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柏拉圖生活的時代
檢視歐洲地圖你會發現，希臘如同一隻骷髏手，正將其瘦骨嶙峋的手指伸入地中海。偉大的克里特島在其南面，西元前兩千年，就是這隻手，在這裡開啟了人類文明的大門。越過愛琴海，東面便是小亞細亞，平靜而略顯麻木，然而在前柏拉圖時代，這裡曾是一個欣欣向榮的工商業中心。義大利在西邊如同一座海上斜塔，與希臘隔伊奧尼亞海相望；繼續往西是西西里島和西班牙，都曾經是繁榮一時的希臘屬地。最西邊就是被我們稱為直布羅陀海峽的「海格力斯之柱」了，過去，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敢於取道這個陰森暗沉的口岸。往北是那些名叫塞薩利、伊庇魯斯和馬其頓尚未馴化、半野蠻的地區，然而，也正是從這裡走出的一批又一批精力充沛的人，塑造和培養了荷馬和伯里克利時代希臘的眾多仁人志士。
再看地圖你會發現，這裡的海岸線綿延曲折，到處是大大小小的海灣和被陸地分隔開來的海域，陸地上則遍佈著跌宕起伏的山巒丘陵。希臘就被這些天然的海陸屏障分割成相互孤立的若干部分，因此，那時的交通和交流遠比現在困難，甚至還充滿危險；每一片峽谷流域都形成了自給自足的經濟生活，並發展了各自的主權政府、法律規章以及方言、宗教和文化。各流域都有一兩個城鎮在它們周邊那大片沿山勢伸展的農業腹地之上建立「城邦國家」：愛維亞、羅克里斯、埃託利亞、福基斯、比奧提亞、阿哈伊亞、奧爾格里斯、伊利斯、阿卡迪亞、麥西尼亞和拉科尼亞——以斯巴達為中心，還有阿提卡——以雅典為中心。
最後再看一遍地圖，觀察雅典的位置你會發現，原來它是希臘幾個較大城市中最靠東的，顯然它成了通往東方的門戶：經由這裡向東可到達商業繁榮、業已成型的小亞細亞城鎮，向西可將各種奇珍異寶連同文化一起帶回尚且年輕的希臘。這裡曾經有一個叫作比雷埃夫斯的絕佳港口，無數商船曾在這裡停靠補給、躲避風浪；同時，雅典還有一支裝備精良的海軍艦隊。
西元前490年至前470年間，斯巴達和雅典暫且忘卻彼此的紛爭，聯合兵力，粉碎了波斯人在大流士和薛西斯統領下試圖將希臘變為其亞洲帝國的一個殖民地的野心。在這場年輕的歐洲對陣日漸衰老的東方帝國的爭鬥中，斯巴達提供了陸軍，雅典貢獻了海軍。戰爭結束後，斯巴達解散軍隊，經歷了戰後不可避免的經濟混亂；雅典則將海軍打造成一支商船隊伍，搖身一變成為當時最偉大的商貿城市之一。斯巴達再度陷入農業社會式的封閉和停滯；雅典則成為繁榮的市集和碼頭，各路人馬在此彙集，各種宗教和習俗於此交融，而人與人之間的合作和競爭則激發了人們的比較、分析與思考。
傳統和教條在這種多元文化頻頻衝撞的環境中相互制衡，維持在最低限度，因為面對一千種信仰的時候，我們往往哪一種也不願相信。或許，往來各地的生意人是第一批批判者，他們見多識廣所以不輕信任何事情，而商人的秉性使他們不是將人劃分為傻瓜便是劃分為無賴，這自然也使他們質疑每一種所謂的信條。漸漸地，他們開始發展科學；日趨複雜的貿易催生了數學，人們不斷膨脹的航海野心也促使天文學蓬勃發展。日益增多的財富讓一部分人有了閒情逸趣，也為他們著手研究與猜想作了一定的準備；這些人瞭望星空只為知曉四海之方向，他們更希望求得對無限宇宙之謎的一份瞭解；古希臘第一批哲人就是天文學家。對此，亞里士多德曾說：「波斯戰爭之後，人們為自己的成就感到驕傲，並在探索的道路上愈行愈遠；他們以一切現有的知識為基礎開展研究，不斷開拓出新的學術領域。」人們的膽子越來越大，開始嘗試對一些過去被歸結為超自然力的現象進行解釋。於是，幻術和宗教儀式逐漸讓位於科學和對自然的控制；哲學亦由此誕生。
起初，這種哲學是物理學性質的，它探索構成萬物最終的、不可分割的成分究竟是什麼。這股思潮的終點是德謨克利特（前460—前360）的唯物論——「實際上，世上除原子與虛空之外，別無他物。」這一理論是古希臘哲學的主要猜想之一，曾在柏拉圖時代悄然流傳，於伊壁鳩魯（前342—前270）期間呈現於世，並在盧克萊修那兒得以發揚光大。但古希臘哲學最具代表性、最富生命力的篇章成形於智者學派，他們是雲遊四方的智慧大師。他們重視內省，考量自身的思想和本質，而非外在的物化世界。他們全都聰慧非凡（譬如高爾吉亞和希庇亞斯），大多思想深邃（譬如普羅泰戈拉和普羅狄庫）；對於今天我們仍在人類心靈和行為的哲學性探討中討論或註釋的幾乎每一個問題，他們都意識到了、討論過了。他們無所不問，面對宗教或政治禁忌亦毫不避諱，勇敢地用理性辯論去檢驗當時的一切信條和制度。在政治方面，他們分為兩派：其一就像後來的盧梭，堅持性本善，文明本惡，同時，這一派堅持人生而平等，後天的不平等則完全由按階級劃分的社會制度導致，法律則是強者用以壓制和統治弱者的發明；其二就像後來的尼采，認為人的本性無所謂善惡，人一出生即不平等，道德是弱者拿來牽制強者的工具，這一派還認為，權力是最高的德行，是人類至高的追求，貴族制才是最有效、最自然的政府組織形式。
事實上，這一針對民主制度的攻擊恰巧反映出當時雅典一個富裕的少數群體的崛起，他們自稱寡頭政黨，並將民主貶斥為無能的虛偽。從某種意義上說，當時的雅典幾乎談不上民主：在四十萬人口中，二十五萬是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的奴隸，其餘十五萬自由人或公民中，也只有極少數能夠出席人民會議或全體大會，在那裡決議城邦政策。但是，他們享有的民主確實是歷史上最為徹底的，因為全體大會象徵的是至高無上的權力；而作為最高行政機構的民眾法庭，或稱最高法庭，成員超過一千（目的是使行賄耗資成本巨大），是按照全體公民登記在冊的名字字母順序依次篩選出來的。任何一個機構都不可能比它更為民主，或套用反對派的話，沒有比它更為荒謬的了。
在長達二十多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前431—前404）中，斯巴達軍隊最終取得對雅典海軍的勝利，當時雅典由賽提亞領導的寡頭政權借戰爭失利之機宣佈放棄民主，並暗地裡讚賞斯巴達的貴族制政府。許多寡頭領袖曾被流放。然而雅典最終投降，斯巴達與之達成和平協議的條件之一，便是召回所有被流放的寡頭貴族。他們一回來，即以賽提亞為首宣佈開展一場富人革命，反對在這場災難性戰爭中執政的「民主」政黨。但是革命失敗了，賽提亞也戰死沙場。
賽提亞是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的叔伯。
二、蘇格拉底
假如我們以作為歷史文物流傳下來的半身像為依據，那蘇格拉底即便是在哲學家中也算是長得醜的：禿頭，大圓臉，深凹下去的直勾勾的眼睛，寬而扁的鼻子——這一切都生動地印證了人們在會飲之後的高談闊論：這完全是搬運工的模樣，哪裡像是我們最著名的哲學家！但若多看幾眼我們就會發現，透過石像的粗獷，一絲人性的善良和毫不偽裝的樸素展露出來，使這位相貌平平的思想者成為當時雅典眾多智慧青年所愛戴的老師。我們對蘇格拉底知之甚少，但比起貴族派的柏拉圖和內斂、學究式的亞里士多德，我們與他卻又是如此親密。兩千四百年過去了，我們彷彿還能依稀見到他那不甚雅觀的體態：他裹著一件皺巴巴的大長袍，悠然自得地穿過人民大會，絲毫不受四周熙熙攘攘的政治紛爭干擾；總喜歡在路上隨意攔下一人便開始說教；一群博學的年輕人聚集在他周圍，他將他們引入殿堂廊柱後某個陰涼的角落，請他們給自己的言語下定義。
正是這些各式各樣的年輕人簇擁著他，幫他創立了歐洲哲學。他們當中有人富有，譬如柏拉圖和亞西比德，津津樂道蘇格拉底對雅典式民主的嘲諷；也有像安提西尼一樣的社會主義者，崇尚他安貧樂道的精神並將之發揚光大；甚至有一兩個像亞里士蒂帕斯那樣的無政府主義者，嚮往一個不分貴賤、沒有主奴之分、人人好似蘇格拉底般悠遊自在的世界。總而言之，所有令當今社會惶惶不可終日、為青年人提供了無盡辯論材料的問題，同樣被古雅典的思想者和公共言論者所思考，他們跟他們的老師一樣，認為沒有論道的生活是毫無價值的。社會思想的各個流派都能在這裡得到體現，或者尋到根源。
這位導師的生活細節無人可知。他從未工作過，也不曾考慮第二天的事情。有學生邀請他吃飯時他就去。他們也喜歡餐桌上有這樣一位客人，因為他會詳盡地講述養生之道。
在家裡他似乎沒這麼受歡迎，因為他忽略了家人；在他的妻子桑喜普看來，他是個一無是處、遊手好閒的人，給家裡帶來的壞名聲遠比麵包多得多。桑喜普像蘇格拉底一樣善談，他們之間似乎也有過幾段對話，只不過沒被柏拉圖記錄下來。然而她也確實愛著蘇格拉底，在他七十歲死去後仍不免慼慼然。
蘇格拉底到底為什麼如此受學生的愛戴？或許因為他既是一名哲學家，又是一個極富人情味的人：他在戰場上冒著極大的危險救了亞西比德的命，他喝酒時極有紳士範兒，毫無顧忌卻又不失分寸。但毫無疑問，他那謙遜外表下無窮的智慧才是學生最為崇拜的：他從不說自己擁有智慧，而只稱自己愛慕智慧、追求智慧；他愛智慧，卻又不把智慧當作自己的職業，而是當作自己的摯愛。據說德爾斐城具有非凡能力的祭師稱蘇格拉底是最聰明的希臘人；而蘇格拉底本人則將其解釋為對其哲學起點即不可知論的認同——「我所知道的唯一事情就是我什麼都不知道」。一個人學會懷疑時，哲學便產生了——尤其當這些懷疑針對的是我們曾經珍惜的信仰、教條和公理時。誰知道這些信念是如何令我們深信不疑的呢？誰又能知道它們不是被一些隱藏在思想外衣下的不可告人的慾望引發的呢？唯有當思想者回過頭來反思自身時，哲學才有真正的意義。就像蘇格拉底所說：認識你自己！
當然，在蘇格拉底之前也有過哲學家：有像泰勒斯和赫拉克利特那樣堅強的人，有像巴門尼德和埃利亞的芝諾那樣敏銳的人，有像畢達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勒那樣善於觀察的人，但他們絕大多數是自然哲學家：他們探求外部事物的發展和性質，尋找物質可測的規律和構成。蘇格拉底說，這很好，然而對哲學家而言，還有遠比花草樹木、碎石繁星更具無限價值的研究物件——人的心靈。究竟什麼是人？他又將變成什麼？
因此他四處探訪，求索人的心靈，他揭示一切臆想和假設，質疑一切定論和信條。假如人們對正義津津樂道，他便問他們：什麼是正義？這些抽象的詞彙在你這裡代表著什麼，以至於你能用它們如此輕易地解釋生與死？榮譽、美德、倫理道德、愛國精神又分別是什麼意思？你所說的你自己是指什麼呢？這些倫理學、心理學上的問題正是蘇格拉底所熱衷探討的。一些人深受這種要求定義精確、邏輯清晰和論證準確的「蘇式方法」的折磨，對此提出質疑，認為他提問太多、回答太少，致使人們的思想比從前更混亂了。然而，針對我們所知的哲學中最難回答的兩個問題——美德意味著什麼？最好的國家是什麼樣的？——蘇格拉底分別給出了十分明確的答案。
對當時的雅典年輕人而言，沒有什麼論題比這兩個更重要了。詭辯學家早已摧毀這些年輕人一度對奧林匹斯山男女眾神持有的信仰、對道德準則的崇尚，這些道德準則的效力基本上來自人們對全知全能、不計其數的神祇的敬畏；一個人只要不違法，妨礙他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便毫無理由。這種離散式的個人主義大大削弱了雅典人民的個性，使其最終為剽悍的斯巴達人所征服。至於國家形式，沒有什麼制度比一個為盲眾所操縱、為衝動所指揮的民主更滑稽的了，沒有什麼比讓一群爭論不休的人組成政府更可笑的了，沒有什麼比匆忙選舉、革職或處死將領更荒唐的了，也沒有什麼比不加篩選、僅按字母排列順序選取頭腦簡單的農民和商人作為最高法院成員更可笑的了！一個全新並自然合理的道德規範如何能在雅典產生並發展？這個國家如何能夠得到拯救？
正是因為回答了這些問題，蘇格拉底被判了死刑，但同時也讓他贏得了不朽。假使蘇格拉底試圖恢復古老的多神信仰，假使他能帶領他那幫靈魂被解放了的學生前往廟宇聖林朝拜、祭祀父輩所崇奉的神祇，老一輩的公民便會將敬意獻給他。可他知道，這個辦法無異於自殺，毫無希望，是倒退，是將希臘拉入墳墓而非解救她。蘇格拉底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相信神只有一個，並以他那謙虛謹慎的態度期盼著死亡也不能將其摧毀；但他也明白，一個持久有效的道德律令不可能建立在如此模糊不定的神學基礎之上。假若我們能夠建立一套完全獨立於宗教教條之外的道德體系，使其對無神論者和虔誠信徒普遍適用，那麼，各種神學觀點的交融和變遷將不再影響道德的凝聚力。而正是依靠這種凝聚力，任性的人們才能轉變為和諧友好的社會公民。
比如，如果善意味著聰明，美德意味著智慧，如果通過教育，人們能夠找到自己的真正興趣所在，能夠看清自己的行為可能產生的後果，能利用批判和協調的精神來調整自身雜亂無章的慾望以使其形成一個目標明確、具備創造力的和諧整體，那麼，這或許就能成為那些受過教育且思想深刻的人的一種道德規範。而對於那些未曾受過教育的人，則只能使用反覆的說教和外力的強制了。或許，所有的罪過都出於錯誤、片面的觀點，是愚蠢的表現？有識者或許跟無知者一樣，偶有暴力或不文明的衝動，但可以確信的是，他們能夠更好地控制這種情緒，因而很少見到他們真做出什麼獸性行為。在一切為理智統治的社會里（這樣的社會在權力擴大時，歸還給個人的往往多於個人自由受限時社會向個人索取的），個體優勢的實現依靠全體人的文明和忠誠舉止，唯有清醒明智的頭腦才是維護和平、秩序和良願所真正需要的。
但如果政府本身就雜亂不堪、荒謬至極，如果它統治卻不救助、施令卻不引導，那麼，我們如何能夠勸服個體遵守法律併為實現公共利益而限制其自身的追求呢？難怪亞西比德要推翻一個不信任個人能力、把數量看得比知識還重的國家。難怪沒有思想的地方就有混亂，無知的人群匆忙作出決定，事後又在悲涼無助時後悔不已。「真理掌握在多數人手裡」這樣的基本觀念本身不就是一種迷信嗎？然而，群體往往比個體更愚蠢、更暴力、更殘酷的事實似乎並非為世人所知。演說家「長篇大論、滔滔不絕，就像敲擊後響個不停的銅盆，直到手按在上面才能停止」，難道被他們統治不是一種恥辱嗎？當然統治國家之人不能單求高智商，治國需要一批優秀的頭腦進行毫無阻礙的思考。一個社會不由其中最睿智的人來領導和統治，如何能被拯救或實現強大呢？
設想一下，在當時戰爭即將爆發、統治者亟須遮蔽一切反對之聲，而富裕的知識階層又正秘密策劃著一場革命的大背景之下，這樣一個貴族式信條的提出會產生怎樣的反響？假設你是當時的民主領袖安尼圖斯，自己的兒子是蘇格拉底的學生，他不僅背叛了你所信奉的眾神，還指著鼻子笑話你，你的感受如何？阿里斯托芬難道不是早就預測到這種由反社會的智慧似是而非地取代舊道德的結果了嗎？
緊接著革命到來了，人們或支援或反對地浴血奮戰著。民主派取得勝利時，蘇格拉底的命運也隨之註定了：儘管他本人一直息事寧人、與世無爭，但他是造反派的精神領袖，是令人恨之入骨的貴族式哲學的思想源泉，他還教唆了醉心於辯論之學的年輕一代。安尼圖斯和墨勒圖斯都說，蘇格拉底還是被處死為妙。
故事的其餘情節眾人皆知，因為柏拉圖以超越詩歌的優美文筆將其記錄下來，我們有幸能夠閱讀這篇簡單明瞭而又英勇過人（如果不是傳奇）的《蘇格拉底自辯篇》：世上第一位為哲學殉難之人向世人宣告了自由思想的正當和必要，在國家面前維護了自身的價值，並拒絕向一群素來為他所不齒的人乞求憐憫。他們有權赦免他，但他不屑於請求。憤怒的眾人判定了他的死刑，而法官們卻想放他一馬，這真是對他的理論的一種奇特的肯定。若他沒有否定眾神祇就好了？教給人們超出他們能力範圍的更多更超前的內容勢必引來殺身之禍。
所以他們判定他應該飲鴆自盡。他的朋友趕來探望並給他提供了一條簡單的逃跑路線，還買通了所有能阻止他走向自由的官員。但蘇格拉底拒絕了。此時他已經七十歲了（西元前399年），或許他自覺是時候離開了，而且這樣更讓他死得其所。「打起精神來吧，」他對悲傷的朋友說，「儘管你們僅僅是來埋葬我的屍骨的。」「當他說出這些話時」，柏拉圖在一段偉大的世界文學篇章中寫道，
他站起身來，和克里託一起走進浴室，克里託讓我們在外面等候；我們就等著，同時談論和思索著……我們巨大的悲痛；他如同我們的父親，而我們即將喪失這位親人，像孤兒一般度過餘生……暮色降臨，他在浴室裡已經待了很長時間。他走了出來，坐回到我們中間……但沒有說太多的話。不久，監獄看守……走進來，站在他身旁說：「蘇格拉底啊，我知道你是至今來到這裡最崇高、最紳士、最優秀的一位，其他人在我因遵從上級命令讓他們喝下毒酒時對我肆意發怒和謾罵，我不會將此歸罪於你——而我也確信，你不會像他們一樣對我動怒，因為你肯定明白，真正犯錯誤的不是我，而是另外那些人。好了，永別了，請儘量輕鬆對待這必行之舉吧，你是清楚我的差事的。」說罷他眼淚奪眶而出，轉身走了出去。
蘇格拉底看著他說：「謝謝你的好意，我一定會照你說的去做。」他又轉過身對我們說道：「這是個多好的人啊！自從我進了監獄，他就一直來看望我……而現在他又在如此大度地為我悲傷。我們一定要按照他說的去做，克里託。如果毒酒已經備好，就拿過來吧；如果沒有，就讓侍從去準備。」
「但是，」克里託說，「太陽還在山頂，很多人都遲遲不肯喝下毒藥；等到對他的判決宣佈之後，他早已吃飽喝足，沉浸在感官的享受中了。不要著急吧，我們還有時間。」
蘇格拉底說：「是的，克里託，你所說的那些人完全有權這樣做，因為他們認為推遲服毒時間就可以贏得更多。但我也有權不這樣做，因為我知道晚點喝下毒藥並不會為我帶來什麼。試圖挽救早已不在的生命，我會嘲笑自己的。請照我說的去辦吧，不要再拒絕我了。」
聽到這些，克里託朝侍從示意了一下。侍從走進屋內，待了一會兒後和端著杯毒酒的獄卒一起走了過來。蘇格拉底說：「我的好朋友，請憑你的經驗告訴我此事該如何進行吧。」獄卒答道：「你只須四處走動直到雙腿感到沉重，然後躺下來，那時毒藥就開始發揮作用了。」他一邊說一邊將那杯毒酒遞向蘇格拉底。
此時的蘇格拉底表現得悠然自得，眼中沒有絲毫的恐懼，面部表情也沒有任何的變化，他兩眼注視著獄卒，接過酒杯，並說道：「你說我用這杯中之酒來祭神可以嗎？」獄卒答道：「蘇格拉底，我們只准備了剛夠你使用的分量。」「我明白了，」他說，「但我必須得向眾神祈禱，請求他們保佑我從這邊一路走向彼岸的世界——請允許我實現這個願望。」接著他將酒杯舉至唇邊，輕鬆愉快地將毒藥一飲而盡。
在此之前，我們大多數人還能控制自己的悲痛，但看到這一幕，看到他飲盡杯中的毒酒，我們再也忍不住了，頓時淚如泉湧。我掩面而泣。當然我並不是為他而哭，而是因為想到自己將失去這樣一位同伴而悲傷。我也不是第一個哭泣的人，因為克里託發現自己實在無法控制淚水，便起身離開了這間屋子，我也跟著走了出去。那時一直在嗚咽的阿波羅多拉斯突然號啕大哭起來，哭得撕心裂肺。只有蘇格拉底依舊保持著鎮定。「這奇怪的哭聲是怎麼回事？」他說，「我將婦女打發走就是為了避免這種打擾，因為我聽說人應該平和、安詳地死去。所以請你們安靜下來，堅強一點。」聽到這番話，我們自覺羞愧無比，紛紛抑制住淚水；他一直在四處走動，直到雙腿像獄卒說的那樣感到沉重不堪，然後按照指示躺在床上，那位獄卒時不時地檢查下他的腿和腳；過了一會兒，獄卒使勁摁了下他的腳並問他是否有感覺。他說沒有。接下來又摁腿，然後一步一步上移，就這樣我們知道他已渾身冰冷僵硬。蘇格拉底自己也感覺到了，他說：「等藥力到達心臟，我的生命就終結了。」當他感到腹股溝也變冷時，他露出臉（因為之前他矇住了自己的臉）對我們說——這是他的臨終遺言：「克里託，我還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隻公雞，你能記得幫我把這債還了嗎？」「我一定記得還這筆債，」克里託說，「還有什麼要說的嗎？」對這個問題已經沒有了回答。一兩分鐘後我們聽見一些動靜，侍從將蒙著他臉的東西掀開，只見他已雙目發直，克里託合上了他的眼睛和嘴巴。
這就是我們的朋友的最終結局，他的確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聰慧、最正直和最優秀的。
三、前期的柏拉圖
柏拉圖與蘇格拉底相識是他人生的轉折點。他自幼家境殷實，生活舒適，青年時更是英俊帥氣、朝氣蓬勃——「柏拉圖」這個名字據說源自他那無比寬闊的肩膀；他曾是一名優秀計程車兵，並兩次在科林斯地峽運動會上獲獎。依照經驗，像他這樣的年輕人日後大都不會踏上哲學家之路。但柏拉圖那敏感細膩的心靈被蘇格拉底的「辯論式」競技所吸引，目睹他的老師用尖銳刻薄的問題將傳統的教條和臆想一一戳破實在是一種愉悅，於是，柏拉影像從前投身野蠻摔跤比賽那樣邁入了這項競技活動。在老「牛虻」（蘇格拉底的自稱）的教導下，他從只求勝利的辯論者逐漸轉變成思想者，不再只是純粹的辯駁，而是能夠進行細緻的分析，還能展開卓有成效的討論。他熱烈地愛上了智慧和他的老師。「感謝上帝，」他曾說，「我生為雅典人而非野蠻人，自由人而非奴隸，男人而非女人，但最重要是我生在了蘇格拉底的時代。」
蘇格拉底死時柏拉圖二十八歲，而與老師共同度過的平靜日子以如此悲劇的方式結束，深刻影響了這名學生日後各個階段的思想。他蔑視民主，憎恨暴民，就連他的貴族出身和教養也沒能令他產生如此深刻的反感；他深信，民主必須被推翻，國家必須得由最智慧和最優秀的人來統治。這也成為他畢生關注的問題，即如何找尋這些最智慧、最優秀的人，如何培養他們的統治能力並勸服他們去實施統治。
此時，他拯救蘇格拉底的舉動在當權的民主人士中引起了警覺和懷疑。他的朋友告誡他，雅典已經不安全了，他可以趁這大好機會去周遊世界。於是，西元前399年，他出發了。他到底去過哪些地方我們無從知曉，但他周遊路線的每一個行止轉折均會引發一場熱烈而有趣的爭論。他似乎先去了埃及，令他震驚的是，統治埃及的祭司階層竟然認為希臘是個幼小城邦，沒有穩定的傳統或富有淵源的文化，因而他並沒有受到這些尼羅河流域如斯芬克斯之謎般古老而權威的國家的重視。但震驚也是教育我們的最好手段；學識淵博的階層以神權方式統治一大群從事耕種的安定的農民，此番情景長久地留在了他的記憶裡，並滲透到其日後寫下的《理想國》一書中。之後他去了西西里島和義大利。在那兒，他曾加入當地由畢達哥拉斯建立的學派，也是在那兒，一小群博學多才的統治者掌握著權力卻過著樸實的生活，這再次在他那易感動的心靈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柏拉圖在外漂泊了十二年，於各處汲取智慧的養分，踏訪每一處神聖的殿堂，思索品味每一條堅定的信條。有人說他也曾去過猶地亞，並在那裡接受過社會主義先知們的傳統式短期培養。甚至有人說他還去過恆河兩岸，學習印度人的神秘冥想功夫。但這些是真是假，我們已無法考證。
西元前387年，柏拉圖返回雅典，年屆四十，歷經的種種人事已使他成熟。他的身上褪去了一份年輕人的狂熱，收穫了一種全新的思想視野。在這種視野中，極端往往能夠體現片面的真理，而問題的各個方面融會在一起便構成了對真理全方位的詮釋。他集聰明才智與藝術天賦於一身，哲學家與詩人得以共存在一個靈魂裡，他還自創了一種能使美與真並行其中而不相違背的表達媒介——對話。我們可以相信，哲學從未披上過如此光鮮亮麗的外衣，此後也沒有過。即使在譯本中，這一文體依舊閃閃發光。他的崇拜者之一雪萊曾這樣評價道：「柏拉圖前所未有地將嚴謹精深的邏輯推理和熱情奔放的詩歌融為一體，用絢麗繽紛卻不失圓潤和諧的段落譜出一曲曲令人無法抗拒的美麗樂章，說服並推動著讀者緊隨其前行，腳步急促得彷彿沒工夫喘氣一般。」看來劇作家的身份對這位哲學家不無裨益。
這種令人陶醉的哲學與詩歌、科學與藝術的結合也正是理解柏拉圖的難點。我們永遠無法判斷作者是在以對話中哪個人物的身份闡述觀點，亦不可知其闡述的形式；不知道他是純粹地以字表意還是在使用隱喻，不知道他是在開玩笑還是煞是認真。他對嬉笑、嘲諷和神話的熱愛常常使我們無所適從，我們甚至可以總結說他從來不用非寓言的形式說教。他在《普羅泰戈拉篇》中這樣問道：「請允許我這個年長之人用寓言和神話對你們年輕人說話，好嗎？」據傳，這些由柏拉圖寫就的對話面向的讀者是當時的普羅大眾：它們的會話方式，它們對贊成和反對的生動論戰，它們於每個重要論點處的循序漸進和頻繁重複等等，都經過了明顯的調整，以適應那些僅偶爾接觸哲學並將其視為奢侈品玩味的人，以及那些受制於生命苦短而不得不走馬觀花般閱讀的人。因此，對對話中出現的大段充滿玩笑和隱喻意味的文字，我們不應感到驚奇。但對於一個不懂得柏拉圖時代的社會和文壇風尚的人來說，這些文字是無從理解的，在今天看來，它們似乎無關主題，甚至荒謬可笑，但正因如此，一盤味道濃重的哲學大菜才被改造得鹹淡適宜、易於消化，符合了當時尚不習慣哲學思考的人的口味。
我們不得不承認，柏拉圖身上有許多他自己譴責的品質。他痛罵詩人和神話，卻在詩人的名單上又增加了一位，在神話的名下加上數百條神話。他抱怨牧師（他們到處宣揚地獄罪惡，卻為了報酬提供救贖之法。參見《理想國》，第364節），而他自己就是牧師、神學家、佈道者、超道德主義者，是指責藝術、焚燬虛偽的薩伏那洛拉。他和莎士比亞一樣，承認「比喻是耍滑頭」（《智者篇》，第231節），但他自己卻一個接著一個使用比喻，絲毫沒有停止的意思；他譴責智者是販賣修辭的好爭之人，但他自己也只不過是個擺弄邏輯的低年級生罷了。法蓋故意學著他的腔調說：「整體大於區域性？——當然了。——而且區域性也小於整體？——是的。因此，哲學家顯然應該統治城邦？——什麼？——這很明顯；讓我們再來一遍。」
然而，這也是我們所能指出的柏拉圖最大的缺點了。儘管如此，柏拉圖的《對話錄》依然是當今世界最無價的珍寶之一。其中最好的一篇《理想國》，本身稱得上是一本專題論著，柏拉圖卻將其縮減為一本人人可以捧讀的小書。在這本書裡，我們可以讀到他的形而上學、神學、倫理學、心理學、教育學、政治學以及藝術理論。在這本書裡，我們會發現各種散發著現當代氣息的問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和節育優生學、尼采式道德和貴族制問題、盧梭式重返自然和自由教育問題、柏格森的「生命衝動」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都在這裡。這是一份由無限慷慨的主人呈獻給諸位傑出人士的大餐。愛默生說：「柏拉圖就是哲學，哲學亦是柏拉圖。」讓我們將歐瑪爾讚美《古蘭經》的話轉用至《理想國》吧：「燒掉圖書館吧，它們全部的價值都在這本書裡了。」
現在，讓我們來研讀一下《理想國》。
四、倫理學問題
討論發生在富裕貴族克法洛斯的家中。參與討論的有柏拉圖的兄弟格勞康和阿德曼圖斯，還有粗魯、容易激動的智者塞拉西馬柯。對話中，蘇格拉底作為柏拉圖的代言人對克法洛斯發問道：「你認為財富給你帶來的最大福祉是什麼？」
克法洛斯回答說，財富之所以令他感到幸福，主要因為財富使他慷慨大方、誠實正義。蘇格拉底狡猾地詰問，他所說的正義指什麼；於是，一場關於哲學的論戰便發生了。下定義是最困難的，也是思維清晰程度和邏輯推理能力最嚴格的測試和練習。蘇格拉底輕而易舉地將他們所提供的定義一一擊潰；直到其中最沒耐性的塞拉西馬柯忍不住「號叫」道：
「你瘋了嗎，蘇格拉底？你們這些人怎麼也都被這愚蠢的把戲欺騙而一一跌倒？要我說如果你想知道什麼是正義，你應該試著去回答而不是去發問，駁倒別人沒什麼好驕傲的……因為很多人只會發問而不能回答。」（第336節）
蘇格拉底並未畏縮，他繼續問而不答。在一陣唇槍舌劍之後，他終於讓不甚謹慎的塞拉西馬柯給出了自己的定義：
「那麼聽著，」這位憤怒的詭辯學家說，「我認為強權就是公理，正義是強者的利益……不同形式的政府，不論是民主制、貴族制還是獨裁製，制定法律時都只著眼於他們自己的利益。這些法律，作為滿足統治者利益的工具，被塑造成‘正義’的形象頒佈給臣民，同時對違背這些法律的人嚴懲不貸，並貼上‘非正義’的標籤……我指的是大範圍的非正義。這在獨裁製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政權通過欺詐和暴力掠奪人民的全部財產。現如今，假如一個人搶走其他人的錢並將他們變成奴隸，這個人不僅不會被眾人斥為騙子或小偷，反而會被說成是幸福的、被保佑的。非正義受到譴責是因為譴責它的人怕自己吃苦頭，而並非真的出自任何道德上的顧慮。」（第338—344節）
當然，這在今天會被我們或對或錯地與尼采聯絡起來。「確實，我時常嘲笑那些弱者，他們自以為有了一雙跛腳就稱得上強大了。」施蒂納曾簡短表明過相似的觀點：「一把強權勝過一袋公理。」對此，或許哲學史上再沒有比柏拉圖在另一篇對話《高爾吉亞篇》（第483節以下）中的表述更清晰明確的了。篇中智者卡里克利斯譴責道德是弱者用以中和、限制強者能力的發明。
他們按照自身的利益來展開讚揚和譴責，他們聲稱不誠實是可恥的、不公正的——在此，不誠實指那種想要比鄰居擁有更多的慾望；假如他們知道自己是如此劣等，那他們該會為大家平等而竊喜不已……但假如一個人擁有充分的力量（超人來了），他便會擺脫、突破並逃離這一切，他會將我們的準則、咒語、魔法和法律等一切違背自然的罪惡通通踩碎……一個真正會生活的人能將他的慾望充分發揮和表現出來，但當這些慾望增長到最大限度時，他又能用勇氣和智慧來調控它們，並同時滿足他所有的渴望。我斷言這才是自然的正義和高貴。然而大多數人都無法做到這一點；因而他們責備這樣的人，因為他們對自己的無能感到羞愧，並希望將此掩飾；因此，他們將無節制視為卑劣……他們禁錮自身崇高的自然需求並讚美正義，只因他們是懦夫。
這樣的正義是屬於愚民的奴隸式道德，而不是適用於君子的英雄式道德。一個人真正的美德是勇氣和智慧。
或許這種尖銳的「不道德主義」正反映了當時雅典對外政策的帝國主義發展，和它對其他弱國毫不留情的態度。在修昔底德為伯里克利虛構的演說詞中，伯里克利這樣說道：「你的帝國建立在你自己的強力而非臣民的良好願望之上。」這位歷史學家還記錄了雅典特使要挾米洛斯加入雅典對斯巴達之戰時的話：「你跟我們一樣清楚，這個世界上公理只存在於力量均等的強者之間。強者隨心所欲，弱者受苦純屬活該。」這便是我們在倫理學中遇到的最本質的問題，也是道德行為理論的核心：什麼是正義？——我們應該追求正義，還是權力？——善良與強大，哪個更好？
那麼蘇格拉底——在這裡也就是柏拉圖——是如何面對這一理論挑戰的呢？起初他並未理會這個問題。他認為正義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取決於社會組織形式；因而理解它的更好方式是將其視為社會結構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它當成個體行為的某種特質。他提出，假若我們能夠描繪出一個正義的國家，那麼就更容易表述出一個正義的個體。柏拉圖為自己這段離題的話辯解說，我們測試一個人的視力時會讓他先讀大字，再讀小字，因此，從一個更大更廣的角度來解讀正義，而不是關注小範圍的個體行為，勢必更容易。然而我們不應被他矇騙：事實上，這位哲學大師要把這個論證作為接合線來綴合兩部書。他希望藉此討論的不僅僅是個人道德的種種問題，同時還有社會和政治改革的諸多話題。他頭腦中的烏托邦早已構築完成，現在更是決心將它公之於世。原諒他的這點牽強實在很容易，因為這番離題的話恰恰是他整本書的核心和價值所在。
五、政治學問題
柏拉圖說，若人心簡單，那麼正義也將是一件簡單的事。這樣的話，社會有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共產主義就足夠令人滿足了。他曾這樣描繪過心中的理想國：
首先讓我們來設想一下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不是要為自己生產糧食、釀酒，製作衣服、鞋子，建造房屋嗎？安頓下來之後，他們便開始在地裡幹活，夏天恨不得赤身裸體，光著腳板，冬天則裹得嚴嚴實實，穿上厚鞋。他們以大麥、小麥為主食，將麥粉烘乾並揉成麵糰，然後做出美味可口的布丁和麵包，並將這些食物擺在由蘆葦或是乾淨葉子編成的席子上，自己則斜靠在由紫杉或香桃木樹枝做成的床上。然後他們和孩子們一起享用這些美食，喝著他們自己釀造的葡萄酒，頭上戴著花環，口中念頌著諸神之辭，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為了預防災荒或戰爭，他們還考慮著為家庭量入為出……當然，他們也講究一些調味品，如鹽、橄欖、乳酪、洋蔥、捲心菜或其他可以放進鍋裡煮的香草。無花果、大豆、豌豆、香桃木漿果、山毛櫸堅果也被拿來在火上燒烤後製成甜點，就著酒吃。他們喝起酒來很有節制。憑藉這樣的一種飲食方式，他們將平安地活到高齡之歲，並將之傳給他們的下一代。（第273節）
請注意我在這裡一帶而過的幾個概念：人口控制（可能以殺死嬰兒為手段）、素食主義、「迴歸自然」、迴歸到如希伯來傳說所描繪的伊甸園般原始和淳樸。這一切都帶著「犬儒派」第歐根尼的語氣，正如「犬儒派」所言，我們應該「回去跟動物們生活在一起，它們是如此平靜與自制」；我們曾一度傾向於將柏拉圖與聖西門、傅立葉、威廉·莫里斯及托爾斯泰歸為一類。但在這些擁有仁善信念的人當中，柏拉圖的批判精神還要更勝一籌。他悄然提出問題：為什麼他所描述的簡樸天堂從未實現過呢？——為什麼這些烏托邦從未在地圖上出現過呢？
他的回答是，因為貪婪和奢侈。人不會滿足於簡樸的生活：他們渴望擁有並野心勃勃，爭強好勝並心懷嫉妒，他們很快對自己擁有的東西感到厭煩，繼而迫切渴望得到自己沒有的東西，因為那些屬於別人的東西具有誘惑力。結果便是一族人侵犯另一族的領地，相互爭奪土地資源，接著爆發戰爭。隨著貿易和金融的產生和發展，出現了新的社會階級分化。「任何一個城市事實上都是兩個城市的結合體，窮人之城和富人之城，他們相互憎恨、相互對抗；同時，每一個城中城又包含若干個更小的城——你若將他們視為統一的城邦，那你就大錯特錯了。」（第423節）商業資產階級出現以後，其成員藉助財富和炫耀來尋求社會地位。「他們在老婆身上花掉大量的錢。」（第548節）財富分配的變化導致政治格局的改變：隨著商人階級的財富逐漸超過土地所有者的財富，貴族政體便讓位於富人操控的寡頭政體——富有的商人和銀行家成為城邦的統治者。接著，政治家治國安邦的才能，即協調各種社會勢力和調整各項社會政策以促使國家富強，也被政治手段替代，即黨派策略和對官職的貪戀、掠奪。
任何體制的政府都會因濫用原則而消亡。貴族政體因為極其狹窄的權力圈將自己摧毀；寡頭們因為毫無節制地爭奪眼前利益將自己擊垮。無論何種情況，革命總是最後的手段。革命爆發，其原因看似微不足道，或許發端於某些不顯眼的狀況，但其實，革命是嚴重錯誤經長年累月積壓後突然爆發的結果；譬如一個人長期忽略小毛病，身體就會變得孱弱，這時哪怕再小的創傷都可能引發嚴重的疾病。（第556節）「接著民主政治來了：窮人取得了勝利，他們屠殺了部分敵人，又將剩餘的放逐；他們賦予人民以平等的自由和權利」。（第557節）
然而，民主制度也沒能倖免，它因過度使用民主原則而走上了自毀之路。民主的基本原則是，全體人民擁有平等執政和平等決策的權利。乍一看這是個不錯的安排，但實際上，由於人民並未接受過系統的教育，不知道如何選擇最優秀的執政者、最明智的發展道路，於是，這一原則變得極其可怕。「至於人民，他們沒有絲毫的想法，只會重複統治者樂於告訴他們的那點東西」（《普羅泰戈拉篇》，第317節）；要使一種學說被接受或否定，只需要在當下受歡迎的戲劇中對其進行一番讚揚或嘲諷即可（毫無疑問，這對阿里斯托芬來說是一種抨擊，因為他喜歡在自己的喜劇中對每一個新的觀點進行攻擊）。對國家這艘大船而言，人民共治是個風大浪急的海域，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可能引發洶湧波濤，甚至使這艘大船偏離航向。這種民主的最終結果不是暴政便是獨裁；民眾如此熱愛阿諛奉承，如此「渴望聽到讚美」，以致某個最無廉恥、極擅溜鬚拍馬之人以自詡的「人民護衛者」身份登上了最高權力的寶座。（第565節，大家可以對照下古羅馬的歷史）
將選舉政治官員的重任交給毫無主見、輕信他人的群眾該是多麼愚蠢啊，柏拉圖越想越覺得震驚——更別提信任那些躲藏在民主舞臺幕後、追逐財富的寡頭決策者了。他不禁抱怨，在一些簡單如製鞋的小事上，我們往往覺得只有接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才能滿足我們的需求，面對政治我們卻假設：只要他懂得如何贏得選票，那麼他一定能管理好一座城市或一個城邦。生病了，我們要找有行醫執照的大夫，因為那是他受過正統教育和相關技術培訓的證明——我們不要相貌俊美或能說會道的大夫。那麼，假若整個國家生了病，難道我們就不應該找尋最具智慧、最優秀的人來服務和領導嗎？設法阻止沒能力和不誠實的人靠近公共權力，挑選並培養最優秀的統治者來服務公共利益——這就是政治哲學所要考慮的問題。
六、心理學問題
然而，潛伏在這些政治問題背後的是人性問題：很遺憾，要懂得政治，我們必須懂得心理學。「國如其人」（第575節）；「政府之差異有如人的性格之多變……國家是國家中人的本性造就的」（第544節）；一個國傢俱備什麼樣的特色取決於其民眾的整體性格特徵。因此，只有民眾的素質提高了，國家才能強大，否則，任何變化都不意味著實質性的改變。「民眾多有魅力啊！——四處求醫，小毛病不斷升級、不斷複雜，還幻想吃了某人推薦的靈丹妙藥一下子就痊癒，卻一直不見好轉，反而愈加惡化……難道這不像是在做遊戲嗎？他們嘗試動手立法，希望通過改革來消滅人類的虛偽和姦惡——難道不知道他們是在砍九頭蛇怪的頭啊？」（第425節）
且讓我們來看看政治哲學必須要面對的人的因素吧。
柏拉圖認為，人之行為有三種根源：慾望、情感和知識。慾望、食慾、衝動、本能——這些是一類；情感、精神、志向、勇氣——這些又是一類；知識、思想、智慧、理智——這些也指向一類。慾望發端於腰部；從根本上說，它是性慾迸發的能量儲備池。情感生髮於心髒、傳送於流動的血液；它是經驗和慾望的有機共鳴。知識源自大腦；它是慾望的眼睛，亦能成為靈魂的嚮導。
這些能量和品質是人所共有的，只是程度存在差異。有些人完全是慾望的化身，他們有著不知安分、貪得無厭的靈魂，浸淫在對物質的索求和爭奪中，燃燒於對奢侈和炫耀的渴望中，對他們而言，得到的永遠趕不上自己欲求的：這些人主導和操控著工業。而另一些人卻登上了情感和勇氣的殿堂，與其奮鬥的內容相比，他們更關注勝利「本身」；他們驍勇好鬥卻並不貪得無厭，他們以擁有權力而非財富為傲，他們的快樂來自戰場而非市場：這些人組成了世界上的陸軍和海軍。最後一些人，他們的樂趣是思考和理解，他們遠離市集和戰場，獨自沉浸在思索的靜謐、清淨之中；他們的意志是光而不是火，他們的天堂是真理，而不是權力：這些人擁有智慧，但不為世人所用。
現在，正如有效的個體行動意味著慾望雖受情感催化，卻由知識指引；因此，在理想國中，工業力量負責生產，但不統治；軍隊負責保衛，也不統治；而知識、科學和哲學的力量得以繁榮發展並受到保護，並由它們實施統治。沒有知識的引導，民眾只是一群毫無秩序的烏合之眾，就像混亂嘈雜的慾望；民眾需要哲學家的指引，有如慾望需要知識的啟蒙一般。「商人之心因財富而變得浮躁，假若他們成了統治者，那麼，毀滅即將到來」（第434節）；同樣，假若將軍利用手中的軍隊建立了獨裁政權，那麼毀滅也將不遠了。生產者在經濟領域中得心應手，戰士在戰場上如魚得水，但就公共權力而言，生產者和戰士都是極糟糕的人選；在他們那粗糙的手中，政治才能將被政治權術淹沒。因為政治才能是一門科學、一種藝術，具備這種才能的人必是以它為畢生目標並且進行了長期準備的人。只有哲學之王才能勝任領導國家的重任。「只有哲學家成為國王，或這世上的國王和王子具備了哲學的精神和力量，智慧與政治領導才能匯聚於一身……否則，國家將不會安然無恙，人類也不會永不衰敗。」（第473節）
這就是柏拉圖思想的核心支柱。
七、心理學解決方案
那麼，接下來該做什麼呢？
首先，我們必須「將城中所有十歲以上的居民送到鄉下，拿走他們所有的財產，這樣他們便能不受父母的影響」（第540節）。年輕人如果在關鍵轉折期受到長輩的不良干涉，烏托邦便無法建立。我們必須儘量從零開始。或許，某個具備長遠目光的君主會允許我們在他的一部分領土或附屬地上開這樣一個頭。（我們將看到，一位君主果真這樣做了。）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保證每個孩子從一開始便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因為才能或天賦將從何處爆發是無法辨知的，我們必須公正無私地在各地、各階層和各種族中尋找。為此，我們踏出的第一步就是普遍教育。
人生的第一個十年，教育的重點是體育。所有學校都將配備體育館和操場，競技和運動是課程的全部內容；這十年，身體素質將逐步加強，藥物將變得多餘。「人們因懶惰或荒淫無度染病後求助於藥物，無異於向身體這水池中注入無盡的風浪……腸胃脹氣、鼻咽發炎——這難道不有失顏面嗎？……我們現有的醫藥體系可以說是在培養疾病」，將它們無限期拖延，而不是治癒。但這是屬於無聊富人的滑稽問題。「木匠生病了，他會請求大夫給他進行強效、簡便的治療——要麼喝催吐劑，要麼吃腹瀉藥，要麼火灸，要麼開刀。如果有人告訴他必須進行飲食調理，包紮頭部等等，他定會馬上回答說他沒時間生病，他也不認為把人生花費在調養疾病上而忽視工作是什麼好事。因此，跟大夫道別後，他又重返往日的飲食中，接下來要麼痊癒，繼續生活，要麼病情惡化，走向死亡。」（第405—406節）我們的國家不允許有如此多沒病裝病和虛弱無能的人；烏托邦始於人的身體。
但是，單純的競技和體育運動只會使人太過片面。「我們如何能找到一個性情溫順且勇氣可嘉的人呢？——它們看上去似乎互相矛盾。」（第375節）我們的國家不能只有職業拳擊手和舉重運動員。或許音樂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心靈經由音樂領會和諧與旋律，甚至產生些許正義的傾向；因為「內心和諧之人又怎會有失公允呢？格勞康，音樂訓練難道沒有無窮的力量嗎？聆聽音樂，旋律與和諧便會悄然潛入人類心靈，而使人舉止高貴、靈魂高尚」（第401節；《普羅泰戈拉篇》，第326節）。音樂塑造性格，進而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社會和政治事務。「戴蒙告訴我——我也相信這一點——音樂的旋律一變，國家的基本律法也將隨之改變。」
音樂是寶貴的，因為它不僅為人類帶來感情和性格的昇華，更有助於保持和恢復人體的健康。有些疾病只能從心靈醫起（《查米迪斯篇》，第157節）：所以科裡班迪斯的牧師用瘋狂的管樂來治療歇斯底里的女人，這瘋狂的音樂使她們興奮地不停舞動，直至精疲力竭癱軟在地，昏然入睡；一覺醒來，她們的病便痊癒了。人類思想的無意識源泉以這樣的方式得到撫慰和舒緩；而正是在這行為和感情的最底層，靈感生根了。「任何人在清醒時都不可能收穫真正的或有如靈光閃現般的直覺，唯有當人的理智因熟睡、疾病或痴呆而被捆綁束縛時，它們才會出現」；先知或天才，他們與瘋子並無大異。（《費德羅篇》，第244節）
接下來，柏拉圖對「精神分析」進行了一次著名的預測。他認為，我們的政治心理學異常複雜，因為我們沒能對人的各種慾望或本能進行足夠的分析和研究。夢境或許能讓我們約略品味這些細微、內斂的心理傾向。
某些並非必需的樂趣和本能被視為非法，而每個人似乎都有這樣一些非法的樂趣和本能。但在一部分人那裡，這些慾望受到律法和理智的控制（「得到昇華」），並被更加美好的慾望所超越；它們要麼遭到完全的壓制，要麼在強度和數量上被大大地削減。然而在另一部分人那裡，這些慾望愈來愈強勢，並愈氾濫。我說的慾望尤其指那些個體的理智、服從和控制能力（「審查者」）尚在熟睡之時便已經覺醒的欲求。它們有如我們天性中的一頭野獸，酒肉下肚後便站起身來，赤身裸體地四處走動，肆意妄為；任何我們所能想到的蠢事或罪惡，不論它是多麼的鮮廉寡恥或違背自然——哪怕是亂倫或弒父（「俄狄浦斯情結」）——都發端於這頭野獸……但當一個人的脈搏健康平穩，睡覺前冷靜理智……放縱的慾望不多也不少，恰足以使他安然入睡……那麼，他便是最不可能陷入想入非非、目無法紀的幻境的人……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甚至每個善良人的心中，都潛藏著這樣一種獸性，它在熟睡中仍在不時地審視著我們。（第571—572節）
音樂和舞蹈使人身心健康、風度翩翩，然而，過多的音樂和過多的運動一樣會帶來危害。僅僅四肢發達的人近乎野蠻，但只懂音樂的人也會「超過適當程度地消融、軟化」（第410節）。兩者必須結合起來。十六歲以後，個體的音樂訓練必須終止，儘管像公眾競技一般的合唱將畢生進行。音樂也絕不僅僅是音樂，它還被用來輔助那些時常枯燥乏味的數學、歷史和科學的學習，賦予它們魅力；對這些年輕人而言，我們沒有理由不向這些艱深晦澀的學科注入詩詞的柔和及歌曲的恬美。甚至在那時，任何不願學習這些科目的人都不會被強迫學習，在適度範圍內自由精神必須暢行。
教育的基本原理……應該從兒時開始，但不能強行灌輸；因為自由之人在是否獲取知識這一點上也必須是自由的……強壓之下習得的知識無法真正紮根於心。因此，不要使用強力，而要讓早期教育更多地呈現為一種娛樂，這也將使你更好地辨清孩子的天賦。（第536節）
思想以這樣的方式自由發展，身體在種種運動競技和戶外生活的鍛鍊中茁壯成長，我們的理想國也便有了一個堅實的心理和生理基礎，寬厚得足以承受一切可能和一切發展。然而，道德的地基也必須打好；社會成員必須團結一致，他們必須認識到互相之間的成員關係，彼此承擔一定的責任和義務。那麼，既然人生來貪婪、易妒、好鬥、好色，我們應該如何勸服他們端正行事呢？用警察無所不在的警棍嗎？這是個既費錢又惱人的野蠻方法。有個更好的辦法，那就是賦予社會道德約束以超自然的權威和制裁力量。我們必須有宗教。
柏拉圖相信，國家要強盛，必須篤信上帝。純粹的宇宙推力，或第一動因，或生命衝動，都不具備人格特徵，無法激發希望或奉獻犧牲的精神，它無法慰藉痛苦的心靈，亦不能鼓舞臨戰的靈魂。但一位具有鮮活生命力的上帝可以做到這一切，他可以擾動或嚇退那些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使其略微節制貪念，控制情慾。假如這種信仰被附加於個人的不朽之上，那麼上帝能做的就更多了：在彼岸獲得來世的希望使我們有勇氣去面對今生的死亡，坦然面對我們的親人離去；懷著信仰去戰鬥，我們好似雙倍武裝的戰士。哪怕這些信念無一能被證實，就算上帝只是我們愛和希望的人格化身，靈魂也彷彿七絃琴上的樂聲，會隨著賦予它形式的樂器的消亡而消亡：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裴多篇》中帕斯卡弋的論調），這樣的信仰於我們是無害的，且對我們和我們的後代還有數不清的好處。
假如對我們這些頭腦簡單的孩子解釋並證實一切，我們很可能會陷入麻煩。當他們邁入二十歲，他們所受的平等教育第一次面臨審視和考核之時，我們將遭遇一個極大的難關。接著，無情的淘汰便會到來；我們姑且稱之為「大篩選」。這次考試絕不僅僅是學術測驗，而是涵蓋了理論和實踐知識，「他們會經受一些挫折、苦痛和衝突」（第413節）。在這樣的考試中，任何一種才華都會得以展現，任何一類蠢笨都會暴露無遺。落選者將被分配從事國家的經濟工作，他們將成為商人、管理員、工人、農民。考試是公正無私的，因為一個人成為農民或是哲學家不再由壟斷機會或裙帶關係決定；這樣的選擇比民主制更民主。
通過初試的這批人將繼續接受為期十年的針對其身體、心靈和品質的教育和訓練。然後，他們將面對遠比初試嚴格得多的第二輪考試。落選者將成為國家的輔助者，或者行政助手和軍隊長官。現在，在這些大篩選之後，我們必須千方百計地說服那些遭淘汰之人心平氣和地接受他們的命運。那麼，有什麼東西能夠阻止那些在初試中遭遇淘汰的多數人，以及為數較少、卻更為精明強幹的第二批落選者拿起武器擊碎我們的烏托邦呢？又有什麼東西能夠阻止他們在彼時彼地建立一個仍舊只以數量或武力統治的世界，重演那令人作嘔、虛偽病態的民主鬧劇呢？宗教和信仰是我們唯一的救贖：我們將告訴這些年輕人，他們此刻所得的是上帝的旨意，是不可違背的——流乾眼淚也無濟於事。我們將告訴他們有關金屬的神話：
公民們，你們雖為兄弟，但上帝卻將你們塑造得各不相同。你們中有些人具備發號施令的權力，這些人是由金子做成的，因而擁有最高的榮譽；另一些由銀子做成，應為輔助之人；剩下的則是由銅鐵做成的農民和工匠。這種屬性的劃分一般代代相傳。但由於你們源自同一祖先，因此金質的父母有時會生出銀質的兒子，或者銀質的父母得到金質的兒子。上帝宣告說……如果金質或銀質的父母生出摻雜著銅或鐵成分的孩子，那麼自然就得交換等級了；統治者絕不能因為自己的孩子將要降為農夫或工匠而感到不忍，其他來自農民階層的人同樣有可能突然升級，成為護衛官或輔臣，因為神諭說，一旦銅質或鐵質之人掌控了政權，國家的覆亡也就不遠了。（第415節）
估計有了這樣一個「莊重的神話」，我們的計劃就能取得一個相對廣泛的共識而得以繼續推進了。
那麼，剩下的這些通過重重篩選的幸運兒呢？
他們被教授哲學。如今他們雖已三十歲，讓他們「過早品味這珍貴的趣味實屬不明智……因為年輕人初嘗哲學定會為了趣味而爭論，時時要反駁詰難……就像幼犬，不論是誰接近它，都喜歡去撕扯、去拉拽」（第539節）。這珍貴的趣味即哲學，主要意味著兩件事：思維清晰，這是形而上學研究的問題；統治有道，這是政治學的領域。我們的傑出青年首先得學會清楚地思考。為此，他們將研讀「理念」學說。
然而，這個著名的「理念」學說由於柏拉圖的猜想和詩歌包裝而晦澀模糊，對於現當代的學生而言，又是一個令人沮喪的謎團，並且必然也給當時那些經歷了層層篩選的倖存者一次嚴峻的考驗。一件事的「理念」可以是它所屬階級的「一般概念」（譬如甲、乙、丙的理念是人）；可以是其執行所遵循的規律（甲的理念是其行為背後起支配作用的「自然法則」）；也可以是它和它所屬的階級共同追求的完美的目標和理想（甲的理念是烏托邦中的甲）。更有可能的是，理念是以上這些方面的集合體——概念、規則和理想。我們每日面對的現象和個案背後，是無法為感官所知、只能借理智和思想去領悟的規律、規則和發展方向。這些理念、規則和理想更加持久——因而更加「真實」——儘管我們是通過個別事物的感官感受推出這些理念、規則和發展：人比甲、乙、丙更持久；我以鉛筆畫圓，又用橡皮將它擦去，然而圓的概念永遠存在。這棵樹活了，那棵樹倒了，然而決定萬物生死的規則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還會如此。週而復始，生生不息。這就如溫文爾雅的斯賓諾莎所說，有一個由感官感知的物質世界，還有一個由思想推知的規則世界；我們看不見平方反比定律，但它卻實實在在地存在著，並且無處不在；它在萬物生成之前便已存在，並在萬物消亡之後繼續存在。這有一座橋：感官感知到了多達千萬噸的混凝土和鋼鐵；然而在數學家眼裡，在他們的心靈的眼睛裡，如此重量的材料可以根據機械學、數學和工程學規則、原理作出種種微妙、精細的調整，因為這些規則是建造任何一座好橋都必須遵守的。如果這位數學家恰好又是位詩人，那麼他會看到是這些規則支撐著這座橋；如果違背了這些規則，那麼這座橋將坍塌到河裡。這些規則就是以掌心託著這座橋的上帝。亞里士多德曾暗示，柏拉圖所謂的「理念」其實就是畢達哥拉斯口中的「數」，後者認為這是一個數的世界（意思大概是指世界由數學定律和規律統治）。普魯塔克告訴我們，柏拉圖稱「上帝每時每刻都在做幾何推算」；或者又如斯賓諾莎所言，上帝和宇宙中建構和運作的規律是同一實體。對柏拉圖和羅素而言，數學是哲學的前提，是哲學的最高形式；在柏拉圖的學院大門前，他寫下這樣一句有但丁風格的話：「不懂幾何之人不得入內。」
假如沒有這些理念——這些概論、規則和理想——我們一定會像剛睜開眼睛的嬰兒一般，看到的世界由一堆雜亂無章、相互間毫無關聯的無意義的感官個體構成；因為意義是在對事物進行分類和歸納的基礎上賦予的，是通過發現事物的存在法則和行動目標而體現的。沒有理念的世界如同一批斑斑駁駁、無序散漫的書名，與依據種類、序列及主題規劃細分好的目錄形成鮮明對比；沒有理念的世界如同山洞中的陰影，洞外陽光下的事物並無影子，是陽光透射進洞才形成了那看似迷幻、神奇的陰影。（第514節）因此高等教育的主旨是找尋理念，即大千世界的規則、因果關係和發展的理想形式。我們必須發掘事物背後的關係和意義，它們執行的模式和法則，它們的存在所具備或預示的功能和理念；我們必須根據這些規則和意圖劃分、協調我們的感官經歷。而正是這種能力的缺失將弱智者與愷撒區別開來。
那麼，經過五年這門深奧的理念學說的訓練之後，也就是學會了從雜亂無章的感官世界中感知到有意義的形式、因果關係和理想的潛能的藝術；經過五年的訓練把這個原理運用到個體和國家行為的實踐上去；經歷了從童年一直到三十五歲這一漫長的準備，他們作為近乎完美的產品，終於能夠勝任掌控神聖的王權和國家的最高職能了吧？——作為最終的哲學之王，他們理所當然地將統治國家、解放人類了吧？
唉，還不行！他們的教育還沒有完成，因為這些畢竟還只是理論教育；他們還需要別的一些東西。現在讓這些哲學博士們走下神龕、走進世人生活的「洞穴」；歸納和抽象如果不經現實世界的檢驗將毫無價值：讓我們的學生進入一個對他們毫無偏袒的世界，讓他們同商人、精明貪婪的個人主義者、蠻橫之人和狡猾之人競爭。在這生活的角逐場上，他們同樣將收穫知識；面對殘酷的現實，他們會弄傷手指、損傷脛骨；他們將靠從高傲額頭上流下的汗水換取麵包和黃油。而這最終、最殘酷的測試將無情地進行十五年。我們這些完美的作品中有些人將經受不住重壓而崩潰、淹沒在這最後一輪的淘汰大浪中。那些倖存者，飽經風霜且年屆五十，頭腦清醒並自力更生，學者的自負已被殘酷的生活打磨得一乾二淨，他們有著傳統、經驗、文化和競爭共同給予的智慧——這些人最終將自然而然地成為理想國的統治者。