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政治學解決方案
自然而然地——不需要任何虛偽的選舉。民主指完全平等的機遇分配，尤其是受教育的機會；但並不是指甲、乙、丙可以輪流執政。每個人應當享有均等的機會去培養和鍛鍊自身的能力，以適應管理國家的複雜任務；但只有那些成功證實了自己的氣質（或者如我們的神話中說的，他們所屬的金屬質地）、以卓越實力突破所有測試的人才能成為統治者。公共管理職位不應通過選舉產生，不應讓隱蔽的利益集團假借民主之名、行暗箱操控之實，而要以在這絕對平等的民主競賽中展現出的真正實力來定奪。沒接受過專業培訓的人不能擔任公共職務；只有將基礎職位幹好的人才能升至更高的職位。（《高爾吉亞篇》，第514—515節）
這是不是貴族政體呢？如果它確實代表的是美好，那麼我們無須懼怕這個詞：詞語是聰明人的遊戲籌碼，本身並不具備任何價值；只有傻子和政治家才把它們當成真正的金錢。我們希望被最優秀的人統治，這正是貴族體制的意義；難道我們不是像卡萊爾似的渴望和祈禱能夠由最優秀的人來統治嗎？但是，貴族體制是一種世襲的制度，在這裡必須清楚地指出，柏拉圖式的貴族體制並非如此；或許它更應被稱作是民主式貴族政體。因為，不同於面對利益集團推舉的候選人而盲目地兩害相權取其輕，人民自己將成為候選人，並且個個都是如此，他們公平地接受教育和選拔，以獲得公共職位。這裡面不存在異端，沒有職位或特權的繼承，沒有阻止天才誕生在一貧如洗的環境中；統治者的兒子和擦鞋匠的兒子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有著相同的待遇和機會；假如統治者的兒子是個傻子，那麼他在第一輪測試中就會被淘汰；假如擦鞋匠的兒子具備真正的能力，那麼他會一路過關而成為國家的護衛官。（第423節）天才不管誕生在哪兒，美好的前程總是在等待著他。這是教育的民主——比選舉式民主誠實和有效一百倍。
同時，「護衛官放下其他一切事務，將為維護國家自由而殫精竭慮，將這視為唯一的使命、從不涉獵任何與此無關的工作」（第395節）。他們集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於一身；基於隨時變幻的環境，甚至法律也不能將他們束縛於某一教條中；他們的統治原則是一種靈活變通的智慧，不受陳規陋習的約束。
但是，一群年屆五十之人怎麼可能具備靈活變通的智慧呢？他們難道不應該已經飽含滄桑、腦筋僵化了嗎？阿德曼圖斯反對說（無疑，這反映了在柏拉圖家中展開的某次激烈而誠懇的辯論），哲學家是一幫笨蛋和流氓，只會要麼愚蠢要麼自私、要麼兩者兼備地實施統治。「熱愛哲學之人對研究學習的熱情不僅僅限於青年時的受教育經歷，他們更將其視為成年後的一種追求——這些人大都發展出極其怪異的脾性，更別提那些極端的無賴了；就連其中最優秀的人也難免最終因為那被你讚譽的學習態度而變得於世無用。」（第487節）這對當世一些學究作風濃厚的哲學家而言實在是再恰當不過的描述了；但柏拉圖回答說，他已有效地防止了上述困境的出現，因為這些哲學家既接受學校的正統知識教育，又經歷社會生活的磨鍊；因而他們將具備充分的行動力，而並非只會思考——他們將成為志向遠大、情操高潔、閱歷豐富的一群人。柏拉圖口中的哲學是一種充滿活力、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文化和智慧；他口中的哲學家不是整日躲在家中、不切實際的形而上學論者；柏拉圖便是「與康德最不相似之人，而這一點（謙遜地說）也正是他一個極大的優點」。
不稱職之論就到此為止；而對奸佞之舉，我們可以通過在護衛官間建立一種共產體制來加以遏制：
首先，他們每個人都不允許有超越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任何財產；不允許有帶著柵欄和門閂、可以杜絕別人想進就進的私人住宅；他們的供給應與那些訓練有素、勇敢隱忍的武士的所需數量一樣；他們的契約是每年向民眾徵收一定額度的稅費，以滿足當年的開支，並不多取分文；他們當如同軍營中計程車兵一般同吃同睡。我們將告訴他們，他們本身已經從上帝那裡獲得了金和銀；這些更為高貴的金屬氣質流淌在他們的血液中，因而他們無須去追求塵世間的那些徒有金子之名的糟粕，不應該與其混雜一處而致使自身的高貴氣質受到汙染，因為這些糟粕正是許多邪惡行徑的緣起；而他們與生俱來的金屬本質是不會受到汙染的。同時民眾中唯獨他們不能觸碰或處置金和銀，不能用金銀擺設裝飾房屋，不能穿金戴銀，也不能使用金銀器皿。這將是使他們自己免於災難的救贖之道，同時也是理想國的救贖之道。假使他們獲得了屬於自己的住宅、土地和錢財，他們將變成管家或是農民，而不是國家的護衛官；變成其餘民眾的敵人和剝削者，而不是他們的盟友；他們將憎恨、算計別人，同時也被別人憎恨和算計，他們一生都將在面對內心這個強大敵人的恐懼中度過，這種恐懼遠超過他們對外在敵人的懼怕。他們自己和理想國其餘民眾的毀滅也將指日可待。（第416—417節）
這樣安排將使護衛官結黨營私進行統治、不顧民眾群體利益而只為自己牟利的做法變得沒有意義，甚至危險重重。因為護衛官受保護而不被欲求困擾；他們維持貴族生活的日常所需和適當的奢侈品是定時定量供給的，因而也沒有經濟窘迫的顧慮。正是出於同樣的原因，他們才能夠摒棄貪婪和卑鄙的野心；他們永遠都只擁有一定量的物質財富，毫不多佔；他們像醫生一樣，一面為國家制訂食譜，一面親身實踐著這一食譜。他們一起進餐，如同獻祭中的人們；他們一同就寢在各自的小屋裡，如同發誓過簡樸生活的戰士。就像畢達哥拉斯曾經說的：「朋友就應該在所有方面都共享。」（《法律篇》，第807節）因此，護衛官的權威經過了消毒，他們的權力是無害的；他們收穫的唯一嘉獎便是榮譽和為人民服務的責任感。他們是這樣一群人，從一開始便立志投身這項物質享受有限的事業；在經歷了千辛萬苦的教育和磨鍊後，意識到政治家的崇高名譽遠在擅長鑽營的政客或是「精明商人」的豐厚薪酬之上。隨著他們掌控政權，黨派政治間的你爭我奪也將自然消逝。
然而他們的妻子會說些什麼呢？她們會自願放棄奢華的生活和糜爛的物質消費嗎？護衛官沒有妻子。他們之中的共產體制適用於物品，也適用於女人。他們不僅將從自我的個人主義中解脫出來，還將脫離家庭式個體主義；他們不能被限制成為蠢蠢欲動、只知索取的丈夫；他們所愛的不是哪一個女人，而是整個社會。甚至他們的孩子也不一定需要明確或特別區分，他們一出生便被帶離母親而接受共同撫養；他們的親子關係將在這種混合中消失。（第460節）所有護衛官的女人將照看每一個護衛官的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中，人類的手足之情亦將從空話變成事實；男孩間互為兄弟，女孩間互為姐妹，每一個男人都是父親，每一個女人都是母親。
可這些女人從何而來呢？毫無疑問，一些是護衛官從實業、軍人階級中追求、吸引而來的；另外一些則是憑藉自身能力成為護衛官階級的成員。因為這個群體中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性別障礙；教育上尤其如此——女孩享有跟男孩一樣的受教育權利，擁有一樣的升至國家最高職位的機遇，假設她們能夠通過重重測試。格勞康反駁說，允許女人當官供職就是對勞動力分配原則的違背。（第453節）對此，柏拉圖給予了尖銳的回答：社會分工根據的是每個人的天資和能力，而非性別；如果一個女人展示出政治管理的能力，那麼就讓她來統治；如果一個男人表現得只會洗盤子，那麼就讓他順應天意，恪盡職守。
共同擁有妻子並不意味著淫亂；相反，這裡對一切生育關係都有著嚴格和優生的監督。動物繁衍論由此開始了它蜿蜒曲折的生涯：人類為了獲得特定的品質而有選擇地飼養牲畜，並且從每一代中挑選出最好的來飼養，那我們為什麼不將類似的原則應用到人的繁衍上來呢？（第459節）因為僅僅靠對孩子的教育是不夠的；他必須基因優良，有優秀和健康的祖先；「教育應始於出生之前」（《法律篇》，第789節）。因此無論男女，除非身體健康，否則不得生育；新人結婚一定要提供健康證明。（《法律篇》，第772節）男人的生育年齡為三十至四十五歲；女人為二十至四十歲。三十五歲仍未婚的男人要交納公益稅。（《法律篇》，第771節）無法提供健康證明的夫婦所生育的後代或是畸形的新生兒將被拋棄而讓其自生自滅。在適合生育的年齡前後，交媾是自由的，只是懷孕了一定得墮胎。「我們在准許這種情況發生的同時，嚴令各方盡其所能阻止此類胎兒降臨世間；假使強行生下此類胎兒，當事方必須明白，如此結合產生的後代是不可能被存留的，他們必須採取相應的措施。」（第461節）親戚之間禁止通婚，因為這會導致種族退化。（第310節）「兩性中最優秀的人應該儘可能多地結合，低等的人之間也是如此；他們哺育各自等級的後代而不是另一等級的後代；因為這是使人類始終處於最優等狀態的唯一途徑……我們更加優秀、勇敢的年輕人，除了榮譽和嘉獎，還將獲得更大數量的配偶；因為這樣的父親理應生育儘可能多的兒子。」（第459—460節）
然而，我們優生的社會不僅需要抵抗來自內部的疾病和退化，還得防禦外部的敵人。如果需要，它必須能夠成功發動戰爭。我們的理想國當然是愛好和平的，因為它將人口限制在生存資料允許的範圍內；但鄰近那些沒有實施此類策略的國家看到我們的烏托邦中井然有序的繁榮難免心生妒意，動起前來襲擊和搶掠的念頭。因此，在痛斥這種舉動之餘，我們必須在中等階層中培養足夠數量的、經過良好軍事訓練的戰士，他們和護衛官一樣過著艱苦樸素的生活，依靠他們的「支援者和前輩」——人民——供給的少量物資生存。同時我們必須採取一切手段儘可能地避免戰爭爆發。此類情景發生的首要原因是人口過剩（第373節）；第二是對外貿易，因為當中摻雜著不可避免的矛盾和衝突。競爭激烈的貿易確實是另一種形式的戰爭；「和平只不過是名義罷了」（《法律篇》，第622節）。因而最好將我們的理想國安置在相對內陸的區域，以避免與外界發生較高程度的貿易往來。「海洋使一國充斥著買賣、謀利和計較；它使人們養成貪婪無信的習性，在對內和對外關係上都表現如此。」（《法律篇》，第704—707節）外貿需要強大海軍的保護；而海軍霸權實質上和軍事霸權一樣惡劣。「不管怎樣，戰爭的罪魁禍首隻限一小部分人，其餘的大部分人都還是友好的。」（第471節）最頻繁的戰爭正是最惡劣的戰爭——內戰，希臘人打希臘人；願希臘人形成一個泛希臘的多國聯盟，統一起來以防止「某天整個希臘民族落入野蠻民族的奴役之下」（第469節）。
因此，我們的政治體系將以一個小眾的護衛官階級為首；該階級將被一個數量眾多的由軍人和「輔臣」構成的階級所保護；以廣泛的商業、手工業和農業人口為基礎。這最後的或者說經濟階級有權保留完全私有的財產、配偶和家庭。但是貿易和手工業必須受護衛官的調控，以防止嚴重的兩極分化；任何收入超過人均財產四倍的公民必須將多餘的部分上繳國庫。（《法律篇》，第714節）或許還得禁止利息和限制贏利。（《法律篇》，第920節）護衛官間的共產體制並不適用於經濟階級；這個階級的突出特徵便是具備攫取和競爭的天性；他們當中的品德高尚之人能夠擺脫財富爭奪的狂熱，但大多數人都為此焦頭爛額、心力交瘁；他們廢寢忘食追求的不是正義，不是榮譽，而是無窮無盡增長的財富。如此熱衷於追求財富的一幫人是不適合統治國家的；我們整個計劃建立在這樣一種期冀上，那就是：如果護衛官統治有道、生活簡樸，並且不妨礙掌握經濟的人獨享奢華，那麼商人階級也將自願任其統治。簡而言之，理想國中各個階級、各個群體都應從事順應各自天性和稟賦的工作；階級間、個體間互不干擾，卻又通過不同的分工相互配合，形成一個高效、和諧的整體。（第433—434節）這就是一個公正的國度。
九、倫理學解決方案
討論完政治學這個旁支問題，我們終於可以著手探索一開始提出的那個疑問——什麼是正義？世上只有三樣東西具備真正的價值——正義、美和真理；而任何一樣或許都是無法定義的。在柏拉圖之後四百年，統治猶太區的羅馬執政官無助地問道：「什麼是真理？」——哲學家們至今未能給出答案，也未能告訴我們什麼是美。而對於正義，柏拉圖勇敢地給出了他的定義：「正義就是人人各得其所，各盡其責。」（第433節）
這聽上去或許有些令人失望；經歷這麼久的等待，我們期盼得到的是一個堅不可摧的箴言。這個定義到底有什麼意義呢？簡單說來就是指每個人的投入和產出應該均等，其所從事的應該是自己最適合做的事情。公正之人就是身處正確位置、盡其所能、投入與得到一樣多的人。因此，公正的社會就是指一個由公正之人組成的高度和諧、高效的群體；當中的每位成員各就各位、各司其職，如同一場完美交響樂演奏中的每件樂器。社會中的正義就像太陽系各大行星間展現的和諧關係，按部就班而又井然有序地（或者，如畢達哥拉斯所說，符合音律地）運動著。如此組織起來的社會能夠生存下去；在這裡，正義得到達爾文式的認可。哪裡有人僭權越位，哪裡的商人負責支配政治決策者，哪裡的軍人篡奪王位——哪裡的秩序就遭到了破壞，銜接部位鬆動了，社會就會隨之分崩離析。正義就是有效的協調力。
對個體而言，正義也是有效的協調力，使其身體的各部分各就各位、各自對該個體的行為做出貢獻或負起責任。每個個體都是慾望、情感和觀念的有序或是無序的集合。如果它們能夠和諧配合，個體就能繼續生存並獲得成功；如果它們雜亂無章、迷失各自的位置和功能，如果情感既成了行為的指引，又成了推動行為的熱度（對狂熱者而言），又或者思想既成了推動行為的熱度又作為行為的指引（對理性者而言）——那麼人格分裂就開始了，失敗將如同暗夜到來一般無法避免。正義是身體各部分和諧合作的秩序之美，它於心靈之重要性如同健康之於身體。所有的罪惡都源自不和諧：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個體與心靈。
柏拉圖就這樣一勞永逸地答覆了塞拉西馬柯和卡里克利斯以及日後眾多的尼采信徒：正義不僅指力量，而且指一種和諧的力量——慾望歸於秩序形成智慧，人民歸於秩序形成組織；正義不是強者的權力，而是整體的有效協作。的確，一個人超出自己的本分和才能允許的範圍去行事，可能會獲取一定的利益；但是無法躲避的是復仇女神的追逐——就像阿那克薩戈拉口中的掌管行星之神憤怒地追逐著每一個跑出軌道的行星，造化之神的指揮棒亦在指示每一個不服駕馭的樂器趕快回到各自的位置、音階和音調上。拿破崙可能企圖用一種重視禮儀的制度來統治歐洲，但那更適合古代的君主而不是現代一夜而成的王朝；當最終被囚禁在一座海中監牢中時，他才悔恨地意識到自己不過是「造化的奴隸」。不正義者終將被淘汰。
這樣一個概念沒有絲毫新奇；而我們其實應該警惕哲學研究中各種標新立異的理論。真理常常換裝（如同每位舉止端莊的婦人），但在每一套新裝之下，她的本質從未改變。我們從不需要期待任何有關倫理的奇特創新：儘管有各式各樣智者派和尼采派的新奇冒險，一切倫理概念始終都圍繞著為全體人民謀福祉這一根本點。道德起源於人際交往、相互依存和社會組織；社會生活要求每一個生存其中的個體讓渡出部分個人權利，服從公共秩序；而這樣一種行為最終也將成為人民整體的福利。造化已如此設定，而她的判定也必是最終的判決；在與其他群體競爭或衝突時，一個群體之所以成功，取決於它的團結程度和整體實力，取決於它的每一個個體能否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協調合作、共同努力。然而又有哪一種組織狀態能夠比其中的每一個個體都能各得其所、各盡所能更加優秀呢？這是每一個尋求長久之道的社會群體必須追求的狀態和目標。耶穌說，道德是善待弱者；尼采說，道德是強者的英勇；柏拉圖說，道德是全體的有效和諧。或許將三者結合方能得到一個完美的倫理學；但究竟其中誰是那最根本的因素，我們還需要懷疑嗎？
十、評論
接下來我們對整個烏托邦理論說點什麼呢？它可行嗎？如果不可行，那它有什麼比較切合實際的內容能夠讓我們應用到當代社會中呢？它又是否曾經在什麼地方、某種程度上實現過呢？
至少最後一個問題的答案還是對柏拉圖有利的。一千年來歐洲都處在如我們這位哲學家預言的一群護衛官的統治之下。中世紀的習慣做法是將基督教世界的人劃分為勞工、軍人和教士三個階層。最後一個階層儘管人數最少，卻壟斷了全部的文化工具及機遇，以無限強大的權力統治著地球上彼時最強盛大陸的一半領土。這些教士，如同柏拉圖口中的護衛官，身居要職卻並非民眾推舉，而是憑藉其在教會學習和管理過程中展示出的才華，他們選擇一生過那種安貧樂道的生活，也許應該加上他在政府和教會中位高權重的親屬的影響。在他們統治的後期，親屬、裙帶關係都不再重要，這是連柏拉圖都渴望得到的結果；一度他們也確實享受到了給予護衛官的生殖自由。獨身生活是教士權利的一部分，因為一方面如此一來他們就能不受狹隘家庭觀念的束縛；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們能夠超然面對肉慾的誘惑，從而增加世俗罪人對他們的敬畏之心，更加容易在懺悔室裡向他們袒露自己的生活苦惱。
天主教政治的諸多制度均起源於柏拉圖的「高貴的謊言」，或受其影響：中世紀形式下的天堂、煉獄和地獄都可以追蹤至柏拉圖《理想國》的最後一卷；經院哲學的宇宙觀大都來自《蒂邁歐篇》；唯實論（普遍觀念的客觀實在）是對理念學說的一種詮釋；甚至教育的「四科」（算術、幾何、天文和音樂）也是由柏拉圖在其課程設計中首先提出的。在這樣一套體系統治下，歐洲鮮有暴力事件發生；人民也樂意接受這樣一套體系，因而在長達一千年的時期內為統治者提供了豐富的物質援助，卻並不在政府中尋求發言權。這種順從並不侷限於平民，商人、軍人、封建諸侯、政府官員全都屈膝聽命於羅馬教廷。這是一種深具政治洞察力的貴族統治；它建成了或許是迄今為止最奇特、最強大的組織。
曾一度統治巴拉圭的耶穌會會員算是半柏拉圖式的護衛官，他們是在野蠻民族中掌握了知識和技能的一幫教士寡頭。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實施統治的共產黨政權在某種形式上讓人想起理想國。他們是很少的少數派，幾乎全憑宗教信仰結合在一起，他們揮舞著正統學說和開除黨籍兩大利器，如聖徒獻身於自己的信仰一般投身自己的事業，統治著歐洲一半的領土，卻一生過著清貧節儉的生活。
這些例子顯示，在一定限度內並經過一定的修改，柏拉圖的方案還是可行的：他的這些構想本身也是來自旅途中觀察到的現實。他為古埃及的神權政治所折服：在這裡，一個古老而強大的文明被少數僧侶階層統治；相較於雅典公民大會的喧譁、暴力和無能，柏拉圖覺得這才是一種更高明的統治方式。（《法律篇》，第819節）在義大利他曾一度與畢達哥拉斯團體生活在一起，他們是一群素食者和共產主義者，這一團體連續幾代統治著他們所生活的希臘殖民領土。他曾見過斯巴達的少數統治者與民眾一樣過著艱苦樸素的生活；他們一起吃飯，為了優生而限制交媾，給予勇士多妻的特權。他肯定聽說過歐里庇得斯倡導的多妻社群、解放奴隸、建立希臘聯盟以締造希臘世界的和平（《美狄亞》，第230節；《殘篇》，第655節）；毫無疑問，他也知道一些犬儒派信徒已經從我們現在稱為「蘇格拉底左派」的團體中發展出一股強大的共產主義運動。簡言之，柏拉圖必定已經意識到他所倡導的方案並非毫無現實可能，因為他已親眼見到。
然而，自亞里士多德時代至今的批評家已經在《理想國》中發現了諸多值得批判和懷疑的觀點。這個斯塔基拉人用嘲諷的口吻說道：「這些事情和其他許多事情一樣在歷史的程式中一次次被重提。」設計一個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社會似乎很美好，但若將這個假設擴充套件到我們時代的每一個男子身上，就等於把它所具有的一切溫暖和意義滌盪得一乾二淨。共產也是如此：它意味著責任稀釋；每件東西為每個人所擁有也就意味著一切東西都無人看管。最後，這個偉大的保守主義者辯稱，共產主義會將人拖入一種難以忍受、永無止境的密切聯絡中，使得隱私和個性毫無棲息之地，它假設人人都具有實際上只有少數聖人才具備的耐心和合作的美德。「我們既不能假設一種超出常人的道德標準，又不能倡導一種因天性和環境而特別優異的教育；我們必須考慮大多數人能夠享受得到的生活和國家能夠實現的政府形式。」
柏拉圖迄今為止最著名（也是最令人羨慕的）的學生持有與後世同樣論調的批評。他們認為，柏拉圖低估了在長期實踐中沉澱下來的一夫一妻制以及附著其上的道德律令的勢力；他低估了男人強烈的佔有慾和嫉妒心，認為他們只要佔有某位妻子的某個部分就會滿足；他也低估了母性的本能，認為母親們會同意自己的孩子被帶走，被送至一個沒有愛心、不知名的地方去撫養。尤為重要的是，他忘記了廢除家庭也就動搖了道德培養的基礎，切斷了合作和共產式習慣的來源，而這些又是理想國得以建立的心理基礎。他以無與倫比的雄辯毫不留情地鋸斷了自己坐著的樹枝。
對所有這些批判，反駁起來輕而易舉，因為他們所中傷的只是一個稻草人而已。柏拉圖將絕大多數人排除在自己的方案之外，因為他清楚地知道只有少數人能夠真正抑制物慾，如他所設定的統治階層；只有護衛官群體內部才會互稱兄弟姐妹；只有護衛官才能真正做到不享用金銀和其他物質財富。絕大多數人都將保留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財產、金錢、奢侈品、競爭和種種他們所渴求的私權。他們將保留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直到他們的忍耐極限，保留由此衍生出的種種道德和家庭規範：丈夫將隨自己的喜好保留妻子，妻子也將隨丈夫的喜好保留孩子。對護衛官而言，他們的需要與其說是具有共產主義傾向的，不如說是出於對榮譽的感受和熱愛；支撐他們的力量是自豪而非善良。至於母性的本能，它並非在孩子出生或成長的過程中最為強盛；普通母親面對新生兒，與其說是心生歡喜，不如說是屈從命運；愛隨著孩子的成長逐漸形成，而並非突然降臨的奇蹟，它成形於母親的苦心照料；直到孩子成長為一件象徵母愛的藝術品時，母親的心才真正被征服。
其他批判針對的不是心理上的問題，而是經濟上的。有人質疑，柏拉圖的理想國將城邦一分為三，而不是傳統上的一分為二。答案如下：所謂的一分為二，其劃分標準是經濟衝突；而在柏拉圖的城邦中，護衛官和輔佐者兩個階級被明確規定不能參與對金銀或其他物質的爭奪。然而護衛官階層豈不是隻享受權利而不承擔責任了，這難道不會導致暴政嗎？當然不會。他們擁有統治權和影響力，但不具備經濟實力；生產力階層如果對他們的統治方式不滿，儘可以束緊他們供應糧食的口袋，就像議會用收緊預算來控制行政部門一樣。不過，既然護衛官階層只有政治的而非經濟的權力，那他們憑什麼實施自己的統治呢？難道哈靈頓、馬克思等人的論述還不夠充分和明確嗎？政治權力是經濟實力的反映，一旦經濟權力轉移到政治上從屬於另一群體的人的手中，譬如十八世紀崛起的新型資產階級手中，那麼現有政權就將搖搖欲墜。
這一批判點明瞭一個根本的也許是致命的問題。答案或許如下：羅馬天主教會可以使包括國王在內的任何人臣服，使他們在卡諾薩下跪，在其統治的最初幾個世紀裡，它的權力建立在對教條的反覆灌輸之上，而不是基於對財富的有效分配。但是，教會能夠長期統治或許也是由歐洲當時的農業發展狀況決定的：農業人口由於依賴反覆無常的自然，因而從本性上敬仰超自然力，而自然的無法控制又進一步導致恐懼和崇拜；工商業的產生、發展使得另一種思想和另一階級產生，他們更加實際和注重現世，教會勢力也隨著與這一新生勢力的碰撞而開始逐漸崩潰。政權無時無刻不在自我調整以保持與經濟力量的平衡。柏拉圖的護衛官階層由於在經濟上依靠生產力階層，不久便會產生傀儡政府；甚至他們對軍權的操控也無法避免同一局面的產生——就像革命時期的俄國政府無法阻止農民中個人所有制的發展一樣：這些農民控制著糧食生產，因而掌握著國家的命運。因此，柏拉圖的理想國構想中僅有一點是正確的，即國家政策即使是由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來決定，由受過專門訓練的官員來實施，也比讓從商業、製造業戰場上衝殺出來的、在政治管理方面毫無經驗和準備的人來決定和實施要好些。
柏拉圖最欠缺的或許是赫拉克利特的變化意識：他過於焦急地想將這個世界的活動場景凝固成一幅靜止的圖畫。他跟任何一位膽小怕事的哲學家一樣鍾情於秩序；由於受到雅典民主騷亂的衝擊，他極端鄙視個人的價值；他像昆蟲學家對蒼蠅進行分類那樣對人進行階級劃分；他也不反對用牧師式的欺騙來確保國家管理目標的實現。他的理想國是靜止的；它很容易變成一個老頑固般的社會，並由一些仇視發明和嫉妒改變的、僵化的、八十多歲的人實施統治。它僅能算是科學的，而非藝術的；它崇尚對科學思想如此重要的秩序，卻忽視了藝術的靈魂即自由；它崇拜美的名聲，卻放逐了能夠獨立創造美或展示美的藝術家。它是斯巴達或普魯士，而不是一個理想的國度。
既然以上這些不甚光彩的批判論點都已被誠實地記錄下來，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就是向柏拉圖這一宏大而深邃的構思致以由衷的敬意。從本質上說，他是正確的——難道不是嗎？——我們這個世界需要由最聰明的人來統治和管理。我們的責任是對他的思想進行調整，應用到我們的現實中來。今天我們將民主視為理所當然：我們不可能像柏拉圖建議的那樣限制投票選舉；但我們可以對任職資格加以限定，以使民主和貴族兩種制度完美結合，實現柏拉圖的構想。我們可以毫無保留地接受他關於政治家應該接受外科醫生般專業訓練的觀點；我們可以在大學中設立政治學系和政治管理系；當這些院系羽翼健全、發展到一定規模後，我們就可以規定只有從這些地方畢業的人才有資格獲得提名，進入政府機關。我們可以將每個接受過針對性訓練的人提名為該職位的競爭者，由此淘汰複雜的候選人提名制度，擊碎長期以來滋生腐敗的溫床：凡是經過專門訓練併成績合格的人都可以自薦競爭某一職位，而選民只需在這些毛遂自薦者中挑選即可。比起現在每四年一次的競選騙局，這種選舉方法無疑將民主的範圍擴大了。只需要作出一點修正，就能使政府官職只能由行政管理專業的畢業生擔任，並使這一計劃顯得十分民主：那就是人人擁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不論父母的出身、財富如何，不論男女，每個人接受高等教育和實現政治前途的手段都是相同的。對那些在學習中嶄露頭角，但家庭貧困無法供給他或她繼續接受教育的大、中、小學生，市、縣、鄉級機構都能夠為他們提供獎學金。那將是一種名副其實的民主。
最後我們需要公正地指出，柏拉圖明白自己的烏托邦實際上遠非真的可行。他承認自己描繪了一種無法實現的情境，但他認為這種對美好願景的描繪其實是有價值的：人的價值就在於不斷地憧憬，並努力實現憧憬的一部分；人生來就是一種創造烏托邦的動物。
「我們瞻前顧後，渴望並不存在的東西。」而這一切也並非全都無疾而終：我們的許多夢想都已經生根發芽，有些甚至已經開花結果，就像伊卡洛斯做的人類能夠飛翔的夢一樣。儘管我們只描繪了一幅畫，但它可以作為我們行動的目標和標準；當更多的人看到並願意去實現這一夢想時，烏托邦距離真正實現也就不遠了。與此同時，「天堂中也存放著這一理想國的模本，那些渴望實現它的人儘可以看著它，並用它來規範自己的行為舉止。無論這樣的國家能否實現或是何時實現……他都將以其中的規範來約束自己，而不是按照別的標準」（第592節）。善人即使在不完善的國度仍能奉行完善的法律。
儘管有這些值得懷疑之處，我們這位哲學大師還是一看到可以實施計劃的機會便毫不猶豫地衝上前去。西元前387年，柏拉圖接到當時強盛的西西里島首都敘拉古統治者狄奧尼修斯的邀請，前往該國並將其變成一個烏托邦；我們的哲學大師像杜爾哥一樣，認為教育一個人——即使這人是國王——也比教育一個民族要容易些，便欣然同意了。但當狄奧尼修斯意識到實現這個計劃的途徑是要麼他變成哲學家，要麼他停止做國王，他打退堂鼓了，結果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吵。傳說柏拉圖被賣為奴隸，後來被他的朋友兼學生安尼克里斯救了出來。當柏拉圖的雅典同伴想要償還他贖回柏拉圖的花費時，他拒絕了，並說他們不是唯一有特權幫助哲學的人。這次（假如我們相信第歐根尼·拉爾修，那麼還有一個類似的）經歷能夠印證柏拉圖的最後著作《法律篇》中所展現的幻想破滅後的保守特質。
然而在其漫長一生的最後幾年，我們的哲學大師還是相當快樂的。他桃李滿天下，所到之處備受尊敬。他在學院中安享平靜，在一群群學生中徜徉，不時給他們分配些問題和研究任務，再來時就聽聽他們的報告並回答些問題。拉羅什福科說「沒有幾個人知道該怎麼度過晚年」，柏拉圖顯然知道：像梭倫那樣學習，像蘇格拉底那樣教學；引導熱切的年輕人，尋求夥伴們學術上的愛戴。學生愛他如他愛學生一般；他既是他們的哲學導師，又是他們的朋友。
他的一位即將踏入婚姻深淵的學生邀請他參加酒宴，年逾八十的柏拉圖高高興興地前往。當眾人在歡聲笑語中歡度良宵時，這位老哲學家退到屋裡一處安靜的角落，在一隻躺椅上小憩。第二天早上，酒宴散場，疲倦的人們走過來想要叫醒他，卻發現老人已然安詳地、毫無掙扎地從小眠進入了永久的長眠。全體雅典人一路送他到墓地。
海格力斯，宙斯之子，希臘神話中的著名英雄，以神勇巨力著稱。——譯註
伯里克利（約前495—前429），雅典黃金時期統治者，在波西戰爭後的廢墟上重建了雅典。他的時代也被稱為伯里克利時代，是雅典最輝煌的時代，產生了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一批知名的思想家。——譯註
《政治學》，第1341節。
盧克萊修（前98—前55），古羅馬哲學家、詩人。——譯註
高爾吉亞（約前487—前376），古希臘詭辯學家和修辭學家。——譯註
希庇亞斯，生於前5世紀中期，古希臘詭辯學家。——譯註
普羅泰戈拉（約前490—前420），古希臘哲學家，其最著名的格言是「人是萬物的尺度」。——譯註
亞西比德（約前450—前404），雅典政治家，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將領。——譯註
安提西尼（約前445—前365），古希臘哲學家，犬儒學派創始人。——譯註
亞里士蒂帕斯（約前435—前366），古希臘哲學家。——譯註
泰勒斯（約前635——約前547），前蘇格拉底時期哲學家，古希臘七賢之一。——譯註
赫拉克利特（約前535—前475），前蘇格拉底時期哲學家，其名言是「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譯註
巴門尼德，出生於約西元前515年，前蘇格拉底時期哲學家。——譯註
埃利亞的芝諾（約前490—前436），古希臘哲學家、數學家。——譯註
恩培多克勒（約前490—前430），古希臘哲學家、政治家。——譯註
見伏爾泰記兩個雅典人談論蘇格拉底的故事，「這就是那個聲稱只有一個神的無神論者」。（《哲學辭典》，藝術部分，「蘇格拉底」。）
柏拉圖，《普羅泰戈拉篇》，第329節。
阿里斯托芬（約前448—前380），被譽為古希臘最偉大的喜劇作家。——譯註
阿里斯托芬在《雲》（西元前423年）一劇中總拿蘇格拉底和他的「思想鋪子」開玩笑，說學生們在他這裡學會了不論自己的觀點多麼錯誤都能將其說成是對的的本領。費德匹蒂斯打自己的父親，因為父親從前打過他，欠債總是要還的。這似乎只是一種善意的嘲諷：阿里斯托芬經常和蘇格拉底結伴同行，他們對民主有著共同的蔑視和不屑；柏拉圖就曾向狄奧尼修斯一世推薦過此劇。此劇問世於蘇格拉底受審判之前二十四年，它或許跟這位哲學家最終的悲慘結局沒太大關係。
《裴多篇》，周伊特譯本，第116—118節。
阿斯克勒庇俄斯，希臘神話中的醫神。當時的習俗是治好病後送一隻公雞給醫生作為答謝。——譯註
古羅馬的一個行省，今屬巴勒斯坦地區。——譯註
巴克，《希臘政治理論》，第5頁；倫敦，1918。
《普羅泰戈拉篇》，第320節。
薩伏那洛拉（1452—1498），義大利傳教士、宗教改革家和殉道者。——譯註
請查閱《柏拉圖》，第4頁；巴黎，1905。
其中最重要的幾段對話分別是：《蘇格拉底的申辯》《克里託篇》《裴多篇》《會飲篇》《裴德羅篇》《高爾吉亞篇》《巴門尼德篇》和《國家篇》。《理想國》中最重要的部分（參照每一節邊上的標號，數字不表示頁碼）是327—332，336—377，384—385，392—426，433—435，481—483，512—520，572—594。最好的譯本是周伊特的譯本，最便捷的版本是人人叢書系列。正文中的引文如無特殊說明，指的是《理想國》中的節段。
《代表人物》，第41頁。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166頁；紐約，1906。
施蒂納（1806—1856），德國哲學家，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創始人之一。——譯註
卡里克利斯，雅典公民，詭辯家高爾吉亞的學生。——譯註
《高爾吉亞篇》，第491節；可參考馬基雅維利對「美德」的定義：智慧加力量。
巴克，《希臘政治理論》，第73頁。
修昔底德（前460或前455——約前400），古希臘歷史學家、思想家，代表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譯註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5卷，第105頁。
第歐根尼（約前404—前323），古希臘犬儒派哲學家。——譯註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國作家、空想社會主義者。——譯註
相傳九頭蛇怪無論被砍去哪一個頭，都會生出兩個。——譯註
參閱丹尼爾·奧康內爾：「讓我譜寫國家之歌吧！誰為國家立法，與我何干？」
普魯塔克（約46—120），希臘歷史學家、傳記作家。——譯註
參閱d.g.裡奇在《柏拉圖》中關於這方面理念學說的詳細說明，特別是第49頁和第85頁；愛丁堡，1902。
卡萊爾（1795—1881），蘇格蘭歷史學家、散文家，代表作為《法國大革命》。——譯註
法蓋，第10頁。
即彼拉多，在西元1世紀主持審判並處死耶穌。——譯註
阿那克薩戈拉（約前500—前428），古希臘哲學家。——譯註
歐里庇得斯（約前480—前406），古希臘悲劇作家。——譯註
斯塔基拉是亞里士多德的家鄉。——譯註
義大利北部古城堡，歷史上曾是控制倫巴第平原和通往羅馬的道路要塞。——譯註
伊卡洛斯，希臘神話人物。——譯註
杜爾哥（1721—1781），法國政治家、經濟學家，馬克思稱他為「給法國革命引路的激進資產階級大臣」。——譯註
第歐根尼·拉爾修（約200—250），希臘哲學史家，以編《哲人言行錄》著稱。——譯註
拉羅什福科（1613—1680），法國作家，著有《道德箴言錄》。——譯註
梭倫（約前638—前559），雅典政治家、詩人。——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