儘管一路來聆聽亞里士多德的悉心教誨仍然保持著野蠻本性，卻也學會了尊崇希臘的豐富文化，並夢想著在他軍事擴張的勝利狂潮中將之傳播到東方。希臘商業的發展以及通往小亞細亞途中希臘商埠的增多，都為希臘地區的統一併進而建立一個希臘帝國夯實了經濟基礎；亞歷山大還希望希臘的思想能和商品一樣通過這些繁榮的商埠四處傳播與擴張。但是他低估了東方思想的慣性與抵抗力，也低估了東方文化的廣度與深度。畢竟，希臘文明還不夠成熟，且缺乏穩定性，想要把它強加在一種與之相比更源遠流長的莊嚴的傳統文明之上，還只是一個幼稚的幻想。亞細亞的廣大簡直讓希臘相形見絀。亞歷山大本人在他的全勝時期也被東方的靈魂征服：他（在幾位淑女中）迎娶了大流士的女兒為妻，他採用了波斯的王冠與皇袍；他為歐洲引進了君權神授論；最終，他以莊嚴的東方格調宣佈自己為神，讓持懷疑論的希臘人驚訝不已。希臘人因此嘲諷他，亞歷山大卻沉醉其中。
亞洲的靈魂漸漸潛入希臘疲憊的身軀，隨後，各種東方宗派與信仰蜂擁而至，它們沿著這個年輕的征服者開發的通道湧入希臘，從那些斷裂的矮牆處流入發展初期的歐洲思想窪地。那些源自希臘貧苦大眾的神秘宗教信仰得到了發展與傳播，漠然與順從的東方精神在衰落與消沉中的希臘找到了現成的土壤。由腓尼基商人芝諾介紹到雅典的斯多葛派哲學（約西元前310年）只是眾多東方精神之一。無論是斯多葛學說還是伊壁鳩魯學說——一個坦然接受失敗，一個在快樂的懷抱中忘掉失敗——兩者都是關於在征服與奴役之下如何求得幸福的理論；恰好就像十九世紀，持有悲觀的東方斯多葛主義的叔本華和持有消極的伊壁鳩魯主義的勒南，象徵著一敗塗地的法國大革命與支離破碎的法國。
這些道德理論的自然對立對希臘人來說並不新鮮。人們在憂鬱的赫拉克利特與「愛大笑的哲學家」德謨克利特之間早已發現這種對立；還曾看過蘇格拉底的學生們分成以安提西尼為首的犬儒派和以亞里士蒂帕斯為首的昔勒尼派，一方頌揚冷眼旁觀，另一方歌唱快樂幸福。但對這些在當時幾乎都是外來的思維方式，作為宗主國的雅典人並不願意接受它們。直到克羅尼亞倒在血泊之中而底比斯化為灰燼，希臘才開始聽從第歐根尼；當榮耀遠離雅典，她便為芝諾與伊壁鳩魯準備了成熟的環境。
芝諾把他的「冷漠無慾」哲學建立在決定論的基礎之上，而另一位後來的斯多葛派成員克呂西波斯認為很難將決定論同東方的宿命論區分開來。當不信奉奴隸制的芝諾某天因為一點過失而痛打他的奴隸時，奴隸平靜地向他申辯道，根據他主人的哲學，他是註定要犯這個錯誤的；對此，芝諾以哲人的鎮靜回答道，根據同樣的哲學，他，芝諾，也註定要為了這個錯誤而痛打他。正如叔本華認為個人意志無法戰勝宇宙意志，斯多葛派認為，人們為生存而作的鬥爭註定最終要極不公平地歸於失敗，在這樣的情況下，冷漠無慾是唯一合理的生活態度。如果勝利根本無法實現，那麼就應該對其不屑一顧。獲得平和的奧秘在於：不強求成就能完全滿足慾望，而應將慾望降低到與成就持平。羅馬的斯多葛派成員塞內加（逝於西元65年）說：「如果你對所擁有的永遠不滿足，那麼即便你擁有了整個世界，你還是會覺得痛苦。」
這樣一種理論向蒼天呼喚能與之匹敵的對手，伊壁鳩魯應聲而出，儘管在生活中，他自己同芝諾一樣也是個斯多葛派。費內隆這樣描述伊壁鳩魯：「他買了一座美麗的花園，親自耕耘。他在那裡辦學，與他的門徒過著舒適愉快的生活，並在散步與勞作中教導他們……他對所有人都既溫和又友善……他認為沒有什麼比投身於哲學更高尚了。」他的出發點便是堅信冷漠無慾是不可能的，只有快樂——儘管不一定是感官上的快樂——才是生活與行動唯一可能而且合理的目標。「大自然引導每一種生物體喜歡自己所愛好的更甚於其他任何愛好」；——即便是斯多葛派成員也能在恬淡寡欲中找到一種微妙的快樂。「我們不必逃避快樂，但是必須選擇快樂。」然而伊壁鳩魯並不是享樂主義者，他追求智力上的歡愉而非感官上的快樂；他警告人們要提防那些刺激和干擾靈魂的快樂，快樂本應使靈魂得到安寧與平和。最後他建議，不要追求通常意義上的快樂，而要追求心神安寧——寧靜、平和、泰然自若；所有這些都在芝諾的「冷漠無慾」邊緣徘徊。
西元前146年，羅馬人進犯希臘，發現這兩個對峙的學派將哲學領地一分為二；由於既沒有閒情也缺乏敏感思考的能力，他們於是將這兩個哲學流派同其他掠奪品一起帶回了羅馬。偉大的組織者，同無可倖免的奴隸們一樣，傾向於斯多葛派的心態：對於一個敏感的人來說，無論是做主人還是做僕人都是困難重重。因此，羅馬的哲學，無論是皇帝馬可·奧勒留還是奴隸愛比克泰德，大都屬於芝諾學派；甚至盧克萊修都以斯多葛的方式談論伊壁鳩魯主義（就如海涅所說的英國人悲傷地享樂一樣），並且以自殺結束了他關於快樂的嚴肅宣傳。他的宏偉史詩《物性論》遵循伊壁鳩魯的做法，以隱約的讚美來譴責快樂。他幾乎與愷撒和龐培生於同一時代，處於騷亂與驚恐的水深火熱之中；他那緊張不安的筆下永遠是為安寧與和平祈禱的人們。有人把他形容為一個膽小的靈魂，年少時被籠罩在宗教的恐怖陰影之下；因為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告誡讀者，除了現世，世上沒有地獄；除了生活在理想化的伊壁鳩魯式花園裡那些做派紳士而不問世事的人，這世上也沒有任何神靈。對於羅馬人逐漸熱衷的對天堂與地獄的宗教崇拜，他以冷漠無情的唯物主義予以反擊：靈魂、思想與身體一同誕生、一同成長，一同經歷苦痛，並一同消亡。除了原子、空間與法則，任何事物都是不存在的；而法則中的法則便是：進化與毀滅無處不在。
沒有一件事物常在，一切都在流動變化之中
碎片連著碎片；萬物由此生長
直到我們認識併為之命名。他們
漸漸消散，不再是我們所知的樣子
原子匯聚成星球，或慢或快地下降
我看見眾星辰，看見其體系
自外形中呈現；甚至連這些星系以及眾星辰
都將逐漸重回到永恆的流動狀態
你啊，地球——你的王國、大陸和海洋——
在所有星系的星球裡，它算最小的
一樣在流動中形成，也將一樣在流動中
消散。每時每刻，你便以此種方式，不斷消散
世事無常。海洋在縹緲的霧靄中
遠去；那些月亮般的細沙拋卻了它們的棲身地
這些地方將由別的海洋相繼
舞動著銀色的鐮刀割出另一片海灣
除了天體的進化和毀滅，還有物種的起源和消亡。
地球在遠古時期也試圖培育許多怪物，有著怪異的面孔與肢體……有些沒有腳，有些沒有手，有些沒有嘴，有些沒有眼睛……諸如此類的各種怪物，地球都會培育出來，但以失敗告終；因為大自然阻止了他們的增加，他們無法達到期盼已久的風華正茂期，或者找不到食物，或者無法實現婚姻的聯合……許多生命的種族在那時一定就已經滅絕，無法繼續繁衍後代。在所有我們見到的還存活著的生物中，每一個種族自存在伊始就都有各自獨特的技能、勇氣或是速度，用以保護自己……那些未能被大自然賦予這些品質的生命便會成為其他物種的獵物，直到他們這一類物種滅絕。
國家也像個體一樣，逐漸成長，也終將消亡：「有的國家強盛了，有的國家衰落了，短短的時間內，物種發生了變化，像接力賽跑一樣將生命的火炬傳遞下去。」面對戰爭和不可避免的死亡，沒有別的智慧，只有心態平和——「心平氣和地看待一切事物」。很顯然，這時候昔日異教徒的享樂主義已經消失，而一種幾乎是來自異域的精神籠罩著這把破舊的豎琴。歷史如果失掉幽默色彩便會一無所有，但也從未開過這麼大的玩笑，把這樣一位崇尚剋制、書寫史詩的悲觀主義者冠以伊壁鳩魯信徒之名。
如果這是伊壁鳩魯信徒的精神，那麼想一想像奧勒留與埃皮克提圖這樣鮮明的斯多葛派信徒身上令人振奮的樂觀主義精神吧。在所有文學作品中，除了皇帝奧勒留的《沉思錄》，再也找不到比奴隸愛比克泰德的《論說》更令人沮喪的了。「去追求那些本就會發生的事情，而不是選擇追求你希望發生的事情，這樣你將生活得很順心。」毫無疑問，抱著這樣的心態就能主宰未來甚至宇宙。有這樣一件事：埃皮克提圖的主人一直虐待他，有一天，他為了打發時間不停地擰埃皮克提圖的腿。埃皮克提圖平靜地說道：「如果您繼續擰，我的腿會斷掉。」主人並沒有就此停手，而他的腿最終被擰斷了。埃皮克提圖和藹地評論說：「我不是告訴過你，這樣會擰斷我的腿嗎？」——這種哲學裡面有一種神秘的高尚情操，正如某些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和平主義者身上那種沉靜的無畏。「無論如何都不要說我失去了某個東西，我只是將它還回去了。你的孩子死了嗎？——他不過是回去了。你的妻子死了嗎？——她不過是回去了。你的財產被剝奪了嗎？——它不也是被還回去了而已嗎？」在這些段落裡面，我們能感受到它與基督教十分接近和它的不屈不撓的殉道精神。的確，難道基督教的克己理論、基督教幾乎共產主義式的世界友愛大同的政治理想以及整個世界將終於大火災的基督教末世論等，不都是漂浮在思想長河中的斯多葛派學說的片段嗎？在埃皮克提圖身上，希臘羅馬式的靈魂已經失去它的異教精神，並準備好了接受新的信仰。他的書籍也被早期的基督教教堂尊為宗教課本。這些《論說》以及奧勒留的《沉思錄》距離《效仿基督》僅一步之遙了。
與此同時，歷史正在進入新的場景。盧克萊修有一段令人關注的文字，文中他將羅馬帝國農業的衰落歸結於其土地的耗竭。不管原因是什麼，昔日富強的羅馬已趨於貧窮，制度面臨瓦解，權力與自尊已變為衰落與麻木。城市退化成毫無特色的窮鄉僻壤，道路年久失修，再也見不到熱鬧的集市；頗有教養的羅馬小家族的繁衍遠遠比不上那些年復一年穿越邊界進入羅馬、缺乏教育卻強健有力的日耳曼族系；異教信仰讓位於東方宗教；一步一步地，羅馬帝國逐漸淪入教皇制度。
在最初的幾個世紀裡，教會得到皇帝們的支援；但教會逐漸吞噬了皇帝的權力，並在數量、財富以及影響力等方面迅速發展壯大。到西元十三世紀，教會已經控制了歐洲三分之一的土地，口袋裡塞得滿滿的全是富人與窮人們的捐款。藉助其經久不變的教義的魔力，教會將歐洲大陸上的民族團結在一起達一千年之久；教會組織如此龐大且太平，這在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但是，這種團結，正如教會所設想的那樣，需要一種共同的信仰，這種信仰有一種超自然的約束力，不因時間而改變或衰落；因此，這些明文規定的教條就像硬殼一樣緊緊地束縛著中世紀歐洲尚未發展成熟的思想。正是在這種教條的鉗制下，經院哲學狹隘地從信仰轉向理性，又從理性折回到信仰，在未經批判的假定與可以預料的結論中兜圈子。十三世紀，整個基督教世界被亞里士多德哲學的阿拉伯文和猶太文譯本震驚，且激動不已；但教會的力量仍足以穩住形勢，藉助托馬斯·阿奎那和其他人之手將亞里士多德改頭換面扮成中世紀神學家。結果十分精妙，但毫無智慧可言。正如培根指出的：「人的智慧與思想，如果作用於外在事物，則將受制於材料；但如果作用於自身，就像蜘蛛織網一樣，將源源不斷織出知識之網，此項工作雖然精妙，卻缺乏實質性的益處。」歐洲的心智早晚會掙脫這硬殼的鉗制。
經過一千多年的辛苦耕耘，大地終於又重新迎來鮮花遍地；商品成倍增長並有所餘裕，從而促進了貿易的發展；在貿易興起的地方又建起了一座座大城市，人們互相合作，培植文化，重建文明。十字軍開啟了通向東方的大門，奢侈品與異端思想不斷湧入，使得禁慾主義與僵化教條註定要被取代。廉價的紙張從埃及流入，取代了昂貴的羊皮紙，使得學習不再是由神父們壟斷的特權；印刷術早就在等待便宜的媒介，此時便如炸藥一般一觸即發，到處擴散著它那既具摧毀力又具澄清力的力量。勇敢的航海家們在指南針的武裝下，在茫茫大海上冒險探索，克服了人們對於地球的無知；耐心的觀察家們在望遠鏡的幫助下，在教條的束縛之外冒險探索，克服了人們對於天空的無知。在大學學堂裡，在寺院裡，在各個隱居的寓所裡，人們停止爭辯，開始了探索。在迂迴曲折中，致力於從普通金屬中提煉黃金的鍊金術逐漸變成了化學；從占星術中，人們將探索的觸角伸向了天文學；從能說話的動物寓言中，發展出了動物學。這一系列的覺醒始於羅傑·培根，在達·芬奇（1452—1519）那裡得以發展；其巔峰時期則包括天文學界的哥白尼（1473—1543）、伽利略（1564—1642），電磁學領域的吉爾伯特（1544—1603）、解剖學領域的維薩里（1514—1564）以及血液迴圈領域的哈維（1578—1657）。隨著知識的增長，恐懼在消減；面對未知人們不再盲目崇拜，而更多的是想要征服。每一個充滿活力的心靈都被注入了新的自信，障礙已被推翻，現在已經沒有什麼能夠限制人們大有作為。「那些小小的帆船，就像天上的星辰一樣，也能繞著地球航行，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幸運。我們理應在前人宣告‘切勿逾越’的地方‘繼續前行’。」這是一個充滿成功、希望和活力的時代，在每個領域都將有新的開始和進展；這個時代正期待著某個聲音，某個綜合一切的靈魂來總結它的精神和決心。這個人就是弗朗西斯·培根，「現代最強有力的思想家」，他「搖著鈴鐺將各路睿智之士召集在一起」，並宣佈，歐洲已經成年。
二、培根的政治生涯
培根於1561年1月22日出生在倫敦約克府，這裡是他父親尼古拉斯·培根勳爵的住所。在伊麗莎白執政的最初二十年，尼古拉斯·培根一直負責掌管王印。麥考萊這樣說道：「父親的聲威被兒子的名望遮蓋了。不過尼古拉斯勳爵絕非一般人。」這其實也是可以推測出的，天才是一個頂點，它由一個家族的才智逐漸堆砌而成，而天才的後代又逐漸歸於平庸。培根的母親是安妮·庫克夫人，她的姐夫是威廉·塞西爾勳爵，即伯利伯爵，此人是伊麗莎白的財政大臣，在英格蘭地區極有權勢。她父親曾是英王愛德華六世的主要家庭教師；她本人是一名語言學家和神學家，但並不熱衷於用希臘文與大主教們書信往來。她親自教育兒子，併為之嘔心瀝血。
然而真正造就培根一番偉大成就的是伊麗莎白時期的英格蘭，這個近代最強大國家最輝煌的年代。美洲的發現使當時的貿易中心從地中海轉向大西洋，也使大西洋沿岸的幾個國家——西班牙、法國、荷蘭和英國——在商業和金融領域的地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這一地位此前一直為義大利所擁有。那個時候，半個歐洲還只能以她為進出東方的港口。隨著這一變化，「文藝復興」也從佛羅倫薩、羅馬、米蘭和威尼斯轉至馬德里、巴黎、阿姆斯特丹和倫敦。1588年，西班牙海軍遭受毀滅性打擊，英國商業逐漸遍佈每一片海域，城鎮在家庭手工業的帶動下欣欣向榮，水手們環遊地球，船長們征服美洲。文學在斯賓塞的詩歌和西德尼的散文中開花結果，戲劇舞臺上則湧現出莎士比亞、馬洛、本·瓊森及其他上百位朝氣蓬勃的劇作家。在這樣一個年代、這樣一個國家，任何人只要是塊金子，就不可能不發光。
培根十二歲時被送進劍橋三一學院。他在那兒待了三年，離開時對學院的課程和教學方式厭惡至極，對亞里士多德的教條更是反感，決心將哲學引上一條更具成效的道路，即使它從學術辯論轉向對人類福祉的啟迪和增進。儘管只是個十六歲的少年，他卻被任命為英國駐法國大使的隨員。仔細斟酌利弊得失之後，他接受了這項使命。在《自然的解釋》的序言中，他寫到了這次從哲學轉向政治的重大決策。這是一段不可不讀的獨白：
因為我確信自己生來是為人類服務的，並且認為照料公眾福利的舉動屬於公共權力範圍，對所有人公開，就像水和空氣一樣。於是我捫心自問：什麼最有益於人類？怎樣的工作性質最符合我的天性？當我四下搜尋時才發現，任何工作都比不上技術進步和發明創造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更顯著……最重要的是，如果一個人能夠成功——不僅僅是在某一項特殊的發明創造上，不管它多麼有用——而是在自然界點亮一盞明燈，起初它會照亮人類現有發現的邊界，當升得更高時，它便會將黑暗中的每一個角落、每一條縫隙都清晰地呈現在我們眼前。在我看來，這樣的發明者才稱得上是宇宙中人類王國的開拓者、人類自由的捍衛者和禁錮人類發展種種必然性的終結者。此外，我發覺自己的天性尤其適合對真理進行深思熟慮。因為我的頭腦足夠機敏，能夠一下子發現那最重要的因素——我指的是對共性的辨認——而同時又能夠足夠穩重，專注地觀察那些細微的差別。我擁有鑽研的熱情，能夠不匆忙下結論，樂於沉思，謹慎抉擇，敢於承認並改正錯誤，整理思緒一絲不苟。我既不沉迷於獵奇，也不盲目崇敬古蹟。欺騙更是為我所不齒。綜合以上幾點原因，我認為我的天資和性格與真理確有些親近和關聯。
但是，我的出身、撫養和教育通通將我引向政治，而不是哲學：事實上，我從小就浸染在政治中。與許多年輕人一樣，我時常因頭腦中不同的觀點而搖擺不定。我還感到，為國家擔負義務是我最特殊的使命，這是生活中其他職責所不能比擬的。最後，我心懷一線希望，如果我能夠在政府中擔任一定的官職，那麼我就可能獲得穩固的幫助和支援，以助我一臂之力，完成我命中註定的使命。出於以上動機，我投身於政治了。
尼古拉斯·培根勳爵於1579年溘然長逝。他原計劃為培根提供一筆資產，但是死亡趕在了計劃之前。年輕的外交官在被急匆匆召回倫敦時發現，十八歲的自己成了一個失去父親且身無分文的人。他早已習慣了那個時代各種各樣的奢華，發覺自己很難忍受眼下的清貧生活。他一邊學習法律，一邊再三懇求他那些顯赫的親戚為他謀一份官差，以使他不再為經濟狀況擔憂。然而他那些幾近乞求的信函收效甚微，不論它們在文辭上多麼優美、多麼富有活力，也不論它們的作者是多麼的有能力。或許正是因為培根沒有低估自己的才能，並將獲得官職看作自己的使命，以致伯利伯爵未能給他理想的答覆；也或許是這些信件過多地表白了作者對這位值得尊敬的伯爵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忠誠：政治如同戀愛，不能將自己全盤托出；一個人應該時時付出，但任何時候都不能付出全部。感激因期待而更加真摯。
最終，培根在沒有貴人相助的情況下爬上來了，儘管每走一步都得耗費許多年。1583年，作為湯頓地區的代表他被選入議會；他的選民十分喜愛他，於是他在選舉中一次又一次連任。辯論時，他簡明扼要、語言生動，是一位不使計謀的雄辯家。本·瓊森說：「沒有人比他說得更簡潔、更概括、更有力，或者比他更少說空話和陳詞濫調了。他說的每一句話都具備獨特的魅力。他的聽眾不敢咳嗽或斜視，唯恐遺漏任何內容。他的演說也是一種發號施令……沒有人比他更能感染聽眾。聽眾們所擔心的，就是他將結束演說。」多麼令人嫉妒的演說家啊！
一位極有權勢的朋友對他很是慷慨——這就是英俊的埃塞克斯伯爵，伊麗莎白女王愛這位伯爵，卻未能如願以償，於是便懷恨在心。1595年，埃塞克斯為培根謀求一個政治職位未能成功，作為補償，便將一座位於特維克納姆的美麗莊園贈給他。這是一份厚禮，人們以為這下可以把培根緊緊拴在埃塞克斯身邊了，實則不然。幾年後，埃塞克斯陰謀策劃將伊麗莎白軟禁起來，並推選她的繼任者登上王位。培根一封接一封地寫信給他的恩人，抗議這一叛變行為；埃塞克斯一意孤行，培根警告說，自己將把對女王的忠誠置於對朋友的感恩之上。埃塞克斯鋌而走險，但失敗了，自己也被逮捕。培根在女王面前反覆為埃塞克斯求情，以至於女王最後只得命令他「談點別的話題吧」。後來埃塞克斯暫時獲釋，便再次招兵買馬，進軍倫敦，試圖煽動群眾的革命情緒。培根氣憤地與之抗爭。與此同時，培根已在國家檢察院謀得了一個職位，埃塞克斯再次被捕，並以叛國罪接受審訊，培根參與了對他這位慷慨朋友的起訴。
埃塞克斯被判有罪，處以死刑。培根在這次審判中的角色一度使他不受歡迎；自此以後，他便生活在一群宿敵的包圍中，這些人總在伺機毀掉他。貪得無厭的野心使他總也不得安生；他從不滿足，入不敷出的情形已有一年甚至更久。他揮霍無度，鋪張炫耀對他而言是一種權術。四十五歲時他結婚了，婚禮奢華至極，花去了新娘嫁妝的一大部分，而這嫁妝本是那位小姐的魅力之一。1598年他因債務被捕。儘管如此，他在官場上繼續前進。多才多藝而又知識淵博的他是每一個重要委員會中舉足輕重的成員；漸漸地，更高的職位對他敞開了：1606年，被任命為副檢察長；1613年，升為檢察長；1618年，五十七歲時，他終於成為大法官。
三、《論說文集》
培根的升遷看上去是實現了柏拉圖的「哲學王」夢想。因為在一步步向更高政治權力攀爬的過程中，他也逐漸到達哲學的頂峰。很難想象，這樣淵博的學識和宏大的文學成就，只是他驚心動魄的政治生涯的一些插曲和消遣。隱居生活最好——這是他的格言。而他似乎並不確定自己到底是更喜歡靜思還是活躍的生活方式。他希望能像塞內加那樣，當哲學家的同時兼任政治家；儘管他懷疑這種方向不同的生活會縮短他的前程，削弱他的成就。他寫道：「將每日的沉思與活躍的生活結合起來，或是退休後全身心地投入沉思，很難說究竟誰更有害或阻礙心靈的成長。」他認為，學習不能是唯一的目的，它自身也算不上智慧；知識不運用於行動便只是蒼白無力的學術虛榮而已。「投入過多的時間在學習上是懶惰，將學到的知識過多地用於裝飾是虛偽，全憑書本上的教條下決斷是學究氣……手工業者討厭學問，頭腦簡單之人敬仰學問，而真正有智慧之人運用學問；因為學問本身並不教你如何運用，而需要一種脫離它、超越它、由觀察得出的智慧。」這是一個新的標籤，它標誌著經院哲學的終點——即知識從應用與觀察中分離出來——關注的重點轉移到了經驗和效果上，這是英國哲學的典型特徵，並最終在實用主義那裡達到頂峰。這並不是說培根一度放棄了對書籍或沉思的熱愛，在一篇緬懷蘇格拉底的文章中他寫道：「若無哲學，我無意生存。」他將自己描述成終究「是個更適合從事文學而非其他任何職業的人，卻生而受了命運的擺佈，違背了自己的天賦」（即秉性），「而積極活躍地生活著」。他的第一部出版物就叫作「知識的頌歌」（1592），其中展現的對哲學的熱忱必須以引言表述：
我的讚頌只獻給心靈本身。心靈即人，知識即心靈；一個人是什麼取決於他知道什麼……難道情感的快樂不比感官的快感更加強烈，理性的愉悅不比情感的快樂更加強烈嗎？難道不是隻有真實並且自然的快樂才會使人不知疲倦嗎？難道不是隻有知識才能清理心中的所有困擾嗎？有多少東西是我們以為並不存在，其實卻真實存在的呢？又有多少東西是我們高度重視、倍加珍惜，甚至超過了它的真實價值的呢？這些虛幻的臆想，這些欠妥的評估，是錯誤的陰雲，最終將化作煩惱的暴風雨。難道沒有一種能使人的心靈凌駕於這些困擾之上、使他尊重自然的秩序和人所犯的錯誤的幸福嗎？難道只有這麼一種觀點，只談享樂而不談發現，只談滿足而不談福祉嗎？難道我們不應該發掘大自然寶庫中的種種財富，就像弄清楚自家店鋪中美麗的東西一樣嗎？真理難道是荒蕪的嗎？難道我們不應該憑藉它生產出具有價值的財富，從而賦予人類生活以無窮無盡的物品嗎？
他最優美的文學作品《論說文集》（1597—1623）表明他掙扎在政治和文學這兩位愛人間，難以抉擇。在《論榮譽與名聲》中，他將各種等級的榮譽都獻給了政治和軍事成就，沒留一點兒給文學或哲學。而在《論真理》中，他又寫道：「探索真理，即哄它開心或向它求愛；認識真理，即讚頌它；相信真理，即享受它；這些是人類天性中至高無上的善。」通過閱讀書籍「我們與賢人交談，而通過行動我們則和傻子對話」。這就是說，我們得懂得如何選擇自己的書籍。對此，他有一段著名的話語：「有些書只可淺嘗輒止，有些書應該囫圇吞下，有些書則得細細咀嚼、慢慢品味。」無疑，這些不同種類的書只是浩瀚無際、奔流不息的筆墨海洋、奔流中的一粟，而我們的世界卻每天浸泡其中，被汙染乃至被淹溺。
當然，《論說文集》必須歸於值得咀嚼和品味的那一類書。你很少能發現在這樣小的一個盤子裡，盛放著如此多做工精美、調味豐富的食物。培根厭惡無謂的鋪陳，不屑於多費一字；他的每一小段文字都呈現給我們無盡的寶藏；他的每一篇文章，雖只有一兩頁篇幅，卻向我們展示了一位偉人關於人生種種重大問題的見解之精華。很難說內容和形式誰更出眾，因為他的散文式語言就好比莎士比亞的詩詞，無與倫比。他的文風又似塔西佗，剛健有力、緊湊精彩；確實，他的簡潔行文得益於對拉丁成語和習語的使用。然而，其中豐富的隱喻卻是伊麗莎白時期的典型特點，折射著文藝復興的光彩；英語文學史上沒有第二人能創造出如此韻味深厚而又言簡意賅的文字了。對它們的過分修飾卻也是培根寫作風格的一個缺陷：無休止的隱喻、寓言和暗語反覆擊打著我們的神經，並最終讓我們不耐煩。《論說文集》就像一份味美量大的食物，一次吃下太多會無法消化；但若每次進食四五小份，那它們絕對是最有營養的英文滋補品。
那我們能從這些萃取過的智慧中提取些什麼呢？或許最好的出發點和對中世紀哲學風尚最顯著的偏離，就是培根對伊壁鳩魯倫理學的坦然接受。「那種哲學程式，即‘不用則不求，不求則不懼’，顯示的是一種軟弱、害羞和膽怯的心靈。確實，哲學家的大多數教義都不值得信賴，它們對人類的關注超出了事物實際需要的限度。它們提供了抵抗死亡的藥方，卻使人對死亡更加恐懼；因為它們將人的生命僅僅視為死亡前的準備和訓練，如此，在面對敵人無計可施時，敵人不可能不顯得可怕。」沒有比斯多葛派的禁慾主義更損害健康的了；假若對生活的興趣早已喪失殆盡，心如死灰，為什麼還要苟延殘喘呢？另外，這種哲學根本也是行不通的，因為本性終將勝出。「本性往往是隱藏著的，有時它被克服了，但很少能被滅絕。禁錮只會使本性變本加厲地反擊，教義和訓話使本性有所收斂，而習俗只能改變或弱化本性……但是，人不能過於相信自己對本性的勝算，因為本性可以長期潛伏，一有機會或誘因便會復甦。就像《伊索寓言》中那隻貓，雖然變成一位少女，文靜端莊地坐在桌子的一端，到了一隻老鼠在她面前跑過便按捺不住了。人應該要麼完全避免這種情況，要麼經常遇到這種情況，這樣他才能做到不為所動。」培根確實認為，身體應該習慣於放縱如同習慣於節制一般，否則，一時的不節制就可能引發大的毀滅。（因此，一個吃慣了乾淨、易消化的食物的人，一旦由於遺忘或其他生活必需無法得到這種完美食物時，便很容易生病。）然而「快樂寧要多樣，也不要過度」，因為「年輕時本性的力量經得起多次的放縱，但這些都是年老時要歸還的債務」；年輕時的代價要待成熟之後來償付。通往健康的輝煌大道是一座花園，培根同意《創世記》作者所言：「萬能的上帝首先種下一座花園」；他也贊同伏爾泰所說，我們必須精心耕耘我們的後花園。
《論說文集》的道德哲學觀帶有馬基雅維利而非基督教的意味，儘管它向後者表達了許多精明的敬意。「我們應該感激馬基雅維利和其他同類作家，他們公開、不加掩飾地宣佈了人們事實上的所作所為，而不是他們應該做什麼；假如沒有對性本惡的預先認識，要將蛇的智慧與鴿子的純真結合起來是不可能的；沒有這種知識，美德就暴露無遺且毫無戒備。」義大利人有句不太雅的諺語：「他是個大好人，好得一無是處。」培根將自己的說教與實踐結合在一起，並建議把虛偽與誠實聰明地混合起來，就像合金可以既保留較純、較軟金屬的特性，又能延長儲存時間。他渴望一種充實而又豐富多彩的人生，能夠與一切開拓眼界、深邃思維的事物接觸。他並不傾心於純粹的沉思生活，跟歌德一樣，他鄙視不導向行動的知識：「人們應該知道，在人生這個大舞臺上，只有上帝和天使是純粹的旁觀者。」
他的宗教信仰與英國國王一樣，極具愛國主義精神。儘管他不止一次被指責為無神論者，儘管他哲學的主流思想是世俗和理性主義，他雄辯有力並且十分真誠地否定了無信仰之說。「我寧願相信《聖經故事集》《塔木德經》和《古蘭經》中的所有寓言，也不願相信這個宇宙中沒有絲毫理性存在……略懂哲學往往使人倒向無神論，但深究哲學卻使人的心靈靠近宗教，因為當人的心靈只顧著看那些分散四處的次要原因時，它有時會迷失其中而停滯不前；但當它能夠抓住這些次要原因背後的主鏈條，將事物統籌、串聯起來，那麼它將插上翅膀，飛往天意和眾神。」對宗教的漠視產生自其派系的過於龐雜。「引發無神論的原因是宗教內部的分歧太多；因為每一次分歧都增加了雙方的狂熱；而許多分歧本身就引入了無神的觀點……最後，無神論緣於學術清明，尤其是和平繁榮的時代；因為動盪和挫折更使人的心靈屈從於宗教。」
但是，培根在神學和倫理學方面的價值低於其在心理學上的成就。他是一位不受矇騙的人性分析師，並將手中的利箭射進每個人的心中。即使是最陳舊無味的題目在他那裡也能令人耳目一新。「男人一結婚，馬上就成熟七歲。」「常見的是壞丈夫都有個好妻子。」（培根是個例外。）「單身生活適合牧師，因為慈善之流如果要先填滿一座池塘，將幾乎不可能再用來澆地了……如果他有妻有兒，就等於向命運交託了人質；因為他若要達成大業，無論善惡，妻兒總是障礙。」培根似乎工作太過勤奮以至於沒有時間戀愛，或許他從未深刻地感受過愛。「要談談這樣一種過度的感情是件很奇怪的事……從沒有一個驕傲的人會荒謬到將自己想象成如情人眼中的自己那般美好……你可能會發現，在眾多偉大和實現了自身價值的人當中（不論古今，只要是我們還記得的），沒有一個是為愛而痴狂的；這說明，偉大的精神和事業能杜絕這種柔弱的感情。」
相比愛情，他更看重友誼，儘管他保持著對後者的懷疑。「世上鮮有真正的友誼，尤其是在地位相等的人之間，但它常常被誇大。友誼存在於上下級之間，因為兩方能做到各取所需、互利共贏……友誼最主要的益處在於釋放心中的憤懣鬱氣，它們是由各種情感引發和誘導的。」朋友就是耳朵。「那些希望朋友能夠敞開心扉、坦誠相見的人其實是自己心靈的吞噬者……那些頭腦中充斥著各種思想的人，他的智慧和領悟力能夠在與他人的交談中變得愈加清晰，甚至迸發靈感；他能夠更加靈活地指揮自己的思想，他能夠更加有序地指引它們前進；他能夠監控自身的思想通過語言向外表達的程式；最後，他能夠超越自己，變得更加聰慧。由此可見，一小時的交談遠勝過一整天的沉思。」
在《論青年與老年》一文中，他將一本書濃縮為一個段落。「青年更適合發明創造，而非判斷抉擇；更適合付諸行動，而非商討諮詢；更適合新奇工程，而非既定業務；因為隨著年齡增長而積累的經驗，在面對其理智範圍內的事物時會起到引導作用，但在面對新鮮事物時，反而會產生誤導……青年人在處理和管控行為時，大包大攬下的比能抱得住的多，驚擾到的比能安撫的多；飛速前往目的地的過程中往往不考慮手段和程式，執著地追求某些鮮見和偶然發現的原則；不考慮（他們如何）實現創新，從而引發未知的麻煩……老年人反對太多、考慮太久、冒險極少、懊悔太快，很少能將事情發揮到極致，而滿足於自己取得的一點點成績。當然如果能兩者並用是最好……因為兩者能夠互通有無、取長補短。」然而他也認為，青年和少年可能因獲得了過多的自由，而變得放蕩不羈。「父母應儘早選擇他們的孩子今後應當從事的職業或事業，因為那時的孩子是最容易塑造的；不要過多地放縱孩子的天性，以為他們最喜歡的就能做得最好。確實，如果孩子的喜愛和天賦足夠出眾，那麼最好不要妨礙他們；然而一般說來，畢達哥拉斯的戒律是有益的：選擇最好的。」——習慣會讓它變得舒適和容易，因為「習慣是人生的主法官」。
《論說文集》在政治上提倡一種保守主義，這對一個渴望統治的人來說是再自然不過的。君主制是政府的最佳形式，而國家的行政效率通常與權力的集中程度成正比。政府中「有三項事務」，「準備、辯論或檢查、完成（或稱執行）」。「其中，如果你希望進行人力的分配，那麼將中間那項交給多數人去做，第一項和最後一項則只交付給少數人。」他是個坦率的軍事主義者，他譴責工業的成長將人改造得不再適合戰爭，並且哀悼長久的和平已將人們心中的鬥志消磨殆盡。不過，他也承認原材料的重要性，「梭倫對克羅伊斯說得好（當後者向前者炫耀地展示自己的金子時）：‘閣下，如果再來一人，他擁有的鐵比你的更多，那麼他將是這些金子的主人了。’」
和亞里士多德一樣，他也對如何避免革命提出了一些忠告。「防止叛亂最穩妥的辦法……便是消除其根源；因為如果有了燃料，那麼將很難判斷火花會從哪兒迸發出來，繼而引發大火……用過於嚴厲的手段壓制言論不是解決矛盾的良方，因為蔑視它們往往是最有效的遏制策略，而四處奔走、企圖消滅它們的舉動反而會使好奇心增強……叛亂的根源有兩種：太多的貧窮和太多的不滿……叛亂的起源和動機是：宗教改革、稅收、法律和風俗的變更、特權的廢除、廣泛的欺壓、小人得志、異族侵略、物資匱乏、散兵遊勇、黨閥爭鬥，以及其他一切觸犯了整個民族並使他們為了同一個目標而聯合起來的事情。」當然，多數領袖的方針是：分化敵人，團結朋友。「通常，分化和破壞一切反政府派系，將它們彼此分開一段距離，或者使它們互相不信任，都是不錯的方法；因為假使贊同政府的團體間充滿意見和分歧，而反對勢力卻團結一致，形成整體，那將是極其危險的處境。」避免革命更好的方法是均分財富：「金錢如糞土，不散發出去就毫無益處。」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或者民主制度。培根不信任民眾，他們在他那個時代很少有受教育的機會。「最低等的諂媚就是平民的恭維。」「福基翁做得對，當他被群眾讚頌時，他問道：我做錯了什麼？」培根想要的首先是擁有土地的自耕農，然後是負責管理的貴族階層，最後，也是最上層的，就是「哲學王」。「幾乎毫無例外地，任何由學識淵博之士管控的政府無不繁榮興盛。」他提到了塞內加、安東尼·庇護和奧勒留；他希望後人也能將他的名字加入這些人的行列中去。
四、偉大的復興
在眾多成就當中，他的心不自覺地與哲學融為一體。哲學是他昔日青年時的保姆，今日官場上的伴侶，來日監獄中和落魄時的慰藉。他為哲學陷入了他所認為的壞名聲而惋惜，並且譴責那種尖酸刻薄的經院哲學。「人們極容易因它周圍瀰漫的爭議和謠言而輕視真理，並以一種從未有過的錯誤態度來看待這些紛爭。」「科學……幾乎停滯了，得不到任何有益於人類的觀點或論點……而學校的一切傳統和延續都仍舊屬於大師和學者，無關創造發明者……現在科學所做的只是在原地打轉和無休止地辯論，最終又回到了起點。」在仕途得意之時，培根一直在斟酌復興、重構哲學。
他計劃將所有研究集中在這一任務上。首先，他在「工作計劃」中告訴我們，他將寫一些導論，用以解釋哲學由於堅持使用那些舊方法而陷入停頓的狀態，並羅列他對新開端的幾條建議。其次，他將嘗試一種新的「科學類別」，並據此對每門科學的材料進行整理歸納並列舉出其中未解決的問題。第三，他將描述一種新的「解釋自然」的方法。第四，他將從繁忙的工作中騰出時間來進行實際的科學實驗，探索「自然現象」。第五，他將展示「理性的階梯」，通過它們，過去的作家們逐漸靠近正在成形的真理，這些真理已然超出了中世紀煩瑣的背景。第六，他將嘗試為某些科學結果做「預測」，他堅信只要運用他的方法，就一定能達到目的。最後，他將為《第二哲學》（或《應用哲學》）描繪一座烏托邦，它將從之前鋪墊的科學中孕育而出，而他希望自己能成為這一切的先知。以上的一切將構成「哲學的偉大復興」。
這是一部鴻篇鉅製，並且除了亞里士多德，人類思想史上再無第二人將其完成。它與其他一切哲學的不同之處在於：它著重實踐，而非理論；它著重於特定的具體事物，而非思辨的和諧。知識就是力量，而不僅僅是論據或裝飾：「它不是一種要持有的觀點……而是一件要完成的工作；而我……在費盡心思構建的是一個基礎，這個基礎不為某個派別或教義，它只為實用和獲取力量。」至此，現代科學的曲調第一次出現了。
1.《學術的進展》
要有所成就，一個人就必須有知識。「要命令自然就必須順從自然。」讓我們來認識自然的法則，這樣我們就能夠成為她的主人；像我們現在這樣無知，只能是她的奴僕，科學是通往烏托邦之路。然而這條道路現在的狀況是崎嶇蜿蜒、不斷轉回原處，迷失在無用的小道之間，引向的不是光明而是混亂。讓我們首先對所有科學的現狀做一個調查，標註出它們各自規範而獨有的領域；讓我們「將科學各就各位」，檢查它們各自的缺點、需求及可能性；羅列出有待解決的新問題；總而言之，「翻一翻、鬆一鬆它們的根周圍的土壤」。
這就是培根在《學術的進展》中所從事的工作。如同一位進入自己領土的國王，他這樣寫道：「我的目的是對知識疆域進行一次巡查，發現那些被人力閒置、忽視和拋棄的區域；坦誠地測繪出這些荒蕪之地，然後結合公共及私人力量，一起來改善這些地方。」他將是這片雜草叢生之地的皇家勘探員，修整道路，將土地劃分給勞動者。這是一個大膽而略顯猖狂的方案，不過培根還十分年輕（四十二歲對哲學家而言確實年輕），儘可以規劃遠大航程。「我把一切知識都視為我的領地」，他寫信給伯利說道；這並不是說他要自己定下一本早熟的《不列顛百科全書》，而是指他的工作將帶他進入每一個領域，在對它們進行社會重建的過程中，他將成為各門科學的批判者和協調者。這樣一種遠大目標賦予了他的文風一種宏大的氣質，也使他不時攀上英文散文的高峰。
於是，他巡視巨大的戰場，在這裡，人類的探索與自然的阻礙、人類的無知展開鬥爭，他在每一片領域灑下光輝。他重點關注生理學和醫學，他推崇後者的工作為調節著「一件配件精密但容易走音的樂器」。但是，他反對現代醫生的散漫式經驗主義，以及他們不假思索便用同樣的處方診治所有疾病的傾向——通常的醫術。「我們的內科醫生就像大主教，他們只有鬆一鬆或緊一緊的鑰匙，再無其他。」他們過多地依賴那些偶然和互不協調的個人經驗，應該讓他們更廣泛地運用實驗，進行解剖，如果必要，進行活體解剖；最重要的是，讓他們建立一個系統性的易查詢的有關實驗和結果的體系。培根認為，如果生命只能延長有限的幾天並且要以巨大的痛苦為代價的話，那麼醫學界應被允許施行平靜而迅速的死亡（即安樂死）；不過他也敦促醫生們多加研習延長生命的技術。「這是醫學的一個新領域，儘管仍不完善，卻是它最高尚的部分！因為如果能夠保證供給，那麼醫學將不再只限於治癒病症，醫生也不再只因被需要而受人尊敬，他們將是給予凡人世間最大快樂的施與者。」關於這點，我們或許會聽到一些尖酸的叔本華式抗議，他們反對把長壽看成一種恩賜；相反，他們催促某些醫生儘快終結疾病，並認為，對這樣的速度應給予虔誠的讚頌。但對培根而言，雖然他有煩惱、結過婚、遭受磨難，但他從未懷疑生命終究是美好的。
在心理學上，他幾乎是個「行為主義者」：他要求對人類行為的因果關係做嚴謹的研究，並且希望將「或然性」這個詞從科學詞彙中徹底刪除。「或然性是一個並不存在的事物的名稱」，而「或然性之於宇宙猶如意志之於人類」。一個富有意義的世界，一次充滿火藥味的挑戰，都隱藏在這短小的一行字間：經院哲學對自由意志的宣講被推到一邊，排除在討論之外；將「意志」與「理性」區別開來的普遍假說亦被拋棄。培根開此先河，卻未能繼續下去；他不止一次地這樣將一本書濃縮排一句話裡，然後拂袖而去。
又是三言兩語，培根創造了一門新科學——社會心理學。「哲學家應該孜孜不倦地探索民俗、習慣、教育、模範、效仿、交際、友誼、讚揚、譴責、規勸、名譽、法律、書籍和學習等的權力和能量，因為這些是統管人們道德的東西；人類的心靈正是通過這些渠道形成和被馴化的。」這個提綱被後起的這門新科學緊緊追隨，以至於它讀上去像是塔爾德、勒邦、羅斯、華萊斯、涂爾幹等人著作的一個內容總綱了。
科學幾乎涵蓋了全部，無所不包。巫術、夢魘、預知未來、心靈感應等一切「精神現象」都應接受科學的審查；「因為我們無從知曉，到底在何種情況下、以何種程度的效力，這些所謂的迷信會對自然產生影響」。儘管本身有強烈的自然主義傾向，他仍舊為這些問題所吸引；與人類有關的一切現象他都不想放過。的確，誰知道從這樣的考察中會冒出怎樣顛撲不破的真理或是新的科學呢，就像化學脫胎於鍊金術一樣？「鍊金術好比一個人告訴他的兒子們，他在葡萄園的某個角落埋了一堆金子；在那裡，兒子們翻土犁地，就是沒有發現金子，但由於對葡萄秧周圍土壤的翻動，他們收穫了豐盛的葡萄。同樣，意在鍊金的種種探索和努力將許多有用的發明和指導性實驗帶進了光明。」
在第八卷中，又有一門科學誕生了：生活成功的科學。尚未經歷名利場上的大起大落，培根對如何升遷給出了一些初級建議。首先需要的是知識：關於我們自己以及關於他人的知識。「自知」只是一半，而瞭解自身的主要價值是瞭解他人的有效手段。
我們必須勤奮地瞭解與我們接觸的各類人——他們的脾氣、慾望、觀念、習俗、習慣；他們主要依賴的協助、幫助和保障，以及他們從何處獲得權力；他們的缺點和弱點，這是他們的主要空隙和可乘之機；他們的朋友、派系、上司、庇護人、敵人、嫉妒者以及競爭對手；接近他們的時機和方式……不過開啟他人內心最可信的鑰匙便是研究和挖掘他們的脾性及本性，或者他們的目的和計謀；評判相對弱小且簡單的人最好靠辨別脾性，而那些相對謹慎和保守的人則需考察其謀劃……通向這些考察的最短途徑依賴於以下三點，那就是——第一，交大量的朋友……第二，在言論自由和言行謹慎之間遵守中庸之道和適度原則……不過，最重要的是切忌將自己表現得過於善良和友好，這對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和維護自我權利大有裨益，否則會使自己暴露於傷害和譴責之中；一定要……時不時地迸發一些自由、慷慨的思想火花，哪怕它們所含的刺並不少於所含的蜜。
朋友對培根而言主要是獲得權力的手段，在這點上，他與馬基雅維利持有相同的觀點。如果不考慮米開朗基羅與卡瓦列裡、蒙田與拉伯埃西、菲利普·西德尼與休伯特·朗格之間美好和不計利害的友誼，這一觀點很容易被歸因於文藝復興。或許這對友誼異常實際的定位可以解釋培根為什麼會從權力之巔跌落下來，就像類似的觀點可以解釋拿破崙下臺一樣；因為如果你是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在對待他們的話，你的朋友很難以更高的處世哲學來對待你。培根接著引用古希臘七賢之一拜阿斯的話說：「愛你的朋友如同他將要成為你的敵人，愛你的敵人如同他將要成為你的朋友。」即使是對你的朋友，也不要過多暴露你的真實目的和想法；在與朋友的對話中，比起表達觀點，應更多提出問題；張口說話時，多提供資料和資訊，而不是你的信仰和判斷。彰顯自豪是前進的助推力，「炫耀只是倫理學中的過錯，並不適用於政治」。這又讓人想起了拿破崙——培根就像這個小個子的科西嘉人，在他自己的院牆之內樸素簡單，在外卻喜好排場和儀式，他認為，這對贏取公共聲名不可或缺。
於是培根跑過一片又一片田地，將自己思想的種子播撒在每一門科學的土壤中。考察結束，他得出這樣的結論：科學本身已經不夠，必須有一種學科之外的力量和方法，對它們進行調配，為它們指出一個目標。「科學鮮有成績的另一個重大原因就在於此。假若目標本身沒有擺正，那麼前行的路線就不可能正確。」科學需要的是哲學——對科學方法的分析，對科學目的和結果的協調；沒有這個，任何科學必然是膚淺的。「正如在平地上不可能看到完美的鄉村全景，站在與科學同一水平線上而不升至一個更高點，是不可能發現科學中那些偏僻和深藏的部分的。」他譴責那種脫離周圍環境、只看獨立的事實、不將自然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的習慣；他說，這就好像一個人拿著一根小小的蠟燭在屋子的四角照來照去，殊不知頭頂上正有一盞明燈在放射光芒呢。
歸根到底，培根愛的是哲學，而非科學；只有哲學能為一個紛繁複雜、充滿悲傷的生命帶去那種由理解和領悟而生的持久的寧靜。「學習能戰勝或減輕對死亡和不幸的恐懼。」他引用了維吉爾的名句：
快樂的人啊，他通曉萬物的起因，
腳踩全部的恐懼和無情的命運，
以及貪婪之獄的種種紛爭。
或許哲學最美好的果實是，憑藉它我們可以忘記工業化環境一直在反覆灌輸的，要無休止攫取的信條。「哲學首先將我們引向對內在心靈的求索，至於其餘需求，要麼會隨之而來，要麼不再需要。」些許智慧便可享樂終生。
與科學一樣，政府也遭受著缺乏哲學的苦惱。哲學與科學間的關係就像政治家與政治的關係：行動應由全部的知識和全域性式的觀點來指導，應反對盲目性和謀取私利。如同一旦脫離了人們的實際需求和現實生活，對知識的追求就會變成經院哲學一樣，脫離了科學和哲學的政治訴求也將變成毀滅性的喧囂。「將身體託付給經驗主義者是錯誤的，他們通常只依據少數幾個處方，而對疾病的緣由、病人的身體狀況、意外的危險性以及真正有效的診療方法一無所知。同樣的道理，將一個國家交給經驗主義政治家一定是危險的，除非他們能與其他有識之士結合在一起……儘管聽上去似乎在偏袒自己的職業，他仍舊說道：‘當國王成為哲學家，或者哲學家成為國王，國家就會興盛。’而這早已被經驗證實，史上那些國盛民安的時代都出現在富有智慧和學識的君主統治之時。」他使我們想起了圖密善之後、康茂德之前統治羅馬的幾位偉大君王。
於是，培根像我們其他人一樣，昇華了自己的愛好，將它作為拯救人類的要訣提出。然而他也比柏拉圖（這個區別宣告了近代的到來）更加清晰地意識到專門學科的必要性，以及從事專門研究的人員隊伍的必要性。任何一個心靈，包括培根在內，都不可能勝任覆蓋全部領域的工作，儘管他可能是站在奧林匹斯山頂向下俯瞰。他明白自己需要幫助，並且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事業有如獨臨山巔般孤立無援。「你在工作中有著怎樣的同事？」他問一位朋友。「對我而言，是處在絕對的孤獨中。」他夢想著從事不同學科研究的科學家互相協調，不斷溝通與合作，並在一個專門性組織的指引下朝著同一個目標努力。「想一想，如果人人富有閒暇，通過勞動組織和世代相傳聯合在一起，那我們還有什麼好期待的呢？這不是一條一次只允許一人通過的道路（好似推理的過程），而是需要人類的全部勞動（經驗的收集尤其如此），在付出各自最大限度的努力之後，再進行收穫、調配和結合的過程。因為只有在那時，人們才真正開始知道他們各自的長處。不再是一大夥人做著同樣的事情，取而代之的是這個人負責這件事，另一個人負責另一件事。」作為知識的統一體，科學本身必須體現組織性。
這個組織必須是國際性的；它能夠跨越國際自由流轉，讓歐洲在知識上結成一體。「我發現的第二個不足是大學之間鮮有共鳴或書信往來，就全歐洲而言如此，即便是同一個國家或王國之內也是如此。」應讓這些大學分擔不同的學科和問題，並在研究和出版領域互相合作。如此規劃和關聯之後的大學就配得上皇家的支援了，它們就能夠成為烏托邦中統治全世界的公正不阿的學術中心了。培根注意到，「不論是科學領域，還是藝術方面，大學講師所獲的薪金都極其微薄」；他認為這一狀況只能綿延下去，直到政府接管教育事業。「古代及盛世的文人志士始終在抱怨，政府過多地忙於法律，而疏忽了教育。」他的遠大夢想便是科學實現社會化，用以征服自然，擴充套件人力。
於是他求助於詹姆士一世；知道他的君王愛聽奉承，便鼓動三寸不爛之舌，將他捧上了天。詹姆士既是君王也是個學者，自豪於自己的文筆甚至超過權杖和寶劍；從這樣一位博學文雅的國王身上或許可以期待些什麼。培根告訴詹姆士，他草擬的這些方案是真正的「帝王之業」——「對此，個人的努力就好比站在路口的雕像，指明瞭道路卻邁不開步伐。」這樣一種皇家規模的事業自然要花費不少，但是，「就像君主和國家的大臣和密探為獲取情報要送來清單一樣，如果您不想錯過世上許許多多有價值的資訊，那麼就必須允許大自然的密探和情報員送來他們的清單。如果說亞歷山大大帝能夠給予亞里士多德大量的財富用以資助狩獵人、捕禽人、漁人和其他諸如此類的人，那麼現在這些為您揭示自然秘密的人則需要更多的捐助」。有了皇室的資助，「偉大的復興」便能夠在幾年內完成；否則，這項事業將需要耗費幾代人的功夫。
培根令人耳目一新之處在於他對人類征服自然持有堅如磐石的信念：「我拿一切做賭注，擔保人定勝天。」人們已經做到的「只不過是他們對應該做的事情的一種熱情」。可是，如此大的希望信心從何而來？難道在過去的兩千年裡，人們沒有在尋求真理、沒有在科學的道路上探索前進嗎？過去這麼長的時間僅結出瞭如此有限的果子，難道我們還要對如今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報以希冀嗎？——是的，培根答道；如果人們過去使用的方法都是錯誤或無效的呢？如果人們在前進的道路上迷失了，探索一直在旁支小道上掙扎呢？我們需要在我們的科學和邏輯體系中，對研究和思維的方式方法進行一次徹底的革命；我們需要一種新工具，它比亞里士多德的更好，更適合這個更廣大的世界。
於是，培根向我們奉獻出他最偉大的作品。
2.《新工具》
他的最刻薄的一位批判者說：「培根最偉大的作品是《新工具》的第一卷。」從來沒有人能將如此多的生命活力注入邏輯學當中，將歸納法譜寫成一次史詩般宏偉壯麗的征程。如果你必須學習邏輯學，那麼請從這本書開始吧。「人類哲學中關於邏輯學的這部分會不合很多人的胃口，因為在他們看來這無非是一張網，一個險象叢生、詭異莫測的陷阱……但是如果我們根據事物的真實價值來排序的話，那麼推理科學是開啟其他一切的鑰匙。」
培根說，哲學之所以貧瘠了這麼久，是因為她需要一個嶄新的方法來使她重新煥發活力。古希臘哲學家最重大的錯誤就是過於關注理論而忽視了觀察。然而思維應是觀察的助手，而不是它的替身。「人，」《新工具》的開篇箴言這樣說道，儼然是在對一切形而上學提出挑戰——「作為自然的臣相和使者，所能做的和所能理解的取決於他觀察自然秩序……所達到的程度；他不可能知道得更多，或是做得更多」。關於這一點，蘇格拉底的前人比其後輩講述得更為明確，尤其是德謨克利特，他對挖掘事實感覺靈敏，眼睛從不為浮雲遮掩。難怪哲學在亞里士多德之後鮮有進展，因為它一直在使用亞里士多德的方法。「借亞里士多德之力超越亞里士多德就好像從光源中借一部分光亮來增強光源本身一樣。」在用亞里士多德創立的方法詭辯兩千年後的今天，哲學的地位已經一落千丈，以致無人肯敬重它了。一切中世紀的理論、原理和爭論必須被全部拋棄和忘卻；要實現復興，哲學就必須打掃乾淨屋子，重新開始。
因此，第一步是「理智的淨化」。我們必須變成小孩子，頭腦中沒什麼主義，也沒什麼抽象的概念，清掃出所有的偏見和先入為主的觀念。我們必須摧毀心中的「偶像」。
在培根那裡，「偶像」這個詞（或許反映了新教徒拒絕崇拜頭腦中的虛幻實在）指的是把畫像誤當成實在，把思想錯當成事物。於是謬誤便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而邏輯的首要任務便是要追溯並擊毀這些謬誤的緣起。培根接下來展開了對謬誤公正而出色的分析。孔狄亞克說：「沒有人比培根更清楚地明白人類錯誤的緣由。」
這些謬誤的第一類是「種族偶像」——人類天性中普遍存在的錯誤。「因為人總是錯誤地把自己的意識斷言為事物的標準（普羅泰戈拉說的是‘人是萬物的尺度’）：相反，一切感知，不論是感官的，還是心靈的，都只與人相關，而並不適用於宇宙；人的心靈就如同一面面凹凸不平的哈哈鏡，將自身的品質散播到其他事物上……並使它們扭曲、變形。」我們的思想與其說是物體的圖片，不如說是我們自己的畫像。譬如，「出於自身的獨特個性，人類理智極容易把事物中的秩序和規律設想成比實際存在高得多的一種程度……因此才有了一切天體都按照正圓形軌道執行的虛構」。同樣：
當任一命題被確定下來之後（不論是出於公眾的認可和信仰，還是出於它所蘊含的樂趣），人類理智便會強迫其他一切事物為此提供額外的支援和認可：儘管言之鑿鑿的反例數量豐富、證據充足，但它們不是被忽視，就是被蔑視，又或者出於某些特定的原因而被放棄或拒絕，反正就是不能犧牲該命題的權威性。有這樣一個人，在廟裡，有人指給他看幾塊高懸的匾額，它們是在海上遭遇沉船卻死裡逃生的人送來還願的，人們責問他現在是否感受到了神的威力……「不過，那些許了願卻仍舊死了的人的遺像在哪兒呢？」所有的迷信都大體相同，不管是占星、讀夢、預示、因果報應，還是其他什麼，受矇蔽的信眾都只看到了願望實現的那些事情，卻忽視和遺忘了那些沒有應驗的祈禱，儘管後者要普遍得多。
「根據自己的意志決定好問題之後，人開始求助於經驗；使經驗屈從於他、認可他的觀點，像對待俘虜一樣牽著它到處遊行。」簡言之，「人類理智絕不是乾燥、單純、光亮的，而是摻雜了意志和個人情感的混合物，於是產生了一切所謂‘如人所願的科學’……因為人之所有並非為真，只是他更願意相信罷了」。難道不是這樣嗎？
關於這一點，培根給出了一個黃金法則。「總的來說，所有從事自然研究的人都應遵守這條規則——即凡是令他的內心感覺異常興奮或滿足的東西都值得懷疑；對待此類問題，他應當加倍小心、謹慎處理，以確保理智的平衡、清晰。」「切勿讓理智從個別事物中縱身一躍或騰空而起，以抵達遙遠的公理或幾乎具有最高普遍性的原理……切勿讓理智插上翅膀，而必須給它掛上重物，使它不能跳躍或飛翔。」想象力或許是理性最強大的敵人，它只應是理性的嘗試和實驗。
第二類謬誤培根稱之為「洞穴偶像」，即個人特有的錯誤。「因為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洞穴或窠臼，在那裡自然的光芒發生了折射、褪色」；這就是他的性格，由先天環境和後天教養以及他的心情、身體機能和內心世界共同塑造而成。例如，有些人天生擅長分析，他們所見處處是差異；另外一些人則天生擅長綜合，於是他們看到的處處是相似；於是我們便一方面有了科學家和畫家，另一方面又有了詩人和哲學家。再有，「有些人的性情使他們酷愛古蹟，另一些人則崇尚新奇；而只有少數人能恪守中庸，既不推倒古人的光輝業績，又不藐視當代人的適時創新」。真理無所謂派別。
第三類謬誤則是「市場偶像」，它來自「人與人之間商業性或組織性的來往。因為人通過語言交流，而詞彙的意義依託於大眾的理解，於是，措辭不當便會在心靈間造成嚴重的阻隔」。哲學家使用「無限」就如同粗心的語法學家玩弄「不定式」；可是，有誰真正考慮過「無限」是什麼，或者它是否真的存在呢？哲學家討論「無因的第一因」或者「不動的第一動力」，可是，難道這些不只是用些無花果葉子般的詞語來遮掩赤裸裸的無知，或許還透露了言說者內心的愧疚吧？每一個清晰、誠實的心靈都明白，沒有無原因的原因，也沒有不動的推動者。也許哲學最偉大的復興僅此而已——那就是，我們應該停止說謊。
「最後還有一類，那是經由哲學家的各種教條以及錯誤的論證法則轉入人心的偶像，我將這些稱為‘劇場偶像’。因為在我看來，現存所有公認的哲學體系不過是一幕幕舞臺劇，展現的是他們不切實際、戲劇性的幻想……在這些哲學戲劇裡，你可能會觀察到與詩人劇場裡一模一樣的東西——為舞臺所創作出的故事更加緊湊、更加典雅，更像我們希望的模樣，遠非歷史上的真實故事所能比擬。」柏拉圖所描繪的世界由柏拉圖一人構建而成，反映出的是柏拉圖自己，而不是真實的世界。
如果這些偶像仍然伺機在每一個路口將我們絆倒，那麼我們之中哪怕是最傑出的人也不可能在尋求真理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我們需要推理的新模式、理解的新工具。「如果沒有發明指南針，那麼西印度群島就永遠不可能被發現；同理，當科學創新和探索的手段仍然陳舊時，人類技術的發明和突破便鮮有進展。」「當地球上的物質……已在我們這個時代被大規模地開採、運用之時，我們理性的世界如果仍舊大門緊鎖、委身於昔日的有限成就中，那實在是有失顏面。」
追根溯源，我們的一切苦難都應歸咎於教條和演繹。我們之所以發現不了新的真理，是因為我們將某些古老卻可疑的命題當作不容置疑的出發點，從來不去考慮這個命題本身是否經得起觀察或實驗的檢驗。現在，「如果一個人始於確信，那麼他應該止於懷疑；然而，如果他甘願始於懷疑，那麼他將止於確信」（哎呀，這也不是十分必然的）。這是近代哲學初期的一個普遍標誌，是它獨立宣言的一部分——笛卡爾也討論了「方法論上的懷疑」，要作誠實的思考，清除蜘蛛網式的先決條件是必要的。
緊接著，培根對科學的研究方法作了一番令人欽佩的描述：「還剩下‘單純經驗’，這種經驗如果聽之任之，就叫作偶遇」（「經驗的」），「如果對其進行探尋，就叫作實驗……經驗的真實方法首先是點燃蠟燭」（假設），「然後以燭光照亮道路」（安排和限定實驗）；「從適當整理、消化過的經驗出發，而不是從雜亂無章的事實出發，繼而推斷出定理，然後從確立了的定理再引出新的實驗」。（我們現在讀到的內容在後面的章節會再出現，它強調把初期實驗的結果作為進一步研究的「第一次收穫」——在此，培根明確指出了假設、實驗和推演的必要性，卻未加以充分的論述，一些批評家就此認為他完全忽視了這一點。）我們必須走進自然，而不是走進課本、傳統和權威；我們必須「將自然綁起來，逼她指出證人」，哪怕對她自身不利，這樣我們才可能駕馭她以實現我們的目的。我們必須彙集各方面的材料，聯合全歐洲科學家的研究力量，構建一部世界「自然史」。我們必須有所歸納。
不過歸納並不意味著對全部資料的「簡單列舉」，可以想象，那將是沒有止境和毫無用處的，任何一大堆材料都不可能自己變成科學。這就像是「在空曠的田野上追逐獵物」；我們必須縮小包圍圈至一定的區域來抓捕我們的獵物。歸納法必須包含對資料進行分類和對假設進行刪減的技巧；這樣，通過對或然解釋的逐步排除，最終將只能剩下一種解釋。或許這個技巧最有用的一項是「三表法」，即在表格中列舉一些現象，如果出現兩種特性或狀態共同增減的情況，那麼就表明在這兩個共變現象之間可能存在某種因果關係。例如培根問道：什麼是熱？——並尋找某些隨著溫度的上升而增加，或者隨著溫度的下降而減少的因素；經過長期的分析，他發現熱和運動之間存在一種確切相關性；於是他得出結論：熱是運動的一種形式。這便是他對自然科學為數不多的例項式貢獻之一。
用培根的話來說，經過對材料的不斷收集和分析，我們便到達了現象的「形式」——即研究它所隱藏的性質和內在的本質。培根的形式論跟柏拉圖體系中的理念很相近：一種科學的形而上學。「我們所說的形式專指一切單純自然行為的法則和規約以及由此排列和建構而成的一切單純本性，不指任何其他……因此，熱或者光的形式指的就是熱的規律或者光的規律，不是別的。」（無獨有偶，斯賓諾莎強調，圓的規律就是它的「本質」。）「因為儘管自然界中只存在根據各自規律呈現特定特徵的單獨個體，然而，在每一門學科中，這些規律——對它們的研究、發現和發展——卻是理論和實踐共同的基礎。」理論和實踐，缺少任何一方都是無用和危險的；不能轉化為成果的知識是蒼白、冷血的，應為人類所不齒。我們努力認識事物的形式並不是為了形式本身，而是通過了解形式，瞭解這些規律，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願望來改造事物。因此，我們學習數學是為了計量和建橋；我們學習心理學是為了在社會的叢林中找到自己的路。當科學充分探索出萬物的形式時，世界將只是一堆原材料，任由我們去建構心中的烏托邦。
3.科學的烏托邦
如此這般改造科學，然後通過控制科學來完善社會秩序，這本身就已經是個烏托邦了。培根在他的簡短的、同時也是最後一篇的著作《新大西島》中為我們描述了這樣一個世界。該書出版於培根去世前兩年。威爾斯認為這本書是培根「對科學最偉大的貢獻」：只簡單幾筆，他便為我們展現了一幅社會景象——在這裡，科學終於登上了它應有的作為萬物統帥的最高寶座；這是一次崇高的想象之旅，三個世紀以來，眾多勇士以此為唯一標槍，與愚昧和貧窮鬥爭，追求知識與發明。接下來我們將看到弗朗西斯·培根的本質，他的「形式」，他生存和生命的法則，深藏於他靈魂中綿延不斷的訴求。
柏拉圖在《蒂邁歐篇》中曾講述大西島的古老傳說，這是一片在西方海域沉沒了的大陸。培根和其他一些人將哥倫布和喀波特發現的新美洲認作是古老的大西島；這片偉大的大陸其實根本沒有沉沒，沉沒的只是人們航海探險的勇氣。這古老的大西島現在重見天日了，並且看上去還住著一個精力充沛的民族，然而他們並不十分符合培根頭腦中的聰明靈慧的烏托邦人的條件，於是他設想了一個新的大西島：這是一個地處遙遠太平洋中的島嶼，只有德雷克和麥哲倫曾經航海經過，它遠離歐洲，人們也並不瞭解它，這便給了培根充足的想象空間來實施他的烏托邦夢想。
故事的開頭精美細緻卻不矯揉造作，就像笛福和斯威夫特的名篇一樣。「我們從秘魯出發（在那裡我們待了整整一年），經由南海前往中國和日本。」海上風平浪靜，幾艘航船連續數週行駛在一望無際的海上，就像一面鏡子上的幾個斑點，而船上探險者的儲備也在日益減少。接著颳起了勢不可當的大風，將航船毫不留情地一直推向北方，向北，再向北，推出了島嶼遍佈的南海，推進了一片蒼茫無邊的未知海域。船員們的日常供給越來越少，疾病也趁機襲來。最後，正當他們即將放棄希望、聽天由命時，他們難以置信地看見遠處天空下出現一座美麗的島嶼。航船漸漸靠近岸邊，船員們看見岸上站著的不是野蠻人，而是一些衣著簡樸整潔又不失風度的人，並且顯示著發達的智商。他們被允許上岸，但又被告知島上的政府不准許外人停留。不過由於他們中有人生病了，他們可以暫時停留，直到這些人康復為止。
在艾得身體康復的幾個星期內，這些漂泊者逐漸揭開了這片新大西島島嶼的秘密。島上的一位居民告訴他們：「大約一千九百年前，這座島由一位國王統治，我們永遠銘記並且崇拜他……他的名字叫作所羅門那，我們尊奉其為我們國家的立法者。這位國王心胸寬廣……並且全心全意為國家和人民謀福利。」「在這位國王的所有卓越成就中，有一項最為傑出，那就是他創造和建立了‘秩序’，或者‘社會’，我們稱之為‘所羅門宮’；我們認為，它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組織，也是這個國家的指路明燈。」
接下來是一段對「所羅門宮」的描述，由於它太過複雜，我無法在此摘錄，但這段描述又是如此的辭藻華麗、令人信服，以至於連懷有敵意的麥考萊也寫下了這樣的評語：「世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篇這樣的文字，它富含深邃、寧靜的智慧，實在是卓爾不群。」所羅門宮在新大西島上的地位相當於倫敦的議會兩院，它是這個島國的政府所在地。然而那裡沒有政治家，沒有卡萊爾口中高傲無禮的「當選者」或是「國家騙局」；政黨、政黨預備議會、候選人遴選大會、全國大會、競選、警察、印刷品、社論、演講、謊言和選舉通通不存在；這些大西島人似乎從未想過要依靠這些荒誕的方式進入公共管理機關。然而，通往科學榮譽巔峰的大路卻是向所有人敞開的，而且只有走過這條路的人才能走進政府。這是一個由挑選出的最優秀人才組成的政府，它屬於人民，併為人民服務；一個由技師、建築師、天文學家、地理學家、生物學家、醫學家、化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和哲學家組成的政府。實在是複雜，但是想一想吧，這可是一個沒有政治家的政府啊！
的確，它在新大西島幾乎沒有什麼政府職能；這些政府官員投身於掌控自然，而不是統治人民。「我們組織的終極目標是認識萬物的原因及隱含的運動方式，並且在可能實現的範圍內，擴大人類王國的疆域。」這就是本書的主題句，也是理解弗朗西斯·培根的關鍵詞。我們發現這些官員從事著如此不起眼的工作，諸如研究星體、籌劃在工業上利用瀑布能量的方法、研發具有治療功能的多種氣體、以動物為實驗品增長外科知識以及通過雜交手段培育新品種的動植物等等。「我們模仿鳥類的飛行，我們能在空中做一定程度的飛行。我們擁有能夠潛入水底的大小船隻。」這裡也有外貿，不過性質有些不同：島上商品完全是自產自銷、自銷自產，因此不會為了搶奪國外市場而陷入戰爭；「我們與外界維持著一種貿易，它無關金銀珠寶、綾羅綢緞、菸草香料或其他任何商品，它只為了尋求上帝的第一項創造，即光明——為了獲取世界各地成長的智慧之光」。這些「光明的商人」是所羅門宮的成員，每隔十二年被派出一批前往國外，並與這個文明世界裡各個區域的外國人生活在一起，學習他們的語言及科學、工業和文學；十二年後當他們返回時，他們將向所羅門宮的長官彙報各自的發現；與此同時，他們在國外的崗位也會由新一批科學探索者接管。就這樣，世界各地一切最好的東西很快地全部來到了新大西島。
描述雖然簡短，我們還是從中看到了每一位哲學家心中烏托邦的模樣——一個民族，在一群最富智慧之人的領導下安居樂業、勤懇富足。每一位思想家的夢想都是用科學家代替政治家，為什麼擁有如此多化身的它仍舊只是個夢想呢？是不是因為思想家都只是些空想家，從未走上現實的舞臺去構建他們頭腦中的方案呢？難道目光狹隘、貪婪無度的強烈野心註定會打敗哲學家和聖賢們溫文爾雅、誠懇嚴謹的抱負嗎？或者，是不是因為科學尚未發展至成熟和自覺呢？——是不是隻有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物理學家、化學家、技術專家才開始意識到，科學在工業和軍事中日漸上升的地位賦予了他們在社會戰略中至關重要的角色，並向他們指明，一旦他們聯合起全部的力量，將說服整個世界，把他們推上領袖的位置？或許科學還不配支配世界，或許不久的將來它就可以了。
五、評論
現在我們應該如何評價弗朗西斯·培根的哲學呢？
它有什麼新意嗎？麥考萊認為，培根描述的歸納法早已是過時的東西，根本不應引發什麼轟動，更別說為其立碑了。「世界伊始，人們便開始從早到晚地運用歸納法：一個人推斷肉餅不適合自己，因為他吃了就難受，不吃就不難受，吃多了最難受，吃少了少難受，而這就是他在無意識卻十分有效地運用《新工具》中的所有表格。」不過約翰·史密斯很難如此準確地運用這些「三表法」，他很可能不顧腸胃的困擾而繼續吃肉餅。況且，就算約翰足夠聰明，那也不能掩蓋培根的成績——邏輯學的工作是什麼？不就是對聰明人的經驗、方法進行系統的總結嗎？——科學的工作呢？不就是通過規則將少數人的技藝轉化為可以傳授給大眾的科學嗎？
但是，這樣的系統陳述是培根的獨創嗎？蘇格拉底的方法不是歸納嗎？亞里士多德的生物學採用的不是歸納法嗎？羅傑·培根不是一邊實踐一邊宣揚歸納法，而弗朗西斯·培根只是宣揚嗎？伽利略不是總結出比科學實踐中更系統的歸納法了嗎？就對歸納法的使用而言，羅傑·培根做得最準確，其次是伽利略，再次是亞里士多德，最不確切的是蘇格拉底。伽利略勾畫出的是科學的目標，而非實踐的手段，他向後人展示了一個用數量表述的全部經驗和關係的目標！亞里士多德則是在沒有其他方法、材料自身又不適合使用他至愛的宏觀普遍假說演繹具體結論時，才會使用歸納法；比起對詞語和觀點進行界定和區分的分析法，蘇格拉底其實並不怎麼使用意在收集材料的歸納法。
培根並沒有自稱突破前人；好比莎士比亞，他體面地接管，又用同樣的方法，使一切經他觸碰的東西煥發新的光彩。每個人都有他自身的淵源，就像每個有機體都有它自己的食物一樣；屬於他的就是他消化食物並把它們轉化為血肉的方式。就像洛雷指出的，培根「不蔑視任何人的觀察，卻用自己的火炬點亮了每一個人的蠟燭」。不過培根也承認他的人情債：他提到「希波克拉底那種有效的方法」——將我們送至歸納邏輯的真實發源地古希臘；他還寫道：「柏拉圖（有時我們不太確切地寫作‘蘇格拉底’）展示了用歸納和觀察個體的方式進行研究的好榜樣；儘管這種方式太過散漫，既無力量也無效果。」若要辯白自己從前輩那裡承受的恩惠，他一定會鄙視；我們又何苦誇大其詞呢。
但是話又說回來，培根的方式正確嗎？它是現代科學最富成果的方式嗎？不。總體而言，科學使用過的獲得了最佳成果的方式，不是材料的積累（「自然史」）和對材料依據《新工具》中複雜表格的處理，而是簡單的假設、演繹和實驗。因此，在讀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之後，達爾文產生了將其人口增長速度傾向於高過物質財富積累速度的假設應用於一切生物的想法，並由此演繹出這樣一個極有可能的結論：人口對食品供給造成的壓力促使生物為了生存而競爭，其中適者生存，並且每一代都更加適應它所生存的環境；最後，（通過假設和演繹確定問題及研究領域後）他轉向了「大自然永不枯竭的面孔」，在二十年的時間裡對事實一一進行觀察和歸納。再有，愛因斯坦構想出這樣一個假設，或者是受了牛頓的啟發，即光線的傳播途徑是曲線，而不是直線；從中演繹出這樣的結論：星體看似在天空中確定的位置（根據直線理論），實際上是在距那個位置偏離一點的地方；然後他又設計了實驗和觀測來驗證這一結論。顯然，假設和想象的功用比培根認為的要大得多，科學步驟也比培根式方案更加直接和明確。培根自己也預料到自己的方法會被淘汰，科學實踐自會發掘出更好的研究方法，而不是政治家討論得來的。「這些東西需要幾代人的時間來使之逐漸成熟。」
即使培根精神的推崇者也不得不承認，這位大法官在為科學立下規約時，落在了同時代科學發展步伐之後。他反對哥白尼，忽視開普勒和第谷；他貶低吉爾伯特，似乎也沒注意到哈維。事實上，比起研究，他更喜歡論說；又或許，他沒有時間進行辛苦的實驗。直至去世，他在哲學和科學領域所做的工作仍是零碎、混亂的；其中充斥著重複、矛盾、理想和引言。藝術永存而時間飛逝：這是每一個偉大靈魂的悲哀。
工作如此繁忙的一個人，復興哲學都只能在紛繁複雜、險象叢生的政治生涯間隙去完成，要讓他創作出如莎士比亞一般豐富曲折的作品，無異於將學生的時間浪費在那些空想理論家的沙龍辯論上。莎士比亞欠缺的正是這位高貴大法官的特色——博學和哲學。莎士比亞對諸門科學都略有了解，這令人稱奇，但是他一門都不精通；在談到這些科學時，他總是以一個業餘愛好者的口氣大談特談。他接受占星術：「這一巨大的國度……星星在秘密地影響它的輿論。」他永遠都在出錯，而這些錯誤是博學的培根根本不可能犯下的：他筆下的赫克托爾引用了亞里士多德的話，克里奧蘭斯暗自指稱加圖；他將牧神節設想成一座小山丘；他對愷撒的瞭解和威爾斯差不了多少。他無數次提到早年的生活和婚姻的艱辛。他時常開些粗鄙、下流和雙關語玩笑，這放在一個溫和的浪蕩子身上再自然不過，仍未脫離斯特拉福德城的小痞子和屠夫之子的習氣——但是，這在一個鎮定、平和的哲學家那裡幾乎是不可能的。卡萊爾稱莎士比亞為最偉大的智者，然而他更像最偉大的幻想家和最敏銳的觀察者。他無疑是位心理學家，但不是一位哲學家：他不具備為了自身和全人類的目標而整合成形的思想體系。他沉浸在愛與被愛的問題中，只有傷心欲絕時才在蒙田的詩句中想起哲學。否則，他便心甘情願地接受眼前這個世界；他的目光並不集中在使柏拉圖、尼采、培根變得高貴的哲學復興夢想上。
熱切推崇統一，渴望將其協調的智慧普及至一百多門科學中，這既是培根的偉大之處，也是他的弱點。他希望自己能像柏拉圖一樣，是「一位卓越的天才，站在高石上俯瞰世間的一切」。他為自己抗起了萬千個任務，卻在重壓下垮塌了；他的失敗情有可原，因為他擔負的太多太多。他未能到達科學的理想之地，卻如考利在墓誌銘上所寫，他至少站在了邊界上，指點著遠處的美好景觀。
他的成就不會因其間接性而有所減損。他的哲學著作，儘管如今鮮有人問津，但「曾撼動過那些推動世界發展的智者」。他為「文藝復興」式樂觀主義和雄心壯志搖旗吶喊，從未有人能如此強烈地影響其他思想家。確實，詹姆士一世沒有接受他提出的扶持科學的建議，但將《新工具》比作「如神的寧靜，超越一切的感悟」。更優秀的人們在1662年建立了「皇家學會」，這將是後來世界上最偉大的科學家聯合會，他們將培根尊奉為他們的楷模和靈感；他們希望這個英國研究組織可以一步步發展成為全歐洲的大聯合，正如《學術的進展》教他們所追求的那樣。當法國啟蒙運動的偉大思想者們創作出人類智慧的巔峰之作《百科全書》時，他們將它獻給了弗朗西斯·培根。狄德羅在「內容簡介」中說：「假如這部書獲得成功，那麼我們最應該感謝的就是大法官培根，是他，在那樣一個既無技術也無科學的時代，勾勒出一個涵蓋了所有科學和技藝的大辭典計劃。這位非凡的天才，在無法寫就一部關於所有已知事物的史書的年代，寫出了一部關於人們應該知道的歷史。」達朗貝爾稱培根為「最傑出、最普世、最雄辯的哲學家」，法國國會用國庫的錢出版培根的著作，英國思想的主旨和走向一直沿襲著培根哲學的傳統。他嘗試用德謨克利特機械主義的觀點理解世界的想法，為他的秘書霍布斯走向全面的唯物主義提供了出發點；他的歸納法為洛克提供了靈感，使後者構思出只受觀察限制、擺脫了神學和形而上學的經驗主義心理學；他對「利益」和「效果」的強調，在邊沁的有用和有效同一性理論中得到了系統闡述。
凡是統治精神戰勝屈從精神的地方都顯示著培根的影響。他為這樣的一批歐洲人代言，他們將這塊大陸從一片原始森林轉變成一塊孕育藝術和科學的寶地，從一小塊半島轉變成世界的中心。「人不是直立的動物，而是不朽的神靈。」培根說，「造物主賦予我們與全世界平等的靈魂，卻又使我們並不滿足於一個世界。」對人類而言，萬事皆有可能。時間尚早，只要給我們少許世紀，我們將駕馭和重塑這個世界。我們最終或許會明白那個最崇高的教訓，即人與人絕不能互相殘殺，只有當自然為我們的勝利設定了障礙時才能發動戰爭。培根在他的最為精彩的一個段落中這樣寫道：「將人類的雄心壯志劃分為三類，就像是三個等級，是不會錯的。第一類屬於那些渴望在自己的國家中擴張權力的人，這種野心是粗鄙和墮落的。第二類屬於那些努力在全人類範圍內擴張本國勢力和統治權的人，這種志向顯然更有尊嚴，但同樣貪婪無度。然而，假使一個人盡全力建立和擴充人類在宇宙中的權力和統治權，這樣的雄心壯志無疑比前兩種更為健全也更加高尚。」這些互相牴觸的雄心壯志爭奪著他的靈魂，把他撕成碎片，這就是培根的命運。
六、結束語
「身居高位之人是三樣東西的奴僕：君主或國家的奴僕、名譽的奴僕、事業的奴僕，所以他們沒有人身自由，也沒有行動自由或時間自由……往高走是辛苦的，而人們卻歷經艱辛換取更大的痛苦；它有時是低賤的，而人們卻不擇手段以換取尊嚴。高位是易滑難守，一個趔趄，不是跌倒垮臺，就是黯淡收場。」這是對培根後期生活多麼發人深省的總結啊！
歌德說：「一個人的短處來自他所處的時代，他的美德和優點屬於他自己。」這對他本人來說似乎不太公平，不過就培根而言卻是個異常公正的評斷。艾伯特在對伊麗莎白時期宮廷盛行的道德規範進行詳細研究後發現，當時所有的達官貴人，不論男女，都是馬基雅維利的信徒。阿謝姆在一首打油詩中描述了女王宮殿之四種基本美德：
欺騙、撒謊、溜鬚拍馬，外加貌美皮厚，
這可是在宮中贏得寵信的四條妙計。
你若不屈從於以上任何一條，
走開吧，好皮爾！回家吧，乖約翰！
在那個活躍的年代，法官從訴訟人那裡收取「禮品」可是一項風俗。培根在這方面並沒有做得很出格，但他的開支總是超出收入好幾年光景，使得他無法顧忌很多。這種事本來可以無聲無息地消失，如果不是他在埃塞克斯一案中結了仇、急不可待地用言辭刺激了他的對手。一位朋友曾經警告過他：「宮中眾口一詞：……若你的話像剃刀一般傷到了一部分人，那麼他們必然會以牙還牙。」對此，培根沒有在意。他看上去很受國王恩寵：1618年他被封為維魯蘭男爵，1621年又被封為聖阿爾本斯子爵；大法官的職位他更是一坐便是三年。
接著，來了突然的一擊。1621年，一位心灰意冷的訴訟人控告他為了迅速結案而收受賄賂。這本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然而培根立馬意識到，如果他的宿敵們想要置他於死地，那麼他很可能會下臺。他退休還鄉，靜靜地等待事態進展。當得知對手們叫嚷著要免去他的職務時，他向國王遞上了一封「懺悔且謙卑地服罪」的信。詹姆士無奈於當時正得勢的議會對他施加的壓力，雖然培根曾多次為維護他而與議會唱對臺戲，他也只能將培根投進了倫敦塔。不過，兩天後培根即獲釋，鉅額罰金也被國王免去了。他的驕傲並未受大的損傷。他說：「我是英國這五十年間最公正的法官，但這也是兩百年來議會所做過的最公正的判決。」
餘下的五年他在偏僻、平靜的家中度過，雖遭受極端貧窮的困擾，但對哲學的不斷求索使他收穫了些許安慰。在這五年間，他寫就了他最偉大的拉丁文著作《學術的進展》，出版了《論說文集》增補版、《林木集》的殘篇和《亨利七世》。他悔恨自己沒有早點放棄政治，將所有精力投入到文學創作和科學研究中。直至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都還在工作，甚至可以說，他是死在了戰場上。在《論死亡》中，他曾表達過想要「死在熱烈的追求中，就像一個受傷倒在血泊中的人，那一刻他幾乎感受不到疼痛」。像愷撒一樣，他的請求得到了滿足。
1626年3月，他一邊騎馬從倫敦前往海落特，一邊在頭腦中反覆思索著這樣一個問題：用雪覆蓋的肉體能保持多久而不腐壞，他決心馬上試驗一下。停在一座小木屋旁，他買了只雞，殺了之後用雪塞滿。在這個過程中他覺得渾身發冷、無力，發覺自己病得無法騎回城裡，他便吩咐把他抬到附近的阿倫德爾勳爵家，安置在床上。他尚沒有放棄生命，他甚是喜悅地寫道：「那個實驗……進行得十分成功。」不過，這是他的最後一次實驗。在複雜多變的生活中不時復發的傷寒早已將他消耗殆盡，如今他精疲力竭，衰弱得根本無法對抗逐漸向心髒髮展的疾病了。他逝世於1626年4月9日，享年六十五歲。
他在遺囑中寫下了這樣一段驕傲而獨特的話：「我將我的靈魂贈予上帝……將我的軀體隨意埋葬吧。我的名聲將流傳後代、享譽國外。」後代和世人都接受了他。
品達（約前518—前442或438），古希臘詩人。——譯註
芝諾（約前336—前264），古希臘哲學家，斯多葛派創始人。——譯註
附於本書最後的表格大概展示了歐美主要哲學流派的發展。
費內隆（1651—1715），法國神學家、詩人和作家。——譯註
法朗士在其作品《伊壁鳩魯的花園》的扉頁上將費內隆的這些句子引為座右銘。
馬可·奧勒留（121—180），羅馬皇帝，其統治時期延續了羅馬帝國的「黃金時代」，去世後「黃金時代」結束。——譯註
愛比克泰德（約55—135），希臘斯多葛派哲學家。——譯註
肖特韋爾教授（《歷史之歷史概論》）稱之為「所有古羅馬文學中最奇特的作品」。
譯自馬洛克《盧克萊修論生與死》，第15—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